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由受害而造成的特质
无论是自然发生的，或是偶然的，还是命中注定的苦难，都没有他人的随欲而为给我们造成的苦难更痛苦。
——叔本华
让我们扪心自问，如果你听到一个声音不断重复，“你懒惰，生来愚笨，你注定是个小偷，有着劣等的血统”，你将会有何感受？如果这个评价是你的大多数同胞所强加给你的，而你并没有办法改变这个观点——只因为你的皮肤碰巧是深色的。
或者，假设你每天都被他人期待是一名精明、敏锐、成功的商人，你不受俱乐部和旅馆的欢迎，你被视为只与犹太人交往的人，但如果你遵循这些预设行事，你却还是会因此受到谴责。无论你做什么都不会改变他人对你的看法——只因为你是一个犹太人。
一种名声，无论是否属实，当它被这样一遍遍日复一日地捶打进你的脑海时，都不可能不对你的性情造成任何影响。
一个发现自己不断被排斥和攻击的小孩不可能拥有尊严和自信。相反，他会发展出防御。像生活在一个恶意巨人的世界里的小矮人一样，面对威胁，他无法进行一场公平的战斗。他被迫听任巨人们的嘲笑，屈服于他们的虐待。
这个如同小矮人般的孩子可能出于自我防御做出很多事。他可能变得孤僻沉默，抗拒与巨人们说话，而且从不对他们说实话。他可能会与其他小矮人们团结起来，彼此安慰，找到自尊。他可能一有机会就尝试戏弄巨人，体验甜美的报复。他也可能陷入绝望，孤注一掷地将某个巨人推下人行道，或者在确保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向巨人扔石头。或者他可能会绝望地发现自己正在扮演巨人们期待他扮演的角色，逐渐开始分享巨人们对小矮人的成见。他天然的自爱之情可能在长期的蔑视下转而成为精神上的畏缩与自我仇恨。
自我防御
宽容的人，怀着对正义的激情，往往会否认少数群体身上有任何大多数人所不具备的特殊性质。他们认为少数群体“就像”其他人一样。在一个宽泛的意义上，这种判断是正确的：因为我们所观察到的群体差异，远不及我们假定存在的群体差异那么明显。群体内部的差异几乎总是大于群体之间的差异。
但是，由于没人可以对来自他人的霸凌 和期待 漠然处之，所以我们必须预期到，群体内部经常会存在自我防御，以抵挡嘲笑、蔑视和歧视。这一点不容置疑。
然而，在概括由迫害而产生的特质时，我们需谨记在心以下两点：（1）它们并不都是令人不快的特质——其中有一些是能够给人带来社交愉悦并具有建设性的。（2）发展出何种形态的自我防御，是因人而异的。每个受迫害群体的成员自我防御的形式都各不相同。有些人可以轻松地处理自己的少数群体身份，从他的人格中甚至看不出这个身份对他有任何影响。而有些人会表现为一种可欲与不可欲的补偿形式的混合体。有些人会由于他们所受到的挫折而生出强烈反抗，继而发展出许多不良的防御。这些不幸的人会不断地招来他们所憎恨的对待。
个体应对其群体身份的做法取决于他的生活环境、所受过的训练、他所遭受迫害的严重程度、他的生活理念。我们只能在一个很小的程度上认为，在某个不受欢迎的群体中，特定类型的自我防御形式会比在其他群体中更常见。在接下来的讨论中，我们将列举一些案例，在这些案例中，由于一些特殊情况，特定形式的自我防御会在某一受害群体中更为普遍。
过度忧虑
几乎在美国的任何一个地方，黑人公民都无法心安理得地进出所有商店、餐厅、电影院、酒店、游乐园、学校、电车、飞机或船，更不用说造访白人的家了，他时刻要担心遭受冒犯和羞辱。这种挥之不去的焦虑在黑人去外地旅行时会更为强烈，他不仅对当地路况不熟悉，他的肤色也使他感觉不安。他脑海中会日夜不停地萦绕着有关种族的担忧，无法逃避。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军队研究部门针对黑人与白人的一项调查结果很好地展示了种族这一思维框架在黑人之中的普遍程度。这项调查的问题是，“如果你能够和美国总统谈话，关于这场战争和你在其中的角色，你最想问的三个问题是什么？”一半的黑人都表示会就种族歧视进行提问，但几乎没有一个白人打算提出相似的问题。黑人的提问方式不尽相同，但主题都指向同一个：“我作为黑人，能够在战后分享所谓的民主吗？”“南方会人道地对待黑人吗？”“为什么黑人士兵不被允许和白人士兵一样战斗？”“如果白人和有色人种的士兵都是为了同样的事业而战斗和牺牲，那他们为什么不能一起训练？”1
作为受偏见所害的少数群体成员，他们的一个基本感受就是不安全感。三位犹太学生的陈述都以不同的方式表达了同一个观点：
我害怕听到反犹主义言论；确定无疑地存在一种生理上的不适：我始终感觉到无助、焦虑、恐惧。
反犹主义是犹太人生活中的一股持久力量……
我很少直接遇到别人公开表达其反犹主义观点。但是，我总是会意识到它的暗中存在，似乎已经蓄势待发，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我从来没有放松过警惕，任何一点这方面的迹象都仿佛预示着，某个模糊地笼罩在头上的灾难即将到来。
在一所东部大学中的犹太学生所写的一系列类似的文章中，超过一半的人都提到了这种悄然笼罩着的“厄运”，不知何时才能降临。
因此，这种警觉性就是自我开启防御机制的第一步。受到偏见的群体必须时刻防范于未然。有时，这种敏感性会发展成为一种过度的多疑，一旦有任何风吹草动，他们都会加以分析。例如，对“eu”这个音节的敏感在犹太人之中非常普遍。
在20世纪30年代末的某一天，一对刚刚抵达美国的难民夫妇在新英格兰的一所乡村杂货店内购物。丈夫想要买一些橘子。
