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一章
一九七九年五月四日，洛根·蒙斯图尔特去了皮姆利科选区指定的投票站，为工党投了一票，接着便离开英国。等到玛格丽特·撒切尔当选为新首相时，他已踏上法国领土。得知大选结果后，他更加坚信自己决定搬到圣萨比纳是最明智、最果断的行动。
洛根将特彭泰大道的公寓卖给了楼上的邻居，“印度老兵”辛格。他得了两万八千英镑——现金。其中大约五千英镑被用来翻新五棵柏树庄园。绝大部分工程集中在一楼——洛根决定将一楼作为自己的生活区，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不想每天上下陡峭的楼梯，楼上部分能修整好他就满足了，把漏水的地方补上，换掉腐烂的木梁之类的。他在一楼弄了个相当宽敞的套间，有带大壁炉的起居室，有一间书房，有一个大的厨房兼餐厅，还有一间卧室以及卧室隔壁的卫生间。他从特彭泰大道搬来的家具轻轻松松就放了进来，他书房的两面墙下全是一排排的书架，摆着他的藏书和资料。更多的改造工作集中在谷仓旁的“帮工小屋”，洛根把它变成了有两间卧室的小房子，有些拥挤，但整齐又干净。他打算把这里租给夏天来度假的游客，以补充收入，他从辛格那里收到的现金的剩余部分，安全地存在皮莱韦克法国兴业银行的高息账户中。
洛根算了一下，每年花两千英镑，他就能在五棵柏树庄园过上相对舒适的生活——不管怎么样，都一定比他在特彭泰大道的日子好过。事实证明，七月和八月，他轻而易举地就将小屋租了出去，而租客们也是年复一年地来了又来。
他弄来只猫（母猫，为解决庄园的鼠患问题），给它取名“霍奇”。出于安全和相互陪伴的考虑，他又弄了条狗（公狗，四分之三比格犬血统，四分之一西班牙猎狗血统），给它取名“鲍泽”，原因不言自明。
他在“五棵柏树”轻易安顿下来，很快便成了圣萨比纳居民区的名人。小镇近在咫尺的距离意味着他可以轻松走到那里，他也确实经常走去，他坚信步行是老年人最佳的锻炼方式。每周三的赶集日，他会骑上自己的轻便摩托，在挂包里装满下一周的食物。
他不动声色地让大家都知道他正在写一部重要的小说（《八重奏》），他觉得这样能拦住随意上门的来访者，也免得别人老问他在做什么。他的表妹露西·桑塞姆每年五月底会来度两周假。她总是待在小屋里，通常他们俩一整天都不会见面，直到晚餐前要喝开胃酒时才会碰头：他们都认为这种状态很理想。
不管是不是半隐居，洛根还是很快认识了一帮法国朋友和邻居。他们热心助人，亲切随和，为提升洛根在法国乡村的生活质量做出了巨大贡献。
洛根在法国写的日记都非常随意，也没有日期，有时候似乎一连数月都没有任何记录。有关杜佩蒂特太太的事主要发生在一九八六到一九八八年间。
我在壁炉里烧过的所有木柴中，樱桃树的木头是最难烧的。坚硬的樱桃木就像水泥一样，很难点着。接下来，在燃烧难度排行榜上的是雪松木、橡木和榆木。排名最末的是松木——烧起来非常容易，但会留下大量灰烬。所有这些木柴都不会爆出火花，只有金合欢树爆得最厉害。搬到这儿没多久，我就犯了个错误：用金合欢树的木柴生火。随着火焰的燃起，火苗开始发出如同贝鲁特市中心般嘈杂的声响，还夹杂着枪声一样的爆裂声，滚烫的小煤块仿佛曳光弹从壁炉里弹射出来。最终，我不得不用一桶水浇灭了整堆火，房间里飘满潮湿的灰烟。再也不会犯这种错误了。
读纳博科夫的《爱达或爱欲》：有些地方很精彩，但总的来说令人困惑——它肆无忌惮地表达了一个固执的念头，让善意的读者目瞪口呆、筋疲力尽。我不得不说，纳博科夫真是个“风格推崇者”——这是个颇有内涵的名词，但实际上，最好就把它当作“有个性”的同义词——纳博科夫矫揉造作的精明和让每一个字都富含深意的写法，无论多么古怪又洪亮，在这本书里都变得越来越像是紧张的神经抽搐，而不是自然的、有个性的声音。那些精心构思的华丽辞藻、为修辞而修辞的写法让人越来越厌倦，让人只想看到一个简单、优雅又轻松的句子。这就是关键的区别所在：在好的文体中，精确性必须永远胜过修辞性。肆意的精巧标志着作家已进入堕落的状态。你不可能每天都吃鱼子酱和鹅肝酱；有时候，味蕾所渴望的不过是一盘普通的小扁豆，哪怕他们都说这扁豆是皮莱韦克本地出产的。
诺伯特开车送我去洛特河畔新城区，弗朗辛在她摆满装饰品的公寓里，像往常一样冷冰冰但又不失礼节地接待我。我们喝了杯红酒，接着去卧室。哎呀，我只坚持几秒钟就射精了。她帮我在坐浴盆里洗干净——我一直很享受这种待遇——然后，我们在床上躺了半个钟头，看我能不能再硬起来。运气不好，离开前她给我飞快地口交了一次。五百法郎——每一分钱都花得值。
（诺伯特即诺伯特·科恩，圣萨比纳的救护车/出租车司机，洛根在当地结交的第一个朋友和伙伴。洛根住到圣萨比纳的头几年，在诺伯特的推荐下，他每隔两三个月就会去找一次这位偷偷接客的四十岁家庭主妇兼妓女。）
傍晚的天空很奇怪——空中堆满云朵，皱巴巴地挤在一起，像灰色的亚麻床单，又像锦缎。接着，太阳开始沉落，阳光似乎冲过云层的褶皱，给灰色的云朵染上了刺眼的金色光芒。
生活在共和制体系里的简单满足。水管工来修好了小屋里坏掉的厕所。我们握手，互称“先生”，并祝彼此愉快。他把我介绍给他十二岁的儿子。再一次握手。那天结束时，他走进来说一切都搞定了。我们分享红酒，聊起天气，聊起今年的葡萄应该会有大丰收，还聊起周边数量迅速增加的狐狸。我跟他和他的儿子都握了手，祝他们晚安，“欢迎再 来”。
昨天露西走了——诺伯特开车送她去图卢兹坐飞机。她问明年她能不能带个朋友来，我说，当然可以。她胖嘟嘟的，脸色红润，看起来相当健康——健康到七十多岁了还能抽烟。她坚持要给我两百英镑。她那个朋友是女的，她向我保证。
有人在蒙屈克公立图书馆发现了一本陈旧的《世界主义者》，引得全村上下震惊。是的，就是那个住在“五棵柏树”的怪老头，竟然真是个作家。那些把我视作圣人的人开始传阅这本书。
今天晚上，天空在天黑前是锦葵一样的红色，一道只能被形容为开心果般的绿色光芒将它衬托得格外灿烂。我想，任何一个抽象派画家大概都会想重现这两种色彩的对比吧——只是它过了几秒便消失了。诞生一个世纪以来，所有“令人震撼”的抽象艺术效果，自古以来就由大自然在某处悄无声息地重复搬演着。我拿着红酒杯，走到外面树林间的庭院里。鲍泽一反常态地陪着我，但它总会小心翼翼地保持距离，仿佛它只是想照看我，而并不愿打扰我的思绪。
房子周围的树荫浓密而凉爽，在最热的天气中从阳光下走进这里，也如同走进阴暗的地窖。我还记得波勒先生建议我砍掉一半的参天大树。谢天谢地，这里没有针叶树（我认为柏树不算针叶树）——针叶树总会让我想起火葬场，想起阴森的帕特尼维尔河谷和格洛丽亚的葬礼。
