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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清晨，我常去的那家洗车店大门紧闭，还加了一把锁，不知道是不是要关门倒闭的意思。所以我只好跟着导航去找附近的另一家，就这样，被导航带到了一条离我家很近但是我从没来过的街上。我就是在这里看见了那所传说中的小学。我听老杨说过，这些名叫“什么什么胡同小学”的学校，至少都有个七八十年的历史。当然老杨说的话，也不能全信就对了。校门口贴着招生说明会的告示和指示牌，于是我把车停在路边，也走了进去。一层的礼堂里已经有很多家长了，他们聊天的时候嘴里说的那些名词我都听不太懂，也许是“准小学生家长”之间通行的黑话。我耐心地排了一会儿队，然后问那位负责接待的年轻女老师，我们╳╳小区的孩子属于这个学区么，除了这个还有没有别的要求……
女老师问我：“只能说根据今年的划片政策，属于这个学区。明年也许又会变的——孩子的生日是什么时候？”
“2015年，9月7号。”——蜂蜜的生日不多不少，刚好比我早整整一个月。
女老师难以置信地看着我，可能很少见到像我这么无知的大人：“那她明年不能来上学，明年的一年级新生只能是2015年9月1号之前出生的孩子，她刚好不在这个范围里。”
我像是听不懂中文一样，呆立在原地。
女老师倒是态度很好，同情地微笑着：“您后年春天再来咨询吧。”
我知道崔莲一一定会很震惊和沮丧——因为她从来就没考虑过这一个星期的差别意味着什么。不过我自己倒是觉得，从天而降的并不全是噩耗，比如这件事，就非常不错。
那一天，崔莲一正好也起得很早。老杨滞留在厄瓜多尔，可是杨嫂复查的日子到了，所以她得陪着杨嫂去医院。
崔莲一说，那天她们叫了一辆滴滴专车。遇到塞车，足足在路上耗了快一个小时。而杨嫂不知道怎么回事，也许起床气尚未消散，一路上一半的时间都在骂老杨：老杨从年轻时候就是个贪玩不靠谱的人，没想到四十多岁了还这个德行；莲一起初为难地替老杨说了一句话，她说你当初看上老杨，不就是因为他很有趣？然而莲一很快就意识到了，杨嫂其实根本不需要有人和她对话，于是知趣地保持沉默，控诉完贪玩罪状之后，杨嫂接着控诉老杨去年炒股票亏了非常大的一个数字，还企图伙同大熊瞒着她——亏了多少钱我就不说了，你回家去问大熊吧；最后终于放出了大杀器：他其实依赖性特别重，家里什么事情都要靠我决定，我就像是养了三个孩子一样，我的癌症多半也是这么多年心累的结果……话题这就转到了化疗的过程，身体的各种的反应，一次一次等待检查报告的宣判，以及比她更不幸的病友，总之——杨嫂的结论是，女人的一生真的是太难了。
好不容易到了医院，崔莲一总算是松一口气。没想到杨嫂关起车门的那一刻，却也暗暗地来了个深呼吸。她们走到电梯旁边的时候，杨嫂才说：“刚刚那个滴滴司机，他是我初中同学。”
看着崔莲一在发呆，杨嫂终于笑了：“他是做旅行社的，我之前听同学群里有人说，他被公司裁员了。你看刚我们上车的时候，他也没有跟我打招呼——所以啊，我得让他知道，其实我过得也不好，特别不好。”
既然后年才能上学，原本可以有两年非常珍贵的时光，带蜂蜜四处走走，只是此时此刻，一切都谈不上了。崔莲一想出了一个办法，我们尽量找周末或者我们俩都有空的日子，带蜂蜜出去吃饭，去不了湖南我们至少可以吃湘菜，蜂蜜不知道四川在哪就先去吃一次川菜，粤菜这个庞大的体系先暂时搁置，因为总有一天蜂蜜是要跟着我回去深圳玩几天的，如果疫情稍缓，我们打算暑假带着她去内蒙古自驾一圈，那就先吃一次蒙古包烤肉就当是放预告片……这样有目的地吃一圈，就很容易发现，怎么会有那么多的菜和“苏东坡”有关——或真或假吧，苏东坡被贬黄州的时候有东坡肉，被贬惠州的时候告诉大家荔枝有多美，被贬儋州的时候据说吃过生蚝……这个倒霉的老家伙他究竟被贬过多少次？但是我依然得告诉蜂蜜：大熊最喜欢的一个古时候的人，就是这个名叫苏东坡的倒霉的老家伙。
“苏东坡是中国人？”成蜂蜜问我。
“当然了，苏东坡是所有中国人的骄傲。”我很认真地看着她。
“你也是中国人？”成蜂蜜歪了歪脑袋。
“没错。我也是中国人，我不是所有中国人的骄傲，我只不过是中国人里面——非常一般的那种。”
“那月球人是中国人吗？”她看起来像是要追究到底。
“这个嘛——反正月亮只有一个，全世界每个国家的人用的都是同一个月亮。所以月球人应该也没有国籍。”我稍微想了想，“你们幼儿园是不是教过？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这就是写给月亮的诗，就是苏东坡写的，要说给月亮写诗这件事，咱们中国人真的很厉害。”
“可是Alice就跟我们说过，明月几时有很漂亮，但是她小时候没学过，她也是第一次听说。”——Alice是幼儿园里的英语老师，来自都柏林，会说一点不太流利的中文。
