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中国长城建造时

中国长城的最北端已竣工。工程从东南和西南向前推进并在此地合龙。这种分段修建的方法也在小范围内在这两路修建大军内部，在东路军和西路军内部被实施。具体做法是这样的：二十来个民工组成修建小分队，每一个小分队负责修建约五百米长的一段城墙，邻队在相对应的方向修建同样长度的一段与此段相接。可是在两段城墙合龙后不是在这一千米的末端接着修下去，而是这些民工小分队被派往完全不同的地方去修筑长城。这样自然就留下了许多大的缺口，这些缺口只能逐渐慢慢地填补起来，有的甚至在工程已经宣告完成以后才得以填补。是的，据说有的缺口根本就没堵上。当然这只是一种说法，它可能只是围绕着长城而产生的许许多多传说中的一个，由于工程浩大，这些传说至少对于个人来说是无法用自己的眼睛和自己的尺度去加以验证的。

人们或许一开始就会相信，无论从哪方面看，连在一起的修建方式，或者至少在两大段内连在一起的修建方式要有利得多。按一般流行的和众所周知的说法，修建长城意在防御北方诸民族。可是一座修建得不连贯的长城怎么能起到防御作用。是呀，这样一座长城不仅不能起到防御作用，修建工程本身就处在不断的危险之中。这些孤零零立在荒凉地带的城墙段落很容易一再受到游牧民族的破坏，尤其是因为这些游牧民族出于对长城工程的恐惧而像蝗虫一般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飞快速度更换他们的住地，并因此对工程进展状况甚至比我们这些修建者更了解。尽管如此，修建工程大概还是只能这样进行，舍此没有别的途径。要想明白这一点，就得考虑到下面这一情况：长城要为今后几百年提供防御，所以最精心的施工，利用所有以往时代和民族的建筑智慧以及修建工人始终怀有的个人责任感便是修建工程的必不可少的前提。虽然可以从民间调用一些没有知识的民工来从事一些低级的工作，为了好报酬愿意出来做工的男人、妇女、儿童；但是要领导四个民工就得有一个有头脑、懂建筑的人；一个能够对工程的关键所在有深切领会的人。效率越高，对人的要求也就越高。这样的人还真有，即使没有长城工程原本需要的那么多，数量却也相当可观。

人们不是草率动工的。在破土动工前五十年，在需要围以长城的全中国，人们就已经把建筑艺术，特别是砌墙手艺宣布为最重要的科学，一切其他技术，只要与此有关，便一概加以赞许。我还清楚地记得，我们在孩提时候，两脚刚刚能站稳，就如何不得不在老师的小园子里用鹅卵石堆砌一道墙，而老师又如何提起长袍，向那堵墙冲过去，当然把一切全都撞翻，然后狠狠训斥了我们一顿工程质量差劲，训得我们号哭着四散跑回到父母身边。一件微不足道的事，但很能反映当时的时代精神。