玛卓先生和玛卓太太的银婚纪念日（他们是小超市的店主）。我受邀参加在法兰西咖啡馆举行的“鸡尾酒宴会”——这应该算是某种荣誉，我猜——也许还有诺伯特的功劳（露西特·玛卓是他的姐姐）。当我们举杯祝福这对羞涩的夫妻时，我发现，他们这些在场的家人、亲戚和邻居就是我新的朋友圈子——我新的社交圈。当然，首先是诺伯特和克劳汀（他的妻子）；让—罗伯特（斯特凡尼利——帮洛根打理花园）；亨利和玛丽—泰瑞莎（格拉索莱尔——法兰西咖啡馆的店主）；卢西恩和皮埃特（格尔斯——农夫。靠洛根最近的邻居）。还有谁？我认为，再加上扬尼克·勒夫莱尔—布鲁诺（当地的牙医兼圣萨比纳的镇长）和狄迪尔·洛桑萨克（医生）就齐了。我在这里感受到的纯真热情让我心怀感激，我不禁想，要是有个法国老人决定退休后搬去维尔特郡或约克郡或莫里郡，他会不会也受到这般热情的欢迎？也许吧。也许世界上每个地方的人总是比你看地图时想象的要更友善。我们喝了威士忌，吃了小小的奶酪饼干。每个人都祝了好几次酒。他们衷心祝愿我的新小说能大获成功，我多少年来第一次感觉到真正的开心。这样的时刻应该被记录下来，铭刻在心。我对我在英国的生活毫无怀念——我甚至无法想象我从尼日利亚回去后是怎么在那儿活下来的。拉里·德雷尔[1]是怎么叫它的？“布丁岛”。我没有任何再回布丁岛的想法。“谁愿如他那般，无欲亦无求？”这种情况出现时，最好心里清楚。
*
我要是法国总统，我就会：
（1）给咖啡馆老板减免税负，让他们把塑料椅子换成藤椅或木椅。
（2）在集市或游园会中，严禁在街道上用管乐器演奏英美摇滚乐。走在古老的法国小镇，听的却是流行音乐排行榜上平庸的英文歌曲，没有比这显得与小镇更格格不入的情形了。
（3）限制每家每户的花园中只能种一棵针叶树。那些砍掉针叶树改种落叶树的，可以按每棵树一千法郎领取奖励。
“我的肠胃和我从不会忘记我们的约定。”我自认为，到了这个年纪，我的健康状况还是相当不错的。天冷的时候，我的腿会疼，时不时有棕色迷雾遮住我的视线。但我精力还不错，而且睡得很好，只是每年的睡眠时间越来越短。我的牙齿开始松动，扬尼克·勒夫莱尔—布鲁诺给我弄了套很舒服的假牙（免费），换掉了所有的上牙，除了两颗磨损严重的旧磨牙。下面的牙齿目前似乎还不错。我的头发好像不再掉了，我在犹豫要不要蓄胡子——这得取决于胡子有多白，我可不想变成圣诞老人。我每天吃两餐饭，早饭和午饭，晚上我喝红酒，吃炸薯片。我感觉身上的肌肉群在慢慢萎缩——我赤身裸体时，每一个地方看起来都松弛又下垂。我现在大概跟三十多岁时差不多瘦。我想过最终会是什么来结束我的生命。我总感觉上次撞车时，我的脑子出了问题，只是还没表现出来。奇怪的视觉模糊可能预示了我生命终结的方式。不堪重负的大脑突然大出血什么的。很快。黑暗突然袭来，就什么都没有了。
今天跟卢西恩去森林里找蘑菇。他饱经风霜的脸上满是皱纹，手上全是老茧——足以承受极热或极冷的东西。他五十六岁，可看起来比我更老，在矮灌木中到处翻找时，他不停地喘气、咳嗽。他的家人在这里生活了好几代，可他说他的儿子对农活不感兴趣——儿子在阿让的一家修车店工作。卢西恩耸耸肩：年轻人啊……然后是常见的叹气，诸如此类。毫无疑问，年轻的卢西恩·格尔斯让他的父亲时不时心怀忧虑了。我算了一下，法国被占领时老卢西恩应该是多少岁（我见到任何一个法国老人时，都会这样做）。卢西恩一九二八年出生，所以“二战”时他应该才十来岁。我们采了好多牛肝菌和鸡油菌。今天晚上，我要打破惯例，做一份菌子煎蛋饼。
我在邮局给露西打电话（洛根直到一九八七年才在自己家里装上电话），知道了她所乘航班的信息，并安排好接机事宜。她说：“彼得·斯卡比尔斯是不是你的朋友？”我坦诚地说，彼得爵士确实是我的老朋友，我很骄傲。“以后你再也骄傲不了了，”她说，“他上周死了。”
我感到突如其来的空虚，一种失落：像从一堵已经摇摇晃晃的墙上取出一块砖，你不知道这个突然出现的空洞会给其他砖块带来怎样的新重量和压力，不知道这种压力的重新分配是会让墙继续立着还是轰然倒塌。那一刻过去之后，不知为何，我觉得自己更脆弱、更不堪了。我感觉在失去彼得·斯卡比尔斯之后，我的生活、我的世界，突然之间变成了颤巍巍的豆腐渣大厦。
他是怎么死的？我问。“肺炎。他当时在福克兰群岛。”你可别告诉我，我说，他又在给一部新小说做研究。“你怎么猜到的？”露西难以置信又有点崇拜地说。做研究：写一部关于福岛战争[2]的小说，这很有彼得的风格，就像他们说的那样。本和彼得都离开了人世间，留下我孤身一人。露西说报纸上全是长篇大论的悼词和充满敬意的评价，我让她把报纸都寄来。“没人提到你。”她说。
鲍泽是条喜怒不形于色的狗，每天不需要太多的关注。只是每个星期，它都会主动来找我一次，如果我坐着，它就把下巴搁在我的膝盖上，如果我站着，它就用头轻轻顶我的小腿肚。我知道，这意味着它需要一点关爱了，于是我就挠挠它的耳朵，拍拍它的侧腹，跟它说说自古以来狗主人对狗说的那些傻话。“谁是最乖的宝贝呀？”“真是条好狗！”“谁是全世界最棒的狗呀？”这样过了几分钟后，它会像刚刚游过一条小溪般抖抖身体，悠闲地走开。
欧拉夫松一家连续第三年来这儿度假了，这次要在小屋住上一个月。他们来的时候，艳阳高照，我们坐在我房子后面的草坪上大栗树的树荫下，喝着冰凉的白葡萄酒。他们来到温暖的南方，难掩兴奋和喜悦，他们说，在他们出发的那天晚上，雷克雅未克的地上都结了霜。我告诉他们，我去过一次他们的家乡（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之前从没提到，我说）。他们问我为什么去雷克雅未克，我便开始解释，而我之前保持沉默的原因也就显而易见了。我跟他们说了芙蕾雅、居纳尔松和战争的事，说到芙蕾雅以为我死了时，我的泪水不受控制地顺着脸颊流下来。我不觉得悲伤，不觉得有那种胸闷气短、如置身地狱般的痛苦——但记忆激活了我大脑中的某个地方，触发了泪腺。他们都看着我，震惊了。我说这一切确实非常悲哀，我试着转换话题，说起附近新开的餐厅。可他们离开后，我又哭了，哭完我好多了——我感觉自己更柔弱了，身心都得到了净化。我走进屋，看着芙蕾雅和史黛拉的照片。芙蕾雅和史黛拉。那是我的幸运；那些年是我幸运的日子，我不能抱怨什么。有些人可能一辈子都没幸运过。在那些年月，我爱芙蕾雅，她也爱我，我沉浸在爱里。只是后来霉运又回来了。
这就是你一生最终的结局：将你经历的全部幸运和霉运加起来。一切都可以用这个简单的公式来解释。算一算总数，看看它们各自是多少。你对此是无能为力的：没有人能够将它分享出来，或是把这边的划到那边，一切就那样发生了。我们必须默默承受人类境遇的法则，蒙田是这样说的。
牧场边的大橡树旁有个溢满水的池塘，我花了半个钟头盯着那漫出来的水的形状，看得出了神。不知为何，一块大石头给塞在了出水口，水从石头上面流过，石头光滑得就像倒扣的碗或大车轮的轮毂。我把棍子蘸到水里，让水滴从棍子末端滴到平滑的流水水面上，迅速落下的水滴激起阵阵涟漪，又迅速消失，没有在光滑的平面上留下任何痕迹。
“冷杉树庄园”开始大规模的建筑工程，整个圣萨比纳都在纷纷揣测。自最后一批租客离开后，那房子空置了十五年——只住了看房的管理员。“冷杉树庄园”是优雅的修道院风格建筑，离我家大约三千米，被一圈比人头还高的石墙遮挡着。我希望新主人不是英国人——绝大多数英国人似乎都聚集在凯尔西那边的蒙太古。圣萨比纳小镇的另一边有个雕塑家是英国人，叫卡莱尔，他用旧的农具和农机做雕刻，但他比我更离群索居。在集市或药店碰到时，我们总是令人信服地表现出没有看到对方的样子。
