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破裂与坍塌

上页图：这幅由老彼得·勃鲁盖尔（Pieter Bruegel the Elder）于1563年创作的《巴别塔》，描述了《圣经》中的一个故事：以前世界上所有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的，他们齐心协力准备建造一座塔，塔顶通天。上帝知道后，便变乱他们的语言，使彼此不能沟通并分散于世界各地。由于《圣经》中的许多故事往往具有多层象征意义，因此在16和17世纪成为许多艺术家取材的源泉。

他的名字在历史的峡谷中穿梭了500年——之所以说穿梭，是因为他一生跌宕起伏，磕磕碰碰，而又游刃有余、诡计多端，令人难以捉摸。我们甚至连他的名字都不能确定。在葡萄牙文字记载中，他的名字是斐迪南德·麦哲伦（Fernão de Magalhães）或斐迪南德·麦哲海斯（Fernão de Magalhais）。麦哲伦出生在一个没落的骑士家族，30多岁时离开葡萄牙前往塞维利亚，化名费迪南德·麦哲伦。他有时将名字拼写成麦哲伦，有时候又写成麦佳伦（Maghellances）。1519年9月20日，在离开圣路卡·德·巴拉梅达港口，开始一场伟大的航行前，他以赫尔南多·德·麦哲伦（Hernando de Magallanes）签署了遗嘱。地图制作者用拉丁语把它翻译成麦加洛斯（Magellanus）——还有一位德国印刷商把它印成瓦加洛斯（Wagellanus）——英文翻译过来就成了麦哲伦（Magellan）。然而麦哲伦到底应该算是哪个国家的人呢？他的那次历史性航行， 是在卡斯蒂利亚王国和阿拉贡王国的资助下开展的 注20 。今天的葡萄牙自豪地说：“他是属于我们的!”——不过这只能算是一厢情愿。纵观麦哲伦一生，他都被自己的葡萄牙同胞视为叛徒——他被称作背叛者。

人们想当然地会认为这样一个成功的探索家，一定是敏感的、骄傲的，很容易被这种诽谤所困扰。事实上他并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在我们看来，他的这种性格是难以理解、令人困惑的。然而，与他同时代的人却不会这么认为，因为他在1519～1521年担任的航行船队指挥官，很大程度上，是那个时代的必然产物。他的谦逊源自他的信仰。16世纪初，只有国王才有资格对取得的成就感到骄傲，因为人们相信国王被神的光芒所笼罩。作为一个凡人和虔诚的基督徒，麦哲伦将自己所取得的成就归功于圣母玛利亚的保佑。

荷兰出版商在1598年出版的一本书籍中使用的麦哲伦画像的版画。

当时他也许低估了这些成就，这是很容易理解的。作为一名探险家，他的一生都在探索未知世界，因而他所发现的都是新的事物。他对这些新事物的价值有一些认识，但又缺乏准确的标准去衡量。事实上，在最后发现那些新事物之前，他自己甚至也不确定在寻找什么。或许正是由于他没有明确的目标，才让他恰好取得了这些惊人的发现。

赞助他的西班牙人可没有这样的使命感，他们的目的是要去寻找财富，而不是冒险。麦哲伦对此似乎不予理睬，甚至经常在地理航向上误导他们。他从未提到要去环游世界，即使是在游说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一世时也守口如瓶。卡洛斯一世还是当时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他在随后的宗教改革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尽管他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场宗教改革导致了基督教的分裂，也标志着中世纪的结束。卡洛斯一世之所以要派麦哲伦去航行，是为了去一个群岛上宣示主权，而当时这个群岛在对手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手上。这个群岛被称为“香料群岛”（Spice Islands）——摩鹿加群岛（Moluccas），位于西里伯群岛（Celebes）与新几内亚之间，现在它是印度尼西亚一个默默无名的群岛，甚至在很多地图上都没有被标记出来。不过在当时，人们都认为这个群岛上藏有无数财富。而且，国王对这位船队司令也作出了正式承诺，激励他去航行。他将获得其中两个岛屿作为自己的私人领地，而且还可以获得岛上收益的百分之五，这足以让他一夜暴富。

这是16世纪的热那亚绘图师 巴蒂斯塔·阿格内塞（Battista Agnese）绘制的一幅地图，上面标注了麦哲伦环游地球的线路图。

不过正如蒂莫西·乔伊纳在麦哲伦传记中所说的那样，“摩鹿加计划”是一场灾难。事实上，身为这次探险船队的领袖，麦哲伦在还没到达那里之前就被杀了。不过，他还是到达了菲律宾，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葡萄牙人早在9年前就通过向东的航线开始勘察香料群岛了。因而，在菲律宾与葡萄牙人的航线重合后，他实现了东经123°与124°之间地域的连接，从而完成了环球之旅。

然而他取得的成就并没有引起重视。死亡总是不幸的，至少是对那些不得不面对死亡的人来说。麦哲伦就是属于这种，作为一个把生命都献出去的发现者，他在那个时代并未获得尊重。即使是由麦哲伦发现并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海峡，也没有获得重视。只有像他这样的最优秀的航海家，才可能穿越能见度低、危机四伏、350英里长的麦哲伦海峡。在他死后的许多年里，多支远征探险船队试图按他的航线航行，但是都失败了。他们要么船只失事，要么按原路返回，只有一位成功穿越了麦哲伦海峡，但最终却在太平洋上遇难。因而这些航海家都很沮丧，认为麦哲伦的航行故事是不可能的，是虚构的。直到将近60年后，另一位伟大的航海家佛朗西斯·德雷克爵士（Sir Francis Drake）率领“金鹿”号（The Golden Hind）帆船成功穿越这条曲折迂回的海峡，才宣告了这个“传说”的真实性。

如果是冲着财富和摩鹿加群岛的总督职位去探险的话，那么在他看来自己就是个失败者。不过他航行的初衷还是充满疑云。为了拼命寻找人来赞助航行，他可能假装对香料群岛感兴趣，对此我们没有确凿的证据，除非有文字证明。如果事实真是这样的话，他也不会对任何人透露。他一直是一个最神秘的人。并且，人的真正动机往往隐藏在内心最深处。不管麦哲伦的想法有没有那么复杂，但他的目的绝不仅仅是财富。最终他证明了地球是圆的。

事实上他的贡献远不止如此，他还为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提供了重要支持。哲学家、学者、教会中受过教育的人开始质疑腐朽的中世纪学说，其中就包括罗马教义中关于地球的形状、大小、位置和在宇宙中的运动学说。麦哲伦让世人对地球的大小、海洋和陆地分布有了清醒的认识。其他人提出了问题，而麦哲伦提供了答案，并且他的答案还必将引申出更多问题——这种质疑即使在21世纪也还在持续。

西班牙国王对这次航行的结果并不满意，他原本希望西班牙国旗能在摩鹿加群岛升起，从而打破葡萄牙对东方香料（丁香、肉豆蔻、肉桂和胡椒）贸易的垄断。香料可以制成珍贵的防腐剂，但香料的贩卖也带来了一些其他恶劣的影响，比如可以甚至是经常用来掩盖变质的肉所散发出来的气味。当局鼓励和支持香料贸易，实际上，也是在毒害自己国家的人民。这是探险带来的负面影响。此外，中世纪的欧洲人对疾病几乎没有什么抵抗力。探险者和船员将欧洲病菌带到遥远的地方，感染了当地人。而他们返航后，在没有任何检查的情况下又将外面的疾病带回，并且传播到了整个欧洲。

这幅《死亡之舞》（Dance of Death）由德国制版名家迈克尔·沃格姆特（Michael Wolgemut ）制作，是于1493年德国出版的《纽伦堡编年史》（Nuremberg Chronicle）一书中的一幅木版画。死亡之舞，或者骷髅之舞，是中世纪文艺作品中一个常见的主题，当时人们的生活非常艰苦，寿命也很短，死亡简直随处可见。死亡对当时的人来说是最大的平等，每个人都虔诚地活着，等待着那一天的到来。

有时流行病的来源可以快速确定。斑疹伤寒以前从未在欧洲出现过，然而随着西班牙军队在塞浦路斯打败摩尔人回国后，伤寒席卷了阿拉贡王国。然而更多疾病的源头无从查起。没有人知道1495年那不勒斯爆发的欧洲第一次梅毒的起源，以及同年英格兰遭受的严重“汗热病”的来源——“一旦患上这种疾病，存活率只有百分之一。”16世纪的史学家拉斐尔·霍林斯赫德（Raphael Holinshed）写道——也没有人知道黑死病的具体起源。这种病1347年10月由热那亚船队带回来，当时船队从东方回到墨西拿港，很快所有船员都患上一种综合了淋巴炎、肺炎以及败血病多种病症的疾病，并最终都不治身亡，之后欧洲每20年就会经历一次黑死病爆发。但可以肯定的是，15～16世纪的欧洲人都笼罩在瘟疫的阴影中，随时都有丧命的危险，而这种恐惧也在一定程度上打消了探险者去探索未知世界的念头。

疾病死亡人数一直在增加——每天晚上挖墓人的马车都会经过街道，车夫边赶车边叫喊：“把没气的人抬出来！”当时的历史学家这样写道。德国所有城镇似乎都变成了被遗弃的墓地，到处哀嚎遍野——所有迹象表明，整个社会似乎已经迷失了方向。在某些方面，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糟糕的时代——一个充满了背叛、绑架、手足相残、堕落、野蛮以及虐待的时代。在英格兰，根据国王颁布的法令， 星法院 注21 把无罪的人送上绞刑台，这些人临死之前都不知道自己冒犯了谁、犯了什么罪。在洛伦佐·德·美第奇（Lorenzo de’ Medici）的封地佛罗伦萨，当地商人获得从事非洲奴隶贸易的许可，之后第一批“乌鸦”抵达意大利各个港口。来自多米尼加的传教士托马斯·德·托尔克马达，主持了西班牙宗教法庭——由卡斯蒂利亚的伊莎贝拉女王发起成立，专门折磨异教徒，直到他们招供。

托尔克马达的酷刑暴露了中世纪一个最骇人听闻的特征：人对人的残酷无情。锋利的铁架让受刑者无法睡觉、躺下，甚至坐下。他们的脚底被火盆烧烤，四肢被绑在绞刑架上，胸前挂满石头，最终被折磨而死。在德国，一提到可怕的“老铁女仆”，就令人毛骨悚然。这种刑具用铁制的、带刺的“胳膊”紧紧地抱着犯人，松开后又将他推到一个装满旋转刀片的地下洞室，这样下来他全身都被扎伤，不仅大量血液流出，而且所有骨头都被碾碎，最终慢慢地痛苦死去。

这幅由老彼得·勃鲁盖尔于约1562年创作的《死亡的胜利》，反映了中世纪欧洲对黑死病的恐惧。图中，死亡之神骑着骨瘦如柴的战马，率领着一群骷髅兵向人类进攻。画面背景是一处被烧焦的荒凉之地。

犹太人是比较幸运的——当然是相对于黑人。如果说当时对犹太人的屠杀没有纳粹大屠杀臭名昭著，那也仅仅是因为当时的反犹主义者缺少20世纪的技术。但是他们同样拥有这样邪恶的想法。1492年，也就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这一年，西班牙命令境内的所有犹太人在3个月内，要么接受基督教洗礼，要么离开。不过即使是那些受过洗礼的犹太人也得不到欧洲人的信任。伊莎贝拉将目光对准了改信基督教的犹太人——她把他们叫作马拉诺（Marranos）——怀疑他们会再次背叛信仰，于是在1478年给他们作上标记，重新安置。最终还是有3万到6万犹太人被驱逐。与此同时，葡萄牙国王也认同西班牙的这项法令，下令驱逐所有葡萄牙裔犹太人，甚至命令士兵杀害那些推迟或不愿离开的犹太人。仅在1506年的一个夜晚，就有近4000名犹太人在里斯本被杀害。3年后，德国也开始有组织地迫害犹太人。

虽然黑人和犹太人的遭遇最悲惨，但其他少数族群也难逃暴君的魔爪。在莫斯科，伊凡三世瓦西里耶维奇宣布自己是俄罗斯第一位沙皇，之后把所有德国人从诺夫哥罗德驱逐出去，并开始奴役立陶宛人。在埃及，狂热的土耳其人挥舞着长镰刀屠杀阿拉伯人，整个开罗血流成河，之后又在麦加大肆抢掠。16世纪初，弗朗西斯科·希梅内斯·德·西斯内罗斯（Francisco Jiménez de Cisneros）——他日后将成为西班牙新任宗教法庭大法官——为欧洲提供了一个史无前例的种族屠杀范本。他下令所有格拉纳达的摩尔人必须接受基督教洗礼。然而西斯内罗斯目的并不是要他们改变信仰，而是希望能激起他们的反抗，一旦他们反抗，他就会毫不犹豫地将其消灭。任何异常、任何缺陷都受到歧视；残疾人没有得到同情，相反被恐惧和痛苦所折磨，正如约翰·司布伦格（Johann Sprenger）和海因里希·克雷默（Heinrich Kraemer）在其《女巫之槌》（The Witches’ Hammer）中所述，精神病患者应该受到禁锢和火烧。

宗教裁判所的审判制度最早由天主教会于12世纪开始实施。1478年，西班牙宗教裁判所设立。在公开审判中，异教徒将被控告、宣判，并且通常会被立即处决。右图为西班牙画家佩德罗·贝鲁格特(Pedro Berruguete，约1450～1504)所绘《主持宗教裁判大会的圣多米尼克》（Saint Dominic Presiding over an Auto-da-fé）。图中高台上头顶有光环之主持者为圣多米尼克（Saint Dominic，1170～1221），他是多明我会的创立人。多明我会自称为主的看守犬，立志走遍欧洲去扑灭异端与无知。贝鲁格特应该是亲眼目睹了这次宗教审判大会，之后创作了这幅作品。

这些受害者是无助和被压迫的，但没有人是真正安全的。1500年，教皇的女婿、著名的阿拉贡的阿方索（Alfonso of Aragon），被自己妻子的兄弟杀害。7年后，杀害阿方索的凶手成了 纳瓦拉 注22 国王的妻弟，又死于莱琳伯爵（Count of Lerin）派出的刺客之手。欧洲各国王室充斥着阴谋诡计，社会各阶级都试图消灭各自的敌人；由于当时杀人的技术还处于起步阶段——一直到1520年，来复枪才由德国人奥古斯都·科特（Augnst Kotter）发明——所以他们的死状往往都很恐怖。也许中世纪最出名的犯罪发生在伦敦塔上：1483年，英格兰的两位王位继承人都被杀害于此。人们普遍认为这是格洛斯特公爵（Duke of Gloucester）干的，他后来成为国王理查三世。此外，其他一些皇室谋杀案也显得扑朔迷离。苏格兰国王詹姆斯三世在他34岁这年被杀，当时凶手伪装成神父，在聆听完詹姆斯三世的忏悔后，抽出匕首将其杀害。另外，由于担心王位受到威胁，奥斯曼苏丹拜耶齐（Bayezied）一继位就下令处死了自己的哥哥。

暴君在遇到暴力反抗时，会以牙还牙；他们失去的，一定会想方设法让人加倍偿还。在法律温和时期，改革者和抗议者至少名义上还有一次公平的听证会。而当时连这样的听证会也没有。1510年，英格兰下议院两位议员与议会在税收问题上爆发激烈争议。他们争论的具体内容并不是很清楚，但议会解决争论的手段则很清楚：在8月最炎热的一天，这两人被斩首示众。6年后的5月份，人们走上伦敦街头游行，表达对现状的不满。随后红衣主教托马斯·沃尔西（Tomas Cardinal Wolsey）下令将60人处以绞刑。

