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

霍奇就是个混蛋，骗子，他说他完全有权当个混蛋，因为他在意大利丢了条腿。我让他惹恼了我，我也是个混蛋，可怜又可悲的混蛋。

沿着河边散步，寻找美。看到美，但没有任何感觉。昨天晚上，我们两个人喝了一瓶半威士忌。霍奇臭烘烘的：我让他洗澡。他说他讨厌看到自己伤痕累累的残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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芙蕾雅

史黛拉

芙蕾雅

史黛拉

芙蕾雅芙蕾雅芙蕾雅芙蕾雅芙蕾雅

自由的

正确的

永远被爱的年轻的

永远受宠的

史黛拉，我的女儿。芙蕾雅，我的妻子。史黛拉·蒙斯图尔特。芙蕾雅·蒙斯图尔特。

（这本日记全是这种满怀痛苦的涂写。）

开车带迪克出去，沿特威德河谷去皮伯斯。天气凉爽，风很大，第一批精疲力竭了的叶子从树上被吹落下来。一路上，他都在说他至今从未结婚是个错误。“现在你看看我，”他说，“谁还会要我。一条腿的酒鬼。”今天晚上，坐在炉火边时，我开始悄悄落泪——我控制不了自己，完全发自肺腑——我想起了芙蕾雅和史黛拉。“别哭哭啼啼了，”迪克说，“你只是在可怜自己，跟芙蕾雅和史黛拉没关系。她们都挺好的，她们现在是随风飘散的尘土。跟空气一样自由。她们没在想你。我受不了你这自怜自艾的样子，要么闭嘴，要么出去。”我差点要揍他。我去了自己的卧室。难以入眠。

这件事有必要写下来吗？在想办法（用牙签）把卡在两颗后槽牙牙缝间的一丝羊肉剔出来时，我体会到了一种只能被形容为“瞬时幸福”的感觉——是我得知噩耗后头一回。肉丝卡得非常紧，各种办法都行不通。最后弄出来时，我不由自主地笑了。应该是真的高兴。我的头脑开始健忘。我是在开始恢复吗？

霍奇又为芙蕾雅和史黛拉的事责备了我。爆炸的时候，还有其他十三个人也死了，他说，成千上万的伦敦人死于炸弹或火箭弹，很多是妇女孩童。数百万人死于这场战争。你要是德国的犹太人，那很可能你全家人都死在了毒气室——妻子、孩子、兄弟姐妹、侄子侄女、父母、叔伯姑嫂、祖父祖母。这是一场血腥又可怕的惨剧，但你只能把她们看作这场全球规模武装冲突的受害者，和其他数百万名受害者一样。战争中总有无辜的人死去。我们现在也是受害者。我说，你不能拿我的妻子孩子跟你的腿相提并论。我他妈的当然能，他冲着我咆哮。对我——对我来说——我失去的腿比你失去的老婆孩子重要多了。

睡不着，于是我在睡衣外面套了件外套，穿上长筒橡胶靴，在花园里四下走动。今晚是北方常见的繁星璀璨的清朗夜空。一只猫头鹰咕咕叫着，我穿过的某丛灌木散发出一团香气，芬芳扑鼻，清风送爽。我撒了泡尿，听到尿浇在砂石路上的哗哗声格外清晰，就像火焰燃烧的噼啪声。我到处溜达，什么也不想，只接纳感官提供的信息，也不觉得冷，就一直走，走到最早起来的鸟儿开始歌唱，晨曦的光芒开始让古老房屋和凌乱花园的颜色恢复如初。