今天大雾，雾散得很慢，公园里的树仿佛幽灵，影影绰绰的——简直不像真的——包裹一切的大雾隐去细小的树枝和树杈，只留下粗大的树干给人看见。如同孩子眼中的大树。
我的脑子里一整天都在不停地放一首歌。一首“二战”前的老歌。它的调子让人很难忘记。
人生苦短，
什么，什么，
我们都在变老，
所以无须匆忙奔跑，什么，什么，
跳舞吧孩子，
能跳的时候就跳吧。
跳舞吧孩子。我会跳的。
今天下午，天空仿佛凝固了，显得又松又软，当暮色慢慢变成亮蓝色又雾蒙蒙的一片时，它又散开了。
“冷杉树”的新主人是杜佩蒂特女士——从巴黎来的，不是别的地方。未婚？离婚了？她好像是单身，没有孩子，很有钱。房子重新装修期间，以前的管理员被打发走了，从阿让新来了一对夫妇。
五月。今年第一次感觉到夏天的来临。草坪上到处是报春花。厚厚的云层慵懒地飘过山谷。这是我最喜欢的月份，乡下一派清新景象，树上新长出的绿叶美得不像真的。大群蜜蜂飞到“五棵柏树”的屋顶，在楼上的房间里成千上万地死去。我一铲一铲地把它们清理干净，但还是把窗户都开着。蜜蜂在分蜂期似乎变得非常愚蠢，它们无视敞开的窗户，只徒劳地撞向关着的窗户玻璃，直到筋疲力尽，掉到地上死去。等蜂巢修好，传粉开始后，它们似乎又恢复理智，冷静下来。
今天相当炎热，像是八月份——用他们这里的话来形容，就是热死狗的天气。但五月毕竟不是三伏天，一切都在用尽全力地生长。等到了八月，草木就要发生变化，夜晚会开始变长，哪怕变化非常缓慢。炎热的天气会让人虚弱、压抑，太阳将会显得恶狠狠的、破坏力强。
而现在，就连鲍泽都要找块有阳光的地方睡觉。它躺在那儿，四肢摊开，一条腿抽动着，大概是在梦中追逐小羊或蝴蝶吧。霍奇轻轻地走过来，用好奇又有点鄙夷的眼神看着它。
我走去圣萨比纳的路上时，一辆钢青色的奔驰大车在我旁边停下。开车的是个女人，说可以顺路捎我去镇上。我们做了自我介绍，可在她告诉我她的名字之前，我就知道她是“冷杉树庄园”的杜佩蒂特女士。她满头花白的金发，皮肤非常白皙，甚至接近北欧人的肤色。她总是双唇紧闭，表情矜持，像是下定了决心要消灭自己天性中任何感性和轻佻的因素。她如果不是这样，应该是个楚楚动人的女人。她精心打扮，全身华服，头发挽成松松的发髻，手指和手腕上不动声色地戴着很多珠宝。她是从巴黎来视察工程进展的，她希望能在八月前入住——等她安顿好之后，我一定得来小酌一杯。我很高兴，我说。她打算只在夏天来住——也许复活节还会来一趟。她是做古董生意的，她告诉我，她在波拿巴特街上有家小店。是的，她当然知道“利平兄弟”。我跟她解释了我跟那家公司的渊源。等我在邮局旁边下车时，我们已对彼此相当了解。在法兰西咖啡馆，亨利和玛丽—泰瑞莎对我进行了彻底的盘问。大家对优雅的杜佩蒂特女士都很好奇。但还没人摸清她的底细。
今年，露西好像老了许多，也疲倦了许多。她的朋友莫莉私下向我倾吐她的担忧。她在春天狠狠摔了一跤，当场昏迷了几分钟。那次摔跤似乎神秘地削弱了她的能量——让她彻底地发生了一些变化。有一天，她来到我的书房，在书架上找书看。她看到装满我资料和手稿的硬纸箱，问我它们会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
“你死了以后呀。总不能把它们全扔了吧。这里面一定有非常有趣的资料。”
“对我来说很有趣，这是肯定的。”
“要不我给你找个热情又年轻的文学爱好者，帮你分类整理好，怎么样？”
“不用了，谢谢。我可不想陌生人看到我的私人资料。”
不过她这话点醒了我：我决定整理我的房子。
重读以前的日记让我既意外又震惊。我找不到昔日那个学生和今天的我之间的联系。我曾是个多么孤僻、多么惆怅、多么困惑的人。那不是我，是吗？
先验性道德判断（“毫无理由地制造痛苦在道德上是错误的行为”）对绝大多数人来说都是完全可以接受的概念。只有一些哲学家会表示异议。
连着三天眼前都有棕色迷雾，情况严重，我去看了洛桑萨克医生。他长相英俊，轮廓分明，才三十五岁，头发却早早花白。他给我做了全面检查：血压、直肠指检、抽血和尿样检查。我跟他说了车祸的事，他说只要我愿意，他可以送我去波尔多做脑部扫描。我告诉他，我出不起那个钱。不，不，他说，是免费的——科恩先生会开车送你到那儿，再接你回来。你一分钱都不用出。这很有诱惑力，但我还是拒绝了：不管可能查出什么问题，我反正奇怪地不愿让自己的大脑接受扫描。我害怕他们会发现别的问题。
在“冷杉树庄园”小酌。这里真美——十八世纪的建筑，墙上是一层灰扑扑的黄色粗灰泥，陡峭的折面[3]屋顶上铺着鱼鳞状瓦片。两边的小厢房向前延伸，包围了砾石路面的前庭与喷泉。房子后面，有一处带围栏的阳台，阳台俯瞰着新栽了花的花坛，再过几年，这里就将繁花盛开。房子里面还显得有些空荡，但杜佩蒂特女士四处摆放的装饰物倒是跟这建筑的年代风格很相称。一切都很精妙，只是在我眼里，它少了点灵魂，更像个博物馆：古老光滑的镶木地板上铺着欧比松[4]地毯，两把角度精确的扶手椅，一尘不染的桌子和橱柜。挂的画显得平常无奇：标准的肖像画，类似华托[5]风格的游园画，以及过分美化、过分理想化的风景画。你不能批评这样的品位，但你会发现这座房子缺少生气。要是我，我就会在壁炉架上放一尊大大的裸体雕像，弄张玻璃或铬合金的咖啡桌，在上面堆满书籍和杂志——要有对比，有不协调，才能吸引眼球，要有一些能表明有人在这里生活的东西。
在自己的地盘上，杜佩蒂特女士似乎放松多了，也因此显得漂亮多了。她把头发放下来，穿着亚麻阔腿裤和白色衬衫。她的胸部很丰满。我们以为我祝酒的名义，喝了金汤力，她抽了支香烟，小心翼翼的模样说明这对她来说是种罕见而出格的行为。她向前俯身摁熄烟头时，衬衫的领子分开了一下，我看见她波涛汹涌的胸脯，乳沟被带花边的内衣包裹着。我感觉到那种从脊柱底部发散而来的熟悉的虚弱感，我心里非常庆幸。要是再年轻二十岁，我可能会希望我们的友邻之谊更进一步。
她非常友善——也许太过友善了——她把手放在我的胳膊上，问我能不能直接叫我洛根，还让我叫她加布丽尔。我们将会在圣萨比纳这儿成为伙伴，她说，接着又补充道，我要是有任何需要，只管喊她的家丁。一切都是那么轻松惬意，我们坐在她屋后的阳台上，看着阳光投射下的影子不断拉长，雨燕在我们头顶盘旋俯冲，我们聊起巴黎。她是在那儿出生的，她说，“二战”之后。“冷杉树庄园”是古老的家族资产，她从弟弟手中把它买了下来。我有种感觉，不管杜佩蒂特先生是谁，他应该已经过世很长时间了。
弗朗辛宣布，她不想让任何人再到她家去了——邻居们都对进出她家的男人议论纷纷。不过，她很高兴跟我在旅店碰头，并向我推荐了小镇郊区的一家旅店，她显然跟那里的经理有协议。就我目前的情况而言，这笔钱我是出不起的，所以这个消息似乎意味着我性生活的终结。我会怀念弗朗辛以及她对我毫不好奇的态度。而我，相较之下，却总是对她非常好奇，不知道这样一个中年家庭主妇是怎么走上兼职妓女之路的。我问过她，她避而不谈。