在当时的任何特定时刻，教皇都是欧洲最危险的敌人。以这样的眼光看待教皇，似乎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不过5位在麦哲伦时代统治教廷的教皇，是与基督徒最不相符的人，他们缺乏最基本的虔诚、严谨、悲悯与纯洁。作为中世纪的独裁者，他们追求的只有权力和个人利益，将神圣的宗教用于敲诈勒索。英诺森八世在位时（1484～1492），圣职买卖已经成为一种制度，并专门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来推销恩惠券、赎罪券，伪造教皇诏书——甚至之前只授予名人的梵蒂冈图书馆馆员职位也被公开售卖，教皇每次可以获得150 达克特 注23 （ 约3750美元 注24 ）的收入。兜售赦免券引起了一些人的反对，但一位很有影响力的枢机主教这样解释道：“上帝不想他的子民死掉，他希望他们活着并为自己赎罪。”

事实是，教廷的所有东西都可以拍卖，包括教皇职位。西班牙红衣主教罗德里戈·博尔吉亚（Rodrigo Borgia），接替英诺森三世，成为亚历山大六世（1492～1503在位），他通过收买其他主要候选人成为博尔吉亚家族的第二个教皇——卡里斯图斯三世是第一个。当时他给他的最直接的竞争对手阿斯卡尼（Ascanio）的枢机主教斯福尔札（Sforza）送上了四车黄金。

梵蒂冈对杀人犯的宽容态度是有一定根源的。教皇的宫殿里就收留有很多杀人犯和他们的同伙。教皇、枢机主教雇用刺客，嗜好酷刑，而且对血腥场景情有独钟，弗朗西斯科·圭恰迪尼（Francesco Guicciardini）在他的《意大利史》（Storia d’Italia，1561～1564）中记载了“大祭司，基督教的神父”尤利乌斯二世的例子，他看到基督徒互相残杀非常“兴奋”。“教皇的东西，除了名字和长袍外，其他什么都没留下。”阿尔萨斯的约翰·伯查德（Alsatian Johann Burchard）从1483年到1506年担任教皇的司仪。他是历史学家赞美过的少数几种人：写日记者。在他的日记中，他按时间顺序逐条记录了教皇的日常生活，在其中一页他记载道：在梵蒂冈的一个宴会上，教皇的私生子将被赶进地下室的犯人一个一个地杀害，而教皇则在一旁观看。

上述的例子多少有一些娱乐的性质，而阿方索的枢机主教彼得鲁奇（Petrucci）被红色绸缎勒死——行刑者是一名摩尔人，但梵蒂冈的教规禁止基督徒杀害枢机主教——就很严重了。原来，彼得鲁奇认为自己被教皇利用了，于是在1517年，他和另外几个枢机主教策划了一个阴谋，计划趁为教皇切开脓肿时将毒药注入其臀部，将之铲除。然而一个仆人出卖了他们。之后，彼得鲁奇的同伙在缴纳了巨额罚款后得到饶恕。这笔高达15万达克特的赎罪款，是从前教皇的侄孙、拉斐尔枢机主教瑞安瑞奥（Riario）那里敲诈来的。

意大利雕塑家巴尔托洛梅奥·班迪内利（Bartolommeo Bandinelli）于1494年为利奥十世制作的雕塑，现存放于佛罗伦萨的维琪奥王宫（Palazzo Vecchio）。

这些就是当时日记所记载的骇人听闻的事，至于发生在罗马下层的屠杀则缺乏详细的文字记载，但这样的屠杀确实发生过，派驻在罗马的大使证实了这一点。伦巴第的使臣这样写道：“无数人被杀害……听到的只有哀嚎和哭泣。自从人类有记忆以来，教会从未如此的令人恐怖。”几年后威尼斯大使写道：“每天晚上都有四五个主教、教长等被谋杀。”如果这样的屠杀已令人震撼，那么罗马很快就将这些屠杀抛之脑后的做法则更加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当杀人犯凶器上的血液已经凝固、干燥，坟墓已经填满，尸体从台伯河上打捞完毕，罗马人又继续纵情享乐。“上帝把教皇职位授予我们，”利奥十世在写给他兄弟的信中这样写道，“那就让我们享受它吧。”当时的教长们都贪图享乐。根据一份记载，彼得罗红衣主教瑞安瑞奥曾举行“狂欢喧闹的宴会”，“有烧烤好、架起来的整头熊，剥了皮的雄鹿，苍鹭和孔雀的羽毛，和……”——这种宴会以后还有更多——“参加宴会的宾客模仿古罗马人的疯狂行为”。

几个世纪前，基督教获得了很大发展，前任教皇出于对上帝的感恩，建造了圣彼得大教堂。然而现在教皇们已经不再流行祈祷了。亚历山大六世在就任第一年就开始抓住这种新精神。当得知卡斯蒂利亚的天主教打败格拉纳达的摩尔人时，这位西班牙人教皇在圣彼得广场安排了一场斗牛赛，为了庆祝还当场屠宰了5头牛。瑞安瑞奥的宴会上和博尔吉亚教皇的庆典上的菜单说明，此时的基督教眼里只有自己，严重违背了耶稣的传教教义。当然，坐在圣彼得广场要比跪在祭坛前舒适，其他娱乐活动也比圣餐要有趣得多。赌博（和作弊），作些低俗的诗在公共场合吟诵，雇用乐队演奏，这些娱乐活动都充满了诱惑力。而教长们则沉湎于山珍海味和戏剧。这让教皇的司仪忙着涂改教皇起居日记——直到第二天黎明，他们酒后头痛发作，抱怨上帝的无情报复。

博尔吉亚家族的教皇亚历山大，第一个禁止批评教皇的书籍。他可能不知道伯查德有这样一本日记，或是没在意，不过还有另外一种可能，那就是他可能没有看懂这本日记。人们习惯接受自己所处时代的观点，反对任何不同观点。此外，一些政权清楚，自己不可能为法治社会所容忍，一个几千年来公正无私、强大、圣洁的制度，也不可能一夜之间就变得腐败。邪恶或美德，都是长期形成的。在基督教崛起后的1300多年，教会已经迷失了方向，因为错误的准则已经渗透到教会，亵渎取代了虔诚，丑闻代替了崇拜，永恒的恩惠也变成了对权力的追求。

讽刺的是，基督教圣洁的形象最终毁于它的传播扩大。随着基督教把大量其他信仰的人吸纳进基督教，不断壮大，传教士们也放松了布道的要求，以使布道内容适应这些他们要救赎的人。慈善，原本是教会最令人称道的一个优点，如今成了另一个堕落根源。来自忠实的基督教信徒的捐助从四面八方涌来，未花完的剩余部分则留在了教会内，日积月累，越聚越多，之后又被用于享乐，这些挥霍无度的人很快就将钱消耗殆尽，于是又想方设法索要更多钱财。这时一种危险的生财之道出现了，然而其一旦采用，将来一定会被滥用。它源于德国一个古老的传统：凡是犯过罪的人，可以选择接受惩罚，或者如果他们足够富裕，也可以缴纳罚款。交钱赎罪对当时的教会还是很陌生的，因为这实际上是亵渎神明的。早期的基督徒通过忏悔、宽恕、苦修来赎罪，现在可以通过购买赎罪券来替自己赎罪。教皇希望在《圣经》上寻找到这样的先例，终于在《马太福音》16章19节找到，耶稣告诉彼得：“我要给你天堂的钥匙：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

凭借这条牵强的理由，教廷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教皇将彼得的这项权力委托给主教，主教又把它交给神父，神父将牧师派出去寻找赎罪者，牧师可以自己决定赎罪金额，并从中抽取一定佣金。在罗马，这种捐献大受欢迎，一开始，捐献所得资金被用于医院、教堂和十字军东征。之后这种捐献在不受人欢迎的路上越走越远。教皇允许那些触犯上帝戒律的人可以出钱将自己从炼狱赎回，这样一来便触犯了忏悔的圣礼。

在意大利画家美洛佐·达·弗利（Melozzo da Forlì）的这幅作品中，西克斯图斯四世正在任命巴托罗缪·普拉蒂纳（Bartolomeo Platina）为梵蒂冈图书馆首位馆长。西克斯图斯四世以任人唯亲和推动西班牙宗教裁判所而知名。

同时，中世纪的无序和混乱——尤其是9世纪后，贵族崛起，教皇统治瓦解——导致教会人士开始与世俗统治者合作，并试图让他们臣服。罗马教皇首先对世俗统治者的行为作出规范，然后建造威武的教堂作为他们世俗权力的象征，卷入政治纷争，最后向敌人宣战。

最初的牧师们远离世俗和诱惑，现在他们远离高尚。以前他们认为苦行修炼是神圣的，甚至放弃婚姻和同居。现在昔日坚守独身主义的牧师们很多都已经开始金屋藏娇，而修道院也成了杂乱之地。

按照戒律，教皇应该一个人就寝。这个戒律是在1123年与1139年之间召开的拉特兰会议上确立的，在经历了900年的遮遮掩掩后，终于在16世纪初开始动摇。现在它只剩下碎片和补丁了。最后一个认真执行这个戒律的教皇在1471年去世，但即使是他，在年轻时担任里雅斯特主教期间也多有犯戒。20多年后，圣彼得教堂的教皇们开始公开承认自己的私生子，并授予他们爵位或赠送嫁妆。

梵蒂冈的教皇们任人唯亲。西克斯图斯四世（Sixtus Ⅳ，1471～1484在位）一登上教皇宝座，就任命他的两个侄子——两个行为放荡的年轻人——为枢机团成员。后来他另外的三个侄子和侄孙也获得这一职位。此外他还分别任命一个8岁男孩和一个11岁男孩为里斯本大主教和米兰大主教，尽管他们还是孩子，而且没有受过任何宗教教育。1484年接替西克斯图斯四世的英诺森八世，对他的私生子弗朗西斯科·西博（Franceschetto Cibò）极度溺爱。英诺森无法任命西博为枢机主教——当时的制度还未堕落至此——而那个年轻人对此也没兴趣。他感兴趣的是每天晚上与狐朋狗友在罗马街上闲逛，轮奸年轻貌美的女子；他不仅整天游手好闲，而且还是历史上花钱最大手大脚的一位。为了满足他，英诺森八世大大抬高了买卖圣职的价格。当他为儿子物色到一个叫美第奇的新娘时，他不得不将教皇皇冠和国库抵押来支付彩礼。之后他又任命他儿媳妇的兄弟担任枢机主教，这位后来成为教皇——利奥十世（1513～1521在位）——的新枢机主教当时只有14岁。

即使是利奥十世，虽然没有孩子，也对自己的亲戚给予特别照顾。他在1513年开始垂青自己的嫡亲表弟朱利奥·德·美第奇（Giulio de’ Medici）。这位表弟是其母亲在受难周上醉酒嬉戏，与人偷情后所生，这在罗马城早已不是什么秘密。私生子当枢机主教的先例早已有之：亚历山大六世曾将自己的私生子恺撒·博尔吉亚任命为主教。利奥十世还为表弟制订了更宏伟的计划，因而他亲自作伪证，发誓说他表弟的父母已经秘密结婚。然后他又任命另外5个家人、3个侄子和2个亲表兄弟为枢机主教。同时教皇对朱利奥的期望，像慢慢长大的朱利奥本人一样，开始开花结果。这位小枢机主教长大成人后先是担任教长为教皇服务，1523年，他自己也成为教皇。然而，利奥十世还是没能活着看到自己的这个梦想成为现实。朱利奥后来成为给教会带来巨大灾难的克莱门特七世。

同时代的一名意大利雕塑家制作的一枚刻有萨伏那罗拉头像的铜质奖章。

因为缺乏虔诚而放恣无忌的教皇们，他们中的大多数之所以没被历史湮没，要归功于他们在那个时代的残酷政治斗争中所表现出的高超手腕。只有真正有实力的人，即意大利的几大名门望族——斯福尔札家族、美第奇家族、帕奇家族、阿拉贡家族——敢挑战教皇。15世纪末博尔吉亚家族的教皇亚历山大六世最出名的反对者是佛罗伦萨圣马可教堂的吉洛拉谟·萨伏那罗拉。他是多明我会的修道士，是个有魅力的理想主义者，在佛罗伦萨拥有大批追随者并成立了一个民主清廉的政府。萨伏那罗拉对教皇的荒淫和臭名昭著的淫秽收藏大为不满。这位修道士以每年的“虚荣之火”（bonfires of the vanities）来抗议——在佛罗伦萨的市政广场的狂欢节上，他将淫荡照片、色情文学、个人私藏的教堂装饰品以及赌桌扔到火堆中。他对追随者大声吼道：“教皇和主教在嘴上谴责情欲和欲望，实际上他们身上的每一个毛细血孔无不散发着这种气息。”他说教皇宫殿已经成为藏污纳垢之地，妓女“坐在所罗门王座上指引路人。只要有钱，就可以进入教廷并且为所欲为”。

萨伏那罗拉还指控教皇买卖圣职，要求他退位。亚历山大六世一开始反应温和，只是下令禁止他再发表这类言论，但他还是继续挑战。他宣称，教皇“已经不再是基督徒。他是个十足的异教徒，因而不能再担任教皇”。教皇企图用枢机主教的头衔收买他。萨伏那罗拉义正辞严地拒绝了。“红帽子？”他叫嚷道，“我要一顶血帽!”——那就是把他的命拿去。于是亚历山大六世将他逐出教会。然而他依然挑战教皇权威，继续庆祝弥撒、举行圣餐仪式。最终，萨伏那罗拉被教皇以裂教及异端分子的罪名绞死，并在市政广场焚尸。

当时的罗马教皇简直无所顾忌，他们甚至在教堂对敌方下手，把他们的侍卫打得措手不及。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与帕奇家族结成联盟，共同对付佛罗伦萨的洛伦佐·德·美第奇家族——伟大的洛伦佐——密谋刺杀洛伦佐和他英俊的弟弟朱利亚诺（Guiliano）。西克斯图斯四世选择了他们最放松警惕的时刻，趁他们在佛罗伦萨大教堂参加大弥撒仪式时下手。举扬圣饼仪式的钟声一响起，杀手立刻动手。朱利亚诺从祭坛上摔下来受了重伤，但所幸洛伦佐并没受伤。他拔出长剑，逃到圣器收藏室，坚持抵抗，等待援兵。

不论是教皇的袭击还是接下来洛伦佐的复仇，都得以让我们一窥那个时代的阴暗。在洛伦佐的指示下，帕奇家族的一些同党在西诺利亚宫殿阳台被吊死；其余则先被阉割，之后拖到大街上斩首，最后将尸体扔进亚诺河。以中世纪的标准来看，洛伦佐的复仇并不算过分，而且与1520年初入侵瑞典的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二世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1520年1月，瑞典人的领袖斯滕·斯图雷（Sten Sture）在对抗丹麦人的战斗中身亡，之后瑞典人又坚持战斗了半年，直到斯图雷的遗孀克里斯蒂娜投降。克里斯蒂安二世答应她赦免所有人，不过国王的话并不算数。他很快以令人震惊的方式出尔反尔。先是两名瑞典的主教在斯德哥尔摩的公共广场于11月8日深夜被处决，而他们的80多个教民被叫来观看行刑过程，之后也全部被当场杀害。接下来，丹麦国王又将斯滕·斯图雷的尸体残骸挖出来。这些遗体残骸已经在坟墓里埋了10个多月，早已无法辨认。尸体虽然已腐烂，爬满蛆虫，散发出令人作呕的恶臭，但最后仍然被焚烧。再接下来，丹麦国王又将斯图雷的小儿子活生生地扔进了火堆。更残忍的是，他还命令克里斯蒂娜夫人亲眼目睹这些悲剧，并最终让她一生充作军妓。

1498年5月23日，萨伏那罗拉和他的两名同伴以伪预言家、宗教分裂者和异端的罪名被绞死并被焚尸。对于他的功绩，各个时代、各种人物以及教会内部，有不同的评价。有的把他尊为圣者，有的把他当作宗教狂热者，有的把他称作宗教改革家,有的把他列为人民起义领袖，褒贬不一。到1952年萨伏那罗拉诞辰五百周年时，争议仍然存在。