露西（桑塞姆）[1]带我去了利斯一家她很熟悉的老咖啡馆，我们在那里等船。她长胖了很多，开始有了白头发，可在不断发福的肉体之下，你还是能看到那个曾让我神魂颠倒的美丽女孩。她对我很亲切：听了迪克粗暴无礼的理论阐释后，她是完美的解药。我们喝了茶，吃了吐司和果酱。屋外，爱丁堡的雨水把灰色的煤烟岩变成天鹅绒般的黑色。露西在法夫的艾利有间小屋，她说，如果我“需要找个安静地方工作”，她乐意把小屋借给我住。什么工作？我说。你是个作家呀，天哪，她说，你得继续写作啊。她问我是否确定自己在做正确的事。我说我必须确定。我说，这是让我获得身心净化——一种一切终于要结束了的感觉——的唯一机会。

9月1日

我们明天将停靠雷克雅未克。过去这几天，一直在海上的感觉特别好。海上航行让人平静又放松。我一连好几个钟头站在栏杆边，望着大海和天空。为什么大海会让我们产生这种超脱感？是因为一望无际、海天相接的景色，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能无限靠近的关于无穷的视觉象征吗？这是我几个月来心情最为平静的时候。

雷克雅未克。给我的印象就是个小镇，到处是刷着油漆的混凝土建筑，各种大小物件上都盖着波纹铁皮和防水帆布。每次有什么事情拿不定主意时，冰岛人似乎就会用防水帆布把它盖上。我们靠岸时，下着倾盆大雨，一个小时内，我下了船，找到出租车站，排着队等车，被出租车送到酒店，雨停了，猛烈的阳光照下来，接着又下起雨，下起冰雹，又出了太阳。如果这就是此地的常态，那我会发疯的。我住在博尔格酒店。我午餐吃了德国香肠、腌黄瓜、烟熏三文鱼和一盘作为甜点的小蛋糕。现在，我要开始寻找居纳尔松了。

花了两天时间，我找到了居纳尔松；每个人都彬彬有礼又热心地回答我的问题。前台有个漂亮的女孩（名叫凯特琳·安娜斯多蒂尔），只要我请她帮忙，她就会帮我做翻译。原来，居纳尔松是冰岛农业部的公务员。我给他写了封信，交给门卫，告诉了他我是谁以及我就住在博尔格酒店。今天晚上，消息传来说，他，居纳尔松，既没有理由也不需要来见我。

这家酒店的酒水价格高到令人难以置信。

一大早，我去了农业部，工作人员都还没来，我就等着。我拦住一个看起来年龄差不多的年轻人，问他是不是居纳尔松。我不是，他说，你怎么会认不出居纳尔松呢？他个头特别高。你看，他用手一指，他来了。我看着居纳尔松走进大楼：他半是好奇地打量着我。他确实很高，像个运动员，金色的头发，发色很浅，几乎接近白色。我心想：这就是芙蕾雅在失去我之后想要的男人……我觉得很难受。

我在外面一直等到午饭时间，居纳尔松出来后，我朝他走去，做了自我介绍。他比我足足高出半个头。他长着大大的鹰钩鼻，看起来健壮结实——这组形容词通常很难跟个子特别高的男人联系在一起，可他就像那种可以整天爬山的人。他见到我似乎无比烦躁，不过我说要请他吃饭时，他稍稍振作了一点。

他带我去了附近一家餐厅，点了一种炖鱼，搭奶油肉汁，配煮胡萝卜和热生菜。我什么都吃不下，只小口喝着贵到离谱的啤酒，他却像是给锅炉添燃料一样，把食物全送进自己嘴里。我只能认为，是他的身高和旺盛的精力吸引了芙蕾雅。从体格上来说，他几乎在每个细节上都和我恰恰相反。我个头够高，身材细长，但我的体态并不好看，行为举止也不急不慢。比方说，只要我能控制得住，我从来不会快步走路。

他吃完炖鱼，自然又点了盘甜蛋糕。把蛋糕全都狼吞虎咽地吃完了，他才好奇地看着我。

“真奇怪，”他说，“我感觉好像认识你。”他的英语说得很好，几乎没有口音。

“你大概听说过很多关于我的事吧。”

“我看过好多你的照片，可刚才还是没认出你。”

“我不上相。”

“不是。我想，是因为我一直以为你死了。可现在在这儿，你又活生生地坐在我面前。奇怪。”

