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

9月21日，星期五

就这样，我来到纽约，再次开始写作，开始工作，开始性交，开始生活。我决定继续记日记，主要是因为我越来越担心马吕斯，我想要给他的行为举止留下记录。本对他绝对信任，可我开始思考这种信任是否错付。我还认为，他的品位是怪异的，甚至是危险扭曲的。我们总是争论什么是好的作品，什么是坏的作品，以及我们应该买哪些艺术家的作品。我对马吕斯和这家画廊有种非常不妙的预感，我想把我可能需要的所有证据都好好记录下来，以备移交。

举个例子：每天早上，我总是第一个到画廊，甚至比哈尔玛（我们的前台接待员）更早。马吕斯往往午餐后才会露面。我和本在总体策略上达成一致，要尽可能谨慎地增加作为我们核心业务的欧洲画作，而不要去在意能不能引起轰动。城里到处是画廊和合作画廊——梅耶与德纳吉、费尔泽、洛纳根、帕森斯、伊根——都是我们公认的对手。从名声大振到悄无声息，只需要短短几周——考虑到我们的传承以及我们所追随的巴黎的荣光气质，我们必须确保展出的画家是能够长久的。可在我看来，马吕斯没有任何审美判断力——这是实话，跟他的个人魅力没关系。他似乎总是率性而为，更糟糕的是，他会根据和他刚说过话的那个人的突发奇想而采取行动。格林伯格[5]的任何建议，他都不假思索地接受。我反复告诉他：不要登上一趟马上离站的拥挤火车，我们得自己找辆有很多空位的车，这样才可以伸展腿脚。他不听我的——他觉得任何一辆碰巧经过的乐队花车都可以。

话说回来，我很喜欢清晨的画廊，那时客人和马吕斯都还没来。我们的画廊在一楼——按美国人的说法，应该是二楼——我站在窗前，看着楼下的麦迪逊大道，观察来往人群和车流。哈尔玛会给我带杯咖啡，我也将点燃这天的第一支香烟。在这样的时候，我总觉得自己在做梦——我不敢相信我竟然在这里工作和生活，我不敢相信生命中竟然还会出现这样的机遇。

今天晚上在阿兰娜家。我们会一起度过整个周末，她的孩子们跟着她前夫出门了。我们打算去格林尼治村，给我找找可租的房子。我想我需要离自己的事业更近一些。

9月23日，星期日

我们在布利克大道旁的柯尼利亚街找到一套小公寓。它是幢砖结构排屋的地下室（我跟地下室之间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为什么喜欢这种半地下的生活？），没有家具和装修，有卧室、客厅、小厨房和浴室各一间。楼上两层住的是一家意大利人。

这个周末，阿兰娜的公寓又只有我们两人，真是令人愉快的意外福利。我觉得阿兰娜非常性感：她白得惊人的牙齿和精心打理到完美的金发都带着强烈的诱惑力。不过，她的阴毛却是光亮的深棕色。看到她赤身裸体，拿着一壶马丁尼鸡尾酒和两只玻璃杯走进卧室的样子，我不禁想，是否正是这明显的反差给了我强烈的刺激。目前，我们的性生活非常正统，每次都戴安全套，用的是传教士体位，但她身上有某种东西，让我只想彻底放纵。她个头很高，骨架很大，有律师的精明头脑。她对自己的孩子非常关心，也担心该怎么让她们认识我（我为什么要认识她们？）。她对前夫态度刻薄，不屑一顾（“一个软弱又可悲的男人”）——其实她的前夫也是一名律师。阿兰娜三十五岁。她在河畔大道上有套大公寓，还有个住家女佣。她有薪水，还有离婚赡养费，经济宽裕。而经历了巴黎的灾难之后，能再次恢复性功能我就已经心满意足了。我感谢美国和美国杰出自信的女性。来到这里是我做过的最正确的事。

奥特瑞奇形容我是循环性精神病患——即较轻程度的狂躁与抑郁交替发作的病症——所以，他说，他不会给我做电击治疗。他给了我纽约一个精神科医生的姓名和地址，说我如果需要心理咨询可以去找他。不过，我认为奥特瑞奇的诊断并不正确：不管程度是较轻还是较重，反正我不是躁狂抑郁症。我认为，我在巴黎遭受的是长期累积之下的精神崩溃，是我从瑞士回来得知芙蕾雅和史黛拉的死讯后就开始的。过了三年，这种情绪终于被奥黛尔引爆了，更准确地说，是被我在奥黛尔面前的失败引爆了。（顺便问一句，奥黛尔现在在干吗？我觉得她也来纽约了。得去问问本。）现在，我人在纽约，一直遮蔽着我人生的百叶窗全被拉了起来。阳光洒满整间屋子。