如果世界被上述这样的人统治，将会变成什么样子呢？——首先在他们看来，他们生活的世界就是唯一的世界，太阳每天绕着这个世界运行。单纯凭靠想象，我们就能重构当时的欧洲景象。如果一个现代欧洲人可以通过时空隧道回到500年前的欧洲，并且坐在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书中所描述的热气球悬浮在空中，那他将几乎认不出脚下这片土地就是欧洲。因为他往下看时会好奇：人都跑哪儿去了？从俄罗斯向西到大西洋的欧洲大陆，到处都是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与1500年前的罗马时代相比没有任何改变。根据塔西佗的《日耳曼》（De Germania）记载，尤利乌斯·恺撒从波兰步行到高卢，整整花了2个多月才走出暗无天日的原始森林。恺撒和他之后的70多个执政官率领的罗马军团之所以一直未能征服莱茵河以东、多瑙河以北的地区，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交通不便，与其他被罗马征服过的地方不一样的是，那里没有马路。

但16世纪时那里已经有很多人居住了。在密密麻麻的落叶林树冠下面，居住着7500万人，虽然这一数字尚不及现代欧洲人口的十分之一。大部分人都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们开创了欧洲的雏形和习俗，并流传至今。其中2000万人生活在所谓的神圣罗马帝国——按照古人的话，它既不神圣，也不在罗马，更不是帝国。这片区域实际上位于中欧： 德国和它周围的一些地区。 注25 法国人口达1500万，是当时欧洲人口最多的国家；意大利境内生活着1300万人，是当时人口最密集的地方。西班牙人口为800万，而英格兰和威尔士人口加起来也只有450万——只相当于费城20世纪90年代的人口数量。

回到过去欧洲的时空穿梭者如果想找到一些高耸的现代建筑，那他就要失望了，因为从200多年前的工业革命开始，各种现代建筑才开始在欧洲涌现。16世纪欧洲最大的三座城市：巴黎、那不勒斯和威尼斯，人口均在15万左右。其他人口超过10万的三座城市都位于海边、河边或贸易中心：塞维利亚、热那亚、米兰。它们与现代内华达州的雷诺、俄勒冈州的尤金或得克萨斯州的博蒙特大小相当。甚至在著名的帝国自由城市中，也只有科隆人口超过4万。其他城市人口都差不多：比萨4万，法国南部最大直辖市蒙彼利埃4万，佛罗伦萨7万，巴塞罗那5万，巴伦西亚3万，奥格斯堡2万，纽伦堡1.5万，安特卫普和布鲁塞尔均为2万。当时英格兰最大的城市伦敦，居住着5万人，而第二大城市布里斯托尔，人口只有1万。

在1493年德国出版的《纽伦堡编年史》这本书中，附有许多设有城墙的城镇和城市的手绘图。这幅手绘图描绘的便是当年的纽伦堡，到1500年时，大约有1.5万名居民生活在这座城市的城墙之内。

20世纪的现代都市四通八达，各种高楼大厦林立。相比之下，当时的城市则要相形见绌很多。沿着泥泞小路，从森林中走出，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阴冷的城墙和炮塔。从炮塔向外眺望，可以看到富人家的三角形屋顶、小教堂的尖顶，不过它们在众多主教堂面前要黯然失色很多。

如果说主教堂是社区的精神支柱的话，那么矗立在广场的城堡主楼则是社区世俗权力的核心。在主楼屋顶，有守卫24小时看守，以便在敌人攻击或火灾发生时第一时间敲响警钟。楼顶下方则是议事厅，德高望重者聚集于此商议城中大小事务；议事厅之下是档案室，再往下则是地下室、地牢和刽子手的生活区——当时的刽子手比现在的同行们要繁忙得多。16世纪时没有人相信犯罪的人可以改过自新，所以也就没有改造他们的机构或场所。事实上，我们今天所说的犯人在当时根本就不存在。致残和鞭笞是常见的刑罚，对重罪犯则往往处以绞刑。

城堡主楼是城市的最后一道防线，然而起着第一道防线作用的城墙，才真正决定着城堡内的肌理尺度。城墙周长越小，就越安全（当然造价也越低）。因而城墙内的土地都是宝贵的，一寸都不能浪费。弯曲的街道只有人的肩膀那么宽，以至于行人经常因为彼此碰撞而刮伤。街道没有铺设马路，脏乱的商铺直接开在街道旁；粪便、尿液和垃圾被直接从窗户向外倾倒。

人在这样的城市很容易迷路。阳光很少能照到地面，因为每座楼房的二层都会突出来挡住第一层，第三层又挡住了第二层，第四层和第五层又挡住了下面的楼层。在接近城墙高度的最顶层楼层，人们甚至能够相互握手。幸运的是，雨点很少会落在行人脸上，不过光线和新鲜空气也与他们无缘了。城市的晚上是令人恐怖的。守更人会在大街上巡逻，每次钟声敲响时，他们会喊道：“一个小时过去了，一切正常。”街道路口都设置有大量的铁链，用来堵截小偷。不过还是会有盗贼埋伏在黑暗角落。

在那些内行的人看来，委身在弯弯曲曲的小巷内的街区，传达出一个迹象，即过时的封建影响正在逐渐褪去。这里有屠宰场、造纸厂、皮革厂、补鞋店、马鞍厂，甚至还有小书店。它们的意义在于创造商业。欧洲已经诞生了一个新阶级：商人。中世纪的商业中心是威尼斯、那不勒斯和米兰等，其中只有少数城市的人口超过10万。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已经进军银行业。最后，德国的汉萨同盟（Hanseatic League）应运而生，并取代其他势力，统治这一地区的贸易长达一个多世纪。

汉萨同盟是13世纪时由70多个以不莱梅、汉堡和吕贝克为中心的城市结成的同盟，最初旨在打击海盗、消除贸易壁垒。随着新一代外贸家和银行家开始登上舞台，汉萨同盟也达到鼎盛。其中最著名的是富格尔家族。

富格尔家族一开始只是奥格斯堡（非汉萨同盟城市）的乡下从事纺织工业，后来又进军银矿、铜矿和汞矿。他们靠放高利贷积累了大量财富，并控制了西班牙海关，将势力扩展到西班牙全部海外领地。他们的势力从罗马到布达佩斯，从里斯本到但泽，从莫斯科到智利。他们发挥贷款者的角色，将数百万的金币放贷给国王、枢机主教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资助战争、支持教皇和从事新探险——例如，赞助卡洛斯一世，派遣麦哲伦开展环球航行。

这幅图描绘的是在汉萨同盟期间，一些商船正在港口卸载货物的情景。背景中可以看到巨大的红砖仓库。商船高扬的旗子上，画有一只胸前佩戴红白盾牌的双头鹰，那是吕贝克特有的城市徽章。

16世纪初，富格尔家族的掌舵者是雅各布·富格尔二世，他因在1505年秘密购买了勃艮第公爵（大胆的查理）的王冠珠宝而一鸣惊人。雅各布一开始是基希贝格（Kirchberg）和魏瑟尔-霍恩（Weisser-Horn）的伯爵，1514年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一世——伟大的马克斯——任命他为首席财务赞助官，有效期30年，并且还赐予他世袭的神圣罗马帝国骑士爵位。1516年，雅各布与英格兰展开关于贷款的繁琐谈判，最终与国王亨利八世结成合作伙伴。一年后的第五次拉特兰会议取消了基督教古老的高利贷禁令，这是富格尔家族巨大影响力的又一证明，同时也反映了遍及全球的贸易的增长。

每个欧洲城镇，不论大小，都有一个袖珍版的“富格尔家族”。这些商人的房屋建于市集，高大威武，用横梁支撑，上面覆盖灰泥、砂浆、金属丝网。储藏室都堆满了昂贵的东方地毯和用容器装的香料粉。出纳坐在高凳上记录账本。老板和老板娘，尽管出身农民，但都穿金戴银，甚至穿上了只有贵族才能穿的皮革。商人以领主的风度与尊贵的客户讨价还价，似乎他们之间是平等的。落魄的骑士仇恨这些商人，于是埋伏在森林里伏击他们，并砍掉他们的右手。这种残酷的行为注定是徒劳无功的，最终商人留存下来，而骑士则被淘汰。此外，商人们的这些对手根本不值一提，他们真正的对手是教会的神职人员。尽管过程缓慢，资本家们还是不可避免地取代了神父们在欧洲权力结构中的位置。

在15世纪出版的一本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这张室内市场的彩绘图说明了商业贸易中货币的概念。

然而，城镇并不能代表整个欧洲。在16世纪初期，人们可能在森林里连续步行几天而看不到任何人烟。80%至90%的人口（即农民。农奴制已经被废除，只在德国偏远地区还保留着）居住在农村，这些村庄人口不到100人，相隔15或20英里，四周都是漫无边际的森林。他们生活的空间狭小、拥挤，几乎没有隐私可言，工作的地方——整个家庭成员，包括孕妇和少儿都要工作——就位于房屋和森林之间的草地上。虽然这样的劳作很辛苦，但为了将豺狼拒之门外，这是绝对必需的。小麦必须用连枷打出来；并非每个家庭都拥有一把犁头，那些没有犁头的人家就只能找人借用或租用，如果借不到，则只能用笨拙的锄头来破土了。

当然，骑士的生活就是另外一番图景了。在他们的城堡里——或者叫新庄园，由于大炮的出现，城堡已经过时了——他们玩起了双陆棋、象棋和跳棋。狩猎、驯鹰和放鹰捕猎则是他们热衷的户外运动。在20世纪的人看来，他们的房屋可能一点都不舒适：潮湿、寒冷和原始卫生条件下散发出的臭味——当时还不知道排污管为何物。但在其他方面，这些房屋又是富有吸引力和宽敞的——木制的天花板、铺满瓷砖的地板（当时连地毯都还刚刚开始流行）、挂毯覆盖的墙壁和玻璃窗户。破烂的城堡入口处的中央大厅被前厅所取代，顺着前厅就到了起居室，里面安有巨大的壁炉，起居室之后就是用于私密谈话的接待室，或是用于一般会谈和用餐的客厅。

餐桌上令人作呕的暴饮暴食的恶习也蔓延到了权势之家。贵族人家每天餐桌上的菜都有15到20道；英格兰沃里克伯爵一次晚宴就宴请了500多位宾客，用了6头牛。公牛肉并不像我们所想象的那么鲜美——按照传统，牛肉被腌制在密封的大桶内，然后再放入铜缸内油炸。即便如此，他们还是食用了大量牛肉。在一些重大场合，整只鹿会被放在壁炉上进行烧烤，烤卷后再抹上香油，用刀切成几大块，蘸上热气腾腾的辣椒粉，用大盘子装盛上桌。

一个富足的农民家庭，除了壁炉外，再没有其他任何便利设施。他们的房屋位于狭窄、泥泞的巷子末端，杂乱无章，用茅草、篱笆和棕色的木头制成，淹没在堆积如山的粪堆中，这些粪堆就堆放在屋子前院。这些房子很宽敞，因为它不仅仅是用来住人的。屋顶是下垂的，屋顶下方最外面是猪舍、鸡舍、牛棚、玉米仓、稻草和干草房，最后才是住房，实际上只是一间房屋，墙壁和木头都用煤灰粉刷。参观过这些房屋的荷兰中世纪哲学家伊拉斯谟曾写道：“他们从沼泽地运来泥土和茅草，做成地板，这些地板很少翻新，甚至20多年都不曾更换过，上面残留有狗的唾液、人的呕吐物和啤酒……鱼的骨头和其他说不出名的污物。因此，随着天气的变化，它们散发出在我看来有害健康的气体。”

位于房屋中心的是一个巨大的床架，上面堆满了稻草，而稻草中藏匿着众多寄生虫。男女老少都挤在一起——祖父母、父母、儿子、孙子、母鸡和猪——如果夫妻要亲热，其他人都能听到动静；在夏天，他们甚至会被看得一清二楚。如果一个陌生人留宿了一晚，那么主人会热情地邀请他在自己熟悉的床垫上再睡一晚。即使是这家的主人外出，例如去朝圣，他们仍然会这样招待。如果这导致了一些意外情况，例如丈夫回来后发现妻子怀有身孕了，那么她会很自然地解释道，她在睡觉时被梦淫魔附身了。神学家早就证实了这种怪物的存在，它们趁单身的女人熟睡时与她们交合（神父们也用这个理由解释男孩的 “湿梦” 注26 ）。即使婴儿出生后长相与其他人相像，一时谣言四起，但也很少有人会站出来指控。戴绿帽子的人会成为别人取乐的对象，毕竟男人们不愿意承认自己戴了绿帽子。当然，如果未婚的女孩发现自己怀孕，再以同样的理由为自己开脱，那么她会受到别人更多怀疑。

如果你觉得这样的家庭似乎还是原始的，那么不要忘了，这也是富裕农民才能享有的。不是所有农民都这么幸运。一些人住于小木屋，周围覆盖着茅草或稻草，这些茅屋无法抵御风刮雨打、风霜雪暴。它们甚至连烟囱都没有，在屋内生火，冒出的烟经屋顶的小洞排出——可想而知，这样的茅屋火灾会频繁发生。这些房屋也没有玻璃窗户和百叶窗，一碰到风暴或寒冷天气，只能用稻草、破布——或者能利用的任何东西——来堵住墙壁上的缺口。这些家庭羡慕那些生活条件更好的家庭，当然主要是羡慕他们的床。他们睡的是草席，盖的是破毯；有些没有毛毯，甚至连草席也没有。

通常，每三年就有一次丰收，之后就是一年的饥荒。饥荒的后果是相当可怕的。农民们被迫出售他们拥有的一切，包括少得可怜的衣服，以至于在一年四季都衣不遮体。在饥荒最严重的时候，他们啃食树皮、树根和杂草，甚至黏土。不知是否有食人族存在，但陌生人和旅行者会被人伏击杀害、吃掉，甚至据说连绞刑台都被人拆了——20多具尸体挂在一个脚手架上——饿晕的人争抢这些新鲜的人肉。

在这幅荷兰画家彼得·阿尔岑（Pieter Aertsen, 1508～1575）创作于约1565年的作品中，桌子上摆放着各种蔬菜水果和海鲜肉食，一幅大丰收的景象。

然而，即使在丰收之年，他们也只能混个温饱。为了避免在夜晚用餐，他们通常一天只吃两顿——早上10点的“正餐”和下午5点的“晚餐”，但在大丰收的时候，餐桌上则会丰盛许多。尽管当时肉在餐桌上很少见，但还是会有大量猪肠以及必不可少的黑面包（白面包是贵族阶级的特权）和无数道汤。白菜汤、豆瓣菜、奶酪汤、“干豌豆和咸肉水”、剩饭剩菜做成的“穷人汤”，当然还有大斋节才能吃到的鱼汤。每顿饭酒是必不可少的，意大利人和法国人喝葡萄酒，德国人和英格兰人喝啤酒。低浓度啤酒一直是传统饮料，尽管自从十字军从东方回来后，人们更喜欢喝“五香啤酒”，这种酒加了肉桂、树脂、龙胆和杜松。在亨利七世和亨利八世统治时期，人们平均每天喝一加仑（约4.5升）啤酒——即使是修女和8岁的孩子也是如此。以至于约翰·福蒂斯丘爵士（Sir John Fortescue）说，英格兰人“不喝水，除非是在宗教场合或是忏悔时，才会喝水”。

这样的饮酒量通常会导致严重酒精中毒，因为当时的人们身材短小。人们的平均身高只有5英尺（约152厘米）多，体重也只有135磅（约61千克）左右。他们的妻子则更矮小，体重更轻。超过6英尺的人就会被当作巨人了，是传说的英雄人物——例如《巨人杀手杰克》和《杰克和豆茎》中的巨人。这种民间传说都很血腥、暴力，因为这些巨人最后都惨死了。当时人们的平均寿命都很短，一半以上的欧洲人通常会在30岁之前死于各种疾病。正如理查德·罗尔（Richard Rolle）所写的那样：“现在很少有人活到40岁，能活到50岁的人就更少了。”如果一个人活过了40岁还很健康，那么他很可能能够活过50岁，虽然他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老得多；到45岁时，他的头发就会变白，腰也驼了，脸上的皱纹也跟七八十岁的人一样多。他们的妻子也是如此——一个30岁的女人就可能被叫作“老格蕾泰尔”了。在寿命方面，她就没有丈夫那么幸运了。妇女生孩子时的死亡率相当高，这导致女性的平均寿命只有24岁。在婚礼上，按照习俗，她的母亲会送给她一块精美的布匹，用来做礼服。而六七年后这块布匹可能用来做她的寿衣。