我很幸运，当我在二十岁上通过初级学校最后一关考试的时候，长城工程刚刚开始。我说幸运，因为许多人，他们较早地通过了他们可以受到的这种教育的最后关口，他们一年一年地无法施展他们的知识，他们头脑里有宏伟的建筑蓝图，却无所事事，潦倒不堪。但是那些终于以施工领班的身份，哪怕是最低级别的，来参加施工的人，他们确实就有所作为了。那是泥瓦匠，他们已经对工程进行过许多思考并且还在继续不停地对此进行思考，随着他们让人埋入土中的第一块石头他们便感到自己同工程融为一体了。但是除了渴望着做一丝不苟的工作以外，这样的泥瓦匠当然也迫不及待地想看到这项工程终于圆满竣工。民工不懂这种焦灼的心情，他们只管拿工钱。级别高的领班，甚至中级领班看到工程多方面进展也足以使自己的精神为之一振。可是对低级的、精神上远远高出他们表面上微不足道的任务的人就得另当别论了。譬如你就不能让他们在一个离家几百里、荒无人烟的地方接连几个月，甚至接连几年之久一块一块砌石头；这种辛勤的、然而甚至一辈子都完工不了的工作会使他们绝望，主要是会使他们觉得自己所做的工作没有价值。所以人们就选择了这分段修建的施工方法。五百米可以在大约五年内完成，然后那些领班们通常已筋疲力尽，对自己、对工程、对世界失去了全部信心。所以当他们还处在千米城墙合龙庆典的高昂情绪中时，他们就被派往很远、很远的地方。一路上他们不时看到一段段已完工的城墙耸起，从高一级领班人的驻地旁边经过，接受他们馈赠的荣誉勋章，听到了从各地涌来的新的劳动大军的欢呼声，看到大片树木被伐倒用来做修墙的脚手架，看到一座座山被凿成墙砖，听到虔诚的人在神圣的宗教场所歌唱祈求工程完工。这一切慰平了他们的焦躁心情。他们在家乡住上了一些时日，那里的安闲生活增进了他们的身体健康。所有的建筑者们都享受的声望，人们聆听他们的报告时的笃信和恭敬，质朴、安分的百姓对长城终会完成所怀有的信心，这一切绷紧了心灵的弦。于是像永远怀着希望的孩子，他们告别了家乡，重新投身这项全民工程的心情急不可待。他们假期未满就提前离家上了路，半个村子的乡亲们送出他们很长一段路。一路上到处都是欢送的人群，三角旗，彩旗，他们从未看到过，他们的国家多么辽阔、富饶、美丽和可爱。每一个国民都是同胞手足，就是为他们修建一道保护墙，而同胞们则倾其所有并终身对此感激不尽。团结！团结！心贴着心，跳起欢乐的舞蹈，热血，不再囿于单个的体内作小小的循环，而是甜甜地奔流、翻滚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

分段而筑的方法因此也就可以理解了；但是这大概还有别的原因。我这么久地着笔于这个问题，这也不足为怪，这是整个长城建筑的一个核心问题，尽管这初看起来无足轻重。我要介绍并使人领会那个时期的思想和经历，那么恰恰是这个问题我怎么深入探究也不为过。

首先我们大概还得说，当时人们所作出的成就毫不逊色于修建巴别塔，然而在敬神方面，至少按常情判断，则简直与那座建筑完全相反。我之所以提及这点，是因为在该建筑动工之后一位学者写了一本书，非常详尽地作了这些比较。他在书中试图证明，巴别塔并不是由于那些一般人声称的原因没有建成，或者至少在这些已知的原因中没有头等重要的那几个。他的证据不仅由文字记载组成，而且他声称也曾亲自作过实地调查并发现，巴别塔的建造失败并且必然会失败在地基薄弱。在这方面，我们的时代当然要比那个早已逝去的时代优越得多。几乎每一个受过教育的人都是专业泥瓦匠，在打地基问题上是懂行的。但是这位学者却根本不朝这个方向去论证，而是断言，只有长城才会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给一座新巴别塔提供牢固的地基。就是说先建城墙，后建塔。这本书当时人手一册，但是我承认，我至今还一直不甚明白，他是怎样设想这座塔的建造的。长城，它连一个圆圈都没形成，而是只不过是一种四分之一圆或半圆，它充当得了一座塔的地基吗？这只能是指精神方面的。可是长城是干什么用的呢，这长城可是某种实实在在的东西，是千千万万人的生命和辛劳的成果呀？在这部著作中干吗要画出建塔的——当然是模模糊糊的——图样并提出人们应该如何把民众的力量凝聚在这个新的强大工程中的具体建议呢？

当时——这本书只是一个例子——人们的头脑十分混乱，也许之所以如此，恰恰是因为这么多的人试图尽可能会聚到一个目标上。人的天性，归根到底是轻率的，像附着在表面的尘土，受不了束缚；如果它自己束缚自己，那么它很快就会开始拼命挣脱束缚并把城墙、锁链和自己向四面八方撕裂。