10月11日，星期四

在纽约清新完美的一天。在轮廓清晰的阴影和强烈的阳光下，这些巨大的建筑看起来恢宏壮观——与欧洲截然不同。它们似乎在说，我们不需要你们的大教堂和城堡，不需要你们那拥有护城河的庄园和乔治时期风格的露台——我们有完全不同的东西，我们说完全不同的语言，我们有自己的美。随便你们接受，或不接受。比较是毫无意义、多此一举的。

今天下午，马吕斯三点才露面，他从一个名叫休斯·德拉哈的江湖骗子手中买了四幅毫无价值的油画（都是用三原色完成的一些胡乱涂画），每幅五百美元。这么多钱，我都能买下一幅波洛克的画了——只要我愿意。我婉转地表达了异议——我们的流动资金在迅速减少，我还一幅画都没买呢——我还指出，一两个月内我们不可能卖掉一幅德拉哈的画。洛根，他居高临下地说，你太老土了，跟爸爸一样，你得赶快跟上潮流，不然你永远都不可能融入这个城市。我努力控制住脾气。考虑到我之前狂想式的表述，这样的评价颇为讽刺。我最好让本知道这里的情况。

今天晚上，我去了詹妮特·费尔泽在吉恩大街上的合作画廊。我没有让马吕斯看到邀请函。明天，我将搬去柯尼利亚大街。

10月12日，星期五

看到了我来纽约后想买的第一幅画，画家是托德·休伯。詹妮特给我留着这幅画。不知怎么回事——我们俩都喝得大醉酩酊，詹妮特给了我一粒药丸——我们最终一起躺在了四十七街公寓的床上。我醒来时感觉生不如死，我听到有人在浴室的声音。接着，詹妮特一丝不挂地走进房间，溜上床。我酒仍未醒，头痛欲裂。她贴到我身上，我才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事。她个头娇小，瘦骨嶙峋，胸完全是平的——真算不上我喜欢的类型——可她身上那种顽皮的、淘气的、坏坏的气质，让我觉得很兴奋。我走到冰箱旁，拿出一瓶啤酒。她说，嘿，也给我一瓶呀，我也感觉很难受啊。于是，我们坐在床上，喝着啤酒，聊了半个钟头。我们都没准备好对昨晚发生的事做出评价，可不管怎样，啤酒发挥了作用，我们做爱了。四十七街上车辆往来的声音。我们带着啤酒味打着嗝儿的吻。詹妮特像小猴子似的滑稽的脸被我压在下面，她的双眼紧紧闭着。我高潮时，她说：别以为你买休伯的画我会给你打折。

10月23日，星期二

柯尼利亚大街。华莱士拍来电报说，他帮《别墅》找到了一家美国出版社——巴克纳尔、邓恩＆韦斯出版社。他催促我给韦斯先生本人打个电话，韦斯发现他的作者现在就住在纽约时相当高兴。只有二百五十美元预付款，不过，乞讨者没权挑三拣四。

我以一百美元为画廊买下休伯的画，接着又用三百美元自己买下来（我们通常都以涨两倍的价格卖出——至少“利平之子”终于在当代艺术品上赚了一笔）。《大地景观三号》，画名叫这个。是一幅很长的画作，涂着厚重的棕色和黑色色块，经过了刮擦、打磨和抛光的处理。在色块叠合的某个位置，还有一团粗糙的菱形奶油色，显得脏脏的。也许因为画家是德国人吧（他真名叫塔贝特·休伯），他的画作有种真实的分量感和存在感。它是有构思的。它是完全抽象的，但它的名字能引申出某种比喻性的解释。只有休伯和一个名叫德·库宁的荷兰人真正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也都能画画。这点很重要。

11月13日，星期二

第一个真正刺骨的冷天。飘起阵阵小雪，冰面上吹来寒风。走路去地铁站的路上，我的脸颊被冻得刺痛麻木。昨天一天，马吕斯压根儿没来，我给他打电话，他说他在家工作。我说，谢谢你让我知道。他回答说，这是他的画廊，他可以决定自己在哪儿工作，谢谢你了。我认为本现在必须插手了；局势无疑是在不断恶化。我不能开除马吕斯，也不能公然训斥他，但我已将自己的想法表达得相当明白。他来纽约之后变了，也许只是因为他远离了他父亲的影响——准确地说，是继父的影响。在巴黎，我每次看到他，他都表现得很有魅力——当然，也有一些懒散和软弱——但绝不是现在这副模样。他在我面前冷漠、傲慢、自大。他不工作。鬼知道他在忙什么——也许跟我们其他人一样，忙着喝酒、滥交、吸毒吧——但至少我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都会出现在画廊啊。这个城市有种危险的部分，腐蚀着毫无警觉的人们；你必须保持警惕。