人们的着装也有着严格的等级限制。一些衣服是代表耻辱的。麻风病人被要求穿灰色外套、戴砂红帽子，妓女必须穿红色裙子，忏悔者必须穿白色长袍，被释放的异教徒必须在胸前衣服缝上十字架——与他们相遇时，人们必须为他们祈祷——按照法律规定，所有犹太人胸前都必须戴上巨大的黄色圆环。其他人则被分为三大等级：贵族、教士和平民。确立人的社会身份是非常重要的。每个人都清楚自己的位置，并且相信在出生时就已经注定，所穿服装必须反映自身身份。

当然，某些时尚是共享的。自从盛极一时的希腊罗马灭亡后，穿衣风格已经发生巨大变化，以前流行的宽衣文化慢慢过渡为窄衣文化。大多数服装——除了猎人的皮革手套和紧身裤、穷人穿的动物皮衣——都是羊毛制成的。（由于欧洲人很少更换衣服，一件衣服要穿很多天，所以皮肤病在当时很盛行。）牧师穿法衣；干苦力的人穿束腰外衣、宽松的裤子和沉重的靴子；贵族们穿金戴银，衣着华丽，凭他们的穿着就能看出其身份。每个骑士手上都戴着骑士戒指，穿着毛衣，正如剑和猎鹰一样，都是骑士身份的象征。事实上，某些欧洲国家规定，任何不是贵族的人都不得穿毛皮衣。历史学家W. S. 戴维斯写道：“很多贵族，天气再炎热，也会穿着破损的黑色毛皮衣，就是为了将自己与农奴区分开来。”

这幅图出自德国服饰专家阿尔伯特·克雷齐默尔（Albert Kretschmer）出版于1882年的一本著作《万国服装史》（Costumes of All Nations）。图中展示了16世纪中叶德国各阶层的着装。

毛皮（或羽毛）帽子是贵族的最爱，其次是带花纹的长袍和袖口敞开的短上衣。贵族们青睐于穿上带有性别标志的衣服，并且炫耀，这也被认为是他们的专用特权。在中世纪著名作家杰弗里·乔叟（Geoffrey Chaucer，1342～1400）去世后的100多年，这种风俗一直没改变。乔叟自己——作为一个侍从，穿着红色或黑色的紧身裤——在《坎特伯雷故事集》中，也谴责穿那种带有下体盖片的紧身裤子的习俗。男人女人们都在展示自己，而非调情，他们当然也不是徒有其表，据说，一旦受到挑逗，他们就会积极回应。

这时候，起润滑作用的礼仪，以及文明生活中一些微小但重要的事物开始重新出现，就像凤凰一样，从中世纪的灰烬中重生。知识，就像礼仪一样，开始重新受到重视。例如，“加”“减”运算符号到15世纪末终于开始被广泛运用。近视眼镜在1520年左右开始出现。铅笔则出现在15世纪末16世纪初，同时出现的还有邮政服务（在维也纳和布鲁塞尔之间）。据说1512年，彼得·海伦（Peter Henlein）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只手表“纽伦堡蛋”（Nuremberg Egg），不过现在人们认为这只是个传言。小型手表和时钟直到16世纪70年代后才出现在意大利和德国。据说巴斯洛缪·纽斯曼（Bartolomew Newsam）在1585年建造了英格兰第一座直立时钟。

在所有阶层中，餐桌礼仪都是最严厉的。男人们吃饭时很粗野，他们通常戴着帽子吃饭，经常一边殴打妻子，一边咀嚼猪肠或啃骨头。他们的衣服和身体都很脏。人们经常听到这样的故事：进城的农民在经过香水店时，被陌生的香味熏晕，于是有人找来一把屎让他闻，最后他又苏醒了。手帕16世纪初才出现，直到16世纪中叶才被广泛运用。当时即使是国王们也都用自己或者仆人的袖子擦嘴巴。餐巾还未发明，客人被告知不要用餐桌布擦牙齿。此外还要提醒客人，擦鼻子时要用握刀叉的手，而非拿食物的手。

这是德国艺术家约斯特·阿曼（Jost Amman, 1539～1591）为《百工之书》（Book of Trades）所做的多幅木版画中的一幅，描绘了当时的一家钟表匠的制作工坊。直到16世纪晚期，小型的座钟和手表才开始出现在意大利和德国，而消费者大多非富即贵。

人们对餐具什么时候被带入餐桌一事还存在一些争议。人们早就知道刀最初是由客人们带去的，他们把刀放入刀鞘内，系在腰带上。按照伊拉斯谟的记载，当时的礼仪规定，食物必须要用手指送入嘴内。叉子在15世纪就出现了，不过当时只是用来叉菜。至于餐具，它直到1589年才被摆放到法国宫廷的餐桌上，尽管早在1520年威尼斯公爵的宴会上它就出现了。当时法国丝绸商人雅克·拉·赛格（Jacques LeSaige）在日记中惊奇地写道：“当贵族们想吃肉时，他们就用银叉叉取。”

还有一种情况也被视作粗鲁的行为，不过与礼仪无关，即任何违反教会规定的行为都是严重的犯罪。除了犹太人（当时欧洲大概有100万犹太人），每个欧洲人都必须尊敬圣母玛利亚——天主之母、天主母后、基督之母、童贞女玛利亚、万福玛利亚、我们的女主——以及她的追随者、像臣子一样拥护她的天主教圣徒。教民每周至少要参加两次弥撒（骑士则每天都要参加），缅怀圣迹和圣物，之后还要斋戒。

斋戒是信徒们面临的最严峻的考验，这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的。在布列塔尼地区的一个村庄里，信徒们在当地神父的号召领导下参加了宗教游行，表达对斋戒的支持和忠诚。然而一位在游行中表现得很圣洁的妇女，在游行一结束后，就跑到厨房，将羊肉和火腿加热吃了，就这样轻松地破了斋戒。香味飘出窗外，被路人察觉。他们将她抓到当地主教那里，主教罚她在大街上行走，一直到一个月后的复活节。她的脖子上挂着火腿和羊肉，身上沾满了别人吐的口水。当然还有另外一个现象必不可少——这是中世纪的另一个特色——她身后时刻跟随着一大群看热闹的人。

上述例子还仅仅是一个相对轻微的教规触犯的案例，如果是严重触犯教规，则会有更可怕的宗教惩罚。一个醉酒的、对教会不敬的骑士在偷走教堂的圣杯后，陷入了大麻烦。有人看见他拿着圣杯逃离。当地主教下令敲响只有在重大葬礼时才会敲响的警钟，警钟发出悲伤的钟声。教堂本身就是用黑色粉刷的，会众们聚集在中殿，神父们围在主教周围，手上握着点燃的蜡烛，都默不作声，安静得令人毛骨悚然，主教则站在圣坛前大声地喊着小偷名字：“让他在城里被诅咒，在农田被诅咒；让他的粮仓被诅咒，他的丰收被诅咒，他的孩子被诅咒；让他像 大坍和亚比兰 注27 被大地吞没那样，被地狱吞噬吧。今天我们把手上的蜡烛熄灭，就如同熄灭他的生命之火一样，除非他做忏悔。”

当神父们扔掉蜡烛并将其踩灭，教民们用颤抖的声音叫喊这名骑士的灵魂，他们知道，在如此可怕的诅咒面前，他是很难幸存下来的。这名倒霉的骑士现在成了过街老鼠，所有人都不帮助他，甚至连麻风病人和犹太人也没有这么被孤立过。这种“社会流放”是种威力巨大的武器，它让犯罪者屈服，最终他花了巨大的价钱为自己赎身。首先他将所有财产捐赠给了主教。然后身穿朝圣长袍，赤脚来到圣坛前，连续24小时都在祭坛前跪倒、祈祷、禁食。之后，他又跪下接受60名牧师的棍棒责罚。每挨一棍，他都要高喊：“主啊，这是你对我的惩罚！”最后，当他被打得皮开肉绽、浑身是血、失去知觉时，主教才赦免他，赐予他接吻礼。

这样的惩罚似乎太过残酷。圣杯并非是由金银制成的，并不算什么贵重物品，因而盗窃圣杯不过是个轻微的盗窃罪。但中世纪教会执法严厉，如果这样的“重罪”不受到严厉惩罚，那么后面的人就会松懈、重犯甚至反叛。此外，那些罪恶比骑士更重的人，则要接受更严厉的惩罚。他们的赎罪就是要走完多段路，花上6到10年，甚至12年，而最远的赎罪之路便是朝圣。

这是老彼得·勃鲁盖尔于1559年创作的一系列关于七美德（The Seven Virtues）的讽刺画之一：正义（Justice）。名为“正义”，讽刺的却是当时社会中存在的种种非正义。

那些冒犯上帝或犯有其他罪行的朝圣者，他们的朝圣苦行实际上是坐牢的替代品。欧洲的城堡和梵蒂冈都建有地牢，但他们不会接受异教徒。当时世俗法庭的主要法律惩罚手段是死刑，此外还有其他惩罚手段——剁耳、割舌、挖眼；那些对丈夫不忠的妻子，生殖器会被烧红的铁棒烧灼——尽管这些惩罚惨绝人寰，但都不能拯救人的灵魂。罪犯们在死后还会“入地狱”受尽折磨，但显然不是所有违反法律的人都会受到这种处罚。因此，与世俗法庭一样有着独立法律体系的教会，就开始发挥作用。

罪犯被要求剃光头，离开家庭，经常斋戒（一天只吃一顿），光着脚远行。目的地因人而异，罗马是常见的目的地，一些人甚至被流放到耶路撒冷。通常距离越远，说明其犯罪程度越重。如果罪犯是贵族出身，那么他必须手上和脖子上都戴上由其盔甲制成的铁链，这样做是为了告诉世人他堕落的程度。通常重罪犯要随身携带由主教签发的护照，上面详细写明犯罪记录，并要求虔诚的基督徒为他提供食物和借宿。在重罪犯看来，这种方式存在不合理性，不过他的观点不会被允许说出来。教会的判决很少会被上诉。

为了获得所谓的宽恕，有些人忍受了常人无法忍受的折磨。 著名的安茹伯爵黑富尔克 注28 ，在犯下了滔天罪行后，意识到死后要进入地狱，良心备受折磨，于是祈求得到神的宽恕。黑富尔克在过去的20年里，所犯罪行罄竹难书。其中之一是他被控谋杀了他的妻子，尽管这个指控最终没有成立，因为他自称发现当时妻子与牧羊人在畜棚后面偷情。法庭对此也毫无办法。通常偷情被发现后，淫妇会被当场处决，而奸夫则由淫妇的丈夫任意处置。这个案件没有目击证人，牧羊人也已经逃走了，但是，即使是再坏的伯爵，应该也不会拿这种事来撒谎。然而，即使不算这项指控，黑富尔克的罪行也是擢发难数。他预估到自己会被判处重刑，而且这是他罪有应得的。据说当他听到判决时，当场晕倒了。他要戴着枷锁，去耶路撒冷朝圣三次。他要走完法国和 萨瓦 注29 大部，翻越阿尔卑斯山脉，穿过教皇国、 卡林西亚 注30 、匈牙利、波斯尼亚、塞尔维亚崎岖的山路、保加利亚、君士坦丁堡和漫长的安纳托利亚山，然后途经如今的叙利亚和约旦进入圣城。他的脚上戴着铁链，不断流血，就这样来回走了三趟——行程大约15300英里——最后一次他被拖着在大街上走，两个身强力壮的人还用皮鞭猛烈地抽打着他。

黑富尔克原本可以向教会提出质疑，即这些惩罚受苦与耶稣的传教有什么关系。事实上，两者没有任何关系。信仰和迷信之间从来就没有明显的界线，但是在中世纪，二者的界限是泾渭分明的。尽管中世纪的人自称为基督徒，不过他们对福音书几乎没有什么了解。当时的《圣经》只有一种语言，而他们根本看不懂。他们也听不懂弥撒仪式上的咒语。他们相信魔术、巫术、妖怪、狼人、护身符和黑魔法，因此与异教徒无异。如果一位女士去世了，她一断气，仆人就会搜遍家中所有的盛水容器，将它们倒空，防止她死后灵魂溺水。在下葬前会有专人24小时看守棺材，防止猫狗闯入让她变成吸血鬼。同时她的丈夫双膝跪地、头朝东、双臂伸出形成十字架，为她的救赎而祈祷。《新约》中并没有制定这些仪式，不过还是采取了一些预防措施——牧师的祝福。在修道院的手稿上人们经常会看到这些条目：“据报告，基督教敌人已经在巴比伦出生，最后的审判日子就要来临了。”这样的警示传得多了，连农民都不再放在心上了。安息日这天，他们早早做完弥撒，之后就闲聊、跳舞、摔跤，参加射箭竞赛，一直到夜幕降临才离去。对他们来说，人世间的地狱就已经足够折磨人了，他们没有多余的精力为另一个世界可能的苦难担心了。

不过当他们静下来仔细想想，他们还是会为此担忧。所以他们相信，如果死者的左眼没有正常闭上，那么很快就会有人陪他下地狱。如果一个人在星期五穿干净的白衬衫，或看到流星，或在沼泽里看到一些幻象，或秃鹰在他的家附近盘旋，那他离死也不远了。同样的，如果有女人愚蠢到要在圣周（即复活节的前一周）期间洗衣服，那她也很快会死去。如果一起吃晚饭的人数正好是13，那么其中一个第二天将再也吃不到早餐了；如果一个人听见狼彻夜嚎叫，那么他在黎明前就会消失。彗星和日食也被认为是凶兆。众所周知的是，1198年6月出现过一颗巨大的彗星，紧接着，狮心王理查一世便离世了（事实上他直到1199年4月6日才去世）。

对超自然现象的迷信一直持续到17世纪，甚至更久。这种企图借助超自然的神秘力量对某些人、事物施加影响或给予控制的行为被称作巫术。此图由出生于瑞士的雕刻师马特乌斯·梅里安（Matthaeus Merian）创作于1626年。

所有人都相信——每个孩子也这么被教育——小孩周围都有看不见的、没有灵魂的鬼怪缠身，其中有些是善良的，但大部分是邪恶、危险和长生不老的，很难除掉。这些鬼怪包括未受洗的婴儿的灵魂，从墓穴中冒出、专门啃食骨头的鬼怪，引诱骑士将其溺死的水怪，将小孩带到地下洞穴的丑八怪，狼人（有着不死之躯的人变成了贪婪的野兽），以及一到黄昏就出来吸食迷路男女和孩子们血的吸血鬼。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人们都可能从真实的感官世界进入到另一个充满魔力和神秘力量的世界。每个自然物体都拥有超自然的力量。因此当时为人解梦的书籍非常畅销。

行星被认为是按照天使的指令运行的，医生经常向占星家和神学家咨询请教。医生诊断疾病时会考虑患者出生或患病时的星座。当时著名的外科医生盖伊·德·肖利亚克（Guy de Chauliac）这样写道：“如果有人在月亮运行到金牛座期间脖子受伤，那伤势一定会很危险。”成千上万的人因脖子上长了淋巴瘤而毁容，他们相信国王用手抚摸一下就会痊愈，于是蜂拥前往法国和英格兰的王宫。历史学家曾经在美因茨（Mainz）发现一个日历，上面标记着占卜出来的最佳放血时间。流行病的爆发被归因于星星位置的错位。行骗的医生偶尔会被揭穿，比如在伦敦，有个叫罗杰的医生，他自称能治愈各种疾病，但最后被判脖子上挂夜壶游行。不过大多数江湖医生则很少被拆穿。