“是为了榨汁吗（For juice）？”店员问道。
“你听到了吗，”女人低声对她的丈夫说，“他在问，是给犹太人（Jews）吗？你看，这里也要开始迫害我们了。”
作为一名少数群体的成员，他们不得不对照着主流群体不断地调整自己的地位。假设墨西哥裔美国人的数量在某个城市占到了二十分之一，那么日常生活中，他们遇见“本地美国白人”的几率是“本地美国白人”遇见他们的几率的二十倍。当然，这一比率会因为他们倾向于和自己族裔的人一起活动而产生很大的改变。但是，这一基本的现象依旧存在： 少数群体成员的压力、敏感性和需要适应的程度都要比主流群体高很多。
因此，少数群体对这个问题的忧虑很容易超过应有的限度。继而，他们与主流群体的每一次交往都变得风声鹤唳，使双方产生了巨大的隔阂。少数群体的态度可能是：“因为我们受够了你们的伤害，所以我们学会了事先保护自己。我们不会信任给我们造成过伤害的群体中的任何人。我们不相信他们的一切。”警惕心理和过分敏感都属于少数群体自我防御的形态。
对集体成员身份的否认
也许受害者所能做出的最简单的反应是否认自己作为被排斥群体一员的身份。在那些没有标志性肤色、外貌和口音的群体中，一位对群体没有依恋或忠诚的成员经常会采用这种方式。他们在群体中的身份可能是由血统决定的，某些人只有半数、四分之一或八分之一与这个身份有关的血统。一名黑人的肤色可能会浅到足以冒充白人的程度。从逻辑上来说，他完全可以自称白人。因为他的白人祖先可能比黑人祖先要更多一些。否认集体成员身份的人可能会认定自己是“同化主义者”， 并认为所有少数群体成员都想要磨灭自己所有的群体印记，越快越好。但是，否认自己少数群体身份的成员经常也饱受内心的折磨，他们可能会觉得自己是所属群体的叛徒。
一名犹太学生带着悔恨承认，为了不被人知道自己是犹太人，他有时会“在谈话中插进一些调侃犹太人的俏皮话，虽然并不恶毒，但这是为了掩饰身份，传达自己是一位外邦人的印象”。
另一位学生写道：
当我与反犹太主义者在一起时，我努力“缄口不言”，并尽快离开。我通常不会在他们面前勇敢地亮出自己的犹太人身份。我经常为自己不敢于承认自己的犹太人身份而感到内疚。
当一个人皈依了另一种宗教，或者成功地被人当成主流群体的一员之后，他对原来所属集体成员身份的否定可能是永久性的。但这也可能是暂时和机会主义的。就像使徒彼得一样，在压力下他否认自己是基督的追随者。对集体成员身份的否认也可能只是部分的，比如一位移民会觉得将自己异国气息浓重的本名英语化对自己更有利。一位黑人可能会尝试弄直他的头发，这不是因为他想要“装成”什么，而是因为哪怕只是在一个小方面逃脱对自己不利的特征，都是在某种意义上令人满足的。
否认所属集体的成员身份来获得主流群体的认可的行为，有时很难与适应主流文化实践的正常努力区分开来。一位努力学习英语的波兰移民不一定就是否定自己波兰人身份的，但他一定会降低波兰语在他生活中的相对重要性。他离开原先的群体而转向另一个群体。即使他无意背弃之前的同伴，但依然在走向被主流群体同化的道路。从结果上讲，这就是一种“否认”。
回避与被动
从古老的奴隶时代开始，囚犯、被社会排斥的人就开始将自己的真实情感隐藏在被动与随波逐流的假面之后。他们有时会将自己的怨恨掩饰得很好，以至于初看上去别人会觉得他们对自己的境况感到完全满意。伪装心满意足是他们的生存手段。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军队研究部门针对白人士兵进行了一次调查，其中有这样的问题，“你认为生活在这个国家的大部分黑人对自己的现状满意吗？” 只有十分之一的南方士兵和七分之一的北方士兵回答“大多数黑人对这个国家不满意”。2
这项结果显示出大部分白人都错误地相信了黑人这种出于自我保护的伪装行为，同时也显示出主流白人群体是多么心安理得。事实是，大多数黑人都对现状并不满意。他们中起码有四分之三认为，“白人试图压制黑人”。3
有时，被动地默默接受是受到严重威胁的少数群体想要生存下去的唯一方法。激进反叛的行为一定会遭到严厉的惩罚，个体自身也可能被由持续的焦虑和愤怒引起的精神疾病击垮。装作认同其对立面的意见能够使他逃离被作为靶子攻击的命运，这切断了恐惧的源头，并悄然将他之后的生活分割成了两个部分：一个在所属群体中（较为活跃）的自我，一个在外部世界中（较为被动）的自己。尽管两者是冲突的，但大多数黑人还能保持精神健康——也许因为默默接受现状是一种有益无害的自我防御模式。以一种回避的、消极的方式来对待偏见可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自我保护的作用。
被动回避的程度不尽相同。有尊严的沉默态度会给人留下可敬的印象，得到很多人的欣赏，这种类型常见于黑人群体与东方国家。
另一种回避的方式是沉浸幻想。在现实生活中，受害者可能毫无尊严。但他可以想象，也可以跟与他地位相同的人谈论一种比他现在的境况更好的生活，就像一个跛子假装自己没有任何身体缺陷一样。在他的幻想中，他是强壮的、英俊的、富有的。他拥有锦衣华服、令人仰望的地位、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就连他驾驶的汽车也是最好的。白日梦是人们经历被剥夺后的普遍反应。
回避也可能以不良的形式存在，例如畏缩和谄媚。在主流群体面前，一些受偏见所害的人会试图彻底抹去自我。如果主人讲了一个笑话，奴隶就跟着大笑；如果主人发怒，奴隶就怯懦畏缩；如果主人想要听奉承话，奴隶就溜须拍马。
