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花果
陶复递来烟斗，大麻花飘出一阵异香，他看出我们有点紧张。音乐低回，夹杂门外的风声。台风已经拔倒了院子里的一棵小树，地上一片狼藉，碎花盆，瓦片，缺胳膊少腿的树枝。院子里一方池塘，水面上积满落叶。房子对面的红砖别墅废弃已久，主人不知道为什么消失了，所有的门窗都开着，白色的窗框里黑洞洞的，好像盲人眼窝里留下的虚空，瞪着我们。
关上门，我们就安全了。
陶复的脖子比他的脸年老，那是老人的脖子。皮薄，通红，绉纹纸一样。瘦子比胖子诚实，瘦子说出了骨肉筋皮的真相。此人骨骼周正，年轻时必是条挺拔的汉子。红色T恤被洗了太多次，褪色得有点斑驳，他的皮肤就像是被衣服染红的。国字脸像一扇绷得很紧的油画布框。
对面的别墅多少钱啊，我们买下来吧？
大胡子在打听房价。台北真好啊，比大陆好啊。东西好吃啊。姑娘温柔啊。对面的房子怎么空了，主人呢？是不是可以转手啊？肯定很便宜啊。
我们抱着的纸袋里有两支红酒，当然不是什么好酒，但我们在高速公路旁的便利店里能找到的也就只有这个。
“如果你们要去洗手间，二楼就有一个。”
我跟半夏对视一眼，要去。
大胡子在看画。画摊在架子上，刚画了一半，两个女人表情淡漠并排坐着，她们穿着过时的衣服，青灰色，小领子，拘谨的考究。两个人的膝盖上横抱着一条大鱼，没什么来由地抱着，就像圣母抱着圣子，她们的身体提供了某种庇护，但又与此无关。她们身后是一道台阶，细细的铁艺栏杆，很考验画技。
“我最近重新开始画一些小画。”陶复示意我们看楼梯拐弯处挂着的一幅油画，24×30的小画，暗绿的底色上一支蜡烛，火苗燃烧得很迟疑，前面一小块骨头，像某种献祭之物。
房子的地上也胡乱堆着骨头，细看令人骇然，让这个凌乱的房间带有某种变态狂穴居过的迹象。骨头有各种尺寸和形状，骨头这东西，肉刚被啃掉的时候，骨头上会留有油光，然后时间会风干和剥夺掉水和油分，颜色越来越浅，骨质出现隙裂和疏松，发干，发粉，发白，仿佛某种风化过的石头，这个时候的骨头变得很轻，掂在手里，不盈一握。
陶复做了一个灯光装置，一个嵌在电视机柜下方的长龛笼，三面镶着镜子，几枚射灯可以调节方向，这样他可以得到自己想要的光，也可以借着镜子的帮助，得到物体不同侧面的形状，这是他画特写的辅助装置。
龛笼放着一块骨头，光线铺出来，这枚骨头就得到了博物馆里史前遗迹的庄严感。用“剔透”来形容骨头是件很奇怪的事情，但从字面上看没有问题。剔得很透彻，应该被一副耐心细致的牙齿反复啮咬过，吃净了每一丝肉纤维。Pizza死了，他的玩具留了下来，被爸爸反复摹画。
陶复的爸爸是屠夫。皮，毛，骨，肉，对陶复来说，不过是零件，每一块都可以拆解示人，或者剁得更碎。
即使在他爸爸那一代，庖屠也不是什么体面事。肉贩不能亲手屠宰，必须事以专人。屠夫凭借杀戮获得报酬，贩子挣贩卖的那一份，这是食物链，也是行规。陶复的爸爸，本来是肉贩，有一两次，眼看着猪要病死，来不及请屠夫，心一横，自己操刀上了，顺便省下了屠宰费，从此成为集屠杀与贩卖于一身的角色，这是坏了规矩，也是自轻身价。不过，五六十年代的台湾，物业艰难，陶老爹纵有一丝羞赧，也被磨得越来越快的刀子斩断了。
借着叶子的劲儿看陶复的画可真他妈的过瘾，我感觉我眼睛都被订书机订进了画里，那些无根的器官向我扑面而来，每一块肉都比上一块更为无耻。
我蜷在陶复家的沙发上，头发蓬乱，满面油光，坐姿颇为难看，人也因为旅行和失眠而变得浮肿，连续穿了几天的黑色沙滩裤已经很脏。要是再抽下去，我就可以闻见肉的咸腥味，裹在叶子妖娆的异香中。半夏和胡子比我也好不到哪里去，大胡子的胡子已经可以给小鸟做窝了，不过他俩比较节制，拒绝了陶复一再递过来的烟斗。
“你没事吧？”半夏瞥了我一眼。她不抽，一口也不抽。