“对啊，因为Alice是爱尔兰人，她小时候当然没学过明月几时有。”
“所以嘛，中国人和爱尔兰人，用的肯定不是一个月亮。我是中国人，也是月球人，我是中国月球人。”她得意地扬起了下巴。
我认输了，还是随她去吧——这种事，有时候随着时间推移，自己就懂了。没想到几个月后，她在电视上看到了中国航天员登月的画面。她更加胸有成竹地指着屏幕说：“你看吧，大熊，中国月球人在电视里。”
再后来，我们就去吃法国菜。也是某天很偶然地遇上了一个法国餐馆，就带着蜂蜜进去了。当我们知道法国菜其实也分东南西北的时候，就觉得不如刻意地打卡搜集一下。有一回我们为了让蜂蜜尝尝据说正宗的普罗旺斯炖菜，在一个周五的晚上带着她坐傍晚的航班去了上海——当然了，在疫情经常零星复燃的时候，为了吃一顿饭，带着一个五岁的小孩从北京跑到上海，这种事情不能让我妈或者崔太知道。
这逐渐变成了我们三个人的游戏。
再再后来，蜂蜜吃过了意大利菜，日本菜，泰国菜，中东菜，印度菜——我也是在日坛附近的那家印度小馆里才知道，原来北京有这么多的印度人。我们吃过的所有餐厅里，有几家并没能撑到看见曙光的时刻，就倒闭了——有的时候我也有一点感慨，这跟我小时候，成堆的游客蜂拥跑去深圳看世界之窗能有多大区别呢？可是崔莲一从头到尾都不觉得这件事可笑，“就算哪里都去不了，蜂蜜就不能看世界了吗？我才不信。”
也对，无论怎样也要看世界的，哪怕是粗制滥造的微缩景观，哪怕是荒腔走板的各路口味，有那么一点点关于“世界”的蛛丝马迹都好，也得让蜂蜜知道。
当然，最常吃的，依然还是苏阿姨牌炒饭和炸酱面。
年底，她们终于搬了过来。折腾了好几天，人仰马翻，好不容易收拾停当，发现还是弄丢了蜂蜜的木马——但是奇迹般地，由于她对新环境充满好奇，一时没发现木马不见了。她像只猫那样在屋子里来回逡巡，又发现了一把带着轮子的椅子——这把式样古怪的椅子应该是前一任房东留下来的，我一直丢在那里懒得管，如今变为成蜂蜜的玩具，她把她的几个玩偶堆在上面，开始玩假扮公共汽车司机的游戏，询问几只玩偶分别在哪一站下车。看来我起初的担心是多余的，我担心她会讨厌我这里，她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个新家比她原来的家面积要小。
“我记得几年前听一个儿童心理学专家说过，”崔莲一在我耳边低声说，“她说好像是五岁以前的孩子，对体积啊空间啊这些事情的认知，跟我们是不一样的。”
“可是她不是已经满五岁了吗？”我嘴上虽然这么说，但心里其实很庆幸。
一个十二月的周日，我一大早从日坛公园跑步，然后一如既往，很没有出息地打车回来。几天前，崔莲一拿着核酸证明急匆匆地去了机场，拖延了大半年的戏总算要开机了。小区门口有警车停着，当我从出租车上下来的时候，救护车也来了。我往人群的方向走，不远处的那堆人群就像一粒糖块上的蚂蚁，越聚越多，然后有穿制服的物业工作人员来维持秩序了，站在我前面的七八个人自动让出来一条通道，我看到担架抬出来——救护车应该是没什么用了，担架上的那个人已经被装进了一个蓝色的袋子里，从拉链的缝隙中，隐隐地看见一点头发。
人群里，有人说真是可怜，一个三十出头的年轻人；也有人说是他自己太贪心了，一下子加一百倍杠杆，这本来就是作死的节奏；站在离我最近的位置的某人说：“这下完蛋了，出了一个跳楼的人，整个小区的房价都得跌。”一个我看着眼熟，穿着房产中介外套的小哥急得涨红了脸：“不会的不会的，我了解过了，这个人他是从最顶层的健身房跳下来的，这么说的话连他自己的那个房子都不算是凶宅，您千万不要传播恐慌信息……”
“你这人怎么说话的？我传播什么恐慌信息了？”语气开始有攻击性。
“您别误会我，我们店有快一半的卖房客户都是咱们小区的业主，我们利益是一致的，没有人希望房子贬值，您说对不对呀……”
远处传来一声恐怖的号啕声，那种粗粝和原始的悲怆，让我起初还以为是什么动物。争执的双方都停了下来，齐齐地往那个声音的方向看。我转过身，全速跑进了我那栋楼。我浑身发冷，寒意沿着脊柱，还有两条胳膊的外侧，轻快利索地画出一条光滑的直线。我下雪了，成蜂蜜发明的这句话真的很好用。我认出来了，那个号啕的女人——我在小区的超市里见过她，那天成蜂蜜想要的酸奶只剩下了最后一盒，我的手和她的手同时伸向了冰柜的那一层。然后我打算让给她，可是她看了看蜂蜜，她说，我不能跟小朋友抢。然后她的电话响了，她接起来，先用普通话说，爸，然后换了家乡话——没事，我在超市，方便说话。
我骤然回头的时候，她已经走远了。那是我们那个小城的方言——对，那种年轻的，强行混合了好几个地方的口音和用词，已经在衰败的方言。我不可能听错，即使我已经太多年没有使用过它，它也依然以最准确的形态沉睡在我的意识深处。