小超市的气氛有些紧张：大家皱着眉头，握着手，表情阴沉地嘀咕着。狄迪尔·玛卓问我看到“冷杉树庄园”墙壁上的东西没有。没有，我说，写了什么？你最好自己去看看，狄迪尔建议——我什么也没说。我骑着我的轻便摩托车绕了个路，从那边经过。在门柱右边的墙壁上，镶了块石板，石板上刻的字（是法语）写着：“纪念贝努瓦·弗德尔（1916—1971），又名‘拉乌尔’，‘勒纳尔’抵抗军司令，一九四四年六月六日从德军手中解放了圣萨比纳。”原来如此，这下，一些事情就更清楚了：这是家族资产；她的父亲是抵抗军斗士，说不定还是当地的英雄。那为什么圣萨比纳没人知道这样的关系，狄迪尔·玛卓又为什么那样皱着眉头、语焉不详？
“如黄铜大钟一般美妙。”这是我父亲以前用来形容完美冻肉的话。不知为何，它突然在我脑海中冒出来。我很多年没想起过他了，而当我真的想起他，想起他宽厚而哀伤的微笑时，我感觉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加布丽尔来喝酒。我必须承认，我怀念女人的陪伴。我们之间什么也不会发生，但闻着她的香水味，看着她往后靠在扶手椅上，跷起二郎腿，又向前俯身，拿火柴点燃自己的香烟，感受她的十指压在我手背上的重量，这些都给我带来一种强烈的性愉悦。我斗胆将她在我家的出现与一种压抑而温柔的爱欲联系在一起，但我绝对不会逾矩。我带她到处参观，她注意到我书房墙壁上毕加索的小素描。我跟她讲述了它的来历。我想，她在得知我见过毕加索之后是相当震惊的。她看着成堆的书籍和一箱箱的资料，问我现在在写什么，于是我跟她说了一点关于《八重奏》的事。
接着，我说我看到了她家墙壁上的石板，她给我解释了它的重要意义。她的父亲在“二战”期间加入抵抗军，可她是在他死后才得知此事的。她母亲跟她说过几件可以说的事：比如他的代号，他曾在洛特率领过一支名为“勒纳尔”的队伍，以及在诺曼底登陆日当天，他接到解放圣萨比纳的命令，并在当地重要的道路和桥梁沿线建起强有力的据点。根据她所了解的抵抗运动的历史，她还知道，他们的另一个任务是围拢并逮捕纳粹的同情者及合谋者。“二战”后，他买下“冷杉树庄园”，没过多久，由于生意的需要，他便出国了，全家人也搬到巴黎，她在巴黎出生，大约六年后，她弟弟出生。“我母亲很有可能就是在‘冷杉树庄园’怀上我的，”她笑着说，“我父亲去世后，我们发现我们竟然还有这处房产，全家人决定，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它租出去。”接着，她暗示自己的婚姻后来出现了问题，问题“解决”之后，她决定，她需要给人生做出一些大变动。她想，为纪念父亲，重修这幢房子并赞颂他为圣萨比纳所做的一切，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他从来没说起过战争吗？我问。从来没有，她说。就连她母亲也知之甚少——母亲是在一九四六年和父亲认识的，一年后，他们就去了巴黎。你一定要明白，她说，对她父亲那一代人而言，尽管迫切地渴望解放，但他们也都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创伤：为了打败德国人，你经常不得不与法国人作战；战争结束后，又得面对公义和复仇的问题。他见证了那么多，也许还被迫做了很多事，带着那样的记忆生活下去并不容易。不如保持缄 默。
晚上狂风暴雨。早上走到外面，发现地上湿透了，到处是积水，空气很清新，像是刚刚被冲洗过，换上了新的。
*
米约海滩。沙丘旅店。突然想去海边的念头让我来到大西洋边密米占以南的这个地方。这家小旅店的后面就是沙丘，前面是潮汐形成的海水池，米约湖。二楼有六个房间，楼下是伊维特餐厅，到了夏天，他们会把推拉门打开，将桌子摆在长方形木台又密又荫凉的藤蔓下。
米约海滩是个度假小镇，离人口稠密的中心大城市足够远，基本保持着未经破坏、朴实无华的状态。在潮汐池这边，是古老的捕鱼区，有很多渔民亮闪闪的小木屋，木屋周边是两条街道，街上有商店和酒吧，统领整个小镇的是高高耸立的红白条纹的灯塔。你从小镇屋檐遮蔽下的街道出发，爬上沙丘，便可以看到法国西海岸巨大的沙滩。到处还残留着希特勒在大西洋壁垒计划中布置的水泥地堡和枪炮台，有些坍塌了，顺着被侵蚀的沙丘渐渐滑入大海。海滩活动主要集中在冲浪的地方和几个售卖饮料、三明治的沙滩小屋。
我跟扬尼克·勒夫莱尔—布鲁诺说起我还想再去一次海边的冲动时，他向我推荐了米约海滩——前提是我不能告诉任何人。他还让我去找伊维特·佩勒格里斯，也就是旅店的老板娘，就说我是他的朋友。其实这也并没有让她的态度有什么变化，我认为。伊维特身材丰满，表情严肃，满头蓬乱的红褐色头发，她很清楚自己的餐厅是这片海滩最好的。所以，她用高昂的价格吓退了小孩和短途游客，她的客人要么是有钱的，要么是上了年纪的，要么两者皆是。今年我出租小屋的收入不错，我觉得自己可以好好享受一下。我在这里先预订了一周，已经又延长了一周。我睡得很好，很晚才去阳台吃早餐。吃完，我会去镇上闲逛，买份报纸。午餐时，我通常会爬上沙丘去海边，在某个小屋喝杯啤酒，吃份三明治。伊维特餐厅的晚餐时间是八点整：菜品总是生蚝、烤鱼、奶油水果馅饼和一瓶红酒。红酒倒是可以更好一点，我问伊维特我能不能自己买酒。没问题，她说，只要我不介意多花钱。
此时，我坐在沙滩小屋木台遮阳伞的荫凉下，一手拿着啤酒，膝盖上放着一本书。我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听着海浪涌来、拍在沙滩上的哗哗声响。只要我还有钱、有力气，我就要每年来一趟——过几天这样的日子对灵魂是有益的。
我刚刚想到个极好的办法，解决《八重奏》中时空跳跃的问题。午餐时间就要到了，我正打开一瓶红酒时，加布丽尔打来电话[6]。她的语气听起来非常紧张，问我能不能立刻去她那儿一趟。于是，我跳上我的轻便摩托，去了“冷杉树庄园”。加布丽尔站在大门边的路上，抽着烟。我们见面没有相互亲吻脸颊，她只是一言不发地用手指了指围墙。
那块石板被人粗暴地破坏了，像是用尖嘴镐狠狠砸过，砸出五六个大洞，总之，彻底毁掉了。加布丽尔红着眼睛，流下愤怒的泪水。她拼命压抑着怒火，浑身颤抖着说：“什么人会做这种事啊，洛根？”她是用英语说的这句话，仿佛是不想让这悲哀的小小愤慨玷污了她的法语。向宪兵队报告了吗？当然。他们能做什么？什么也不能做。是小孩子吧，故意搞破坏的——他们看到什么新东西，就想把它毁掉。说完，她开始哭——真是让我心烦意乱——我伸出双臂搂着她，陪她走回屋里。我留下来吃午餐，她慢慢冷静下来，并计划换上新的石板——也许用金属板会更好。我赞同这个想法。
黑暗的夜里冒出个黑暗的念头：我们都以为死亡来临时是突然的，可我们也知道，不可能所有人都能这样。所以，我们生命的终结就将是我们最后的幸运或霉运——是对两种类别的最后一次加量。大自然总会提供某种形式的慰藉，这是在想象自己将如何离开这个世界时，我突然明白过来的。死亡的过程越是漫长、痛苦、缺少尊严，我们就越渴望死去——我们迫不及待地想让生命终结，我们急切地期盼被湮没。可这算是慰藉吗？当你相对健康幸福时，你想活得越久越好，你害怕死亡，也拒绝死亡。期盼生命终结难道更好？……现在，我已是耄耋之年——牙齿掉了，腿脚跛了，眼前时不时还出现棕色迷雾，但除此之外，我仍有期待——我请求宇宙再给我最后一点好运。请让我走得突然些。就一下把灯全关了吧。