“可是女人，你怎么看待女人？”大胡子虽然没抽，估计酒已经喝得不少，脸红扑扑的，像个老苹果。我之前没见他醉过。胡子平时画水墨涂鸦，风入松林，平沙鹤影之类，偶尔私下亮出几张，上面满满的几百个都是乳房，每一只都沉甸甸，胀鼓鼓。水墨的乳房不知道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骇人，水墨这种介质，默认应该含蓄，突然跳出这种礼崩乐坏的题材，圆圆的白底中间一颗突兀的黑色大枣，像八大山人那些翻着白眼的鸟。让我想起E罩杯的曾姑娘，曾姑娘身形娇小，童颜巨乳，常常是身未至而奶先至，她挂在嘴边的名言：“我就用我的胸瞪着他呀。”
我平时要尊大胡子一声老师，所以他给我看这些画时难免有些羞愧，会补充一句说明，用以盖脸：“我这个，画的是苹果，苹果。”
丰收的乳房装满筐，都是压抑的果实。
“女人，可爱的女人。一边是心爱的情人，一边是可爱的老婆。”陶复的老婆不在房子里，他从九份的山上把我们三个捡回家之前，给老婆打了个电话。听说他竟然带了三个陌生人回家，老婆大吃一惊。
这个房子也确实不像有女主人的样子。几年前，陶复就和太太分居了。起因了无新意，“无非是男人贪得无厌”。一定要说的话，也可以套用《卡萨布兰卡》里描写致命邂逅的那句台词：世界上有那么多的城镇，城镇中有那么多酒馆，她却走进了我的。
全台湾有那么多酒馆，只有车伯小酒馆的车伯还在弹琴为客人伴奏。前几天我们和大胡子被朋友带过去喝酒唱歌，大胡子帕瓦罗蒂式的歌喉一出，迷倒全场，邻桌几个老得肯定已经当了奶奶的女客人目露痴缠。
“当心，这帮女妖怪要吃掉你喽，胡子老师。”
胡子笑得几乎是很陶醉了。
要不怎么台湾妇女不管多大年龄还是叫“女生”呢，她们也确实有股女生做派，当下就扭着小腰过来给胡子敬酒。老太太虽然年事已高，难为她还有腰身，跟着节奏起舞的时候，小屁股也像装了劲霸电池，透着股骚劲儿。衣服已不时髦，但胜在领子够低。酒吧的灯光历来比任何的美颜相机都管用，灯光底下的老太太，眉眼竟颇有动人处。大胡子已经憋不住沾沾自喜了。相形之下，我们这桌大陆女同胞，虽然个个年轻貌美，但生就不会撒娇的女汉子人格，实在不招男人待见。念及此处，我忍不住又站起身来，要用刘欢式的肺活量，吼一首大河向东流啊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
“这个歌我不会弹耶。”车伯翻着已经卷边了的老式歌本，摇摇头。
车伯是陶复的老友，年轻时也是台湾的艺文骨干，陶复是车伯酒吧的常客，在车伯酒吧里，完成了他的致命邂逅。陶复也是阅尽人间春色的主儿，娶了个太太又很美，怎么知道多年之后老房子着起火来。对手是个酒女，年龄大了，倦鸟知归。
妻子知道了之后，没怎么闹，只是报名去台南的大学重新读书，读雕塑系硕士。妻子之前是做首饰设计的，一直想转纯艺术。如果不是人到中年出现家庭变故，恐怕永远也下不了决心任性这一次。
“我担心得不得了，她那么漂亮，那里又都是搞艺术的，搞艺术的都是人渣。”他忘记了自己也是搞艺术的，忘记了妻子已经是四十多岁的高龄，而大学里大多是二十啷当岁的男孩子。仿佛她这一去，就要红杏一枝，探出围墙。
他开车送她去台南入学，回来哭了一场，又病了一场。妻子把自由给了他和他的情人，这自由让他恐惧，几乎是一种惩罚。他们的狗狗Pizza很懂事地趴在他膝下，偶尔舔一下他的手。他们没有孩子，Pizza就是他们的孩子。妻子走了以后，Pizza成为陶复每天的功课，给Pizza做饭，带上Pizza去海边散步。起先是他遛Pizza，后来是Pizza遛他，只要Pizza还在，似乎他们的家庭形式就还完好地存在。
医院里的护士给他开了药，妻子放假回来看见药袋子，眼泪掉下来。“精神科。”
“你看看我的画。”这会儿大胡子竟然又摸出手机，点出一幅画来递给陶复，黑色茂密的蚌形，里面吐着血红色的蜜蕊，扭曲得很狂野。虽然画得抽象，但一望而知是女性生殖器。我猜胡子是胖女人的拥趸，不是出于美感上的，只是丰腴、肉感、慷慨的女人，往往擅长不经求索就轻易给予的爱，感人得热气腾腾。胡子常常告诫单位的年轻女孩子不要减肥，“你们不懂，微胖是一种境界呀。”