我一口气冲回自己的客厅，再冲进成蜂蜜和苏阿姨那间小屋。苏阿姨已经在厨房里准备早餐了，谢天谢地，成蜂蜜还在熟睡。昨晚她是在客厅的地板上睡着的，把她抱进房间的时候没有拆辫子，两只辫子已经蓬乱成了两把毛茸茸的草。但是苹果脸上一片静谧，日光之下发生的事，暂时没有对她构成任何惊扰。她的床头贴着一张幼儿园发的手绘的奖状——就是一个类似奖状的东西吧，上面会在一个小朋友表现最优秀的方面贴上小星星。成蜂蜜小朋友获得小星星最多的是两个方面：画画，以及吃饭。
我转身走出去，独自蜷缩在一片狼藉的沙发上，早餐的香气已经飘出来，我突然很想来一杯——加冰的，但是不行，早上八点就喝，未免太堕落。沙发前面的地板上，是成蜂蜜的玩具厨房。她说要假装制作草莓奶昔，她往她的玩具厨具里倒了水，混合了一些水晶泥，以及，在我和苏阿姨说了几句话的那个空当，她把她妈妈的一支没用过几回的口红齐根掰断，丢进了那碗混合液体里——口红很快化了，所谓草莓奶昔里面的红色，就是这么来的。
我还没有想好要怎么跟崔莲一说这件事。
此刻我突然想起余老师。为什么呢？也许是因为我刚刚目睹了一个陌生人的死。也许因为陌生人的未亡人是我的同乡。
初二那年，我们原本的班主任老师急性胃穿孔，住院开刀，所以余老师只能暂时做了半个学期代理班主任的工作。原来的班主任是数学老师，最喜欢的就是我，余老师教语文——他好像，谁也不喜欢。从没听说过余老师表扬过什么人，绝大部分人的作文分数都差不多，在75—85分之间，极少数人分数更低。那种——某个语文老师在一群少年人中发现一双热爱文学的眼睛从而开始启蒙——我是说，这类故事，在余老师身上，不存在。他上完课就拿起教案走人，从不跟任何人多说一句话。倒是听过其他老师聊天，说他很多业余的时间都用来研究我们那个城市的方言，在某些我也没见过的语言学杂志上发表过论文——好像他还写了一本书，讲计划经济时代我们那个城市方言的诞生与演变——不知道出版了没有。
余老师长什么样子，其实我已经忘了。他不是那种外形上有明显特征的人。不高不矮，比较瘦，一件深蓝色的粗线毛衣总是从十一月穿到次年二月。我觉得，我们整个班的人，都有点怕他——倒不全是因为他不苟言笑，而是他浑身上下都散发着一种很明确的厌倦的气息。一个扔在人堆里就会泯然众人的平庸中年人，却如此明白无误地厌倦着我们，甚至不屑于掩饰。这种讯号会让人不安，也会让一些骄傲的孩子感觉自己被冒犯了——比如十四岁的我。
那应该是一个深秋，每个星期五的下午第二节课，是班主任主持的班会。通常情况下，班会课是一周的结束，周末的开始，班主任需要做的，只是总结一下本周有谁不守纪律，安排下一周怎么打扫卫生，仅此而已。但是那天的余老师不知道怎么了，他空着手走上了讲台，说不用起立了，然后他转过身，完全不理会整间教室泛起来的低低的噪音。他开始在黑板上写字。他的粉笔字也并不像隔壁班那位特级教师那么漂亮。他在黑板上写的，是一些奇怪的东西，一些我们似乎从来没在学校的黑板上见到过的东西。
坐我前面的那个男孩用一种夸张的嗓音念着黑板上的内容：“……冰川纪过去了，为什么到处都是冰凌？好望角发现了，为什么死海里千帆相竞……傻╳吧，冰川纪过去了不等于就没有冰川了呀……”我们前后几排的人都“哄”的一声笑了，笑声中那个男生愈发得意，继续点评：“好望角在非洲，死海在亚洲，哪儿哪儿都不挨着，你说这是不是傻╳……”他是地理课代表，此时此刻，充满了优越感。
我同桌的女生也在吃吃地笑：“我不相信天是蓝的，我不相信雷的回声，我不相信……大熊，”她用胳膊肘戳了戳我，“你说这个人是不是有神经病？”
教室里的噪声越来越放肆了，我也跟着前后左右的人笑，但是我笑得并不那么由衷，不知为何，黑板上这个奇怪的东西，有两句话看得我心里微微一颤：“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只带着纸，绳索，和身影。”我觉得这两句没头没脑的话，好像是在说余老师。
余老师看样子是写完了，他转了过来，脸色阴沉，教室里的喧嚣并没有因为他转过来而停止。不知道是谁在用我们那边方言的腔调，夸张地念着：“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嘲讽的欢快笑声此起彼伏地响，已经很难再找到源头。随后就是“嘭”的一声巨响，我没来得及反应上来，只觉得那个响动在我眼前炸裂开，同桌女生一声尖叫，我才看到，一只黑板擦已经准确地丢在了我的课桌上。一片粉尘荡漾起来，整间教室顿时静了音。
死寂之中，只听得见余老师的吼声：“熊漠北，你给我站起来。”
我错愕地站了起来。
他继续吼，声若洪钟，不得不说，他有一副与外表一点都不相称的好嗓子：“你说谁是傻╳？说啊！谁是傻╳？你不是很聪明吗？你不是知道好望角在非洲吗？谁是傻╳？你现在怎么老实了……”