今天，我突然想起迪克·霍奇，我记得他给过我一个社交方面的建议，以防我发现自己在晚宴上不知道该怎么聊天。简单得不可思议，迪克说。要开始聊天，迪克说，说谎就行了。比如说，对你右手边的女人说：“我被失眠给折磨惨了，你的睡眠怎么样？”或是坦白你妻子的前夫威胁说要杀了你。或是你上周被人抢劫了。这招儿总是有用，他说。说你认识最近那场空难中的一个人，或是你听说某个王室成员要改信伊斯兰教了。绝大多数晚宴上的对话都太无聊了，你这么说绝对能吸引来忠实的听众。从不失手，他说。
我发现，加布丽尔给父亲树的纪念石板被破坏一事，并未引起圣萨比纳居民的同情。这就有意思了。诺伯特只是耸耸肩——年轻人哪。狄迪尔和露西特说这种事情以前也发生过。只有让—罗伯特说，也许是有人对她父亲怀恨在心。让—罗伯特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来到圣萨比纳的，所以他对战争期间的事一无所知。不过，通过抑扬顿挫的语气和不甚明显的鬼脸，他暗示圣萨比纳有许多不为人知的阴暗秘密。他听到不少流言：“有些人，那些老人……”他言尽于此。
在接下来的赶集日，我发现自己盯着一圈站着聊天的老人们看。一九四〇年到一九四四年——任何一个六十多岁的人应该都能说出圣萨比纳被德军占领期间的一些事。这些老人中，有些我很熟悉，但我非常不愿意主动提起这个话题——我不想掀起石头，看到躲在下面的那些见不得光的可怕妖怪。
我跟卢西恩说起此事。他把双手插进口袋，死死地盯着地面。
“这太可耻了，”我飞快地说，“她是个很好的女人。她现在很难过。”
“当然，”卢西恩说，“可她有许可证吗？”
“什么许可证？”
“就是一开始立这个纪念牌匾的许可证啊。”
“那是她的房子，她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她纪念自己的父亲不需要许可证吧。”
卢西恩死死地盯着我。“依我的经验，你要是个外来人，最好每件事都申请许可证。”说完他微微一笑，朝我露出漂亮的银牙，邀请我共进晚餐。
这里的冬天几乎像夏天一样，以自己的方式让人着迷。我早上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就着昨天晚上的余烬烧一堆新火。我先放一把细干藤[7]，接着放柴火棍，再多拉几次风箱，火就烧起来了。火烧旺以后，我往壁炉后面放两块劈开的木柴。霍奇和鲍泽喜欢坐着看我生火，看到火燃起来后，它们便会悠闲地走来，仿佛那火焰是种信号，批准新的一天就此开始。这里经常有大雾，大雾一连几天都不散——四处白茫茫冰冻一片，像是下过雪。
冬天让古老的橡树展示出巨大、复杂又强壮的组织。如同一位老人脱去了他在萨维尔街[8]量身定制的套装——自然的裸露同样令人叹为观止。
*
上周，加布丽尔弄了块新的牌匾——是浮雕的金属板——她把它镶在墙上。今天早上，又有人用硫酸和沥青对它进行了破坏。我去她那儿时，她哭得不能自已。我主动提出要代表她去跟镇长见面，她非常感激。我跟扬尼克·勒夫莱尔—布鲁诺约好周三见面。
我很清楚，虽然这跟我没有直接关系，但这两件事让我感觉到的屈辱和加布丽尔是一样的。我知道没有哪个地方是完美的，但这两次对加布丽尔纪念牌匾的破坏展示了圣萨比纳的另一面，让我深感不安。很显然，小镇的人们知道些可耻而阴暗的秘密，贝努瓦·弗德尔在一九四四年可能参与揭露了这些秘密——甚至可能惩罚了某些人；同样明显的是，这种仇恨还在继续。我感觉我即将与朋友和家人反目：我并不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可我似乎别无选择。
与扬尼克·勒夫莱尔—布鲁诺的对话并没能让我满意。他问我喝不喝酒，我拒绝了——我希望这次谈话是正式的、官方的。我问他知不知道是谁破坏了杜佩蒂特女士的纪念牌匾，他说他一无所知——也许是专门搞破坏的人？我说我不相信他，我说我非常肯定，这镇上每个人都知道幕后黑手是谁，但他们都在隐瞒。我提到“同流合污”这个词，他疲惫地摇摇头。
扬尼克：我能不能给你提个建议，蒙斯图尔特先生？
洛根：我没法拦着你。
扬尼克：别管这事了。这跟你没关系。大家都很喜欢你。求你了，别再掺和了。这事自然会得到解决的。
洛根：真是一贯如此。可你说错了，人必须要承担起生活的责任。转身视而不见是没用的。
他冷静又热切地再次敦促我不要插手此事，这只是加重了我的疑虑。我提醒他我是做什么的，还说这种故事，一个作家轻而易举就能添油加醋一番再宣传出去——不得不承认，这话有点自吹自擂。
扬尼克·勒夫莱尔—布鲁诺似乎是真的为我们谈话的走向感到委屈和痛苦，他反复敦促我后退一步——没有必要写任何事啊，走到这一步完全没有意义。我从他身上看到了政治活动中琐碎而无耻的妥协，无论那种活动是多么微小且局限。这一切的背后，一定有个有权有势的人，扬尼克被绝望地夹在中间。虽然他来自未受时代玷污的一代人，可就连他也不敢冒险吐露圣萨比纳的战时秘密。
我离开市政厅，穿过小镇步行回家，感觉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我的身上，我仿佛生活在西西里岛，得知了黑手党杀人并掩藏事实的可怕秘密，但又发誓保持沉默。自从来到这里后，我第一次生出搬走的念头。
灿烂壮丽、令人陶醉的落日，可惜高空飞机留下的水平尾迹破坏了它。
加布丽尔和我制定了计划。我们会将牌匾擦洗干净，重新装好，还要尽可能造出浩大的声势。等牌匾回到墙上之后，到了晚上，我就躲在大门对面的小树林里，观察来往的人。加布丽尔反对——我知道她在想什么：你年纪太大，不能这样折腾了——可我不听她的。从半夜十二点守到凌晨两点应该就行了。我有信心，我们一定能抓到肇事者——可抓到之后怎么办呢？
今天下午，我在一丛茂密的黑莓灌木后找到了理想的监视地点，在这里，我能清楚地看到小路对面三十米开外的大门。我放了块防潮地垫，又在一棵倒了的树下藏了半瓶白兰地。这个季节[9]，九点半、十点左右天就完全黑了，天气预报说最低温度只有八九度。我得多穿点。
*
第一天晚上——无事可报。实话说，午夜过后留在树林里的感觉还挺奇妙的。夜晚天气很凉，我时不时喝上一小口火辣辣的干邑白兰地，给自己保暖。我不觉得累：肾上腺素让我保持着清醒和警觉。我从家里的壁炉旁拿来一根旧拨火棍，作为简陋的武器——我没打算真用上它，但无论如何有它在手总是安心些。树林里有各种各样的动静——吱吱呀呀、窸窸窣窣——甚至有那么一会儿，我确信有人在我身后的某个地方走来走去。我感觉一个巨大的东西拨开树枝，挤过灌木丛，可过了一会儿，我才意识到那应该是头鹿。十二点到两点之间，我看到七辆汽车和两辆摩托车经过，最后半个钟头是死一样的沉寂。每次看到汽车车灯照亮树林时，我都感觉到自己苍老的心脏在激动地狂跳。我还记得上一次我有这种感觉是什么时候：一九四四年在夜色中跳伞进入瑞士的时候——那应该是贝努瓦·弗德尔解放圣萨比纳几个月前。