“芙蕾雅和史黛拉死了。”

听到这话，他咬紧牙关，深吸了几口气。

“她很漂亮，”他说，“我非常爱她。”

“我也爱她。”

“史黛拉是个很可爱的孩子。”

我让他不要再说史黛拉了。说起芙蕾雅还没让人那么难受——毕竟，我跟芙蕾雅在一起的时间比他跟她在一起的时间长得多——可在史黛拉短暂的生命中，我错过了最后两年，我无法忍受这个陌生人陪她度过了她六岁和七岁的时光，而我没有。

“你为什么想见我？”他问，“一定……很痛苦吧。”

“是，”我承认，“可我必须见见你，看看你是什么样子。我要试着去理解。去填补那些空白。”

他挠挠头，皱起眉毛。接着他说：“你不能怪她。”

“我没有。”

他没有理会我。“她确信你已经死了，知道吧？就是那么简单。你毫无音讯，所以她相信你死了。她说，你要是还活着，肯定会有消息的——哪怕是一个字呢。她很孤独。正好我出现了。”

我清楚孤独的滋味。“我不怪她。”我有些呆笨地说，似乎不断重复这些话我自己也就会信以为真了。“她怎么会知道我还活着呢？”

“就是啊。她以为你死了，知道吧。她得继续自己的生活。”

“是啊——我明白。”

我们继续聊着，我随意问了一系列问题，他也做了回答，我大概拼凑出了我不在时芙蕾雅的生活状况。我意识到居纳尔松也有自己的困难，他也有自己的伤痛；现在，我活生生地坐在他对面，他不得不强迫自己接受一个现实：他以前是也将永远是芙蕾雅的第二选择，她的心其实是属于我的。我更像个遭遇背叛的丈夫，在与妻子的情人当面对质——我脑海里不断冒出芙蕾雅和居纳尔松赤身裸体在我们床上做爱的画面。我必须狠命控制自己的想象力。这不是任何人的错，只是有种令人绝望无助的悲哀。

他说他要回去工作了。

“还有一件事，”我说，“你把我的房子卖了。我需要那笔钱。”

他愣了一下。“那是我的房子。芙蕾雅在遗嘱里把房子留给我了。”

“是我买的房子。从道德上来说，那是我的房子。”

“幸好我们并不依靠道德原则生活。”

“你这个小偷。”我说。

他站起身。“你太伤心了。我不跟你计较。”

在这个破烂不堪的小镇中央，有片小小的人工湖，叫托宁湖，湖上有很多野鸭。我在酒店买了瓶西班牙白兰地，下楼走到湖边，自顾自地喝起来。这白兰地像是杏仁蛋白糖口味的烹饪油，只喝了几口，我就喝不下去了。

（10月？）

（柴郡）诺维奇

乔治·德弗雷尔似乎被自己失去的一切压垮了。他很有礼貌，但迷迷糊糊的，像是刚从昏迷中清醒。前女婿的死而复生似乎并未让他震惊。“见到你真好，洛根。”他时不时这么说一句，再轻轻拍拍我的肩膀，仿佛要确认我的血肉之躯。可接着，你会发现他的内敛和畏缩——我回来了，我还活着，可他的女儿和外孙女永远都不会回来了。

罗宾全面接手了伐木场的管理工作，他也为父亲这种静默的悲痛感到担忧。和父亲完全相反，他对我的经历相当好奇。我跟他说起我跳伞、被捕和长期被囚禁在别墅的事时，他不停地喃喃感叹“他妈的”“太野蛮了”“我的天哪”之类的。

两天前，收到一封从冰岛寄来的信，里面有一张四百英镑的银行汇票。居纳尔松是个正直的冰岛人。

我所有的财物都在这里了，都被装进箱子，归置好了——我的书、我的手稿、我所有的画。甚至还有汤姆赛特夫妇没买下的那些家具。我没有家，却有一个家的所有组成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