即使是像伊拉斯谟和托马斯·莫尔爵士这样杰出的人也相信巫术的存在。除非是显而易见的骗术，否则教会推崇迷信，鼓励人们相信信仰治疗，积极传播森林之神萨梯、梦淫魔、海妖、独眼巨人、海神、巨人的故事，宣称他们都是撒旦的化身。教会宣称，正如上帝一样，撒旦的存在是毋庸置疑的。这么宣传当然是别有用心的，因为教会认为，要想让广大信众顺从听话，光给他们宣传上帝的博爱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用恶魔来吓唬他们。一些骗人的把戏往往打着驱魔的幌子来进行欺骗。有个广为流传的故事：一个人被恶魔附身，嘴里嘟哝着亵渎神灵的话语，直到遇到一位牧师，在举行神奇仪式、念诵了一段咒语后，恶魔现出原形，尖叫着落荒而逃。

教会的牧师和僧侣不遗余力地宣传这些奇迹的真实性。前往圣城的朝圣者不都是未获得赦免的罪犯。事实上，他们只占了一小部分，大部分都是普通人，他们身穿棕色羊毛长袍，腰带上系着沉重的麻袋。他们完全是出于虔诚的信仰，因为他们担心自己刚刚失去的亲人可能已经进入了炼狱。虽然他们看上去肮脏和凌乱，但很少有人敢慢待他们，因为天使经常化身降临人间，给予那些热情接待的人神圣的祝福，没有人愿意失去这些祝福。

这幅年轻的红衣主教皮埃尔·德·卢森堡（1369～1387）的画像创作于约1460年，作者不详。1527年，教皇克莱门特七世宣告皮埃尔已升入天堂列入“真福品位”

朝圣者们前往经罗马教廷认可过的1000多个圣地。沙特尔圣母玛利亚教堂、卢卡圣母圣殿、热那亚圣母教堂，以及勒皮、奥雷、格勒诺布尔、瓦朗谢讷、利斯、罗卡马杜尔和欧西尔等地的圣母教堂……朝圣之旅几百年间一直在持续。其中一个深受欢迎的圣地是红衣主教皮埃尔·德·卢森堡（Pierre de Luxembourg）的墓地。他在18岁就因为厌食症而离世。在他去世后15个月间发生的1964项奇迹被认为与他骨头里的魔法有关。一些圣徒被认为是医学专家，因此对患有疾病的朝圣者特别有吸引力，比如霍乱患者便会前往圣维达斯（Saint Vitus）教堂朝拜，因为信徒相信圣维达斯能够有效治疗霍乱。

如果一处圣地救世主曾亲自到访，或者其异象得到了梵蒂冈的亲自确认，那么这里将成为最受膜拜的圣地。在圣母玛丽亚大教堂，信徒们被告知在那里能看到耶稣诞生的马槽；或者在拉特兰圣约翰大教堂，信徒能看到耶稣戴着荆棘王冠升天的圣梯；或者在蒙托里奥圣彼得教堂，那里是彼得被尼禄折磨杀害的地方。英格兰人相信，受人尊敬的圣热梅修道院的院长只要对着泉水祈祷，那么泉水就能医治病人，让盲人重见光明，让哑巴开口说话。按照朝圣者的讲述，有一次院长口渴，来到一座村庄，他把农民带进教堂，在众目睽睽之下，用他的拐杖敲打石头。看哪！泉水咕咚咕咚地流出，不仅能解渴，还能包治百病。

朝圣之旅，缓慢、昂贵、不舒服，甚至很危险。坐马车速度最慢，步行稍快，最快的要数骑马，不过骑马朝圣的人极少，因为那样意味着要频繁更换马匹。朝圣花费主要用在无数的通行费上，这是众多令人烦恼的事情之一。横跨在河面上的桥摇摇欲坠，极不稳定（牧师建议，朝圣者在过桥前，一定要歌颂上帝）；其他河流则必须涉水而过；马路很破烂，大部分都是小路和泥路，只有夏天才能坐马车通过。而出门在外，夜晚只能在破烂的客栈度过。这些客栈卫生状况糟糕，床铺互相紧挨着，毛毯上到处都是蟑螂、老鼠和跳蚤；沿途的妓女热情款待这些朝圣者，之后携款逃走，客栈老板则会借口他们没有支付住宿费而扣留行李。

朝圣之旅的危险来自于拦路抢劫的强盗，他们的快乐和痛苦都体现在巴黎著名的 弗朗索瓦·维庸 注31 身上，不过那都是虚构的。现实中，这些森林中的强盗没有任何可圈可点之处。他们是冷酷的小偷、绑匪、杀手，他们之所以能够横行无阻，是因为很少被官府收捕。在城镇之间，朝圣者都是独自前行。在卡斯蒂利亚等一些地方，神圣兄弟会（Santa Hermandad）的弓箭手会在道路上巡逻，而在其他地方的野外，则没有任何治安人员。强盗们一般埋伏在树林里，然而随着十字军东征的失败，大批的骑士和雇佣兵返回，以及在英格兰刚刚结束的玫瑰战争（War of the Roses）中的逃兵，加入到强盗行列，他们带来的威胁也越来越大。这些强盗有时聚在一伙，伏击陌生人；有时则乔装成乞丐或朝圣者，怀揣钢刀时刻准备下手。即使是英勇的庄园主，也拒绝为经过其领地的朝圣者提供保护，甚至很多庄园主本身就是强盗或其帮凶。只要强盗们没有对他们构成威胁、圣诞节时按时上贡，那么他们就会对强盗的暴行视若无睹。

于是，一些正直的朝圣者便会随身携带锋利的匕首，他们知道自己将不得不自卫，并且希望在遇到强盗时能狠下心来。来自不同国家的旅行者结伴而行，寻求集体安全，不过他们常常排斥英格兰人，因为在那个时代，其他欧洲人不太信任英格兰人，怀疑他们是窃贼，而海上的水手则认为他们是海盗。英格兰人当时以缺斤少两、兜售劣质商品而著名。即使是像乔叟这样谴责贪婪的人，本身也是贪财之徒。英格兰女人还有另外一个不受欢迎的原因，她们经常满嘴脏话，以至于圣女贞德总是称她们为“该死的”。而且在当时，英格兰的男人和女人就以傲慢无礼而出名。16世纪时，威尼斯驻伦敦大使向他的政府这样描述英格兰人：“他们非常迷恋自己和自己的一切东西；他们认为除了自己，就没有其他人了；除了英格兰，就没有其他国家了；而每当他们看到一个英俊的外国人，他们就会说，‘他看起来像一个英格兰人’，很可惜他不是。”

英格兰人——当然这种情况在其他国家也存在——也意识到了自己声誉不佳，于是出国旅行时总是全副武装——除非他们是有钱人。欧洲富人旅行时，身边总会有大批骑士保护，并乘坐富丽堂皇、带有窗帘的马车。他们清楚自己是窃贼的重要目标，因而不会轻易离开马车；除非有重兵守护，否则也不会参加每年8月份的盛大集会。

约克郡的一块墓碑上这样写道：

此处埋葬着的是

拉斯罗伯特伯爵

他一生专门劫富济贫

人们亲切地称他为罗宾汉

虽然很伟大

但是历史却没有记住这个人

1247年12月24日

位于英国诺丁汉的一座罗宾汉塑像。

罗宾汉真实存在过，这块墓碑就是最好的证明，正如亚瑟王宫殿圆桌证实了亚瑟王的存在。不过这就是墓碑的全部。据我们对该时期的了解，罗宾汉不过是一个出身高贵的强盗，他埋伏在路边的丛林中，专门抢劫过路的路人。他抢劫富人的财物用于救助穷人——就像传说中另一个冷血的抢劫犯 杰西·詹姆斯 注32 那样——这种可能性基本上是不存在的。更加不可能的是，在传说中，罗宾汉还有一个女仆兼情人梅德·玛丽安（Maid Marian）、一个巨人小约翰以及一个堕落的天主教徒塔克（Tuck）修士。几乎可以肯定的是，罗宾汉等人的故事只是民间传说，而与他们同一时代的人，即诺丁汉郡的治安官，也许是这一千年里最臭名昭著的执法者了。

随着我们对中世纪的研究越来越深入，这些传说也变得越发不可信。后世的杜撰者们给中世纪注入了一股虚假的浪漫之风。 流传于德国哈梅林地区的花衣魔笛手 注33 就是一个例子。他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但一生并没什么亮点。相反，他是个心理变态者和恋童癖者。1484年6月20日，他拐走了撒克逊哈梅林村庄的130个小孩，并用不可告人的方式对待他们。之后发生的事情则众说纷纭。有些人说这些小孩彻底消失了，有些人则声称在森林中发现了这些小孩的肢体残骸。

就在花衣魔笛手掠走大批小孩之后的第二年，最富有想象力的故事集面世了，这一年 威廉·卡克斯顿 注34 出版了托马斯·马洛礼爵士（Sir Thomas Malory）的《亚瑟王之死》（Le morte d’Arthur）。后来，这部伟大著作的删减版本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当时中世纪的道德楷模马洛礼很少戴眼罩。他写作这部作品时，女主人公并非完全是幻想出来的。“ 兰斯洛特爵士 注35 亲吻了那位美丽的女士（ 格温娜维尔 注36 ）的手，她像针一样赤裸。”他笔下的一些人物可能确实在历史上存在过。1000多年来，威尔士的偏远地区一直把淫妇称为“常客格温娜维尔”。然而兰斯洛特爵士却是一个完全虚构的人物，而且考虑到中世纪跨度极大，格温娜维尔，如果确有其人，也几乎不可能与亚瑟王活在同一时代。

这幅花衣魔笛手的画像出自哈梅林教堂1592年的彩绘玻璃上。

我们对1517年麦哲伦和贝阿特丽丝·巴博萨（Beatriz Barbosa）结婚的情形知之甚少，但如果他们是因为彼此相爱而结合的话，那么他们在当时无疑是与众不同的。没错，早在40年前，维也纳的一位皇室大公首先将戒指作为订婚的象征物，然而这仅仅出现在贵族中，而且还不受贵族们的欢迎。尤其是，当这位未婚妻开始显露怀孕迹象时，二人准备结婚的消息也会不胫而走。如果她是一个到处遗情的女人，在对孩子亲生父亲的身份产生疑问时，那些与她发生关系的男人将会排队抽签以决定孩子的归属。当时的历史学家这样写道：“贞洁，原本必须受到习俗、道德、法律、宗教、父母权威、教育和‘荣誉感’的保护，然而现在却在不知不觉消失。”

正常的、永恒的繁殖本能只是在坚持自己的规则，没有一个人真的对此反感，但是这种随机的婚姻让父母深感失望。结婚是女孩子一生的重大事情，而它的经济含义——婚礼是财产实力的象征之一——是双方家庭共同关心的问题。传统的包办婚姻显然正在走向衰败。当时的道德家坚信旧的结婚方式是最佳的，但也开始感到困惑。在《对话集》（Colloquia familiaria）一书中，伊拉斯谟建议年轻人应该要让父亲帮他们选择新娘，要相信日久生情。拉伯雷在《巨人传》（Pantagruel）中也同意这种说法。英格兰皇室的家庭教师罗杰·阿斯克姆（Roger Ascham）在他的著作《校长》（The Scholemaster）中，曾经谴责了那些无视这些传统规矩的夫妇。阿斯克姆痛心疾首地叹气道：“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已经严重偏离了过去的道德和约束，现在不仅是男人们敢破坏规矩，甚至女人们也敢……不顾父母、上帝、习俗等的反对而结婚。”在维滕贝格大学，马丁·路德发现他同事的儿子在没有征求父亲意见的情况下，已经在婚礼上宣了誓，而一名年轻的神父还证明该宣誓是合法的，对此他感到非常心寒——认为这样也玷污了教堂的声誉。他写道：“很多家长已经命令他们的儿子回家……说我们会把绳子系在他们的脖子上。……在接下来的礼拜天，我发表了布道，告诉他们必须遵循创世纪以来就存在的道德和习俗。……即父母应该让孩子彼此谨慎与好意，而不是按照自己事先的安排。”

只要年满20岁，女性便可以结婚——这是合法的，不管父母是否同意；而对于男性则只要达到14岁便可结婚。甚至在还是很小的时候，一个女孩就知道除非自己在21岁前结婚，否则社会会认为她是个无用的人，只能去女修道院，或者像英格兰人说的，做个“纺车”（即老处女）。 因此年轻女子一直对圣坛 注37 很憧憬。怀孕是一种能达到这个目的的方法。礼拜天，在父母的监督下，女孩们穿着保守的服饰来到教堂，言谈举止矜持；然而平日里，她们会敞开衬衫，撩起裙子，在田野里与男子们追逐嬉戏。

《阿尔诺芬尼夫妇像》（The Arnolfini Portrait）出自尼德兰画派最伟大的画家之一扬·凡·艾克（Jan Van Eyck，1385～1441)，是其最杰出的画作之一。画中的主人翁是意大利商人乔凡尼·德·尼科劳·阿尔诺芬尼（Giovanni di Nicolao Arnolfini）和他的怀孕明显的新婚妻子。这幅作品描绘的是两人的订婚仪式，或结婚仪式，抑或还有其他含义，史学家们对此存在许多争论。

女人们会如此开放地追逐异性的现象，要等到500年后，即我们所处的时代才再次出现。在维滕贝格，马丁·路德抱怨道：“女孩们变得越来越大胆了，把男人们追赶进她们的闺房，或者任何其他能发生关系的地方。”后来他又愤慨地说道：“女人们越来越放纵，不知羞耻……今天的年轻人是完全放荡、目无规矩的……维滕贝格的女人和女孩在人前人后都开始裸露了，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指责或制止她们。”如果未婚妈妈的爱人认为自己还未做好结婚的准备，她的未来也不一定就彻底毁了。通常一个放荡的单身妈妈，只要长得漂亮，就会很容易找到一个愿意与她结婚而且条件还不错的农民。

在当时那样一个充满诱惑的时代，父母能做的仅仅是让女儿作出承诺，即在教堂发布结婚公告前，答应不会与男人在一起。一旦男女订婚，他们就能同居了，这也是社会所允许的。如果一个农村女孩没有怀孕，那么答应男子的求婚后又想反悔就只有两种方式：要么是进入修道院；要么是一条完全相反的路，即加入世界上最古老的职业：作妓女。当妓女不仅报酬丰厚，而且还能出名。因为妓女不得不完全暴露整个身体，所以她们是欧洲最干净的人。妓女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不过从过去到现在一直是这样。这些女人一旦成名，就成为我们今天所谓的交际花（Courtesans，来源于意大利语）或者女侍从。镇压她们的行动不仅是极少的，而且也是不受欢迎的。路德宣称卖淫是邪恶的，并且说服了德国几个城市取缔，但却因此失去了众多的追随者，尽管他也宣称性欲是正常的。

文艺复兴的伟大艺术家开始大量涌现，而那些才能一般的艺术家却食不果腹；不过色情文学，包括淫秽画，由于利润可观、销量不错，让很多人都一夜暴富。他们的作品出现在每个集市和所有大城市，邮差、路边音乐家和街头小贩都在出售这些作品。放荡的 彼得罗·阿雷蒂诺 注38 写的淫秽的十四行诗，不仅在他的故乡阿雷佐（Arezzo），在奥格斯堡和巴黎也受到热烈欢迎——其时克莱门特七世在梵蒂冈加冕成为新一任教皇。之后阿雷蒂诺被驱逐出罗马，人们认为这是因为他挑战了社会礼仪规范的极限。然而之后牧师弗朗索瓦·拉伯雷发表了《巨人传》，这本书运用的粗俗言语极大地震撼了阿雷蒂诺，而且该书的销量超过了他的十四行诗。与之前一样，放纵再次吞噬了信仰。一些淫秽书还被当作性生活的技巧手册。甚至有时候社会对最荒唐的行为也习以为常。政治迫害在当时很流行。当局经常会收到夜间集会的报告。在每次集会上，历史已经证明——这是唯一值得欣慰的——那些参加集会的人其实是在参加一项更加流行的娱乐活动。按照当时的历史学家的描述，他们的集会不过是“滥交的借口，以及鼓励年轻人也加入到淫乱的艺术中来”。