“不是我说的……”但我很快就住了口——算了，已经这样了，犯不着再出卖地理课代表，本来就是前后桌，抬头不见低头见的。
“狡辩有意思吗？”他怒吼出来的普通话居然比平时更加字正腔圆，像是在演舞台剧，“抖机灵有意思吗？无知，愚蠢，不可救药！你就站着吧！”
我不知道我究竟哪里不可救药，只是我看出来，他根本不在乎那句“傻╳”事实上是什么人说的，总之他非常希望是我说的，就对了。站着就站着，有什么了不起。余老师总算暂时放过我，转向了全班同学：“这一节既然是班会课，可以学习一点课本上没有的东西，比如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朦胧诗……诗歌呢，不是只有唐诗宋词而已，所谓现代诗……”
独自站在那里有点无聊，余老师到底在说什么一句也听不进去，地理课代表偷偷地从他的位置上扭过头来看我，眼睛里全是可怜巴巴的复杂情绪，我轻轻地冲他眨眨眼睛，表示我很好。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看吧，在那镀金的天空中，
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
余老师的声音突然把我震醒了。他美好而浑厚的音色让全班同学不知如何是好，寂静就这样慢慢地改变了兴致，每一个刚刚还在听他怒骂的人在逐渐欣赏着他的表演。他停顿了几秒钟，然后他的话剧腔调中掺杂了一些悲凉：
我来到这个世界上，
只带着纸、绳索，和身影，
为了在审判之前，
宣读那些被判决的声音。
然后他突然又一次停顿：“现在，跟着我一起读，所有人！快点。”
“告诉你吧，世界……”
零零散散的声音迟疑地跟随着他，他突然暴怒了，手背狠狠地在黑板上一砸——真厉害，不用黑板擦，也能徒手砸出这种级别的巨响，他吼道：“没吃饭吗？声音都去哪儿了？我又不是在审犯人！我要你们朗诵，朗诵懂吗！”
这回所有人的声音终于齐齐地冲口而出：
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
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
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
我不相信天是蓝的，
我不相信雷的回声，
我不相信梦是假的，
我不相信死无报应……
这个声音的洪流渐入佳境，终于从恐惧中飞翔了出来。余老师像是在听音乐一样，脸庞甚至泛红，他的左手在半空中轻轻地颤动，像是在为这样的朗读打出节拍。我想我开始懂了——那些看起来不知所云的句子，那些听上去好像还很幼稚的质问，那些感觉上像是神经病一样的幻想，在这样庄严的诵读声里，它们开始有意义，它们开始流光溢彩。
新的转机和闪闪星斗，
正在缀满没有遮拦的天空。
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
那是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
余老师的手在空中一挥，用力地握住了拳头，教室里重归寂静。每个人脸上的神情都柔软了下来。他沉默片刻，问我们：“就算你并不知道每句话的意思是什么，你能不能感觉到，它是美的？审美这件事儿，确实不能强求，要耗太多精神才能理解的美，那就算了吧，但是你至少要懂得尊重！”
他似乎又想起来新仇旧恨，眼神凌厉地盯住我：“你现在知道你做错了吗？那你现在说说，刚刚是不是你说的，这首诗傻╳？是不是你说的？”
“是我。”我挺直了脊背。
“还有没有别人？”
“没了。”
“你们这几排，”他用手臂愤怒地划了一下，大概指的是四排课桌的范围，涵盖了大约十六个人吧，“刚刚的声音，就是从你们这四排出来的，如果熊漠北你还不说实话，那这四排的同学，现在每人拿出一张纸，写一个你刚才听见谁说了脏话的人的名字，马上。”
“就是我一个人说的！”我感觉所有的血液都涌到了脸上，我暗暗在底下握拳的手开始变冷，“你不管听见多少句傻╳，都是我一个人说的！我不该骂作者，我向作者道歉，可是老师你没必要让别人因为我去做这种事，就是我一个人说的……反正上完这个学期我就要去深圳了，你能把我怎么样？反正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你又能把我怎么样？”
最后那两句，本来是我的心理活动，可是我就这样喊了出来。我想我应该是完蛋了，我的女同桌一脸惊讶地转头看着我，手掌按在了自己的嘴上。
余老师没说话，一种不可思议的神情从他脸上滑过去。他甚至在讲台上略微倒退了两步，然后他笑了笑，恢复了他平时那种倦怠的嗓音，他说：“行了，你坐下吧。”