扮丑角
如果主人想要取乐，奴隶有时会被迫扮丑角。犹太人、黑人、爱尔兰或苏格兰裔的喜剧演员都可能会在舞台上嘲弄自己所属的群体以博取观众一笑。演员从掌声中获得满足。理查德·赖特（Richard Wright）在他的作品《黑人男孩》（Black Boy ）中，描述了电梯操作员，一名黑人男性，通过夸张化自己的黑人口音和做出外界对黑人刻板印象的姿态——乞怜、懒惰、滑稽——来获得好处。乘坐电梯的人们施舍给他硬币，像看待宠物一般对待他。黑人孩子有时也会做出愚蠢的乞丐般的样子，因为如此一来，他们就能收获好心（但同时也喜欢表现出高人一等的优越感）的人士的注意，以及几个便士。
以扮丑角的方式保护自我的情况也会延伸到内群体本身之中。有时，黑人士兵会喜欢使用一种极端的“黑人方言”，追求尽可能的背离语法规则。蓄意捣毁语法规则似乎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快乐，一种受挫后象征性的发泄通道。他们称自己为“幽灵”（spooks），这个幽默的称呼背后别有深意。幽灵不会受伤，也无法被打倒；幽灵不会还嘴，也无法被强迫。幽灵穿墙而过，沉默但坚不可摧。少数群体在开自己玩笑的时候往往带有一种悲情。他们好像在表达，如拜伦所说的那样，“如果我嘲笑任何有死之物，那都是为了让自己不致哭泣”。
加强内群体的联结
正如第3章所述，来自共同敌人的威胁并不是群体团结的唯一基础，但它的确是促使人们联合起来的强大推动力。一个处于战时的国家能够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凝聚力。针对失业者家庭的研究表明，在经济衰退期间这些家庭的团体凝聚力往往更高。的确，危机会让有些根基已经不稳定的家庭摇摇欲坠，正如一些处于弱势的少数群体由于所遭受的迫害而分崩离析一样。有人可能会举出例子说，美国历史上很多理想主义的、激进的和宗教性质的团体都没能经受住外部力量的打击。也有一些族群——比如某些印第安部落——由于缺乏对抗迫害的力量而瓦解。
但是，在一般情况下，我们可能会说，苦难使受苦的人同仇敌忾。来自敌人的威胁使他们渴求与经历相同的人组成一个能够为彼此提供保护的团体。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海岸的人们普遍认为，“日本人就是日本人”这一信条使第一代移民北美的日本人（Issei）与出生在北美的日本后裔（Nisei）之间建立了强大的联结，尽管在迫害发生之前，这两个群体之间常互相看不顺眼。
因此，“小团体主义”可能是受迫害的结果，尽管迫害者可能认为这种“小团体主义”是导致迫害的原因。在加利福尼亚州，很少有人会将日本人群体的凝聚力归因于歧视性的法律和做法。他们没有认清的是，日本人群体之所以会抱团，是因为在这片异域之上的法律中所存在的歧视，法律禁止异族通婚，将日裔排除在公民身份、许多特定职业、许多特定街区之外。搞小团体被认为是日本人的“本性”，正如它也被认为是犹太人的“本性”一样。当少数群体被系统性地排除在职业、街区、酒店、度假场所之外时，究竟是谁在排外？
可能根本不存在一种本能的“小团体意识”。孩子们的群体意识都是被教会的。一个五岁的黑人孩子否认自己黑人身份的情况并不少见——即使他知道身边的很多人也属于这个被鄙视的群体。一名年幼的犹太儿童可能会用“肮脏的犹太人”称呼别人，但他不明白其中所涉及的反讽。少数群体的家长会常常探讨是否需要向自己尚处幼年的孩子解释他生来的群体身份使他所要蒙受的烦恼，还是让孩子享受几年无忧无虑的生活，即使再过几年——通常在8岁左右——他还是将受到现实的冲击。
无论孩子是否为接下来的打击做好了准备，他很快就能在这个无可逃避的现实中找到安慰。他的父母会传授他属于这个集体传统的荣耀。这些给人安慰的传奇故事有助于消除“劣等”标签对他所在群体的影响。“我们，而不是你。”孩子对自己说，“才是真正优越的人。”随着合理化程度增加，主流群体可能被认为是粗鄙的、庸俗的、野蛮的或充满“病态的”（例如，富有偏见的）人。遭受歧视的人可能会从被孤立之中获得内心的满足，被单独挑出来区别对待也是一种重要性的表现。因此骄傲和自负完全可能出现在受害者而非加害人身上，因为没有人会真的觉得自己天然就低人一等。
因此，少数群体可能会发展出特殊的凝聚力。在群体内部，他们可以大笑，嘲讽那些对他们持有偏见的人，颂扬群体之中的英雄，庆祝专属于这个群体成员的节日，并且安适地共同生活。只要他们能够保持这种凝聚力，他们并不会为针对他们的偏见而感到困扰。在第20——21页中，我们提到，少数群体的民族中心主义程度可能高于主流群体。现在我们明白了其中的原因。
从这里再往前一小步，就是对自己所属群体的优待了。由于一个人的安全感来自他所属的群体，他会越发青睐这个群体中的其他成员。犹太人可能会倾向于支持犹太同胞；如果是这样的话，对“小团体主义”的控诉就是有根据的了。黑人有句口号，叫作“不要在你无法在那里工作的地方消费”，这背后的原因是相似的，并不难理解。有不少黑人曾被问到，为什么他们不去“白人的教堂”做礼拜，他们将会在那里受到诚挚的欢迎。而他们通常回答说：“我们完全愿意这样做，但是这些教堂愿意给一位黑人牧师公平的就业机会吗？”出于外界的偏见而产生对所属集体的偏爱，是人们的一种自然条件反射。
狡猾与奸诈
纵观历史和全球，针对外群体的最常见的指责之一，就是他们是不诚实的、狡猾的、奸诈的。埃及的穆斯林是如此谴责埃及的基督教徒的，欧洲人也是如此谴责犹太人的，土耳其人谴责亚美尼亚人狡猾奸诈，亚美尼亚人也这样谴责土耳其人。