和泰德·韦斯共进午餐。他想在年底前出版《别墅》。他们已经从英格兰买来了印刷纸，所以就只差把书装订起来再加上新封面了。韦斯身材瘦削，头脑精明，一位戴眼镜的知识分子——非常乏味。“我们要把它当作‘存在主义’小说来卖，”他说，“你觉得怎么样？”“会不会有点过时？”我说。“才不会。在这里正时新呢。”他说。

12月3日，星期一

昨天晚上，我又和詹妮特睡了。这个周末我只能一个人过——阿兰娜的姐姐和她的孩子们住到她这儿来了。我去了德纳吉画廊的聚会，詹妮特也在那儿（还有平常那帮人）。晚上聚会结束时，大家纷纷离开，詹妮特说：“我能跟你一起回家吗？”我说，可以，欢迎。你为什么非要冒这种风险呢，蒙斯图尔特？可这不是风险。阿兰娜是我的女朋友，詹妮特也一样：我对她们俩都没有许下过忠心不二的承诺。你看看自己，总是找这些借口。你是在虚张声势——你跟詹妮特睡觉，内心是愧疚的。我是个四十五岁的单身男人，我不需要对任何人隐瞒我的爱情生活和性生活。那你为什么不把这一切告诉阿兰娜，看她到底能有多大度呢？反正不会有什么危险。

12月14日，星期五

我在画廊给我的新书出版举办了一场小型聚会。巴克纳尔、邓恩＆韦斯出版社邀请了一些作家和评论家。我邀请了格林伯格、弗兰克·奥哈拉[6]和其他几个文学界的熟人，来提升艺术家阵容的规格。看到自己的书堆在中间桌子上，我生出奇怪的自豪感。《别墅》的封面非常简单：粗糙的燕麦底色上，用午夜蓝印着无衬线的小写字母——不知为何，倒很有包豪斯风格。弗兰克很喜欢书名。“《湖畔别墅》。我喜欢，”他说，“简单，但仿佛有一种回响、一种共鸣。也可以是克利的画。”实际上，我不确定克利的画会不会叫这种名字，但他把我和克利联系起来还是很抬举我的。他带了位作家朋友，赫曼·凯勒，看起来像个举重运动员（宽肩膀、粗脖子、短头发），实际上在普林斯顿大学教文学课。我本以为他是弗兰克的“同性恋”朋友，可有人告诉我他不是。显然，弗兰克也喜欢勾引异性恋男子。

看到这本书出版后大家对我的评价随之改变，真是件有趣的事。我不再是身着正装、涉足艺术界的英国佬了，而是一个具有持久创作力（新书的扉页列出了我的其他作品）的作家。凯勒对《世界主义者》很好奇，问我有没有兴趣给和他有关系的某家小杂志社写书评——他们需要懂法语的人。他说他认识奥登，问我想不想见他。我说我十分乐意——但实际上，我并不是那么感兴趣。从我现在在纽约的视野看出去，我以前的文学世界似乎甚为遥远。事后回想起来，它不过是个小小的臭水塘。我宁愿离它远一点。

乌多·费尔巴哈来了——很高兴再次见到他。他现在发福了，头发也花白了，脸上满是皱纹，下巴肥厚。他在《艺术国际》杂志当编辑，我说这名字听起来像是航空公司。他拿起《别墅》的书，翻了翻。又写了本书啊，他说，你这水平高得可怕啊。我们都笑了。他留着萨提尔[7]式的山羊胡，山羊胡也是花白的——让他看起来像个慈祥又邪恶的长辈。

阿兰娜邀请我和她的家人共度圣诞。她的父亲是个鳏夫，是康涅狄格州某所女子大学的退休教授，在海边有幢大房子。当我得知共度圣诞的人还包括她姐姐、她姐夫还有他们的孩子后，我婉言谢绝了。我说我得回伦敦看母亲——所以，我想我最好还是真的去一趟。

泰德·韦斯说《纽约时报》和《纽约客》上将会有对《别墅》的好评。他怎么会提前这么久知道？无论如何，我心怀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