全班同学都没有跟上这个剧情的进展。他继续说：“我刚刚要你们写名字，没别的意思，我是想找出那几个说脏话的同学，你们这个周末的作业就是把这首诗背下来，星期一我检查，现在——不必了。熊漠北，你以为我要干什么？既然你在这个时候，说得出来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那就说明，这首诗，你没有白学。坐下吧。现在，所有人，我们再来朗读一次……”
我刚刚坐稳，他就又开始怒吼起来：“我说了再朗读一次，听不懂吗？”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但是在二十几年后的此刻，我非常想念余老师。我想问问他，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那所有的卑鄙者也终有一死，他们的墓碑上，又该刻上什么呢？
我在微信通讯录里，找出了那个地理课代表——我与故乡的朋友和老同学几乎都没联系了，除了他，偶尔互相点赞。我问他：“你能不能把余老师的微信名片推给我？我最近很想问候一下他。”
苏阿姨从厨房探出了身子：“大熊叔叔，早饭好了，你先吃，我去叫蜂蜜起床。”
“要不然，咱们俩先一起吃吧，让她再多睡会儿。”
“也行。”苏阿姨说。
当我坐在餐桌边的时候，地理课代表回复了我：“余老师两个多月以前去世了，肝癌。从确诊到人走，很快，只有四个多月。”
我盯着手机发呆，随后，地理课代表发了几张葬礼的照片给我。遗像上面是余老师老去之后的样子，其实他不老，直到最后也不过五十六岁，只是已经与我的记忆完全扯不上关系。有一个花篮是代表我们班送的：“恩师余香橼千古。954班全体同学敬挽”。
地理课代表还在打字：“上周是余老师的七七，我去家里看了师母。你还记不记得他教我们那首《回答》？师母说，其实并不是每一届学生都上过那节课，只有他比较看重的班级，他才会挑时候讲一讲现代诗。我们那届，是他第一次当班主任，所以……”
所以他喜欢我们，但是没兴趣让我们知道。
我只是想告诉余老师，我在多年后的死亡现场，重逢了一个同乡。我很后悔，那天在超市里，我应该多问一句，她是哪儿的人？我的意思是，她是来自铁路局大院，还是92厂或者重型机械厂的孩子？说不定是我们设计院的孩子呢？——故乡里，没有土生土长的市民，所有的年轻人基本就是这几个来历。余老师比谁都清楚这一点。
我还想告诉余老师，我现在有一个女儿，她就是那首诗里说的未来的人，专注凝视着什么的时候，眼睛就像星星一样澄明。
可是此刻，我不敢叫醒她。
睡吧蜂蜜，安心睡。等他们把外边地上的血迹清洗干净以后，你再醒来。等你醒了，那个妈妈买的一模一样的木马就到货了，它会出现在墙角，一切就像没有发生。
我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这几句话，全神贯注，用力得就像是祷告。
我和崔莲一最终还是办了一场简单的婚礼。
“最终”这个词用在这里，实在是过于轻描淡写。起初，我们打算在2021年的夏天举办。崔上校和崔太想先回南京办一场，因为他们家的亲戚密友都在那边——老熊先生和我妈觉得，那就索性在南京举行好了，因为我们有限的几位故乡的亲友，到南京来也比去北京近得多。除了老杨和杨嫂，我不打算邀请任何人。为了赶上我的婚礼，老杨带着双胞胎拼死先从厄瓜多尔入境了迈阿密，到了迈阿密才抢到了回国的票。当他终于结束了入境隔离之后，南京突如其来的疫情让这一切泡汤了。崔上校不得不打出去二十几个电话道歉和解释，酒店倒是全额退了款，但是过程极为麻烦。
这样折腾一圈之后，大家一致决定，只办一个最小规模的仪式，不用再大张旗鼓，只请几个人在北京的最亲密的朋友。所以地点定在北京——这样除了我爸妈，其他人都没有进京健康码的问题。这一次的日子定在深秋，只不过在十月的时候，北京的疫情也卷土重来，酒店把我们付过的宴会厅的订金爽快地退给了我们。但是崔莲一找的那个派对公司却诚恳地打来电话，问订金可不可以不退，他们愿意配合着我们，根据新的时间和地点修改方案。我们知道，这两年，他们过得不容易，所以我们也同意了。
新的日子索性定在春节之后，2月26号，已经是春天了，据黄历说，宜嫁娶。如此一来——我的Model X的车贷都已经快要还完了，而我们的婚礼依然没能成功举行。当2月的时候，深圳的疫情又开始严峻，深圳市民进京的手续又变得极为麻烦——我和崔莲一此时已经完全麻木，甚至有一种“早就预料到了”的坦然。
起初我妈还在很积极地向各方咨询着来北京需要的流程，直到2月10号左右，老熊先生正式被疾控中心通知，他属于次密接者，需要隔离。老熊先生并不那么担心自己会被传染上病毒，但是至此，我的父母确定不可能在2月26号赶上婚礼了。派对公司的人说：“你们能不能接受这个方案，让新郎的父母亲友用视频直播的方式全程观看你们的婚礼，需要新郎父母致辞的时候，可以事先录好，我们再投屏到婚礼现场的大屏幕上。”
