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

4月10日，星期日

米斯蒂克之家。温暖的艳阳天。像是到了夏天。茱萸花尽数盛开。我假装在花园里看书，实际上，我满脑子想的都是今天的第一杯酒。上午十一点还没到，我走进厨房，开了一罐啤酒。旁边没人，我喝了几大口，再往啤酒罐里倒满波旁威士忌。重新回到花园后，报纸忽然间看起来都更有趣了。“这就开始喝酒了？”阿兰娜用她最挖苦、最不认同的语气说。“啤酒而已，天哪。”我表示抗议。这罐酒能让我撑到中午，到了中午，我就可以光明正大地调一壶马丁尼了。阿兰娜喝一杯，我喝三杯。午饭时，我会开一瓶红酒。下午，我会睡个午觉，然后去海边，带孩子们在岩石周围闲晃。等回了家，就来一两杯餐前苏格兰威士忌加苏打水。晚餐，我会喝更多的红酒，餐后喝白兰地，很快就到睡觉时间了。这是我在乡下挨过周日的方式。

我为什么要喝这么多酒？嗯，一个原因是，到了周日，我知道我周一早上就必须回纽约了。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灵魂，对此我深信不疑——这也是我喜欢米斯蒂克之家的原因——纽约上西区的灵魂不适合我。我痛恨我们的公寓；我痛恨它所在的位置，它已经开始让我讨厌整个曼哈顿岛了。是哪些因素合在一起导致了这一点呢？是西区南北向狭窄的道路。是道路两旁毫无特色的建筑。是上述建筑的高度，以及上西区总是挤挤挨挨的人群。太挤了，人行道上总是挤满了行人。另外，还有宽阔但冷冰冰的哈德逊河。那里就是不适合我——我的灵魂在枯萎。我多次向阿兰娜建议搬家，可她很爱那套公寓。也许，我是不习惯跟两个小女孩同住；也许，我并不幸福。

（6月）

开车去了长岛的温多斯——纳特·泰特的继父家，一座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大宅。彼得·巴卡塞安（即继父）买下了继子百分之七十五的作品，并在某种程度上充当着非正式经纪人的角色。对纳特来说这有利也有弊——纳特是个充满魅力（一定还有更好的形容词——但我想不起来了）但本质老实的年轻人。有利的是，他的收入有了保证；有弊的是，没有哪个有才华的艺术家想让继父控制自己的职业生涯。

我买了“白色建筑”组画中的两幅——都是大幅的灰白油画，透过石膏粉绘制的底色（像透过寒冷的迷雾），显出模糊的炭笔印，稍加仔细观察，你会发现那些是房屋。巴卡塞安特别为纳特感到骄傲，纳特却羞怯地不愿接受任何溢美之词，仿佛那是嗡嗡乱飞的苍蝇。我喜欢他——巴卡塞安——他有富人不假思索的自信，但又没有与之对应的极端利己主义。你能感觉到，他看待艺术世界如同学童看待存货充足的糖果店——是个可以纵情陶醉的世界，充满潜在的乐趣和自我放纵。他和纳特去雪松酒馆喝酒，热烈地讨论女人：“我是说，那男孩真的是不得不动手才把她们赶走！”但我怀疑纳特的喜好不在这方面。

（7月）

米斯蒂克。天哪，这真是个好地方。我努力控制饮酒量，在这里，我和阿兰娜之间的紧张气氛也得到缓解。我看着沙滩上的她：皮肤晒得黝黑，身躯宽大优美。姑娘们对着海岸大笑尖叫，我对自己说：蒙斯图尔特，享受生活对你来说就那么难吗？和阿兰娜做爱时，我尝到她胸脯上咸咸的味道。躺在她身边的床上，在涨潮时，我侧耳聆听阵阵涛声，以及九十五号公路上偶尔飞驰而过的汽车声，我想我感受到了宁静。