促成这项谴责的根源在于人类团体自古以来就实行的道德层面的双重标准。人们总是被期待会更偏袒自己所属的群体。原始人对欺骗行为的制裁通常只适用于受骗者是自己部落成员的情况。而欺骗外人被认为是正常而值得称道的。即使在文明社会中，我们依然可以观察到双重标准。无论是面向游客的多收费，还是出口商向海外出口劣质商品都被认为是常规操作。
一旦牵涉到了生存问题，耍花招的情况会变得更为严重。在历史上的不同时期，许多犹太人都通过误导迫害者的方式才得以生存下来。这在沙皇时期的俄国，希特勒时代的德国，以及所有被纳粹统治过的国家都发生过。在亚美尼亚人，美洲的印第安人等许多受迫害的民族和宗教团体的历史中，我们也可以发现类似的事例。
“奸诈”的特质也可能会成为受害者在小处寻求报复的手段。较弱的那一方会倾向于占较强一方的小便宜：黑人厨师可能会从白人女主人家的厨房里“顺走”一些食物，这其中既有实际的物质原因，也有象征性的报复意味。狡猾的形式不仅限于偷窃。它囊括了不同形式的伪装。一个人降低自己的身份，去扮丑角或是讨好，通过谄媚对方获取小恩小惠的行为，既是为了生存，也是一种报复。
因此，偏见的受害者产生这种形式的反应完全不足为奇，可能更值得感到奇怪的是，为什么这样的反应没有更多些。
对主流群体的认同：自我憎恨
在上述情况中，还存在一个更为微妙的机制，即受害者是真正赞同迫害者的，而非假装认可那些地位更高的人。受害者实际上的确会以迫害者的视角审视自己所属的群体。这个过程可能是同化主义努力背后的隐含条件，也是导致个体在主流群体中完全失去自我的原因。他的财产水平、习俗和言论都将与主流群体无异。但是更为令人不解的是，在一些情况中，个体完全没有希望达成实质上的同化，但仍然在观念上与主流群体保持一致，包括做法、观点和偏见。
针对某些失业男性处境的调查可能有助于解释这样的情况。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期间，研究报告显示，这些失业的男性们感到深深的耻辱。他们把窘迫的境况归咎于自己。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男性并不会因此被责怪。但他们依旧倍感羞耻。西方文化对个体责任的重视可能是主要的原因。我们认为是每一个个体塑造了世界，或者说，我们愿意这样相信。当事情出了差错，个体应该承担责任。所以，移民们会越发为他的口音、扭捏的体态、所缺少的社交礼仪和教育而感到羞耻。
犹太人可能讨厌自己的宗教信仰（因为如果犹太教不存在，他也不会成为偏见的对象）。或者他也可能会鄙夷某一类犹太人（正统保守派、那些个人卫生习惯不好的人或者是商人）。又或者，他也有可能会痛恨意第绪语。因为他无法逃脱自己所属的群体，所以在一种真实的意义上，他也憎恶他自己——至少他会憎恶自己作为犹太人的那一部分。让事情变得更糟的是，他可能同时也恨自己会有这样的感觉。他陷入了两难的境地。由于长久以来的不安全感和紧张，他割裂的自我可能会做出隐秘而自我意识过强的行为。他们将自己作为犹太人被赋予的恼人特质放大，继而自我憎恨，加剧了冲突。这构成了一个永无止境的恶性循环。4
一个多世纪以前，德·托克维尔（de Tocqueville）描绘了黑人奴隶的自我仇恨。虽然这段历史让人痛心，但将此局面完全归咎于黑人是错误的。实际上，这种自我防御的形式在奴隶群体中很可能并不普遍；在今天的黑人群体中也不常见。
一名黑人千方百计进入排斥他的人们之中，遵循压迫者的品味，采纳压迫者的意见，并希望通过模仿他们而成为对方群体的一分子，却徒劳无功。由于他从最初就被灌输了自己所属的民族是劣等于白人的这一观念，他不但对此深信不疑，而且为自己感到羞耻。在他所形成的每一项性格特征中，我们都能看到奴役所造成的影响。如果他能够对此做出改变，他会不惜一切代价将自己整个回炉重造。5
对纳粹集中营中情况的研究表明，只有当其他所有的自我防御方法都失败后，受害者才会采取认同压迫者的方式来进行自我调整。起初，囚犯们试图维护自己的自尊心，在内心默默鄙视压迫者，并试图偷偷做小动作和耍花招，以保护自己的生命与健康。但是在极度的压迫中苟延残喘了两到三年后，他们中的许多人试图取悦看守者，进而在精神上做出了投降。他们模仿看守者：在衣着打扮（象征性的权力）上不断向其靠近，欺负新来的囚犯。他们自己也逐渐成了反犹太主义者。他们继承了压迫者的黑暗心态。6
每种人格都有其突破点。德·托克维尔笔下的奴隶和长期被关押在集中营的囚徒等案例表明，群体压迫可能会摧毁自我的完整性，并将自尊转化为自卑，塑造出卑躬屈膝的自我形象。
并不是所有的认同或自我憎恶都如此极端。北方黑人士兵经常会戏谑地嘲弄南方黑人士兵具有某些“低人一等”的特质。这是白人间流行的关于黑人的普遍价值判断，但黑人群体自己也常常分享这些判断。当他们不断被灌输自己是懒惰、无知、肮脏、迷信的，他们可能会开始接受这些指控。这些所谓的黑人特质在西方文化中是为人不齿的——所以，理所当然地，黑人们——也无可避免地在某种程度上对自己所属的群体心生怨恨。例如，一位无意识地接受了白人评判的黑人，可能会对比他肤色更深的弟弟冷眼相待。
对自己所属群体的攻击
自我憎恨指一个人为自己有着所属群体中为人鄙夷的特质而感到耻辱——无论这些特质是真实存在的还是无稽之谈。我们也将自我憎恨一词用于对自己所属群体中的其他成员的憎恶，因为他们“拥有”这些特质。这两种情况都属于自我憎恨的范畴。