可能领导层在决定分段修建时也不是没有顾及到这些甚至与修建长城相悖的想法。我们——我在这里以许多人的名义讲话——其实是在揣摩最高领导层的指示时才认识了我们自己并发现，无论是我们的书本知识还是我们的常识都不足以使我们胜任我们在整个伟大工程中所承担的小小职务。在领导层的办公室里——它在何处，谁坐在那里，我问过的人中，过去和现在都没有人知道——在这间办公室里，人类的一切思想和愿望都在盘旋，而一切人类的目标和成功则以相反的方向盘旋。但是神界的光辉却透过窗户照在领导的画着图纸的手上。

所以有主见的观察者怎么也无法理解，领导人若是真心愿意竟会不能克服那些跟连在一起的修建方式相对立的困难，那么就只能得出这个结论了：领导存心要分段修建。但是分段修建只是一种权宜之计，不切合实际需要。那么结论就是：领导想要某种不切合实际需要的东西。——奇怪的结论！——没错，但是这一结论从另一方面看却也有某些道理。今天谈论这些事也许没有什么危险了。当时这是许多人的，甚至优秀人物的秘密原则：设法竭尽你的全力去理解上边的指示，但是有一定的限度，到了这个限度你就别思考啦。一个非常明智的原则，在一个后来经常重复出现的比喻中它还得到进一步的解释：不是因为这可能对你有害而让你停止思考，而且也根本不能肯定这对你有害。人们在这里根本就既不能说有害也不能说无害。事情之于你犹如之于春天的河流。河水上涨，烟波浩淼，更有力地滋养着两岸广阔的土地、保持着它自己的本性而继续流入大海，和大海更加门第相当，更加受到大海欢迎。——你考虑领导的指示就是要想得这么远。——但是随后河水溢出河岸，失去轮廓和形态，减缓向下流动的流速，试图违反自身的天职在内陆形成一个个小海，毁坏田地，可又不能长久这样泛滥下去，而是又汇流进自己的两岸，甚至在随之而来的炎热季节里干涸枯竭。——你可别对领导的指示想得这么远。

这个比喻在长城修建期间可能曾经是异常贴切的，但是对于我现在的这份报告来说它却充其量只受到有限的重视。我的研究仅仅是一种带有历史性质的；从早已消散了的雷雨云层里发不出闪电了，所以现在我可以对分段修建寻找一种比当时使人知足的更深层次的解释。我的思维能力给我设定的范围相当狭小，而这里要涉及到的领域却无限广阔。

这座长城是防御谁的呢？防御北方民族。我是中国东南部地区人。没有哪个北方民族能威胁到我们那儿。我们从古人的书中读到有关他们的情况，他们按其本性犯下的种种残暴行径令我们在我们的平静的园亭里发出喟然长叹。在画家们的合乎事实的图画上我们看到那一张狰狞的脸，张得大大的嘴巴，龇着满嘴的獠牙，眯缝着的眼睛似乎已经在对猎物垂涎欲滴，眼看嘴巴就要来撕裂、咬啮那猎物了。孩子不听话，我们就让他们看这些画，他们马上就会哭着扑到我们的怀里。但是更多的关于这些北方民族的情况我们也就不知道了。见是我们没有见过他们，我们若是待在我们的村子里，我们就永远不会见到他们，哪怕他们骑着他们的烈马向我们疾驰过来——这个国家太大，他们到不了我们这儿，他们就会烟消云散的。