就在几千米之外，泰晤士河从诺维奇流向新伦敦。埃塞克斯镇和老莱姆镇近在咫尺。费奇为自己的仇英情节选了个最不合适的地方。

（8月）

两个姑娘去跟她们的父亲住了。阿兰娜和我在长岛与安·金斯伯格共度了一周时间。赫曼·凯勒也在这儿，还有无处不在的奥哈拉。整个纽约艺术圈的人似乎都来这儿了——感谢上帝，我们的避暑小屋在康涅狄格州。凯勒带我们去波洛克家晚餐，李（克拉斯纳，他的妻子）不让我们进门。她说波洛克“身体抱恙”。可我们听到从屋后传来震耳欲聋的爵士乐。我们开车去了奎戈，吃了汉堡。凯勒和奥哈拉不停地说波洛克是个“天才”，我不得不打断他们。不好意思，这个词你们不能随口乱说，我说，它只适合历史上那些屈指可数的最伟大的艺术家：莎士比亚、但丁、达·芬奇、莫扎特、贝多芬、委拉斯凯兹、契诃夫，还有其他一些人。你们不能把杰克逊·波洛克归于这类人，称呼他为天才——这是夸大其词，更别提它有多荒谬了。他俩强烈表示反对，我们饶有兴致地争论了一番。

（9月）

今天，我发现马吕斯从利平之子画廊贪污了将近三万美元。我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办。他一直在设法侵吞小额公款，总是用不超过他可以自由花销的五百美元限额去买画，并不向我汇报。我去楼下画仓清点库存，发现有将近三十幅油画上都有他的名字：他买它们的时候用的钱要是超过十块、二十块，那就真是出乎我的意料了，可发票上的价格全是二百五十块、三百二十五块之类。这从本质上来说是诈骗，只是很难证明。这样的情况必须极其谨慎地处理。

下班后，我和阿兰娜见了面，早早吃了晚餐，然后去看电影——《时光匆匆》。我几乎没看屏幕上演了什么。但后来，到了床上，我们做爱就好像是第一次约会。是因为我的心思有一半在别处吗？她的大腿似乎张得更开了，所以插入她的身体时，我感觉比以往都更深入。我觉得自己无比膨胀、强壮有力，仿佛可以不射精，就这样一直持续下去。这时，她高潮了，她紧紧抓着我，我立刻射了，怀着一种释放感和净化感，还立马想到巴尔扎克说的——“又一部小说泡汤了。”这个想法惹得我笑了起来，听到我的笑声，阿兰娜也笑了，我们共同经历了一种让人快乐的互动式的性愉悦。我抽出时，仍处于半勃起状态；我感觉我依然处于一种动物发情般的狂热中，准备再来一次。“天哪，”阿兰娜说，“你今天晚上是怎么了？”我们一起冲澡，抚摸彼此，温柔地接吻。我们擦干身上的水，回到床上。打开红酒，我们又相互爱抚，只是都有些懒洋洋的，心照不宣似的，决定不做第二次了。刚刚这次做爱发生了新情况，我们都想好好把握这段记忆。

凌晨四点，我醒来，写下这篇日记，睾丸隐隐作痛。但我的脑子里塞满了马吕斯和他的骗局。

9月29日，星期四

巴黎。伦勃朗酒店。我决定来到巴黎，一是想和本聊聊马吕斯的问题，面对面地说。二是因为母亲说她身体不好，用她自己的话就是“一只脚已踏进了坟墓”。另外，还因为我需要换新护照了。

离开之前，我追查到了马吕斯向其买过画的一位画家。根据发票金额，他花了两百美元，买下一幅画了海上游艇的画，画技拙劣（马吕斯还形容它有一种“故作天真的风格”）。画家名叫保罗·克朗彼得，我在纽瓦克一家可疑的私立大学——美国艺术家学校找到他，他在那儿教什么图形设计课程。我问他有没有能卖的画，我一个朋友买过他一幅画，我很喜欢。当然有，他说，他把十来幅画在桌上摆开——二十五美元一幅。我买了一幅，并找他要了收据。

我把这个证据拿给本，他既痛苦又愤怒。“他必须走了。”他带着真正的苦涩说。他问我能不能独自经营画廊，我说，当然能。本说，他会处理好一切：等我回去时，马吕斯就将离开了。他热情地握着我的手，说他由衷感谢我。“在这一行的大染缸中，找个可以信赖的人太不容易了。”他热切地补充道。我自己却有些担心，不知道这一切最终将如何收场。