当仇恨显然地限于所属群体中的其他成员时，我们能够预料到的是，纷至沓来的内部问题。一些犹太人称呼其他犹太人为“犹太佬”——将整个群体受到的反犹太主义压迫完全归咎于他们。群体内部的阶级差异往往源自逃避群体中较弱势部分的动机，例如“有蕾丝窗帘”的爱尔兰人会看不起“衣衫褴褛”的爱尔兰人；生活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富裕犹太人长期以来都将自己视为希伯来民族中的精英；而身处德国的犹太人，自恃丰富的文化底蕴，认为自己是贵族而常常看不起奥地利、匈牙利和巴尔干地区的犹太人，并认为波兰和俄国的犹太人是处于最底层的。毋需多言，并非所有的犹太人都认可这套理论，尤其对于生活在波兰和俄国的犹太人来说，这根本是一派胡言。
黑人群体内部的阶级差异十分显著。肤色、职业、受教育程度都成了判定阶级的依据。处于上层的黑人很容易将在外部受到的歧视怪责在底层的黑人身上。在军队里艰苦的服役条件下，人们观察到肤色深的黑人经常攻击肤色浅的黑人，因为对方看上去更像奴役他们的种族。而肤色浅的黑人之所以处处为难肤色深的黑人，是因为他们的“愚钝”和“无知”。
因此，群体成员内部的关系经常因群体本身的劣势地位而变得更为紧张。那些采取某种自我防卫方式的人常会对采取另一种自我防卫方式的人表示恼火。万般谄媚的黑人由于“汤姆大叔”般的作风而遭受鄙视。穿长袍、蓄长须的正统犹太人，可能会被现代派的犹太人所排斥，他们的感受有时与反犹太主义的外邦人并无二致。急切想要抹去劣势群体对他们的影响并向往融入主流群体的人，往往会受到群体中其他成员的敌视。他们会认为这样的人是“自命不凡的”“马屁精”，甚至是叛徒。
的确，急迫的、致命的迫害可能驱使所有的团体成员凝聚在一起，让他们暂时放下群体内的矛盾。但是，如果偏见只是处于一个“正常”的水平，内部矛盾就可能被当作一种自我防御模式。
对外群体的偏见
当然，偏见的受害者可能会将自己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强加到别人身上。被剥夺了权力和地位的人渴望得到拥有权力和地位的感受。按照弱肉强食的链条，一个被优越于自己者迫害的人就像在谷场上啄食的家禽，一步步侵吞那些威胁到自己、劣等于自己的人。
一个采用了博加斯社会距离量表的研究，对比了佐治亚州两所大学中白人学生和黑人学生的偏见。黑人学生对全部25个国家和族裔群体的平均友好程度都不及白人学生（除了对黑人群体自身）。7
另外的一些研究也支持了这一发现，即黑人的平均偏见程度大于白人。但是，会以偏见回应偏见的群体并非只有黑人。其他的少数群体之中也存在这样的情况，尤其对于那些自认为是受害者的人，更是如此。8
一位犹太学生这样描述他们的心态：
我无法做到宽容，因为在我早年性格形成的阶段，我就是不容异已观念的受害者。我所发展出的仇恨和偏见都是作为防御机制而存在的。如果所有人都讨厌我，我自然也会以牙还牙。9
虽然受害者的挫折和愤怒是导致他对其他群体敌意的主要原因，但他的偏见还有其他原因。他可能能够通过偏见而获取与主流群体的微弱联结，并因此得到安慰。一位外邦的白人可能会明说或暗示黑人，毕竟他们都不是犹太人。一名反犹太主义者以屈尊俯就的态度对黑人说：“山姆，无论如何，比起那些该死的犹太人，你和我们白人们更为相似。”山姆感觉自己受到了夸奖，继而赞同并继续看不起犹太人，认为他们是劣等于自己的群体。或者，一位缺乏安全感的犹太人可能愿意加入到他的外邦邻居驱逐街区中黑人的活动中。共同的偏见创造了联结的纽带。
最后，还有一个有趣的数学概率问题。厌恨外邦人的犹太人可能会双倍憎恶同是外邦人，又是黑人的群体。厌恨白人的黑人可能会双倍憎恶同是白人，又是犹太人的群体。对于某些黑人来说，表达出对白人的厌恶并不明智，但是他会以双倍的力度谴责“下流的犹太人”（他这么说的时候，部分是在谴责“下流的白人”）。10 同样地，犹太人在说“肮脏的黑人”时，也会带有对外邦人的恶意。
同 情
对于许多偏见的受害者来说，上文描述的防御机制是完全不存在的。恰恰相反，一名犹太学生写道：
我很容易同情黑人，他们甚至比犹太人更容易招致恶意。我了解受歧视的感觉。我怎么会有偏见呢？
朱利叶斯·罗森瓦尔德（Julius Rosenwald）的慈善事业主要是为了惠及黑人。开明的犹太人认为，共情，对于和犹太人一样受到压迫的群体来说，是很自然的反应。他们自己所受到的折磨（以及他们的宗教信仰中所宣扬的普世主义）使他们对同受压迫的群体深感理解与同情。
有趣的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本人出于他的犹太人身份，客观的心态，以及作为自由的先驱者，这样写道：“即使我是一名犹太人，我并没有让偏见像阻碍他人那样，影响到我发挥自己的思辨；但作为犹太人，我时刻准备着放弃与‘主流群体的紧密联结’，并与之对抗。”11
弗洛伊德所表达的逻辑中涵盖了证据。大部分大规模的研究结果都显示，犹太人对少数群体所持有的偏见程度平均而言，实际上比新教徒或天主教徒要低。但是，我们需要注意其中重要的一点：犹太人，或是其他为偏见所害的群体成员本身的偏见程度不是非常之高（如前几页所述），就是非常之低。他们很少处于一个“平均”的状态。简而言之，作为一名受害者，他可能会发展出对外群体的侵略性，也可能会发展出对他们的同情。12
这点非常重要。受害者几乎不会处于一个“平均”的偏见水平。 普遍而言，他会走向两种极端。他要么以牙还牙，按照弱肉强食的规则对待弱者；要么就是有意识地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他会颇有感悟地说：“这些人是受害者，正如我也是受害者一样。我应该给予他们支持，而不是伤害他们。”