既然如此，那么我们为什么离乡背井，辞别双亲，离开哭泣的妻子，待学的孩儿，开到遥远的城市去接受培训，我们的思想甚至飞得更远到了北方的长城？为什么？去问领导吧。他们了解我们，他们，他们担着极大的忧虑，他们知道我们的情况，知道我们是小本经营，看见我们大家一起坐在低矮的茅屋里，家长晚上带领全家人做的祈祷令领导满意，或许领导不喜欢它。如果允许我对领导有一个这样的想法，那么我就得说，依我看领导层从前就存在，他们不聚会，不像那些高级官吏，由于一场美好的晨梦的激发，心血来潮匆匆召集一次会议，又草草作出决定，当晚就击鼓将居民从床上催起，去执行那些决议，哪怕只是张灯结彩为了纪念一个昨天向他们显灵的神明，第二天，彩灯刚熄灭，就在一个黑暗的角落里殴打他们。领导层确实自古有之，造长城的决定同样也是古已有之。无辜的北方民族，他们以为自己是修建长城的肇因者，值得尊敬的、无辜的皇帝，他以为，是他下了旨修建长城。我们修长城的人知道不是这么回事，我们不吭声。

当初在修长城期间以及自那以后直至今天我就几乎完全致力于比较民族史的研究——有些问题只有用这个方法才能触及要害，我在研究过程中发现，我们中国人有某些无比清晰的民间的和国家的机构，又另外有一些无比不清晰的。研究它们的原因，尤其是后一种现象的原因，曾对我产生过，如今还一直对我产生着吸引力，而修筑长城则也同这些问题很有关系。

不管怎样，帝国制度是我们的一个最不清晰的机构。在京城，在宫廷侍臣中，在这方面是有一些清楚的认识的，尽管这些清晰认识也是假象多于真实。在高等学堂教国家法和历史的老师也声称对这方面的事情了如指掌，能把这些知识传授给学生。人们越向下到低级别的学校，对自己知识的怀疑便理所当然地减少得越多，而浅薄的知识则掀起山一样高的波涛，冲击着不多几个几百年来已深入人心的信条，这些信条虽然丝毫不曾失去其永恒的真理，但是在这种烟雾弥漫中也永远模糊不清的了。

但是在我看来，关于这帝国制度的情况人们该去向百姓打听，因为这帝国制度的最后支柱就在百姓中间嘛。不过在这里我又只能谈我的家乡。除了土地神以及一年四季为了供奉他们而进行的种种丰富多彩的祭祀仪式外，我们就只惦记着皇上了。但是不是当今皇上，或者倒不如说，我们本来是会惦记当今皇上的，如果我们认识他，或者对他有所了解的话。我们当然——这是我们怀有的惟一的好奇心——一直为求了解某些这方面的情况，但是说来也奇怪，几乎不可能了解到什么情况，从足迹遍及许多地方的香客那儿了解不到，在附近的村庄了解不到，在远方的村庄了解不到，从不仅航行在我们的小河上、而且也航行在神圣的大江上的艄公们那儿也了解不到。人们虽然听了许多，但从中却什么也推断不出。

我们的国家是如此之大，任何童话也想象不出它有多辽阔，连天空也几乎遮盖不住它——京城只是一个地点，皇宫只是一个小地点。而这样一个皇帝却又很大很大。可是那活着的皇帝跟我们一样是一个人，像我们那样躺在一张卧榻上，这卧榻虽然度量得绰绰有余，但毕竟总还是窄的、短的。跟我们一样，他有时伸展四肢，他很疲倦的时候，他就张开他那线条柔和的嘴巴打哈欠。可是我们——在几千里以外的南方——怎么知道这些事呀，我们都快要到西藏高原了呀。但是此外即使我们得到什么消息，这消息也总是来得太晚，早已失去时效了。皇帝周围总是聚集着一大批光辉而又阴暗的廷臣——侍仆和朋友的衣服中藏着恶毒和敌意，这股同帝国抗衡的力量，每时每刻都处心积虑要用毒箭把皇帝从他的秤盘上射落下来。帝国是不死的，但皇帝个人会跌倒，坠落，甚至连整个皇朝最终也会毁灭，挣扎着咽下最后一口气。老百姓永远不会知道这些争斗和痛苦，他们就像来迟了的人，像乡下佬那样站在挤满了人的小巷巷尾，静静地嚼着带来的干粮，而这时在前方远处市场广场中央正在处决他们的君主。