我回到家，鲍泽和霍奇都在大厅等我——我一反常态的行为让它们烦躁不安。霍奇不让我摸它，它生着闷气呢。
我给加布丽尔打电话汇报情况。她再次让我别管了：洛根，求你了，他们做什么我都不介意——我只要一直换就好了，他们总会厌倦这个游戏的。我说，我再坚持几个晚上吧。我已经把这个地方当作自己的家了，我想正是我对它的爱加剧了我的愤慨——我不敢相信，怨恨与复仇就像小小的癌细胞，竟然能以这样的方式腐坏我们的小镇，这个和我所熟悉的其他小镇一样宽容、大度、长期忍耐苦难的小镇。我想知道，在圣萨比纳，到底是谁，如此以历史为耻，以至于他（或她？）要以这种象征性的行为来玷污一个好人的名誉。我们走着瞧吧。
第二天晚上。起风了，感觉有些冷，风吹得树顶的树叶不停地沙沙作响、摇摇摆摆。只有四辆汽车和一辆白色小货车经过。我喝完了我的干邑白兰地。我回家时，鲍泽和霍奇没有屈尊来欢迎我。
与加布丽尔共进午餐。她长长的脸型和完美的白皙肌肤有种多愁善感的美。我不知道这个话题是怎么被提起来的，不过今天她跟我多说了一些关于自己婚姻的事。吉勒斯·杜佩蒂特先生比她年纪大，之前结过两次婚，按她的原话，“他在理智上就无法保持忠诚”。他们的婚姻很短暂，之后，她便下定决心，她说，永远都不再让自己陷入可能受伤害的境地。所以，这次圣萨比纳给她带来的新痛苦才会让她如此不安。我温和地批评了她，提醒她人是不能与生活达成这种单边协议的。你不能说：够了，我已安全封锁了自己的情绪，现在我是坚不可摧的了，这个世界的残忍和失望再也不能伤害到我了。你只能接受它们，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我说，你会发现自己内心的力量的。我们亲吻道别时，她的脸贴着我的脸好像比平时更用力一些，又或者这只是我的错觉？我是不是有点爱上加布丽尔·杜佩蒂特了？我试着想象她一丝不挂的样子——那白皙的身体，那柔软的乳房……你这傻老头，蒙斯图尔特，你真是个傻老头。
半夜一点刚过，我开始感觉疲倦时，情况有变化了——连续三个晚上的熬夜超出了我的承受范围，我感觉全身都在抗议似的变得僵硬。就在此时，我看到一辆汽车的前灯，那车速慢得不同寻常。接着，它停下来，我听到柴油机空转几秒后，司机熄了火，并关掉车灯。很快，我听到嘀嘀咕咕的说话声和沿着小路朝大门走去的脚步声。今晚天色并不暗——月光够亮，投下淡淡的影子。我看见两个男人沿小路走着，其中一个手上拎着一件大东西。第一个人在路中间占据了望风的位置，观察迎面而来的光线，第二个人朝牌匾靠近。太迟了，当我意识到他打算做什么时，已经太迟了，但我还是一跃而起，拿着拨火棍，从灌木丛中冲出来，一边打开我的手电筒，一边大喊：“好了！我抓到你们了！快住手！我要报警了！”站在路上的人开始威胁地朝我逼近，可牌匾旁边的人说：“站住。别管他。”我用手电筒朝他的脸照去——我觉得我好像认得这个声音。是卢西恩·格尔斯，我的朋友，我的邻居。他刚在贝努瓦·弗德尔的纪念牌匾上画了个黑色的纳粹万字符。
关于贝努瓦·弗德尔的备忘录[10]
贝努瓦·弗德尔一九三九年十月逃离法国军队，加入巴黎的黑社会组织，他和瓦伦丁·M.一起，参与经营第一区的一家妓院。一九四〇年夏天，随着德国军队步步逼近巴黎，弗德尔加入数以万计的难民行列，向南逃亡，他本计划先去波尔多，再去西班牙边境。结果他只走到洛特河畔新城区便没有再继续往前走，他在圣萨比纳住下来，当过很短一段时间的农场工人。法国分裂，德军在北方稳定局势后，他再没有逃亡的必要了，便决定按兵不动——他还决定重操旧业。他在圣萨比纳租了处房子，取名“宽容之家”，从阿让和图卢兹招来四名妓女。后来，圣萨比纳的镇长里昂·格尔斯在当地其他政要（神父拉塞克先生和贝尔霍姆医生）的支持下，下令关闭该妓院，要求弗德尔离开小镇，妓女们各回各家。
从那以后，再也没人听说过弗德尔的消息，直到一九四四年六月六日，他突然出现在圣萨比纳的大广场上，还带来六个全副武装的人。他宣布，根据查尔斯·戴高乐将军的指令，小镇已获解放，并将接受“勒纳尔”抵抗军的指挥和控制。镇长格尔斯先生、神父拉塞克先生和贝尔霍姆医生以与德国占领军合谋的罪名被逮捕，并被带至数千米外的一处农场接受审讯。六月七日晚，三人全被处以极刑——头部中枪——死后被葬于附近树林。
在战争最后几个月的混乱局势中，弗德尔事实上把圣萨比纳当作了他的私人封地。他残暴的行为让居民们只能选择顺从和沉默。弗德尔利用自己的权力和手腕积累了财富，并在小镇外买下了规模可观的房产，即“冷杉树庄园”。一九四六年，他在那里迎娶了自己的新娘。
然而，一九四七年初，贝尔霍姆医生的姐妹们以谋杀罪起诉弗德尔，弗德尔被捕，并被送往波尔多的监狱等待审判。弗德尔在军事特别法庭受审，审讯持续了整整一周，当地媒体进行了详细报道。关于“勒纳尔”抵抗军英勇战绩的详细情况不甚明了，但弗德尔为自己的辩护却是强有力的：他说那三个人都是德军的同盟，还说戴高乐将军在诺曼底登陆前就下达了命令，要不遗余力地将帮过德军的人绳之以法。他在圣萨比纳的所作所为在法国上下并不少见——他只是在执行命令而已。弗德尔被判有罪，并被判处八年监禁，服刑五年后，他因表现良好提前出狱。
他再也没有回到圣萨比纳。出狱后，他回到在巴黎的家。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在进出口贸易方面大获成功。他死于一九七一年，死时腰缠万贯。
那天晚上，和卢西恩·格尔斯在一起的人是贝尔霍姆医生的侄子。他们俩把我送回家，并解释了弗德尔事件的一些背景情况。按照卢西恩的建议，我去了波尔多，在西南区的新闻档案馆待了一整天。我记下了庭审的过程，并复印了一份，以极其遗憾的心情，将它们交给加布丽尔。我没有留下来看她的反应。
第二天，牌匾不见了。没过多久，从那座房子经过时，我看到它大门紧闭。看管房子的人说他们也不知道杜佩蒂特女士还打不打算回来。我给加布丽尔在巴黎的地址写信，说我很遗憾告诉她关于她父亲人生的真实故事，可贝努瓦·弗德尔的真面目不应该影响到她和我的关系，反之亦然。到目前为止，她还没有回信。
我去见了扬尼克·勒夫莱尔—布鲁诺，为自己的冒昧和冲动道歉。他非常宽厚地表示，他认为此事到此为止。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我却有点惭愧——我没有相信自己的直觉，这些人对我如此友善热情，我却预先假定他们的恶毒与唯利是图。鬼知道弗德尔还对家人说过什么谎话，编造自己的战争经历。在这场骗局中，他的妻子一定是同谋，任由他把牢狱生涯说成是在国外赚钱，以此来欺瞒他们的孩子。加布丽尔以为父亲是不为人知的隐形英雄，只是因为过往经历留下的心理创伤才不爱出风头。但其实，他并没有为自己犯下的杀人罪和他在圣萨比纳的恐怖强权统治承担什么后果。我能理解加布丽尔的纪念牌匾给卢西恩·格尔斯这些人施加了怎样的侮辱。我也向卢西恩道了歉。没人能傻过一个傻老头，我说。卢西恩原谅了我，并给我倒了一小杯他自己酿的白兰地——感觉像在喝融化的浮石粉。他说：生活中总有些事是我们无法理解的，碰上它们时，我们只能听之任之。很有道理。