贵族间的性交往则往往伴随着复杂的财产交易。出于传宗接代和高贵血统的考虑，通常子女刚过7岁，父母就会为他们订婚。甚至还有些父母在孩子3岁时就为其订婚了。除非采取一些强制措施，否则只要还没完婚，这些订婚都可以被取消，不过只要他们到了青春期、时机成熟而且也有诱惑因素，即具备了性交往的前提，那么结婚也就随之完成。由于这些夫妻并非是为爱而结婚的，婚后出轨时有发生。而且由于离婚是被教会禁止的，所以只要夫妻双方都心照不宣，通奸就成了一个解决方法。

放荡不羁的艺术家对一夫一妻制嗤之以鼻，贵族们也是如此。对于中世纪独立的纳瓦拉王国王后，即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的妹妹昂古莱姆的玛格丽特（Marguerite of Angoulême）来说，婚外情几乎成了一种义不容辞的义务。那些仍然对丈夫忠诚的贵妇们，会被其他人所嘲讽。不参与通奸会被看作是一种破坏礼仪规范的行为，就像在国王面前没有行屈膝礼一样。玛格丽特在科特雷特（Cauterets）沐浴时说过的一些话流传至今。有时“相爱”就等同于随意发生关系。一位子爵夫人问她：“那么，你是说在没人知道的情况下，相爱的人做什么都是合法的吗？”她答道：“当然，只有傻子才会让人知道。”玛格丽特从没向人说起过自己的婚外情。作为人文主义的保护者和女权运动的发起人，玛格丽特是法国文艺复兴中的一个杰出人物，她如此精明，不会拿自己的影响力去冒险。况且，将情人名字泄露出去的女人再也无法受邀回到纳瓦拉。她们损害了自己情人的名声，将来也无法再次成为他人的情人。然而，按照庄园主德·布兰托姆（de Brantôme）的说法，玛格丽特的确忠告她身边年轻的伯爵夫人们和侯爵夫人们不必把结婚誓言当回事儿——“一个女士如果没有珍惜给她带来荣誉的爱人是不会幸福的，但过于珍惜也不会幸福。”拉伯雷对玛格丽特如此着迷，以至于将厌女癖放在一边，把《卡冈都亚》（Gargantua，即《巨人传》）献给她。

本身作为一名作家，以及人文主义思潮和改革运动的幕后支持者，玛格丽特是法国文艺复兴的杰出代表。美国学者塞缪尔·普特南（Samuel Putnam）甚至称其为“第一位现代女性”。

在熟练掌握了诱惑的技巧后，成年的贵族老爷和少妇们再也不怕受到良心的谴责了。然而，他们刚刚成家立业的年轻孩子们从未违反庄严而明确的婚前誓言，尽管他们对父母的婚外情早有耳闻。和当今流行的一样，这些年轻人的第一次出轨，在浪漫爱情的精美外衣下，很容易实现。与自己不喜欢的人结婚的年轻的男男女女，由于知道不忠是罪恶的，于是在婚后放弃了性生活。接下来就是纯洁的求爱。痴情的恋人交换着礼物，互写情歌情书，在幽会中，他们眉目传情，心跳加快。他们这种柏拉图式的爱情受到文艺复兴期间贵族礼仪问题的权威 巴尔达萨雷·卡斯蒂利奥奈 注39 的鼓励。卡斯蒂利奥奈在《侍臣论》（Il Cortegiano）中告诉他们即使他们唤起了对方的激情，他们依然可以做朋友，保持贞洁。当然，他们不会照着做。《侍臣论》有一些欺骗性，它的作者只是一个受过教化的“魔笛手”。那个时代并没有太多的束缚，男孩们性攻击性很强，而女孩们也喜欢他们这样。双方都会写诗，但写诗的主题无非是互相占有对方。最后，他们终于跨越雷池，发生关系。

淫荡的行为在各地泛滥。一个年代史编者注意到，“鸡奸很频繁发生，妓女到处都是，几乎各地都有私通的行为”。当时的记录表明，婚外性行为在法国已然是公开的秘密。虽然按照法律规定，有婚外情的女子将被判处死刑，但正如一个史学家所写的：“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已成为有地位的法国妇女正常生活中的一部分了。”英格兰也是如此，史学家詹姆斯·弗洛德（James Froude）后来写道：“私生活受到不洁的影响，天主教牧师的行为和这个一比，简直显得很清白。”我们可以看到，这种记录有很多。拉斐尔·霍林斯赫德在他的编年史中写道：“淫荡、乱伦和可鄙的不忠行为盛行，道德败坏，特别是国王。”

也许霍林斯赫德说的就是爱德华六世，但许多其他的国王也莫不如此。在爱德华六世之前的国王中，有一个国王使一介平民简·肖（Jane Shore）成为自己最喜爱的情妇，她依仗自己的身份与许多希望得到皇室垂青的优秀英格兰人成为朋友。在海峡的那边，大鼻子弗朗索瓦一世（1515～1547在位）——一个长的鼻子被认为是生殖力强的象征——似乎下决心要超越风流的 唐璜 注40 。弗朗索瓦一世最让人难忘的皇室情妇当属弗朗西斯·德·弗瓦、女伯爵德·沙托布里昂和安妮·德·皮瑟利尤，他把她们变成了德·埃唐普公爵夫人。但这些并不能满足他的欲望。据说他攻占米兰，并不是为了得到这座城市，而是因为惊鸿一瞥，曾经在这座城市见到过一个可爱的女子。在法国， 他所独享的初夜权 注41 并没有他以为的那样受欢迎。 “美丽的菲罗妮儿” 注42 的丈夫是位律师，因妻子被选去和国王共眠，他便故意让自己染上梅毒并传染给她，借此把梅毒传染给国王。还有另一个女子故意把自己毁容，希望这样会让弗朗索瓦一世感到厌恶而放弃她，但她并没有成功，而她原本以为国王是看上了她的美貌。

另一方面，弗朗索瓦一世被认为是法国第一位文艺复兴式的君主。在他的统治之下，法国的文化事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他是与他同时代的许多艺术家的支持者和庇护人，其中包括达·芬奇、切利尼等人。今天卢浮宫里许多的法国王室收藏实际上就是从弗朗索瓦一世时代开始的。

然而，这两个人显然是例外。据说大多数的年轻法国女子被征召去体验国王的雄风时是很高兴的，她们甚至为赢得国王的宠爱而展开角逐。她们解开自己的上衣角展现胸部（除非胸小，在这种情况下往往会往内衣里面垫料填充）。她们的背裸露到最后一节椎骨上，袖子卷起，衣服在腰部勒紧，在胸部下面也是收紧的。裙撑撑在裙子里面，高跟鞋使每一位有希望的候选人昂首阔步，走出性感的步姿。在弗朗索瓦一世最后的日子里，他搬到了枫丹白露，天天纵情在娇小可爱的少女中，就在那些等着失去贞节的少女们面前夺去她们的贞节。在他临终的病床上——这时候的他终于是一个人就寝了——他把唯一的继承人召唤到床前，告诉他勿被女人给“统治”了。而这位年轻人，登基后成了亨利二世，他早就为自己的家庭生活做好了规划。法国将会被一个家庭的三个人统治，那就是国王、王后（凯瑟琳·德·美第奇，凯瑟琳的父母在她出生3个月后死于梅毒）及国王的情妇狄安娜·德·波伊蒂丝（Diane de Poitiers）。

为什么当中世纪的乌云退去时，欧洲的道德也跟着衰败了？对此，各种不同的原因被纷纷提出。有一点似乎可以确认的是：品行被丢弃，人们行为放纵，这让家庭联系变得松散；与此同时，婚姻制度——即使单纯从维护社会秩序来讲，也有其存在必要性——也受到了冲击，各种放荡行为威胁着它的存在。诚然，有法律对放荡行为进行约束，但问题是政府没有人力和意愿来确保法律得以执行。离婚或许可以让问题得到控制，但所有的机构都是反对的。教皇、路德、亨利八世和伊拉斯谟甚至认为即使重婚也比离婚好。基督教世界分裂之后，新教的神学者开始尝试去接受离婚，但也只是在不忠的条件下。一个现代史学家认为：“也许财富增长是西欧道德衰败的根本原因。”然而，宗教改革也是一个原因。这里不涉及所谓的神学恶棍。马丁·路德认为在改革后，新教中堕落在增长，但在以天主教为主的西班牙、意大利以及法国，放荡和肉欲也在大行其道。然而罗马发动和遭受的那些令人震惊的攻击让人们对所有的誓言和禁忌的尊敬程度大大减弱。一位路德教会的牧师安德里亚斯·马斯勒（Andres Musculus）曾悲伤地写道：“没人关心是天堂还是地狱，没人想过上帝或是恶魔。”这都是真实的，然而，这种情况只有在基督教教会发生分裂的过程中才会发生，之后所有的保守派才都恢复了道德准则，贵族们被要求成为道德楷模。确实在有一些宗派中，比如说加尔文宗（Calvinists），改革如此激烈，两性中热情高涨的人回顾着以前那种繁茂的、极度兴奋和放纵的生活，无比羡慕。

然而该来的总会来的。在16世纪早期，欲望——特别是贵族的欲望——已经让整个欧洲沸腾了。法国当时正值拉伯雷时期，英吉利海峡对面的英格兰都铎王朝的贵族和小姐们正在建立一个贵族乱交的传统，这个传统将延续几个世纪。而罗马，这个基督王国的首都，已然成为一座罪恶都市，大多数罗马贵族都难逃罪责之名。在这座圣城的主要大家族中，每个家族都在枢机团中有代表席位。新晋的暴发户德拉·罗维雷（Della Roverev）家族更是贪婪无比。他们占领了罗马社会的中枢。两个德拉·罗维雷成了教皇（即西克斯图斯四世和他的侄子尤利乌斯二世）。他们的名字出现在每一张宾客名单上，如果邀请他们来参加聚会而被拒绝的话，也许只是未被记载而已。

然而，德拉·罗维雷家族并非这些劣迹的首创者，这一“荣誉”属于声名在外的博尔吉亚家族。许多关于这个热血的西班牙家庭的奇异故事被流传下来，以至于500多年后要知道哪些是可信的几乎不可能。大多数我们现在知道的也仅仅是在当时被当作是公认的事实而已。然而，传说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被记录了下来，无论现在看来多么不同寻常，我们也可以确定地说，那些被当作事实的叙述大体上是正确的。这个故事很长。在红衣主教朱利亚诺·德拉·罗维雷之前，博尔吉亚两代人的行为已颇具争议。他后来成为教皇尤利乌斯二世，在1503年10月执掌了圣彼得的教皇之位。他很幸运活到了那时，因为就在10年前，当他的劲敌亚历山大六世把教皇的冠冕戴在头上时，这个博尔吉亚家族的教皇策划了一场针对德拉·罗维雷的刺杀行动。在最后关头，朱利亚诺逃到了法国，躲过了这一死劫。后来这位未来的教皇武装反对天主教会。

早在半个世纪前，博尔吉亚这个名字就已经声名远扬了，那时的在任教皇是 庇护二世 注43 。庇护二世绝非一个正经的人，作为教皇，他却和多个情妇生了数个孩子——但他被选为教皇时他把这些都隐瞒了，只是对他的教廷说道：“忘了过去的埃涅阿斯，着眼于将来的庇护吧。”1460年他在锡耶纳看到了29岁的红衣主教博尔吉亚，也就是后来的亚历山大六世。他在那儿的所见令他很不安，便给博尔吉亚写了一封信，语气尖锐，责备他举办的一场野外聚会。庇护二世看到，在欢庆时“不乏爱的尤物”。他进一步发现宾客名单也很奇怪。锡耶纳最漂亮的女子都受到了邀请，但是她们的丈夫、父亲和兄弟却不在邀请之列。

尤利乌斯二世为教皇史上第218位教皇，被教廷认为是历史上最有作为的25位教皇之一。在其任职教皇期间，罗马成为西欧的艺术殿堂，而教廷也成为意大利半岛的政治重心。

由信中很难确定时间和地点，但正如庇护二世写的，“为了放纵性欲”，女人们对男人言听计从。缺少家中男性的保护，加之受到主教的恐吓，一个女孩是很难在一夜之后仍保持处女之身的。成熟的女客人可以不拘泥于礼节，特别是当教堂的贵族给予她这样的权利时。

庇护二世警告说，“那些容忍这些行为”的基督牧师最终将被贴上“耻辱”的标签。最终果如庇护二世所言，但在锡耶纳狂欢之后的第四年，他便去世了。等到另一个教皇同意他的看法将要再过一个世纪。在麦哲伦时期，所有教皇都是为所欲为的，但是博尔吉亚家族的教皇与其非凡的家族成员，标志着一个时代、一种心态和一种500年后依然令人醉心的痴迷。而对它作出的回应，引起了一场千年难遇的震惊。

亚历山大六世——他的西班牙全名是博尔吉亚·Y. 多姆斯（Borja Y. Doms）——被他叔叔卡力特斯三世（Calixtus Ⅲ）提拔为枢机团的成员。那时是1456年。不过他刚刚戴上的那顶红帽子很快就被脱去了，一起脱去的还有他的衣服，因为他准备要和一连串的女人进行马拉松似的鱼水之欢。我们不知道那些女人的名字，甚至连他自己都不知道。

1502年，威尼斯海军在圣塔毛拉岛的战役中战胜奥斯曼土耳其，作为战胜方的雅各布·佩萨罗（Jacopo Pesaro）出资请提香创作了这幅作品：《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引荐雅各布·佩萨罗给圣彼得》。画面左边是圣彼得，中间跪拜者为雅各布·佩萨罗，右边是亚历山大六世。这幅作品创作于约1503～1506年之间。

其结果是，他有了一个儿子和两个女儿；在他40多岁的时候，又有了一个儿子和三个女儿。我们可以推断出第二组孩子的母亲是罗莎·瓦诺莎·德·卡塔内（Rosa Vannozza dei Catanei），她是亚历山大六世之前喜欢的一个情妇所生的早熟女孩。

得知被他压在身下的女性已是有夫之妇，会让博尔吉亚更加享受这份欢愉，要是他曾主持过她的婚礼就更是如此了。违反任何戒律都会让他很兴奋， 尤其是十诫中的第七条 注44 。他以牧师的身份把罗莎嫁给了两个男人。她可能真的和她的丈夫们偶尔同过床，因为博尔吉亚有一大群女人，偶尔允许她纵容自己去选择性伙伴，但博尔吉亚的床才是她真正应该待在的地方。在博尔吉亚59岁的时候，他渴望得到一个年轻性感的女子。他满怀深情地与罗莎分别。后来他居然还送给了她一份小礼物——让她的兄长成了红衣主教。其间，他早已选好了一个女人来代替她，那就是极其可爱的19岁少女茱莉娅·法尔内塞（Giulia Farnese），用那个时候的话来说就是“好看的东西”。他再一次以牧师的身份在自家宫殿的一座小教堂安排了一场婚礼，宣布茱莉娅与一名奥尔西尼家族的年轻男子成为夫妻。之后新郎奥尔西尼被带去其他地方，而新娘奥尔西尼夫人则穿着她的嫁衣被带向了他金碧辉煌的镀金天蓝色卧室。他比她大40岁。一个女仆脱下了她的嫁衣，并出于某种隐晦的原因把它藏了起来。她可不想让茱莉娅因为情感方面的原由而继续留着它。从那以后，全意大利都知道，与博尔吉亚新同床的女子叫“Sposa di Cristo”，也就是“基督新娘”。