有一个传说很能表达出这种关系。皇帝——据说是——给你，给你这个可怜的臣仆，给你这个躲避皇帝的光芒标记卑微地逃至遥远的远方的幻影，皇帝在弥留之际恰恰给你下了一道圣旨。他让使者跪在床前，附耳悄声对他下了这道圣旨；他非常重视这道圣旨，他让使者在自己耳边把它复述了一遍。他点了点头，以示所说无误。当着给他送终的满朝文武大臣们的面——所有碍事的墙壁已拆除，在宏丽嵬嵬的露天台阶上帝国的巨头们围成一圈伫立着——当着所有这些人的面他打发走了使者。使者立即上路；一个强壮的、一个不知疲倦的人；他一会儿伸出这只胳膊，一会儿伸出那只胳膊，在人群中开路；他一遇到阻力，便一指胸口的太阳标记；他也就顺利前进，谁也不会像他这样顺当的。但是人群众多，他们的住所没有尽头。要是出现空旷的场地，那么他就可以飞奔，不久你就会听见他的拳头响亮敲击你家大门的声音。但事实却不是这样，他白费力气了；他仍一直在奋力穿越内宫的屋舍；他将永远穿越不过去；即便他穿越过去了，这也无济于事；他还得奋力冲下阶梯；即便他冲下阶梯了，这也无济于事；这些庭院还得一一跨过；庭院之后还有第二座环形宫殿；然后又是庭院和台阶；又是一座宫殿；如此重重叠叠，几千年也走不完；即便他终于冲出最外边的那座大门——但是这是决计不会发生的事情——他面前也才是国都，世界的中心，堆满了全城的沉积物。没有人穿过这里，而且还带着一个死人的旨意。——可是夜幕降临时你却坐在你的窗口并梦想得到这道圣旨。

我们的百姓完全就是这样看待皇帝的，这样毫无希望而又充满希望。百姓不知道，哪个皇帝在当朝，甚至对于朝代的名称都还存在着疑问。在学校里要挨次学习许多这样的知识，但是在这方面的普遍的无把握状况是如此之强烈，以致连最优秀的学生也会感到没有把握。早已死去的皇帝们在我们的村子里被认为还在位，只还活在歌谣中的那个皇帝不久前居然发了一道诏书，由神职人员在祭坛前宣读。我们最古老历史上的几场大战现在才打响，邻居一脸激动冲进你家告诉你这个消息。皇帝的嫔妃们，靡费无度，与奸刁廷臣们勾勾搭搭，野心勃勃，贪得无厌，纵欲恣肆，一再犯下累累罪行。年代过得越久远，这一切情形被渲染得越可怕，终有一天村民们会悲痛欲绝地得知，几千年前一个皇后如何大口吮吸她丈夫的鲜血。

老百姓就这样对待已往的统治者，可是他们却把当今的君主掺和进死人行列中。如果有朝一日，一生中遇上那么一回吧，来了一个大臣，他来巡视本省，偶尔来到我们村，代表当权者提出某些要求，审查税单，去学校听课，向神职人员询问我们的行为举止，然后在上轿之前将所有这一切归纳一番，向被赶拢来的全体村民作长篇训诫，这时所有人的脸上便掠过一丝笑意，一个人偷偷向另一个人望去并向孩子们俯下身去，好不让这位大臣看到自己的神态。怎么啦，人们暗自在想，他像谈一个活人那样谈一个死人，这个皇帝早已死了，王朝已灭亡，这位大臣在取笑我们，但是我们装作什么也没察觉，好不至于得罪他。但是我们只真正服从当今的皇上，因为一切别的都是犯罪。在匆匆离去的大臣的轿子后面，某个被人任意从已经倒塌的票箱里挖出来的人跺着脚晋升为一村之长。