反击：交战状态
我们几乎没有提到一个简单的可能性，即少数群体成员拒绝“承受”这一切。他们随时随地可以反击。从心理层面而言，这是最简单的回应。 斯宾诺莎写道：“如果一个人认为自己被另一个人憎恨，并且相信对方没有任何理由憎恨自己，他就会反过来憎恨那个人。”用精神分析的话语来说，挫折滋生攻击性。
1943年夏天的哈勒姆骚乱（Harlem riot）之后的一项研究向大量的黑人居民调查了他们对骚乱的看法。事实证明，近三分之一的人赞成这场骚乱。他们说：“我很赞同这种方式——希望骚乱能够再次发生。让我的同胞有个机会发泄。”“这是黑人得到政府支持的唯一方式。”“这是底特律的报复。”另一方面，百分之六十的受访者表示自己也遭受过同样的歧视，但认为这场骚乱是“可耻的”“是一场退行”“是可怕的、丢脸的”。这项研究无法确定为何受种族偏见之害的人们愿意宽恕并谴责这场暴动。但有一些迹象表明，这些对骚乱持反对态度的人往往是阅读量更大、更频繁参加礼拜、更年轻的群体（也许是因为他们受偏见之苦的时间相对来说比较短）。但是这些迹象都无法作为确定的依据。13
我们并不难理解部分少数群体成员抗议不止的原因。他们应对偏见的方法是反击。他们有时会不顾群体内部的反对而采取强硬的武力。然而，在这群狂热分子的努力之后，往往伴随着真正的改革。
我们能够观察到，偏见的受害者并不比主流群体更易于脱离偏见。“日本人就是日本人。”“尽管可能有一些例外，但所有的黑人都是差不多的。”“所有天主教徒都是法西斯的喉舌。”作为反击，受到偏见的暴力分子可能会诅咒所有的白人、所有的外邦人、所有的新教徒。他们会对整个主流群体进行最猛烈的报复。
一旦意识到暴力的徒劳，一些偏见的受害者会踏入政坛或加入社会运动的组织，力图改善现状。因此，移民群体往往在左翼政党中占有突出地位。近来，黑人已经感受到了政治措施所带来的改善，并普遍将投给共和党（林肯）的一票转而投给民主党（罗斯福）。还有部分人加入了共产党。少数群体往往是民主党派与激进政治行动的拥护者。犹太人有时会走到社会变革的前列，继而成为自由主义的领导者。这时，他们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痛恨反犹主义者，谴责他们是“价值体系的破坏者”,“处于保守价值观的边缘”（第132页）。
进一步的努力
加倍努力是面临障碍时的健康反应。人们敬佩锲而不舍、克服障碍的跛子。在我们的文化中，这种面对困难不气馁并能够努力克服它的品质是被广为认可的。因此，有一些少数群体的成员在遭遇困境后，也会加倍努力去解决困难。在工作了一整天之后，一些移民会参加夜校学习美国人的语言和思维方式。在每一个少数群体中，都有很多人采取这种直接而正面的方式克服自己处境中的困难。
这似乎是许多犹太人的生活方式。由于认识到作为犹太人的困难，他们会鼓励自己的孩子加倍努力学习，以获得与竞争对手平等的地位。为了获取成功，他们认为，作为犹太人必须提前做好准备，必须比外邦人获取更高的学历及更丰富的经验。毫无疑问，犹太人热衷学问的传统加强了这一应对偏见的模式。
采用加倍努力的方式来应对困境的人值得我们敬佩。有时，他们也会由于过分的勤奋而招致霸凌。但是无论如何，他们踏上的是公开竞争的道路，他们会说：“我接受你给我的这条充满荆棘的赛道。让我们来一决高下吧。”
为社会地位的象征而努力
与这种直接应对困难的努力相反，我们发现许多偏见的受害者会采取其他的方式来获取更高的社会地位。少数群体的成员会表现出对大场面的特殊偏爱。在军队中，一些黑人部队会致力于阅兵游行，精心制作的鞋子，穿着舒适的衣服，以及其他良好士气的标志。这些都是社会地位的象征性标识——而黑人的社会地位是稀缺的。有时，我们会注意到移民群体成群结队地举办一项盛大的仪式，这种仪式甚至可能是为了一场葬礼。而这些少数群体的成员可能在璀璨的珠宝与昂贵的汽车中获得一种自豪感，这是一种展示的方式，像是在说，“你们总是看不起我。现在请睁开眼看清楚。我有哪里值得被鄙视？”
类似的“代偿”可能会导致在性方面的强烈的征服欲。受到鄙视的少数群体成员可能会在性活动中找回自尊、骄傲与力量。他证实了自己与其他人是平等的——不用说是更好的——只要和看不起他的人一样好就够了。黑人似乎并不为有关自己所属群体性活跃的评价所困扰。他认为这是一种赞美，因为在许多其他方面他都感到自己处于弱势。对于一些黑人，或是一些少数群体的成员而言，被认为在性方面过分开放并不是个问题。这说明了群体名声也能够满足对社会地位的象征性需求。
另一种社会地位象征的实例是对浮夸语言的使用。意图掩盖自己少数群体身份的人会使用生僻的词汇，以抬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他们看似优雅的语法和丰富的词汇（即使存在一些荒唐的用法），都会轻易表露出他们并不具备自己所向往的教育背景。
神经过敏症
偏见的受害者需要经受如此之多的内心冲突，以至于我们对其精神健康产生担忧。有一些证据表明，犹太人的精神病发病率相对较高，而高血压在黑人群体中很常见。14 但总体而言，少数群体的精神健康与社会总体的平均水平并无显著差异。
如果一定要找出少数群体因长期受到偏见而产生的精神变化，那可能是这些受害者们学会了以一种温和的疏离态度应对生活。只要他们能够在所属群体内自由行动、做好自己，他们就能够设法忍受（或自我消化）外部的排斥。他们会渐渐习惯这种略微疏离的生活方式。