博尔吉亚成为亚历山大六世后，原本疯狂的梵蒂冈集会更加疯狂了。集会花销巨大，但他足以生活得像文艺复兴时期的王子一样，因为作为罗马教会的第二领导人时，他聚集了大量的财富。当客人们走近教皇宫邸时，栩栩如生的雕像令他们瞠目结舌。博尔吉亚就像一头狂暴的公牛一般站在遍地都是黄金的地方。每次的集会都会有一个主题，其中一个为罗马人所熟知的就是在1501年10月30日举行的“栗子芭蕾舞”。勤勉的约翰·伯查德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宴会上的盘子收走后，这座城市最漂亮的50名交际花和客人们跳舞，“一开始是穿着衣服的，后来居然赤裸了”。跳完舞后，“芭蕾”就开始了，教皇和他的两个孩子坐在最好的位置上……

这幅《抱独角兽的年轻女子肖像画》（Portrait of Young Woman with a Unicorn）是拉斐尔于1506年创作的。据说，画中这位女子就是茱莉娅·法尔内塞。

尽管亚历山大六世的荒唐是不争的事实，但这段时期，最让人感兴趣的人物当属教皇与瓦诺莎·德·卡塔内所生的一个孩子，那就是1480年出生的卢克雷齐娅·博尔吉亚。对世人来说，她是一个谜，一个童话，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她很可能是厌女症谣言的受害者。中世纪时期的教堂把女性当成夏娃，就是那个使亚当堕落的女人。教皇的私生女很容易成为闲谈的话题，尤其是她又特别漂亮时。直到今天她也颇具争议。《剑桥近代史》（Cambridge Modern History）一书认为，“没有比剧作家和小说家笔下的卢克雷齐娅更像真实的卢克雷齐娅了”。然而历史学家对真实的卢克雷齐娅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意见不一。有确切的证据表明，在某些方面，卢克雷齐娅的确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只是这些证据保留到今天的很少。虽然听起来有些令人震惊，但我们对她的认知只能大部分取决于与其同时代的人对她的看法。有关她的传闻可能并非言过其实，甚至她的传记作者、富有同情心的雷切尔·厄兰姆（Rachel Erlanger）也认为，由于她“难以置信的道德松弛”而有“不好的声誉”。

不过显然，关于麦当娜·卢克雷齐娅（罗马教廷这样称呼她）除了众所周知的道德问题外，要说的还有很多。她能说流利的托斯卡纳语、法语和西班牙语，能阅读古希腊和拉丁作品，在举止和作风方面都受过良好的教育，能在学术上高谈阔论，也是一位颇有成就的诗人。同时她也是脆弱的、易受伤害的，从小时候起她就卷入父亲的欢爱中，遭受了几乎是致命的压迫来愉悦父亲。但无论怎样她都是漂亮的。与其同时代的一个女人描述她是“极漂亮的女人”，而在男人看来，她是令人销魂的。

在她父亲的情人茱莉娅·法尔内塞的指导下，她把自己献身于19世纪瑞士史学家雅各布·布克哈特（Jakob Burckhardt）所称的“用于外部展览的全国性娱乐”。年轻时，她那张纯洁的脸庞为她赢得了“甜美的脸庞”的称号。平图里乔（Pintaricchio）发现他为其早期在少女时代画的像天真烂漫，而后期的放荡也丝毫没有改变这种仪态。她的独特之处就是那一头长及脚踝的金色长发。为了让它更加美丽，她按照卡特琳娜·斯福尔札（Caterina Sforza）在《体验》（Esperimenti）中给出的流程来洗头发，即使用蜂蜜、黑硫磺和明矾稀释而成的溶液。据说用这种液体洗出来的头发可以保证十分光滑。

人们说卢克雷齐娅很早就遗传了她父亲的作风，早在她21岁成为费拉拉女公爵之前，她的风流韵事已经让她成为罗马的传奇人物。在她17岁那年，她已经比同龄的其他女孩更聪明了。也许这就是上天注定的吧。她那“圣洁”的生身父亲把她的美貌和性感当作诱饵。为了稳固自己的位置，亚历山大六世把自己的女儿先后送向陌生人的床榻。在她13岁的时候，亚历山大六世和那不勒斯的阿拉贡王朝正处于敌对谈判中，于是他把女儿嫁给了她的第一任丈夫——乔瓦尼·斯福尔札（Giovanni Sforza），也就是佩扎罗（Pesaro）的首领，同时也是强大米兰家族的一员。然后又使用自己的权利解除了这桩婚姻，把她嫁给了另一个人。她与谁结婚取决于父亲与谁结盟。

在由巴蒂斯塔红衣主教齐诺（Zeno）为其在梵蒂冈附近建造的宫殿里，在一段婚姻已经结束，另一段婚姻尚未开启之前，据说她大部分时间都在用来学习如何调情，并把淫荡的欢愉发挥到极致。那些在色情书和戏剧中才有的场景、姿势和对象都借助她淫荡的想象插上了翅膀，而在她的脑海中肯定不止这些。她身边的男人都是放荡的，她知道在他们眼中她不过是一个玩物，任他们玩弄于股掌之间。她很可能选择了放任自己，随波逐流。这都是事实，结果是就连她娘家人——她的父亲和两个兄弟都很震惊。

卢克雷齐娅常被描述为一位有着浓密过膝的金发、肤色美丽的女子，有着时常变换颜色的淡褐色的眼睛。另一种说法是：“她的嘴有点大，牙齿白得耀眼，脖颈修长、白皙，和胸部成极美妙的比例。”在平图里乔的这幅壁画中，画中女子据说就是以十几岁的卢克雷齐娅为原型创作的。

只有恺撒·博尔吉亚（1475～1507）胜任（或不胜任）成为卢克雷齐娅最著名的哥哥。在担任红衣主教时，英俊的恺撒身上便背负多条人命。他从年轻时便嗜杀成性，直到自己在维亚纳外面的一次小战斗中被杀死。然而恺撒并不是一个残忍之徒。他是那个时代的大人物。他比他妹妹更精悍，口才更好，更博学。在充满残忍、背叛的政治斗争中，他游刃有余。事实上，他还是 尼可罗·马基雅维利 注45 口中的模范。马基雅维利不赞同恺撒，却认为他充满魅力。

在整个博尔吉亚家族史中——充满阴暗、灾难——围绕他的兄长胡安（甘迪亚公爵）之死而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是其中最黑暗、最令人困惑的一幕。而如果当时人们所言属实的话，这段历史也将是最肮脏的一段历史。家族的犯罪史是从亚历山大六世开始的。在1497年，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以他惯用的伎俩让他女儿与第一任丈夫斯福尔札离婚。得知岳父的阴谋后，由于担心自己的安危，斯福尔札便逃出了罗马。然而，在米兰的他很快便怒火中烧。教皇公开说他患有阳痿，在意大利这简直就是奇耻大辱。斯福尔札后来有了孩子，他大声说出了所有罗马人怀疑却不敢说的话：博尔吉亚教皇的目的不纯，他不是要让女儿重新嫁人，而是要让女儿与自己共享鱼水之欢。

即使在当时，这种事情也是极不光彩的。斯福尔札倚杖家族势力强大，可以保护他，但这让教皇陷入极为尴尬的境地。如果教皇把女儿留在梵蒂冈附近并拒绝求婚者，那么所有人都会相信他和女儿会同床共眠，这也符合两人素有的名声。他欲望暗涌，饥渴难耐。那时他女儿才刚刚17岁，漂亮可人。事实上，大家都知道他女儿就是他的情人，在米兰有没有人知道就是另一回事儿了。但不管怎样，他并没有把女儿一直留在身边，这可能是性格使然；相反，他正迫不及待地准备给女儿物色一位政治地位相当的新丈夫。

恺撒·博尔吉亚被达·芬奇形容拥有“宁静的面孔和天使般清澈的双眼”，马基雅维利以他为原型写下传世名作《君主论》，而希特勒、墨索里尼等更是对他顶礼膜拜；但同时他却残酷贪婪，为了权力和财富不择手段。在14、15世纪的欧洲历史上，再没有第二个像他那样背负如此之多恶名却又为同时代人所同情并毫不吝惜地给予赞美的统治者。

从这里开始，故事的色调开始变得愈加黑暗。罗马人刚刚才勉强接受“父亲垂涎女儿”的消息，马上又传来了更加令人震惊的流言。据说卢克雷齐娅的父亲之所以不能得到她，是因为她已深深陷入另一段不伦之恋（或者说是多段）之中，她和英俊的哥哥们搞在一起。问题在于，虽然她很享受和他们两个交往，但两兄弟间互生醋意，都想把妹妹占为己有。

1497年6月15日清晨，有人发现胡安的尸体漂浮在台伯河上，身上有9处匕首重伤。很快恺撒就被认定为凶手，除了上述原因，众所周知的是他还因为其他一些原因忌妒自己的兄弟。总之疑团越是迟迟未解，他的罪行似乎更加确定。当然历史上还有别的观点，比如胡安如所有博尔吉亚家族的人一样，树敌很多。但传言自有其可信之处。在那时，唯一不曾受伤的就数卢克雷齐娅了，但她的声誉已无可挽回。

她18岁时生了儿子乔瓦尼，也就是所谓的伊凡斯·罗马努斯（Infans Romanus）时，已经触碰了道德底线。这是她在两段婚姻之间怀的孩子，也就是在和父亲以及在世的哥哥发生关系期间怀的孩子。我们知道那个孩子就是他们中某一个的，因为后来教皇为了让这个孩子合法化，特地于1501年9月1日发布了两道非同寻常的诏书。第一道诏书是公开的，它确认了那个3岁的小男孩是恺撒与一个未婚女性所生的孩子。使用恺撒的名字可以让他逃过宗教法规的责罚，也使得他免于在教皇任期内和自己的孩子相认。第二道秘密诏书则承认乔瓦尼是教皇和同一个未婚女性所生的孩子。

亚历山大六世授予男孩公爵爵位，并把内皮和卡梅里诺公国给了他。可能他承认了父亲身份，以为了防止恺撒染指公国。虽然史学家朱塞佩·皮利哥利提（Giuseppe Portigliotti）认为那两道诏书别有目的，即卢克雷齐娅身陷两重乱伦之中，她自己都不知道谁是孩子的父亲，而罗马人断定教皇就是孩子的父亲。

事实上，博尔吉亚家族宁愿公众不知道乔瓦尼的存在，当他还在娘胎里的时候，他们就往这方面打算了。在事情暴露之前，卢克雷齐娅被送到阿皮亚古道的圣西罗女修道院待了一段时间，打算以修女的身份生下这个孩子。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她没有成功在修道院隐姓埋名，而修道院却因为她待过把名声搞坏了。当时她带了另一个情人——一个年轻的西班牙宫廷大臣——到了修道院。一位意大利史学家认为，其他的修女也可悲地受到了她的影响。事实上，她们已经抛弃了僧侣的苦行传统，以致在她离开后“需要彻底地改革，让她们回到自我禁欲所带来的欢乐中并扫除不正之风……那不正之风已经吹到那虔诚的墙内了”。

亚历山大六世是文艺复兴时期最具争议的教皇。他被认为是文艺复兴时期教廷沦落的象征，是行为最为放纵和不择手段的教皇（他是第一位公开承认自己与情人有子嗣的教皇）。他在政治上也拥有超出寻常的野心，并以大肆敛财和为儿子所进行的处心积虑的谋夺而闻名。

然而，卢克雷齐娅怀孕之事最终为公众所知源于她父亲的野心。他正在给她安排一场冒险的政治婚姻，虽然后来恺撒杀死了新郎，酿成了悲剧的结局，但在当时看来是值得一试的。为了达到目的，她不得不在1497年11月22日回到了拉特兰宫，解除她和斯福尔札的关系，以此来证实他们的结合并不是完美的。教皇决定孩子出生后就把他伪装成她的弟弟，而她的余生也确实是这样做的。她的第三任丈夫是费拉拉公爵的继承人，虽了解其中究竟，但他不在乎，因为他的家庭就是由合法和不合法的孩子组成的。然而，这件事在1497年还是泄露了。当拉特兰庆典临近时，梵蒂冈仆人散播着卢克雷齐娅和父亲兄弟之间令人不堪的故事。一大群好奇的人涌向宫殿，在那儿他们看到了教皇的女儿，尽管她穿了宽松的长裙，但已有6个月身孕的身段难以掩盖。当教堂执事庄严地宣读她还是个处女的判决时，笑声传遍了整个古老的礼堂。那不勒斯的人文主义学者雅各布·桑纳扎罗（Jacopo Sannazaro）以拉丁碑文的形式写了讽刺短诗：

｛｛

这里躺着卢克雷齐娅，一个真正的妓女，

她是亚历山大的女儿、妻子和儿媳。

正当教皇的职权伴随着骚乱和阴谋更迭时，意大利的艺术却在悄然兴起。画家和雕刻家在动荡中涌现，虽然这看起来有些矛盾。极度的环境——动乱、争论产生的活力、道德约束的缺失以及各种抑制的松绑——这些都激发了人们的创造性。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最伟大的艺术家都获得了权贵的庇护。诚然，其时一些最具才华的人，同普通人一样，生活充满着不确定甚至是危险。伟大的阿尔布雷特·丢勒曾经几次沦落到去绘制塔罗牌，并为城市设计防御工事。洛伦佐·洛托（Lorenzo Lotto）为了免于饿死，被迫去给医院的病床漆数字。卡罗·克里韦利（Carlo Crivelli）因诱奸一个已婚妇女的罪名而被捕入狱（这在那个年代看来很奇怪）。卢卡·西尼奥雷利（Luca Signorelli）在不给西斯廷教堂画壁画时，常在城市间漂泊，以逃避警察追捕。本韦努托·切利尼（Benvenuto Cellini）是监狱的常客，时不时也为了余生而有越狱的念头。

然而上述例子有一定的欺骗性。那时丢勒在许多方面成就斐然；洛托走到了生命尽头，才华耗尽；克里韦利之所以被捕入狱，是因为他睡了一个威尼斯的贵妇人；西尼奥雷利是个政治危险分子，总自找麻烦；切利尼是历史上最大的流氓之一——小偷，闹事者，伪造者，盗用公款者，他还杀死了一个与其竞争的金匠。这样的人无论在任何年代，都是警察通缉盘问的对象。

更进一步揭露当时社会现实的是，在克里韦利还清了对这个一夜情盛行的虚伪社会的债务后，尽管他有犯罪前科，他仍被那不勒斯的斐迪南二世授予骑士称号。他受到亚历山德罗·德·美第奇、科西莫·德·美第奇、贡扎加红衣主教、萨拉曼卡的主教、法国弗朗索瓦一世、费拉拉的德斯特红衣主教、宾多·阿托维奇（Bindo Atoviti）和教皇克莱门特七世的庇护。同样受到庇护的还有拉斐尔和米开朗基罗。

丢勒于1498年创作的自画像。

这就是那个年代的典型例子。最有权势的人具有伯乐相马的能力，他们总能在第一眼看见的时候就发现艺术天才，并全力支持他们，其慷慨程度也是空前未有的——至于他们堕落的生活和对权利的滥用暂时先搁置不谈。所有卑劣的教皇——从西克斯开始［他在1480年委任波提切利、吉尔兰达尤（Ghirlandajo）、佩鲁基诺（Perugino）和西尼奥雷利为西斯廷教堂绘制壁画。］到尤里乌斯二世［在他的带领下，米开朗基罗在32年后又为西斯廷教堂绘制了巨幅穹顶画《创世记》］——都致力于在艺术上获得非凡的成就。当然，他们的目的也没有那么无私，他们相信，不朽的艺术成就会让教皇更崇高、更尊贵，并加强对基督教的控制。然而必须承认的是，这一时期无数成就的取得与他们息息相关，包括拉斐尔为署名室（Stanza della Segnatura）天花板绘制的壁画《雅典学院》，平图里乔为锡耶纳大教堂藏书楼作的壁画，布拉曼特（Bramante）和米开朗基罗设计的高耸的新圣彼得大教堂。文艺复兴时期艺术的赞助人不仅局限于教皇，它们的庇护者还包括博尔吉亚家族后嗣以及曼图亚的伊莎贝拉·德斯特（Isabella d’Este of Mantua），后者慷慨地赞助才华横溢且英俊的乔尔乔涅·巴巴雷里（Giorgione Barbarelli），是因为他们有过风流韵事，她的很多朋友也和他关系非常。