与此相似，我们这里的人一般很少遭遇到国家变革、当代的战争。我在这里想起了发生在我青年时代的一件事。在一个邻近的、但是不管怎么说还是很远的省份爆发了一场起义。原因我记不得了，这在这里也并不重要，起义的原因在那里天天都会产生，那都是些激动不安的民众。有一回一个在那个省行乞的乞丐把一张起义者的传单带到我父亲的屋里。那天正好是一个节庆的日子，家里挤满了宾客，神职人员坐在居中并仔细研读那张传单，突然大家都哈哈大笑了起来，传单被大家撕碎，那个反正已得到丰厚馈赠的乞丐被推搡着赶出房间，大家散去，各奔东西。为什么？邻省的方言跟我们的很不一样，这种情况也表现在书面语言的某些形式上，它们在我们听来颇有一种古风的味道。那位神职人员刚读了两页，人们就已经下了结论了。老掉牙的东西，早就听说过了，痛苦早已忘怀。虽然——我记得好像是这样——乞丐的身上无可辩驳地体现出那种可怕的生活，可是人们却笑着摇摇头，不想再听什么。我们这里的人就是这样准备着来抹杀当代的。

假如人们想从这样的现象中得出我们实际上根本就没有皇帝的结论，那么也就离真实情况不远了。我必须一再地说：也许没有比我们南方百姓更忠诚于皇上的百姓了，可是这种忠诚对皇帝没有什么好处。虽然在村口的小柱上蹯踞着那条神龙并自古以来就一直对着京城方向喷火以示效忠——但是对村民们来说京城本身比来世还要陌生得多。真有一个村子，那里的房屋鳞次栉比，遮盖着田野，从这里望京城比从小冈峦望去还遥远，在这些房屋间白天和黑夜都有人磕头碰脑地挤在一起？让我们感到比想象这样一座城市更容易的是，相信京城和皇帝是一码事，像一片云，一片随着时间的推移在阳光下安闲变化着的云。

这样一些看法的结果便是一种在一定程度上自由的、放纵不羁的生活。并不是伤风败俗，在我众多的旅行途中我还从未见到过像我家乡那样纯洁的道德风尚。——但确实是一种不受当今法律约束的生活，一种只听从自远古时代流传给我们的智慧和警诫的生活。

我不一概而论地断言，在我们省的一万个村庄里，或者甚至在中国所有五百个省里情况都是这样。但是根据有关这个题目我所读过的许多文献资料以及我自己的观察——特别在修建长城时人力资源给有同情心的人以机会，去遨游几乎一切省份——根据所有这一切我也许可以说，存在着的关于皇帝的看法跟我的家乡的看法时时处处都有一个共同的基本特征。现在我决不认为这种看法是一种美德，正相反。虽然这种看法主要是政府的过错，这个政府在地球上这个最古老的国家迄今没有能力，或者顾此失彼而疏忽了使帝国的机构形成一个如此明白易懂的体系，致使这些机构的影响力一直可以直接和不断地达到帝国最遥远的边境。但是，另一方面，这里的民众也有一种在想象力或信仰力方面的弱点。民众未能用一切生动和现实的手段使帝国从京城的沉思中惊醒，并将其拉进自己臣民的胸怀，臣民们不要别的，只盼着有朝一日能感受到这种接触并沉醉于其中。

这种看法确实不是一种美德。尤为引人注目的倒是：这种弱点似乎是我们的民众的最重要的联合手段之一；是的，如果人们可以这样大胆措辞的话，这简直就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根基。在这里详细说明一种责难的理由，不意味着震撼我们的良知，而是糟糕得多，意味着震撼我们的双腿。所以我暂时不想深入研究这个问题。

[1] 本篇约写于1917年3、4月间，显然未写完。《乡村医生》集中收入其中的一个片断，即《一道圣旨》，全篇直到1931年由马克斯·布罗德编辑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