我妈听说这个解决办法的时候，如释重负地表示同意。
派对公司的小伙子认真负责地继续说：“我们婚宴开席的时间，必须是中午十二点之前——因为北京的习俗是这样的，头婚一定要在十二点之前开席……”
崔莲一和我相视一笑。这位小伙子疑惑地看着我们，礼貌地等我们发表意见，于是我赶紧说：“没事，就听您的，中午十二点前开席——其实嘛，我们俩够资格请所有客人吃夜宵了……”
崔莲一一边笑，一边重重地在桌子底下打我一拳——我算是明白了，成蜂蜜每次出拳时候的眼神，以及角度是遗传自什么地方。
她也曾忧心忡忡地问我：“你说，折腾这么多回，会不会是上天在提醒我们，我们俩不应该结婚啊？”
我只好友情提示她：“现在后悔也晚了，法律上，我们已经是夫妻了。”
跟派对公司的人见完面，我们就到幼儿园去接成蜂蜜——按照约定，今天不是“食物探险日”，用蜂蜜的话说，今天是普通的一天，也就是说，不用刻意地尝试什么没吃过的菜，随便吃点薯条就好了。
蜂蜜坐在餐桌旁边，像是犹豫自己该不该点那个看起来分量极度结实的牛肉汉堡，然后她突然抬起了头：“大熊，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被问得一愣，一时没想好该怎么用她能理解的语言解释。
她的眼神再度严肃了起来：“老师说了，要我们画爸爸或者妈妈的工作。”
我的心脏剧烈地狂跳了几下，脸上却做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不然你就画你爸爸的工作嘛，你爸爸的工作比较容易画。”
“我已经画过两次爸爸开飞机了，老师说我下次可以画点别的。”
原来如此——虽然心跳一时还没恢复平静，但是，算我自作多情。
“我想想该怎么说——给你打个比方……”
“谁是比方？”
“我下面要说的话就是比方——比方说，我在这家店坐着待一天，看看所有来吃饭的人大概桌子上都上了什么菜，我就能估计一下他们店里一个月大概收入多少钱……当然这个只是最简单的估计，并不准确……”
崔莲一像是忍无可忍地抬起头：“你讲这些她是不可能理解的……”
“我没说完啊——怎么能准确知道这家店一年赚多少钱呢……”
苹果脸恼怒地皱了起来，蜂蜜小小的鼻梁上瞬间多出了好几道线：“这个怎么画呢？不能画！画什么呢！”
“那你就画你妈妈拍戏嘛……你把摄像机画出来……”
“熊漠北，”莲一翻了个白眼，“蜂蜜一开始就说了，她想画的是你的工作，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懂事啊。”
“等一下，蜂蜜——”我突然愣住了，好像是发现了一件很大的事情，“你刚才说什么？”
“大熊的工作不好！都不能画画。”
“不对，蜂蜜，我是说刚才，你问我什么？我做什么工作的？”
“我就是问大熊做什么工作的呀——”
莲一也似乎是意识到了，她看着我，也是一种难以置信的表情。
“蜂蜜，”莲一问，“你会说为什么了……你怎么不再说‘为沙玛’呢……”
苹果脸上一副傲慢的样子：“我本来就会说为什么。”
又是一句无比清晰，非常标准的“为什么”，我当然知道这是必然的，这其实也是一件好事情。她六岁了，她一定是越来越擅长用说话来表达她自己——可是我再也听不到那句独一无二的“为沙玛亚”，我甚至没办法让蜂蜜理解，我对那句话的怀念。
某日晚上，我妈发了一段视频给我。她说是她偷偷拍下来的。视频里的人是外婆。外婆穿着那件莲一和我妈一起为她选的宝蓝色旗袍——我妈说，即使是看直播，在那天也要让外婆换件新衣服，打扮得漂亮一点。
视频里的外婆，站在浴室的落地镜子前面，仔细地打量着自己：宝蓝色旗袍，一双应该是我妈的白色平跟鞋，一头已经稀疏的银发盘成一个紧紧的发髻在后面，似乎还涂了一点点口红——色泽柔和的光线笼罩着外婆和镜子之间的时空，虽然她直到今天也没弄清楚莲一是什么人，她也不太清楚所谓“大熊要结婚了”到底是什么意思——大熊还是个小学生呀。但是好像这身全新的精致的装扮还是鼓励了她。此刻她站在镜子前面，静默了足足有十秒钟，完全凝神静气地注视——她究竟看见了什么，我们都无从知晓。片刻之后，她的手伸出来，颤巍巍地，与镜子里的自己的手掌小心翼翼地合上，好像她觉得自己必须为眼前这个白发苍苍的美人回忆起来一点什么东西。
然后她就开始唱了。她的嗓音已经完全损毁，我听不出什么成形的调子。不过我听得出来词。她唱的是：
我只道铁富贵一生铸定，又谁知人生数顷刻分明；
想当年我也曾撒娇使性，到今朝哪怕我不信前尘。
这也是老天爷一番教训，他教我，
收余恨，免娇嗔，且自新，改性情，
休恋逝水，苦海回身，早悟兰因。
是她最喜欢的《锁麟囊》，我小的时候她常常跟着收音机唱，然后告诉我，程砚秋他怎么可以那么好啊。