米约海滩。沙丘旅店。今年我来的时间比较晚，这里比往常更安静，周一到周五，即便阳光灿烂，沙滩上也几乎空无一人。我比以往有了更多独处的时间，我思考着我在加布丽尔和她父亲纪念牌匾这件事上所犯的愚蠢错误。我又给她写了封信，仍然没有收到回信。为求安慰，我看起了蒙田的书。我想我是能原谅自己的，我还认为，加布丽尔·杜佩蒂特是我此生最后的爱人（单恋）。我想成为云游四方的骑士，揭露罪恶与虚伪。至少，这听上去像年轻人的痴心妄想，而不是老头子的糊涂痴傻。
暴风雨即将来临。北方出现巨大的低矮云团：最上面是明亮的白色，越往下颜色越暗，从浅灰到浅蓝，再到阴沉暗淡的灰紫色。
我在这里的生活乐趣是简单的——简单，不贵，而且很民主。路边小摊上堆积成山的马尔芒德西红柿。法兰西咖啡馆外人行道桌上的一瓶冰爽啤酒；咖啡馆里，玛丽—泰瑞莎正给我做着卡芒贝尔奶酪三明治。从圣萨比纳晃荡着回家时，我咬下一大块新鲜的长棍面包。从车道吹来的微风带来白色尘土中的谷物香气。牧场外绝对宁静的树林里响起布谷鸟的啼鸣。从我家后面的阳台看到的灰色、樱桃红色、粉红色、橘黄色或水洗蓝色的日落。正午没完没了的蝉鸣；当暮色渐渐加深时，还会响起蟋蟀时断时续的轻柔叫声。一本好书，一张吊床，一瓶冰凉的、瓶身上都是水珠的干白葡萄酒。口感粗粝的红酒和肋眼牛排。凉爽的、阴暗的、安静的、拉着百叶窗的我的卧室……还有，当我准备睡觉时，我知道，所有这一切明天还会再来，丝毫未改。
星期一，我去谷仓拿更多木柴。我应该推辆手推车的，但我没有，而是抱了满满一捧。弯腰下去想要再拿一块时，我突然感觉整个左边身体出现电击般的刺痛，就像胳肢窝被一把锯齿状的钝剑刺穿了。接着，那痛感向下延伸到手臂，我的左手和手指仿佛被尖锐的针头扎得麻木。怀里的木柴都掉到地上，我踉踉跄跄地后退着靠到墙壁，感觉眼前发黑，我听到一个奇怪的声音，有人在我耳边呢喃，仿佛教堂里无休止的礼拜声。这时，疼痛有所缓解，我的手指恢复了知觉。
洛桑萨克医生说我经历了一次轻微的心肌梗死。他把我送到阿让的医院进行检查，我在那里待了两天，我有自己的病房（免费），给我做监测和检查的医生来了一拨又一拨，似乎没完没了。一切好像多少恢复了正常。医生说，我这个年纪的病人除了要避免过度压力和劳累，也没什么可做的了。我不再吸烟，我的饮食很健康，我并不肥胖，他们也没办法给我做手术来改善目前的状况——毕竟我到了这个年纪。又是年纪。我要做的就是小心谨慎。诺伯特又开车带我回到圣萨比纳，我注意再注意、小心再小心的新生活开始了。
随着年龄的增长，蒙田唯一希望的就是不要患上老年痴呆——痛苦、折磨和疾病他是能够承受的。而他确实也承受了，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他因为胆结石承受了可怕的剧痛。可只要他的头脑是清醒的，病痛就不成问题。我原本一直以为我会因为脑部问题死去，因为上次被超速的邮局货车撞飞后，我可能有了后遗症，但现在看来，了结我的更可能是心脏上的毛病。
狄迪尔·洛桑萨克在上次给我做检查时说：你看看镜子里自己的脸，他说，那和你在十八岁、二十五岁、三十二岁时的脸不一样了。你看看那些皱纹和褶子。看看你的皮肤是多么缺乏弹性。你的头发在掉（“还有牙齿。”我补充道）。你还认得出这张脸——这还是你——可它已活了很长时间，并且正逐渐显露出这漫长一生的痕迹。你想想，你的心脏就和你的老脸一样。你的心脏和它在你十八岁时不一样了。想象一下，你的心脏在这些年来发生的变化就和你的脸发生的变化一样。所以，平常心。
榆树冒出嫩绿的新芽。白嘴鸦（和喜鹊）是最神经过敏、最小心谨慎的鸟儿。我打开前门，八百米之外的它们立刻惊恐地飞上天空——白嘴鸦警惕地呱呱、呱呱叫着。
今天早上，我安然醒来，立马感觉有什么不对劲。霍奇坐在壁炉台上，一动不动。它以前从没爬上去过，可现在，它像是想要尽量远离地面。鲍泽还在它的篮子里睡觉。“起来，你这大懒狗。”我一边说，一边去摇晃它。当然，它已经死了——甚至不需要挨到它，我就明白了。
我的痛苦如此强烈，如此纯粹，我感觉这痛苦会要了我的命。我把我的狗抱在怀中，像个婴儿一样号啕大哭。接着，我把它放进装葡萄酒的木箱，搬到花园，埋在一棵樱桃树下。
它不过是条老狗，我告诉自己，它作为狗的这一生很充实、很快乐。可让我悲痛得无以言表的真正原因在于，和它一起离去的，还有我对生活的热爱。这听起来也许挺愚蠢的，可事实就是，我爱它，我也知道它爱我。这意味着，我的生活中还有一种单纯而相互的爱，要我承认它的结束实在是太难了。看我在这儿胡言乱语什么呀，但这是真的——是真的呀。与此同时，我还知道，我的悲伤有一部分只是经过伪装的自怜自艾。我需要情感的交流，没有了它，我担心自己能否应付得过来，能否找到别的替代——要是这事儿能像新买一条狗那么简单就好了。我为自己感到难过——这就是悲恸。
米约海滩，沙丘旅店
今天我在旅店吃了午餐：半打生蚝、多宝鱼，还有柠檬派。我喝了三分之二瓶桑塞尔[11]葡萄酒，在床上打了大约一个钟头盹儿。然后，我拿起笔记本和拐杖，戴上巴拿马草帽，慢慢沿着木板栈道，穿过沙丘朝海边走去。
海边很热闹，但不是旅游旺季的那种热闹。我在常坐的桌子边坐下，点了瓶啤酒（开这家酒吧的姑娘叫什么名字来着？），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过了一会儿，阳光的热度似乎有所减弱，我决定去散步。
我走在度假的人和家庭中间，注意到智慧人类表现出的种种形态。人体的基本组成部分——头、躯干、两只手臂、两条腿，有各种不同的版本；就像基本的人脸——两只眼睛、两只耳朵、鼻子、嘴巴，也有不同的版本一样。我在晒日光浴的人群中小心地择路而行，感觉像行走在一大群极其冷漠的难民之中。他们个人生活的所有消耗品都在这里——衣服、食物、玩具、书——他们都处于懒洋洋又衣衫不整的状态，从表情看，他们像是被隐约剥夺了什么东西——仿佛他们在这世上所拥有的一切都在这里了，只是在等待管理难民的官员或慈善组织来告诉他们，接下来该往哪里去。然而，沙滩的气氛与它给人的最初印象是矛盾的——它的气氛是集体的慵懒闲散，而没有恐惧与不安。这里的人们不假思索地参与着沙滩上的欢乐民主，可能是一个小时，也可能是一天，他们忘记了在前方等待他们所有人的命运。沙滩就是人们的灵丹妙药。