然而，偏见的受害者最好时刻保持警惕。由于他们不断受到外部刺激的挑衅，他们很有可能会选择本章中所提到的一种或多种防御性的行为模式来保护自己。在这些模式中，有一些是良好而成功的，而另一些则会将受害者推向神经质型的防御机制的方向。只有学会分辨这些陷阱，才能够在人生的航道中一帆风顺。
相应地，主流群体的成员也需要学习这些技能。每当个体自尊受到威胁，都可能会发展出自我防御的特质，在这些特质中，有一部分是令人生厌的。而这部分特质更应被视为歧视所导致的结果，而绝非歧视的缘由。
一个十二岁的男孩从学校回家后，痛骂一个被他称作“混蛋”的同学。他似乎对“混蛋”的吹嘘、谎言与懦弱充满厌恶。当这名男孩被问道：“你觉得他为什么会这样做呢？”这个小伙子想了一会，慢条斯理地给出了一个有理有据的答案：“他看起来很滑稽，不擅长运动，非常不起眼；没有人和他说话，所以我认为他就是想要惹人讨厌，好让自己更有自信一些。”
在给出这个答案后，这名男孩对“混蛋”越来越感兴趣。他开始客观地观察他，并逐渐与他交好。理解是为了宽恕，或至少为了使容忍变得更为容易。
如果“混蛋”自己能给出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更好了。一旦他意识到自己的行为背后所蕴含的更深层次的原因，他可能会采取一些正面的方式来弥补他在关注度上的缺失。如果我们能够了解到这种神经质型的防御机制的本质和源头，它就能够被控制，或者至少不被表现出来。有时，受害者自己也需要学习这一技能。
然而，与其思考这种神经质型的补偿机制，不如多考虑一些受害者们的生活状态。他们往往生活在社会边缘——有时被接纳，有时被排斥。勒温（Lewin）将其比作一种处于青春期般的状态，他们生活在一种未知之中，不知道自己是否会被主流社会的成年人接纳。动荡与压力所导致的不安和紧张，偶尔会非理性地爆发。而想要变得更为成熟，必须先确认这个世界对自己的态度。许多少数群体成员从未被社会完全接纳，从未对社会充分参与，获得安全感。他们就像青少年一样，没有一个属于他们的容身之处。他们是边缘人。15
自我实现的预言
让我们回到本章一开始讨论的问题。人们对我们的看法会在一定程度上塑造我们。 如果一个孩子被认为是“天生的小丑”，在众人的称赞和关爱之中，他会不断习得作为一名小丑的技能与诀窍，继而成为一名真正的小丑。如果一个人新进入群体时就认为自己受到了来自他人的恶意，他可能也会发展出带有侵略性与防御性的行为，并引发真正的矛盾。如果我们认为家中新来的女佣手零脚碎，即使事实起初并非如此，女佣最后可能也会出于受到侮辱后的报复心而真的偷窃。
鉴于人们有无数种微妙的方式能够导致某一特定行为的发生，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提出了“自我实现的预言”这个概念。16 它引导人们去注意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我们常会将特定标签赋予外群体（第7章），而内群体往往会对这些标签存在一个错误的印象（第12章）。然而，事实是这两个条件会相互产生影响。我们对他人的感知并不会直接促成他人特质的形成，但却能够对其产生发生影响。我们针对被厌恶群体的印象，会导致这些群体最终展现出这些令人生厌的特质，并坐实了我们对他们最糟糕的期望。这也可能是这些群体针对我们的一些抵触言论所做出的反应。因此，除非双方决意终结这一切，不然这个恶性循环会不断加剧彼此的社会距离，丰实偏见滋生的土壤。
自我实现的预言既可能会促成良性的循环，也可能会导致恶性的循环。容忍、欣赏、赞美将育出善果。受到群体欢迎的外来者可能会对群体做出卓越的贡献，因为他将以诚待人，而不是倍加防备。在所有的人际关系——家庭、种族、国家——中预期效应的力量是巨大的。如果我们预见到了同胞的恶行，我们就倾向于挑起它；17 如果我们预见到了同胞的善行，我们就倾向于滋养它。
结 论
并不是所有的少数群体成员——即使在受到了极端迫害的群体之中——都表现出可识别的自我防御形式。如果他们都表现出不同程度的自我防御，那就会引出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为什么他会采取这种自我防御的形式，而不是另一种形式，来保护自己的安全与利益呢？在本章中，我们所描述的自我防御形式可以大致分为两类18 ：第一种自我防御机制是侵略性的、外向型的，是对造成迫害的群体的攻击。第二种机制则是更为内向型的。在第一种机制中，受害者所谴责 的是阻碍他的外部原因；而在第二种机制中，他倾向于向内寻找解释，即使他不那么自责，他也感觉自己至少有责任去适应当下的情况。我们可以称采取第一种机制的个体（根据罗森茨威格，Rosenzweig）为外罚型人格 （extropunitive），而采取第二种机制的个体为内罚型人格 （intropunitive）。根据这种方法，我们可以借助图9来总结本章。
图9 歧视的受害者可能具有的补偿行为种类
这种分析的缺点是，它可能在我们的头脑中留下一系列无序的“机制”。实际上，每种人格都有自己的一种模式。一位偏见的受害者可能会展示出多项由受害造成的特质，其中一些是外向的，另一些是内向的。