我妈说，她原本只是好奇，外婆一个人在镜子跟前欣赏着自己的时候，到底在想什么。于是就偷偷地拍了一小段，她也没有想到会真的赶上《锁麟囊》。
那天夜里我独自把外婆的视频看了很多遍。距离婚礼还有两天的时间，崔莲一带着蜂蜜回崔上校那里住两晚——毕竟我得从崔上校家里接走新娘。突如其来的寂静却让我无比清醒，总觉得客厅里应该传来蜂蜜那种小孩子特有的“吧嗒吧嗒”的脚步声。
凌晨的时候我终于入睡了。睡得并不好，总是做梦。梦到外婆带着小学五六年级的我，还有现在的蜂蜜，外婆一边一个，牵着我们的手——即使在梦里，我也知道，全乱套了。然后我童年时最心爱的小火车从屋檐上掉了下来，砸在面前的马路上，沾满灰尘，面目全非，从中间碎裂成了两段。蜂蜜张开双臂，跑到路中间去捡小火车的车头，我听见外婆在拼命地喊：“蜂蜜，当心车——北北你千万要看好蜂蜜啊——”
接着就是一段刺耳的，轮胎强力摩擦着路面的噪音。我睁开眼睛，天花板依旧黑暗，我的心脏还在惊魂未定地用力跳动，我坐起来，然后我拿起手机，想看看时间，凌晨五点，满屏都是俄罗斯乌克兰的消息。七嘴八舌的博主们都在说，这是见证历史的时刻。而我只是在恍惚地想：外婆是怎么认识蜂蜜的？
差十分钟八点，我实在等不及了，给老杨打了电话，我认为他醒着，因为这应该是他送双胞胎上学的时间。起初他没接听。不过几分钟之后他拨了回来，果不其然，他的背景音非常嘈杂。
“怎么了大熊——方便说话，刚把那俩轰进学校里去……没事儿，没在开车，你说——”听他的声音，双胞胎今天早上的表现不错，所以他言语间并没有狂躁之气。
“你还记得大鳗吗？就那个——当初咱们几个总在食堂一块儿吃饭的……”我急急地说。“大鳗”这个昵称还是老杨给取的，我也忘了为什么了。
“哦——记得呀，”老杨无辜地说，“那个高高大大的乌克兰小伙子——不是，你这一大早的发什么神经？”
“你到底看没看新闻，打仗了你不知道吗？大鳗他这几年有没有联系过你？我怎么记得他说他要回基辅去工作？”
我耐心地等待了大概半分钟，我想老杨会不会是急着去翻关于战争的消息，忘了他跟我还在通话中。
“喂？没联系，我最后一次跟他发邮件都是五六年前了，他那时候在伦敦呢，你忘了嘛，他那时候成天说因为女朋友在伦敦，他后来不是拿了offer去伦敦读博士了。”
“不对，我跟他最后一次联系比你要更晚，绝对就是两三年前的事儿，他毕业了，他回基辅上班了，你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联系上他？肯定有办法吧……”
“兄弟（dèi）”，老杨像是已经忍了我很久，“你先——听我说完你再说话啊，我知道你现在是紧张，欸？我刚才说什么了？别打断我——后天就是大日子了，你现在紧张其实是个特别正常的事儿，这就好比是考试，就比如说高考吧，你前面已经落榜过两回了，后天就要第三次上考场，这放在谁身上，谁都会紧张的，没啥不好意思的……你去运动一下，最好是去游个泳，特别管用——跟你说，大鳗肯定没事。”
“话不是那么说的……”
“我知道，行吧你放心，我这两天想想，问问过去的同学看能不能联系上他，这个事儿交给我了，你放下电话就别再想了，放轻松点儿，头两回考砸又不全是你一个人的错，这次会不一样的，其实你心里也清楚——”
我想起来“大鳗”这个昵称是怎么来的了。他的名字发音很复杂，姓氏里面包含着两个近似“达曼”的发音。那次老杨过生日，又刚好在前一天领了打工的薪水，就豪爽地请我们几个去日本餐馆。第一口鳗鱼饭吃下去的时候，达曼的眼睛夸张地亮了，他说怎么会有这么好吃的东西，也就是在那一天，他正式有了“大鳗”这个称呼。那天晚上还有谁呢——我努力地想，我得想起来，必须想起来：有我、老杨、大鳗，还有一个当时跟我一起准备小组报告的缅因州老兄，以及缅因州老兄的女朋友——栗色卷发的阿根廷姑娘。
十五年前，我还以为，世界不过如此。
是大鳗第一个告诉我，老杨和杨嫂之间有点不对劲的。那是一个昏昏欲睡的午后，我在秘书处门前的过道上席地而坐，书包摊在膝盖上。半小时后秘书处才会开门，我等着那位总是笑声爽朗的秘书女士吃完午餐，把我们的考试时间安排张贴出来。大鳗也正好来了，跟我打个招呼，坐了下来，我们并排仰望着面前那扇紧闭的门。“我前天在自然博物馆门口看到了杨，”大鳗说，“有个中国女孩子跟他在一起。”“哦，我知道，那是他的客户。来看房子的。”大鳗摇摇头：“绝对没有那么简单，你相信我。”
婚礼的日子总算到了，很小的宴会厅，疫情防控的要求，每两个人之间必须隔一个座位。连摄影师都算上，总共也就二十几个人。除了最常规的鲜花装饰之外，宴会厅里还把那个叫雪夜的女作家的书摆成了一个花坛状，每位来宾都会领到一本，装在一个印花布袋子里，作为伴手礼——我非常不喜欢这个环节，我问莲一为什么我们这样的日子也摆脱不了那个搔首弄姿惺惺作态的女人，莲一叹气说：“老公，就配合一下吧，我下半年就指着她的小说改的那部戏翻身了。”