很多人聚集在沙滩小屋和海滩救援点的旗帜周围，仿佛不敢去更远的地方探险，仿佛只有和一大群人待在一起他们才能真正放松。其实，只要再走远一点点，你就能拥有一百米长的独属海滩。这里也是裸体浴者的地盘。我慢慢朝北走（朝着英吉利海峡的方向，朝着布丁岛的方向），一个女孩从晒日光浴的人群中站起身，朝海浪漫步——她离海浪还有很远，海水现在正迅速退潮。她裸得很彻底，我们的路线交会时，她停下脚步，转过身，对她的朋友们大声喊着什么（荷兰语）。她长着又小又尖的乳房和一大丛浓密的阴毛。她全身都晒黑了，到处都是棕黑色。她看都没看我这个穿乳白色套装的老头一眼，就继续往前走。在这一刻，我认为两个世界相撞了——我的世界和未来的世界。谁能想象得到，我在这一生中，还会在沙滩上有这样的邂逅？我激动不已：老朽的作家和裸体的荷兰女孩——也许只有伦勃朗才能全面而忠实地描绘出这一场景（还记得我以前在巴黎住的伦勃朗酒店吗？）。不知为何，我发现自己在想，要是西里尔（康诺利）遇到这样的情况会怎么样？他会高兴得难以置信吗？还是会觉得困惑？不，我认为他会获得一种宁静的愉悦——这也是我步履沉重地继续前行时内心的感受，我感谢这个陌生的女孩和她坦率的赤裸。感谢这片海滩给了我这种可能性和这番微小的顿悟。
回到沙滩小屋，又有瓶啤酒摆在面前，我摆出惯有的姿势，手里拿着笔记本和笔，眼睛却不停乱转——今天好看的东西太多了；路过的巡游队伍在大肆炫耀着。我前面的桌子周围坐着八个法国少年——四个女孩，四个男孩，在我看来有十六七岁，都晒得黝黑，苗条又漂亮。女孩们抽着烟，从他们的举止明显看得出来，他们彼此很熟悉——他们在聊今天晚上该去哪儿。男孩女孩相处时轻松又自在，是我这一代人读书时不敢想象的。想想吧：我、彼得、本和迪克在十七岁的时候，像这样和四个女孩坐在海边的酒吧。我想象不出来，这超出了我的想象力范畴。
突然，我想到：我出生在本世纪初，没法在世纪之末时还如此年轻，这是不是算我运气不好？我嫉妒地看着这些孩子，想着他们现在的生活以及将来的生活，我为他们假想着未来。可我几乎立刻又意识到，这种懊悔是多么徒劳。你只能过好你自己的生活。再过六十年，如果这些男孩和女孩足够幸运，那他们也将成为老头子和老太太，看着新一代聪明的男孩女孩们，希望时间不要过得那么快——
一个女孩刚刚问我时间（“五点半了”），让我颇感意外。我还以为——我感觉到——我在这里是透明的。我该早点回家了。
问我时间的女孩又点燃一支香烟。我确定，这些女孩抽这么多烟的原因并不是尼古丁带来的愉悦——她们几乎都不吸自己的香烟——而是为了要在手里拿这么个东西来摆姿态。她们抽烟时都带着轻松自然的熟练姿势，尤其是这个女孩，她的姿势比其他人更完美。该怎么形容呢？玉指修长，手腕微曲，朱唇轻启，歪头吐气。她抽烟时带着极其性感又优雅的气息：她的身体黝黑、瘦削，满头牛奶巧克力色的长发，十分漂亮。不知为何，她很清楚，她对这完美白色烟卷的完美操控是在向那些男孩发出潜意识的信号——所有男孩的眼睛都像蜥蜴的眼睛一样在闪烁——她在说，她准备好了。
出于某些原因，这让我思考起自己的人生，自己经过的所有高潮和可怕的低谷，自己短暂的胜利与惨痛的丧失。我说，不，不，我不嫉妒你们——你们这些苗条、黝黑、自信的男孩和女孩，谁知道会有什么样的未来在等着你们。我要收拾好自己的东西，溜达着回到沙丘旅店，期待今天的晚餐——今天会吃什么鱼，还有我的那瓶红酒。我坐在这里，感觉到我应该把我所经历的一切记录下来。我远眺沙滩和大海，太阳开始向西渐斜，奇怪的自豪感涌上心头：我为自己做过的一切和经历过的一切感到自豪，我为自己见过并认识过的数以千计的人感到自豪，我为自己爱过的那几个人感到自豪。你们玩你们的吧，男孩女孩们，我说，你们抽烟吧，打情骂俏吧，晒得黝黑吧，想想晚上该去哪儿找乐子吧。我倒要看看你们有谁能过上我这样的人生。
酷热又憋闷的一天。叶子都没有动一下。蝴蝶在我种在日晷仪周围的飞燕草中飞来飞去。
五棵柏树庄园。圣萨比纳。我们的印第安夏日在这里延续——树叶快要变黄了，但从东边吹来的微风还是温热的，每一天的阳光仍带着温和的力量。
从花园树丛的缝隙间，我能看到牧场金黄的草地——它在阳光下变得很黄，如同古老的普拉塔河河水；远处深绿色的橡树林与之形成鲜明对比，那些大树是如此枝繁叶茂，就像烟雾或波浪，遮住被阳光晒黄的草地。较近的地方，照在灌木丛上的刺眼阳光和房子周围的藤蔓是那么完美：树叶间的荫凉、光照和透明形成完美的平衡——这是一种绝对的正确，像是由数学公式计算出来的一样，制造出理想的视觉效果。谷仓那边，一大片蓟草正在结籽，游离的微风裹挟着蓟草的种子，在小小的阵阵疾风中，将它们举到空中——在背后阳光的照射下，种子仿佛闪闪发亮，像云母粉或小珠片——它们如此灿烂，看起来像一束束光子飞到了空中，不断向上盘旋——越升越高，飞过了牧场——像什么呢？像会发光的虫子，像透亮的飞蛾。
天气太好，不能待在家里。我应该选一本熟悉的旧书，走到大栗树凉爽的蓝色树荫下，坐在帆布躺椅上看书。今天早上醒来时，我竟然有了老年人短暂的勃起。我做了个梦，我记得，梦到的是沙滩上从我身边走过的裸体姑娘。这些天来，我晚上做的梦都是那么栩栩如生，以至于我在早上醒来时还眨巴着眼睛，被无意识时的这些邂逅弄得迷茫又疲惫，不知道自己是谁又身在何方。所以，今天早上我握住自己的阳具，很高兴它还能如此坚挺、如此阳刚，哪怕这种状态只持续了半分钟。还算是活力尚存吧。生活——还活着，很高兴在这个漫长又蒙昧的世纪里，经历过它的每一个十年。我活过了怎样的时光啊——用法国人的话来说，这是怎样的一条人生之路啊。我认为此时应该举杯。是的，绝对的——我要开一瓶冰凉的白葡萄酒，拿到外面，坐在大栗树下，为洛根·蒙斯图尔特举杯。为每一个十年。为我经历的所有跌宕起伏。为我如过山车般刺激的人生。不，还不能说是过山车——过山车太平缓了——应该说是像悠悠球——像呆头呆脑的孩子手里拿着的悠悠球，猛然抽动、不停旋转着。孩子特别努力地尝试，迫不及待地想要学会如何掌控自己的新玩具。
注释：
[1]劳伦斯·达雷尔（Lawrence Durrell，1912—1990），英国小说家、诗人、剧作家。——译注
[2]1982年4—6月，英国和阿根廷为争夺马尔维纳斯群岛（阿根廷称“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的主权而爆发的战争，是冷战期间规模最大、战况最激烈的一次海陆空联合作战。——译注
[3]下部比上部陡。——译注
[4]法国中部的欧比松（Aubusson）自16世纪起就是地毯和家居毛毯的生产中心，1665年被授予“皇家工厂”的美誉，1743年建立地毯工厂，为贵族生产大量地毯，19—20世纪，欧比松成为法国平织地毯的代名词。——译注
[5]让—安东尼·华托（Jean-Antoine Watteau，1684—1721），法国18世纪洛可可风格的重要画家。——译注
[6]这句话表明这段日记应写于1987年夏天。因为洛根是在3月装的电话。
[7]冬天剪下的葡萄藤晒干后的细枝，拢成一捆。是用来生火和夏天烧烤的极佳燃料。
[8]萨维尔街（Savile Row），伦敦西区一条有200多年历史的小街，从19世纪初开始，逐渐聚集并培养了世界最顶尖的缝纫师，现在这里是高级定制男装圣地。——译注
[9]可能是9月？
[10]根据新闻报道和贝努瓦·弗德尔的受审记录汇编。（洛根的笔记）
[11]桑塞尔（Sancerre），法国著名葡萄酒产地，当地的葡萄酒自12世纪起便名声大振。——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