陶复还没来得及置评，大胡子又解释了：“这个，画的是火龙果，火龙果。”
陶复从他的书架上拿画册送给我们，某次台风，家里进水，书架被泡了，画册已经扭曲，有些页码已经彻底粘在了一起，如果硬要撕开，有时候就会看见左边的画被转印在右边的画上，而右边的画的印刷油料又渗进了左边的页码。如果那一页恰好画的是肉身就更惊悚了。
“你这个是怎么画出来的？”我的眼睛已经斗鸡了，指着画册里的一幅画问陶复。那画的是一方怪石，上面长满了苔藓，苔藓里诡异地游着一条鱼。石头古老的纹理、苔藓毛绒绒湿答答的质感，小鱼身上每一片反射着微光的鳞片，逼真得吓人。
陶复的画分几种，一个系列是邪恶的肉身，各种开肠破肚，各种蒜泥白肉，各种交配，不合时宜的器官以不可思议的形式扭长在一起，技法极其粗暴，目的就是让观者爆发生理不适。另外一个是丛林系列，繁茂的雨林里，各种生物遮天蔽日，像欲望一样生机勃勃。还有一种枯木罗汉，苍凉的古藤和枯骨，结成了罗汉的轮廓，此时陶复的技法已经十分圆熟老辣，罗汉无悲无喜，亘古常在。沿着这个脉络看下来，几乎是阿修罗变成了阿弥陀。
年轻的时候，他画了大量的街头流浪汉，越脏越颓的流浪汉，他就越喜欢。流浪汉是不加掩饰的际遇的产物，画他们，几乎就像是直接在写生命运。而他自己也过着半流浪的生活。那时候侯孝贤还没有拍《悲情城市》，九份老街上用很低廉的价格就可以租一套房子，喝酒，画画，狂歌，为了姑娘大打出手，时而醉死在街上。
我们走在九份老街，感觉那些淘金矿工们客死他乡的冤魂还在海峡上空跌跌撞撞，我要回家啊我要回家啊。妓女和寡妇们彼此提防，但又常常互换了身份。陶复突然指着一间几乎要倒掉了的房子说，看，我年轻的时候就住在这个地方。有只黑猫轻轻走过，鄙夷地看了我们一眼。
这里是九份景区的背后，游人较少，房子很矮，屋顶用黑色的柏油铺就，在太阳下吸足了热量，人们洗了衣服，就直接摊在柏油屋顶上晒干。当时侯孝贤来这里看景，也相中了让他演戏里的男主。帅嘛，又年轻，可是他夜夜烂醉，摔断了鼻子。
“两次耶，鼻梁同一个地方，摔断两次！阿公摇头，不要我，侯导就只好算了。”他没错过什么，白天他在街上给人画画，赚够了钱，就呼朋唤友出去玩，他带着姑娘，朋友们也带着姑娘，他热烈地付账，把钱花光，然后再去挣。金钱多罪恶啊！好东西都是罪恶的！十五岁第一次看到裸体女人，是叔叔的收藏，满满一屋子的裸体女人，浑身都滴着蜜糖。在那时候的台湾，色情杂志也是稀罕之物。叔叔见识过这么多美好的肉体，所以他更爱上帝了。
为了求学方便，他寄宿在台北的叔叔家里。叔叔是个神父，布道虔诚，日常也极为自律，见了女信徒，不苟言笑，终生未婚，把一辈子都奉献给了神，做侍奉主的仆人。奇怪的是，他在一切事情上都对陶复施以修道院式的清严戒律，却默许陶复翻看他的Playboy，在侄儿面前，他并不掩饰自己的收藏。他对待这些情色杂志有一种超然的态度，就像陶复的屠夫爸爸对待他案板上的肉。
放学尚早，叔叔还在教会没有回家，他就邀请长得漂亮的女同学到家里玩，理由常常是听音乐。叔叔家有上好的音响设备，那时候神职人员供养丰厚，叔叔没有家累，可以生活得很优渥，听进口音响，喝进口咖啡，看进口书籍。他住在叔叔家的阁楼上，在阁楼上看《阁楼》。
女生很好奇地来了。你一个人住这里呀！她们爬上绳梯，往阁楼里张望。音响是陶复的终极武器，按钮旋开，立体声在阁楼里激荡，“我事先把我叔叔不太看的过期杂志里那些奶子偷偷剪下来，密密麻麻地贴在音箱功放的黑膜上，音乐一起来，共振嘛，那些奶子就一跳一跳的啦。女生就不行啦，脸红啦，咿咿，呀呀。”她们扭捏想要逃走，但是绳梯早就被陶复藏起来了。
“可是女人，你怎么看待女人。”大胡子估计喝多了，开始像一张卡针了的黑胶唱片。
“我不懂女人。”