我懂。我们的婚姻就从这一刻正式开始。
大屏幕上在循环播放着一段视频，都是朋友们发来的祝福，虽然里面有拍过莲一的几个电视剧的演员，但是好像，最引人注目的一段，还是属于小饱和小眠的。他们俩在厄瓜多尔的住宅区里，脖子上挂着花环，带着一堆新认识的邻居朋友，一起在镜头前跳舞，舞蹈的人群里不小心混入了老杨，他的所有动作都不在节拍上。老杨此刻站在宴会厅的入口处，西装革履，帮我迎宾，“全交给我就行了，”他信誓旦旦，“没有人比我更懂怎么统计婚礼红包。”
每一个人都上来恭喜我，连着跟十几个人笑过之后，我就有点累了，在这点上我得承认，我挺没用的，不像老杨。趁着所有人在跟所有人社交，一时没有新的客人过来，我一闪身从宴会厅后面的门退了出去。后面是一道狭长的走廊，新娘的化妆间就在走廊的另一端，崔莲一的一个表妹和闺蜜们也都挤在里面。特意换了高跟鞋的苏阿姨刚刚把蜂蜜也带进去了，我听见里面传来一阵此起彼伏的赞美声：“哎呀小宝贝真是好漂亮呀……”“蜂蜜你长大了啊你还记得我吗……”“来让我跟小公主自拍一下。”“开没开美颜？”
我没想到，片刻之后，蜂蜜就从化妆间里跑了出来。她大概很少穿这种蓬蓬的纱裙，行动有点受阻，她长高了，从四头身变成了五头身，但是这条精美的小裙子也准确勾勒出来她圆圆的肚皮。
“大熊。”她冲我跑过来，“你的手机在哪？”
“今天可不行。”我压低了嗓门，“我今天可能有好多信息要回。”——她总是偷偷地借我的手机玩一个抓仓鼠的游戏，这也是最好不要让妈妈知道的事情。
“我爸爸说，他会给你发信息。”她的坏笑露出了整排牙齿。
我难以置信地拿出我的电话：“他怎么知道我的号码的？是你告诉他的？”
蜂蜜得意地点了点头。
“那你告诉他没有，大熊把那辆Model X喷成了蜂蜜最喜欢的粉红色？”
“告诉了。”
“他怎么说？”——我自己也知道，这很无聊。
蜂蜜的眉毛，眼角瞬间惟妙惟肖地往下一扯：“爸爸说，切，有什么了不起。”
至于那辆变成了樱花粉色的特斯拉，我和崔莲一约定好了，如果某天她负责接送蜂蜜，就她开；如果是我来接送蜂蜜，就我开；要是某天一个人负责接，另一个人负责送呢——那就听天由命，看当天究竟是谁更丢不起那个人。
当我看着樱花粉进出了两次我们公司的地库，所有保安师傅——无论大叔还是小哥，无论当班还是休息——都认识了我。
在很久没有用过的短信信箱里，看到了成先生的信息。混杂在一堆广告之间。成先生说：“你好，可能冒昧了些。我想祝福你们。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蜂蜜这个孩子有点特别，她脑子里有很多奇怪的想法，她的感受也经常很复杂，性格又跟她妈妈一样倔。我想拜托你，一定对她耐心一点，谢谢。”
我怎么会不知道她是个有点特别的孩子，我又不傻。
我突然想到蜂蜜画的那张画，画上除了她自己，有爸爸，妈妈，苏阿姨，和大熊。只是——有朝一日，为什么不能有一张这样的全家福呢？反正……都是熟人。不过有个原则性的问题，比如说，二十五年以后，如果蜂蜜也要办婚礼，如果那个时候人类婚礼的基本仪式还没有被颠覆——那么该是谁牵着她的手走红毯，把她的手放在新郎手里呢？这可是大事，越早聊清楚越好。
手机上又推送给我一组乌克兰防空洞的图片。我一咬牙，把手机放进了口袋。可能是远处的落地窗被谁打开了，一阵猛烈的穿堂风，通往宴会厅那半扇敞开的门“嘭”的一声关上了。蜂蜜小小的身体用力地往前一挺，我才明白那是一个寒战。我弯下腰，微微施力按了按她的脑袋，她依然非常配合我，把脖子缩了缩，然后我把她抱起来，我说：“没事的，是风。”
“那个门关了，我们是不是出不去了？有没有人来找我们？”她的小手迟疑地往前一指。
“放心吧，不需要谁来找我们，我自己就能把那个门打开。”我抱紧她，我们往那两扇大门旁边走。
“你要是打不开呢？”她认真地看着我。
“不可能打不开，大熊的力气大。”
她好像是思考了一下，点点头，表示接受。铺着地毯的长长的走廊在我们面前延伸着。我的步子迈得很大。我们沿着这条走廊走下去，会走过漫长的岁月，也许走到走廊的三分之二处，蜂蜜就长大了，我几乎已经看得见一个鲜活的画面，到了青春叛逆期的成蜂蜜一脸真诚的愤怒，她会清脆地对我说：“你凭什么管我，你又不是我爸爸！”——我则可以平静地告诉她，我等她这句话等了十年了，她还有没有点新鲜玩意儿？也许当我的手掌碰触到那扇门，我就已经老了。我才不怕老——老了以后，我就告诉成蜂蜜的未婚夫：她快要四岁的时候才能戒掉安抚奶嘴。
外婆说了，北北，你要看好蜂蜜。
我和崔莲一会百年好合的，一定会。
因为我们这些幸存者别无选择，百年好合，是唯一的出路。
2022年1月7日 初稿于北京
2022年3月7日 定稿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