为了说明这一点，让我们来描绘一种典型的受偏见所害的人。首先，他们认为自己被孤立的事实并不妨碍他们追求健康和愉快的生活。他们的基本价值观与我们是一致的，他们也知道在所有的群体中都有许多人赞同他们，并与他们有着同样的价值取向。所以，他们不会仅仅在主流群体中寻找伙伴，而是在所有的群体中寻找那些与他们能够达成一致的人。当他们的价值观不那么普适时，他们会遭遇歧视与偏见，然而他们会不卑不亢地求同存异。他们掷地有声，“每个人都会经历困苦与不公；我经受了很多，但我呼吁勇气和毅力”。他们会不断增加自己的竞争力，追寻自己的目标，包括努力减少社会歧视，并增强民主的实践。他们同情所有受压迫的人。总之，他们是悲天悯人、有勇知方、锲而不舍、不卑不亢的。虽然一定会存在社会化程度远低于此，也不那么成熟的个体。但正如我刚才所描述的那样，一个完全成熟的人格是能够以德报怨的。如此之多的偏见受害者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在此应该为他们丰满成熟的人格而感到深深地敬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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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Ibid., p. 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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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Cf. K. LEWIN. Self-hatred among Jews. Contemporary Jewish Record , 1941, 4, 219-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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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S. FREUD. On being of the B’nai B’rith. Commentary , 1946, 1, 23.
12. G. W. ALLPORT AND B. M. KRAMER. Op. cit, 29.
13. K. B. CLARK. Group violence: a 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attitudinal pattern of its acceptance and rejection: a study of the 1943 Harlem riot.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 1944, 19, 319-337.
14. HELEN V. MCLEAN. Psychodynamic factors in racial relations.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tal Science , 1946, 244,159-166.
15. K. LEWIN. Resolving Social Conflict . New York: Harper, 1948, Chapter 11.
在自身群体之中自尊和骄傲的重要性作为一种回避和毁灭性的效果在G. SAENGER, Minority personality and adjustment, Transactions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 , 1952, Series 2, 14, 204-208中被强调。
16. R. K. MERTON. The self-fulfilling prophecy. The Antioch Review , 1948, 8, 193-210. See also R. STAGNER, Homeostasis as a unifying concept in personality theory, Psychological Review , 1951, 58, 5-17.
17. G. W. ALLPORT. The role of expectancy. Chapter 2 in H. CANTRIL (ED.), Tensions that Cause Wars . Urbana: Univ. of Illinois Press, 1950.
18. I. L. Child提出了一种稍微不同的总结少数群体成员行为类型的方法，见Italian or American? New Haven: Yale Univ. Press, 1943。Child发现一些意大利血统的第二代年轻人强烈反抗他们自己的内群体。还有一些人巩固群体内的联系，甚至到了憎恨周围的美国文化的程度。还有一些人对此漠不关心，选择尽可能淡化和忽视种族冲突。所有这些形式的反应都在我们的分类中有所体现。我们与Child的分类的不同之处在于，我们列出了比Child在他对单一种族群体的更有限的研究中发现的更广泛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