“那你的情人，她是个酒吧女，那么你，你，你怎么知道她是不是，啊，啊，啊。”
大家都不作声。谈话有点尴尬了，大胡子一时也没有组织好合适的语言。你怎么知道她是不是真的爱你。你怎么知道她是爱你的人还是爱你的钱。你怎么知道她不是逢场作戏。你怎么知道你是不是她线上唯一的一条大鱼。你怎么知道你不是一个傻逼。
“你的画多少钱一幅啊？我要买！”我痛苦得叫了起来。
“真的，我们帮你在大陆做展览吧。我们有场地，而且可以搞定媒体。”大胡子急于补救失言。
陶复没有接茬，只是慢慢地喝酒，抽烟，过了一分钟，他说，“她挣钱比我多太多了，她是全台湾最成功的酒女之一，所以她从来不用我的钱，她不需要。”
于是半夏站了起来，伸个懒腰，“都两点了，我先去洗澡，你们也累了，喝完这一杯，就休息吧。”
我和半夏睡在客房，湖绿色的被子，因为夏天的台风变得湿乎乎的，我尽量不翻身，不去触碰半夏的身体。大胡子被安排在了隔壁，陶复老爹睡过的床上，老爹中风之后，被接过来住了一阵，所以那张单人床是张病榻，可以用摇臂把床头摇成坐起的姿势。陶复一个人睡在loft的主卧，那是个没有门也没有隔断的大空间，超大的榻榻米上铺着铅灰色的床垫。这样他带酒女回家的时候不太好办吧，没有门。没有门怎么办？我还没有想出答案，就睡着了。
没有门是不太好，早上我刚翻了个身，就听见陶复在外面起床的声音，他听见我们醒了，要起来给客人做早饭。
我们陆续起床，彼此微笑，礼让，按顺序使用洗手间，漱洗，徒劳地化妆。往面如死灰的脸上扑欲盖弥彰的粉。然后下楼吃陶复做的早餐：每人一杯黑咖啡，几粒已经软掉的腰果，盛在一个粗陶的盘子里。陶复对我们抱歉，他的房子能找到的食物只有这些了，而且因为台风，最近也没有出去买。
睡了一觉起来的胡子终于停止了关于女人的追问。我们借着晨光再次打量了陶复的油画，画得真好啊我们说，我们又反复看了他被台风揉捏过的庭院，房子真好啊我们说，我们继续看了对面无主的房子，台北真好啊如果能找到房主他又愿意卖房然后房子又不贵的话你一定要联系我们啊我们说。我们互相留了电话号码和邮箱，许诺要保持联系，大家都知道，告别的时候到来了。
“你们等等，我带你们去个地方。”陶复突然说。然后他开车把我们带到海边，一片无人的海，像一幅灰蓝色的布匹，谦逊地铺在那里。海滨有一排餐厅和商店，现在不是旅游旺季，所以这些店也就大多不开门。陶复带着我们走啊走，一直走到最远端，有一家还开着的Pizza店，我们坐下来，开始点东西吃。等上菜的时候，我和半夏一直在玩自拍，虽然我们的脸都还丑陋地浮肿着，但是遮阳帽和美颜软件会解决这一切的。陶复心情大好，他和胡子像兄弟一样并排坐着，他们不再费力交谈了，只是笑眯眯地看着我们，任由我们给他俩拍照。
“以前Pizza还活着的时候，我每天都要带他到这里来散步的，散完步我们会在这家店点一个汉堡吃。”买单的时候，他和胡子打了很久，最后他打赢了。
遛完我们，按照之前说好的，陶复开车送我们去最近的捷运站，我们坐捷运去台北。车很快开到了捷运站，但是陶复突然想起来，啊，他画画需要一种塑料花当道具，他要去台北的某个特定的市场才能买到那种特定的塑料花，然后他继续开啊开，开了一个多小时，载着我们一直开到了台北。沿途看见被台风抛在地上的广告牌，被连根拔起的树，被砸坏的栏杆，全年地表最强台风过境的那个晚上，我们住的酒店大楼晃得像风中的树叶。但今天大海息事宁人地一路陪着我们，还有汽车里车伯的老歌：哎呦南海姑娘，何必太过悲伤，年纪轻轻才十六半，旧梦逝去有新侣做伴……她在轻叹，叹那无情郎，想到泪汪汪，湿了红色纱笼白衣裳。
汽车终于开到了我们住的酒店，找不到任何理由再继续这场偶遇和拖延这次离别了，我们从车里钻了出来，反复说着我们还会再见。
但我们也许不会再见了。想到这一点，我不禁冲上去，抱住了陶复那被T恤衫染红的、皱巴巴的老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