与西普里安·迪欧多内共进晚餐，他是个英俊潇洒、卓尔不凡的作家。稍稍显长的花白卷发搭在衣领上。拄着根银质把手的拐杖——流露出些许纨绔子弟式的派头。他刚被授予法国荣誉军团勋章，他相当自豪，还说我跟这个荣誉也有关系（神奇的是，《世界主义者》还在销售，每年都能卖出几十本）。我说，这让我更加了解法国，以及它对作家与生俱来的尊重了。这位七十多岁的不知名诗人，几十年来再也没有出版过一行诗，他的鼎盛时期甚至还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可他仍被国家视作文化财富。我们共同举杯，我们是同一片葡萄园里的辛勤劳工。但我怀疑，在英格兰——除了我的家人和朋友——知道我是谁、我写过什么东西的人，可能只有十来个。

10月3日，星期一

母亲卧床不起，她不停咳嗽，脸色苍白，身体虚弱。恩卡纳茜欧尽可能细心地照料她，可她自己也是个老太太了。家里阴冷而破败。地下室里住着的两个十来岁的年轻人和他们尚在襁褓的儿子，是家里最后的租客。我找来医生，他开了些抗生素。是支气管炎，他说，很多这样的病人。依我看，与其说母亲是病了，倒不如说她是累得不想再努力挣扎下去了。我去了她的银行，发现这房子已被抵押贷款，这意味着它是银行的了。我偿还了她透支的二十三英镑，又往里面存了一百英镑。不算阿兰娜的收入，我自己现在也不富裕了，我真的负担不起这种慷慨了。

看了伊恩（弗莱明）的小说《生死关头》。根据我对伊恩的了解，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任务——我在这本书里，只看到了他的影子：各种不可思议的悬念和怀疑。他知道这本书暴露了自己多少本性吗？总之，它帮我打发了一个或三个钟头的时光。

去办理护照的办公室拿我的新护照，有效期十年。等到了一九六五年，我就五十九岁了，这个念头让我头晕目眩。我的人生怎么了？护照给你定期分配的这十年，是一种残忍的死亡警告。我还会有多少本新护照呢？一本（到一九六五年）？两本（到一九七五年）？感觉还有好久，一九七五年，可你的护照期限却好像都十分短暂。他活了多久？他成功换了六本护照。

10月6日，星期四

特彭泰大道。我给彼得打电话。格洛丽亚接的。彼得去了阿尔及利亚，为下一部小说做研究。阿尔及利亚？你知道的，那儿有叛乱：他觉得用来做他小说的背景挺不错的。要不你来家里喝一杯吧？格洛丽亚说。于是我去了。彼得现在住在贝尔格莱维亚区伊顿阳台的一套大公寓里。格洛丽亚格外性感美丽——才晚上六点半，就露出了深深的乳沟。我们控制不住地打情骂俏起来。我离开时，我们相互亲吻，她允许我捏她的乳房。“我们是在这儿搞，”她说，“还是去你家？”我建议在特彭泰大道——那里更隐秘。“明天晚上，”她说，“八点。”

10月7日，星期五

格洛丽亚刚刚离开。现在是十一点十五分。“你有个很奇妙的小窝，洛根·蒙斯图尔特。像和尚的斋房。我希望，你是个好色的和尚。”她带来一瓶杜松子酒：她不知道这样会让我想起苔丝。她娇小玲珑的身躯出人意料地相当结实——我原本还以为她的身体会是柔软又丰腴的，可实际上，她就像个体操运动员，肌肉非常结实且有弹性。我注意到，我们俩基本喝完了那瓶酒。做爱的过程很不错，充满活力，直截了当，双方都很满足。然而，我还是很高兴明天就能回纽约了。

（洛根回到纽约后，发现马吕斯离开了画廊。本给出严厉的最后通牒，但两人的关系最终还是有所缓和，他给了马吕斯自己开画廊的机会和资金，看他能不能在继父眼中将功赎过。马吕斯毫不耽搁，在东五十七街上开了马吕斯·利平画廊。洛根接管利平之子的运营。他和马吕斯再无联系，两人都小心地躲着对方。

一九五六年八月，梅塞迪斯·蒙斯图尔特死于肺炎后的并发症，享年七十六岁。洛根飞回伦敦参加葬礼。他利用人在欧洲的机会，和格洛丽亚·斯卡比尔斯秘密共度了短暂的假期。他们在巴黎碰面，不慌不忙地开车向南，去了普罗旺斯和地中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