佛罗伦萨画家波提切利于1487年创作的《维纳斯的诞生》，在某种程度上象征和暗示了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悄然兴起。

在一个理想的世界，天才是不需要那些教皇、主教和女伯爵来支持的。但是这些天才并没有生活在这样理想的世界里，任何人都不曾有过这样的世界；艺术最终还是要“不择手段”才能达成结果，因为艺术家和乞丐一样别无选择。其他的时代对艺术的支持有多种途径，但成果却褒贬不一。米开朗基罗、拉斐尔、波提切利和提香之后的500年间，我们找不到任何可与他们相匹敌的艺术家。文艺复兴时期，功绩斐然的画家和雕刻家不会迎合大众的低俗趣味、年轻人的时尚和俗气的禁忌。政客也不关心这个。他们毕生致力于艺术化的表达，让时间去判断他们的智慧。

不可否认，欧洲16世纪早期强大的统治者们对一些罪行负有责任。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如果这些罪行和这些统治者们激怒了那个时期的画家和雕刻家，我们今天所见到的许多艺术杰作将不可能出现。波提切利从洛伦佐·德·美第奇那里得到了数千枚脏脏的硬币，从此世界上便有了《维纳斯的诞生》。在气质和成就上，尤里乌斯二世与成吉思汗而不是圣彼得更接近，但是这些从来不曾困扰拉斐尔和米开朗基罗，因此他们才给世人留下了《基督显圣》《大卫》《哀悼基督》和《最后的审判》。他们自掏腰包成立了工作室，他们的作品给500年的文明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然而新时代所带来的生机和活力并未遍及每个角落。音乐还停滞在黑暗时代的迷云中，没有跟上文艺复兴的步伐；大众可以在安息日听到赞歌、圣歌和弥撒曲——大多数都是由佛兰德斯的若斯坎·德普雷（Josquin des Prés）创作的，他是那个时期最有名的作曲家——然而其音乐让习惯于悠扬的管弦乐的人们听起来很刺耳，而当时却让欧洲痴迷了一个世纪。这也提醒世人，每个时代总有一些其他时代所不能理解的方面。

然而除了音乐领域外，几乎每个领域都感受到了冬去春来的气息。自从罗马帝国倒塌之后，大量的教堂和纪念碑建立起来，希望把整个大陆都纳入其统治。它们矗立在那儿，完整得令人敬畏，举世无双：沙特尔大教堂拥有精美的玻璃窗和北部巨大的哥特式塔；坎特伯雷大教堂的建造耗时超过400年；同样的还有慕尼黑圣母教堂；在罗马城内，圣彼得教堂早在1200年前就开工了，到现在似乎还没有竣工，因为教皇尤里乌斯二世在1506年为第一座长方形会堂奠基，宣称要建得豪华，再现辉煌，并要求基督教世界的君主用修缮捐款来证明他们对教会的绝对忠诚。

布鲁诺视哥白尼为最伟大的天文学家。他在《哥白尼的光辉》一诗中写道：你的思想没有被黑暗世纪的卑怯所玷染，你的呼声没有被愚妄之徒的叫嚣所淹没。伟大的哥白尼啊，你的丰碑似的著作在青春初显的年代震撼了我们的心灵。

然而这些伟大的成就是先前时代的人的梦想在这个时代的开花结果，他们对正在衰退的中世纪绝对忠诚。不过他们的时代即将过去。无数个新的理论、想法正冲击着教会以及大众过去深信不疑、赖以生存的信仰。例如，大众依然相信世界是一个固定的圆盘，太阳绕着这个圆盘旋转。宇宙的其他部分构成天堂，天堂在天空之上，那里住着天使；而地狱在欧洲土地之下正燃着熊熊烈火。几乎每个人对此都深信不疑。

每个人都相信这些，除了尼古拉·哥白尼，一位波兰的物理学家和天体学家。根据传统，他的名字拉丁化，变成了尼古劳斯·哥白尼。经过用最原始的望远镜多年对天空的观测以及对数学图表的了解（图表是从克拉科夫大学复印的），哥白尼得出了一个在他自己看来都很荒谬的结论，那就是地球是运动的。在1514年，他给朋友看了一份手稿《小注解》（Little Commentary），挑战了古人托勒密（Ptolemaic）的推断，接下来他通过《天体运行论》（On the Revolutions of the Celestial Orbs）作了更详尽的解释。他最终得出结论，地球根本不是宇宙的中心，它仅仅是沿着自己的轴自转，并绕着静止的太阳公转。

威尔·杜兰特 注46 在他的《世界文明史》（Story of Civilization）第六卷中提到，教皇尤里乌斯二世的继任者利奥十世并没有对哥白尼进行总结性的判断。作为一名人文主义者，教皇给哥白尼送去了一张鼓励性的纸条，并得到了元老院开明人士的同意。但是哥白尼的作品在其生前并没有得到广泛传播，他的同辈人中有人嘲笑他，有人谴责他。被冒犯的人中包括这个大陆上最聪明和最有主见的人。马丁·路德写道：“人们在那里倾听一个自命不凡的占星家胡言乱语，他力图证明地球是转动的，而不是天空或苍天，亦不是太阳或月亮在转动……这个蠢材希望颠覆整个天文学体系。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约书亚喝令停止不动的是太阳，而不是地球。”约翰·加尔文引述《九十三篇诗篇》中所说：“整个世界都是固定的，所以它不会动。”并问道：“谁敢冒险把哥白尼摆在比上帝还权威的位置上？”

当哥白尼的追随者试图把他的论文在纽伦堡印刷时，路德以他的影响力压制了这种想法。据杜兰特所说，纽伦堡的安德里亚斯·奥西安德（Andreas Osiander）最终也同意协助其出版，并坚持说太阳系这个观念仅仅是以假设的形式介绍给大家，并且有利于计算天堂的体积。话说到这个份上，罗马依然不同意。但是当哲学家乔尔丹诺·布鲁诺出版了他的意大利文《对话集》，宣称地球自转、公转是不容置疑的事实时，他的天体推测理论远远超过了哥白尼。罗马宗教法庭对他进行审讯，他被控为最糟糕的异教徒，一个竟然认为上帝是人创造的而不是上帝是万物的创造者的泛神论者。之后他们把他绑在柱子上烧死了。天主教徒不可以读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直到其中关键的九句话被删除。这个禁令直到1828年才被解除。

列奥纳多·达·芬奇是那个时期（也许是所有时期中的）最多才多艺的创作型人物，他让传统的权威面临一个更尴尬的局面。他的艺术天分让他免于列入异教徒的黑名单。17年来，米兰公爵卢多维科·斯福尔札（Ludovico Sforza）任命他为御用画家以来保护他。卢多维科倒台之后，达·芬奇又相继找到别的赞助人，甚至还有一小段时间担任恺撒·博尔吉亚的军事建筑家。如果恺撒犯下的许多罪行应该被铭记的话——事实也确实如此——那么他这一次对达芬·奇的慷慨援助也不应该被忘记。不过由于恺撒很快就在战斗中丧命，所以达·芬奇受其庇护的时间并不长。不可思议的是，博尔吉亚红衣主教居然活到了30岁，不过现在手持长刀的杀手正在逼近。恺撒过了最后一次生日，受他保护的达·芬奇也找到了新的避难所（虽然也不长久）。因为文艺复兴时期有太多的杰出艺术家，达·芬奇注定不会受到教皇长久的眷顾。

列奥纳多·达·芬奇被现代学者称为“文艺复兴时期最完美的代表”，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全才。

达·芬奇犯的“罪”远比波提切利和切利尼更严重，也因此受到巨大的侮辱。毫无疑问，从很大程度上来说，他给中世纪社会带来的威胁比任何博尔吉亚家族的人都要多。恺撒只是杀了人，而达·芬奇和哥白尼一样，否认上帝永远都是正确的，但好奇心和创新在那个顽固的年代是不被允许的。达·芬奇基于他所称的“正确看世界”的宇宙学，对当时愚昧的社会丝毫没有影响，那是一个只允许世俗教皇的秘密团体去亵渎基督教的社会。

在宗教信仰的时代——威尔·杜兰特认为中世纪即是这样的一个时代——教皇统治大众的一个秘密武器就是其激发绝对恐怖的能力。人们都相信那个戴着宝冠的人可以凭自己的好恶来决定人死后的生活，他可以让人们在天堂享受无尽的欢乐，也可以让人们在地狱烈火中痛不欲生。他的决定可能是古怪的，他公然售卖赎罪券，甚至他的动机可能是不端的，但这都是他的特权。 托马斯·霍布斯 注47 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世俗生活是肮脏的，粗野的，短暂的。”那些“疯狂”的人将招致教廷的厌恶与报复。

达·芬奇关于人体子宫和胎儿的研究图纸。

这就解释了吉洛拉谟·萨伏那罗拉最后不同寻常的时刻。7年来，他在佛罗伦萨的跟随者一直支持他控告亚历山大六世的堕落。现在，当他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面前，也就是他被处决的时刻，人们蜂拥进入市政广场嘲笑他最后的苦难。他把佛罗伦萨管理得很好，在当地唯一和他交恶的是一个反对他改革的阿拉比亚提政党。那些看着他受苦的人都同意他对梵蒂冈博尔吉亚教皇的控告是正确的。至于他们态度的转变，是因为教皇威胁要把所有佛罗伦萨人都逐出教会——如果他们继续执迷不悟地支持萨伏那罗拉。没有人质疑上帝为什么会参与到如此荒谬的一个不公正审判中来。从他们的孩提时代起，他们就被告知教皇拥有可怕的权力，对此他们从未质疑。

达·芬奇和他们不同，他怀疑一切。他不像其他基督徒那样相信上帝创造了万物；相反，他积极探索人类的智慧来推翻它。他智力超群，才能出众，精通工程、生物、雕刻、语言学、音乐、哲学、建筑、科学和其他领域，他的功绩数不胜数。然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就是在当时的欧洲——愚昧、迷信、学术上毫无法则可言——这位不曾受过教育的、一名乡下女孩的私生子却走在了伽利略、牛顿、莱特兄弟的前面。

达·芬奇蔑视权威，敢于打破任何禁忌。通过解剖尸体，他画出了上帝神圣的图像——复杂的人体结构图，并在1510年写出了《解剖学》（Anatomy）一书。在此期间，他为了防御洪水将河流改道；通过建立水车来阐释涡轮原理；为现代制图学奠定了基础；发明了螺纹、传送装置、液压千斤顶和旋转装置；为后膛炮、技石炮和装甲坦克制订了详尽可行的计划；建造了世界上第一个旋转舞台；发明的运河系统水闸至今还在使用；经过对水流和鸟类飞行的详尽研究设计了潜水艇、飞行器和降落伞——这比“小鹰”号航空母舰还要早400多年。同时，他也留下了很多艺术遗产，包括《三博士朝圣》《蒙娜丽莎》和《最后的晚餐》。

《最后的晚餐》不仅标志着达·芬奇艺术成就的最高峰，也标志着文艺复兴艺术创造的成熟与伟大。

中世纪的人们信仰权威，但他们却拿哥白尼和达芬·奇等人没有办法。当然，他们也曾尝试过进行攻击。达·芬奇是左撇子，存世的7000多页手稿都是用镜像书写法写的。虽然字迹清晰，但还是要用玻璃镜才能看明白。这在16世纪就足以让他遭受怀疑。人们相信撒旦的存在，并认为他有着无与伦比的力量。达·芬奇拥有制造奇迹的能力，人们认为这是撒旦赐予的。他们知道他死后会去往哪里；人们清楚地记得，200年前但丁在《神曲》中对进入可怕的地狱的人写道：“你们进来的人，丢开一切希望吧。”

在听信这种谣言的人当中，有一位就是新晋的教皇利奥十世。他秘密地接见那些拨弄是非的人，在密谈中他若有所思地点点头，之后充满感激地送走他们。在1513年，这些流言散播出来，那是达·芬奇人生中最黑暗的时刻，那年他61岁。受到梵蒂冈庇护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的鼓舞，并被告知可以得到利奥十世的弟弟朱利亚诺·德·美第奇的帮助，达·芬奇前往罗马以寻求教廷的庇护，但他吃了闭门羹。教皇不但没有救济他，还禁止他继续研究，特别是人体解剖学将会被限制或是禁止。幸运的是，法国国王再次拯救了这位意大利天才。弗朗索瓦一世邀请他到巴黎做一名御用画家和工程师。他立即离开了祖国，之后就再也没有回去过。他晚年的时光在安博瓦兹（Amboise）附近的一个小城堡度过，直到去世都在规划建筑蓝图和运河的设计。

在愚钝的、令人窒息的黑夜笼罩着中世纪时，那些有识之士和有文化的人用智慧之杆刺破了黑暗，带来了曙光。据杜兰特提供的资料显示，直到15世纪末期，所有的书籍和教育都被教会所控制。书籍很昂贵，且作者没有版权保护，无利可图，只能靠救济金、教书谋生，或是得到主教同意，进入僧侣行列。另一方面，读书的人也很少。几乎没有哪座图书馆藏书超过300册。藏书多的有格洛斯特公爵汉弗莱（Humphrey），他有600册；法国国王有910册；基督教坎特伯雷大教堂大概有2000册。这些书都被锁在桌子和讲台里——它们太珍贵了。

印刷术革命不是一蹴而就的。中国人在1066年就发明了活字印刷来印纸币；1294年在 大不里士 注48 出现了木版印刷，荷兰人可能在1430年就会了。但实际上，直到出现了油墨和纸，印刷术才开始大量投入使用。人们很早就发明了墨，发明纸却花了更长的时间。在10世纪穆斯林把造纸术传入西班牙，12世纪传到了西西里岛，13世纪传到了意大利，14世纪传到了法国。在14世纪，亚麻线代替了羊毛成为上层社会服装的原料，而废弃的亚麻破布成了造纸的廉价原材料，于是纸的价格下降了，这为印刷术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印刷术的功臣无疑是约翰内斯·古登堡（1400～1468）。他随了母亲的娘家姓，因为他父亲的姓“Gensfleisch”在德语中是“鹅肉”的意思，总被人取笑。1448年，他从斯特拉斯堡搬到了美因茨，在他的排字工人彼得·修费尔（Peter Schöffer）的帮助下，为每个数字、字母和标点符号铸作了金属活字，并做了一个金属模型让它们排列成型。然后古登堡借钱买了印刷设备，在1457到1458年间，他发行了1282本精美的特大号字体印刷的《圣经》，并且是双栏排版的。这是西方文明史上的一个重大时刻，他改进了活字印刷。

古登堡是西方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人，他的发明导致了一次媒介革命，迅速地推动了西方科学和社会的发展。

政治家和神职人员谴责古登堡印刷术的发明，他们担心这会助长危险想法的传播，但这些人只是少数。第一版印刷的书在全欧洲传阅。古登堡在美因茨点燃了星星之火，整个基督教世界的印刷商都蜂拥到那里“借火”。出版商沿用了他的做法，但没有付钱，因为那时候还没有专利和版权。罗马要在1464年才有专利和版权，而它们于威尼斯1469年、巴黎1470年、荷兰1471年、瑞士1472年、匈牙利1473年、西班牙1474年、英格兰1476年、丹麦1482年、瑞典1483年、君士坦丁堡1490年才出现。

谁是第一批读者，又会有多少读者呢？史学家认为商人在贸易和工业中需要书，中上层的妇人则需要在书中寻求精神寄托。难点在于，即使按照最乐观的估计，整个欧洲大陆有一半的男性都是文盲，女性的文盲率更是高达89%（维也纳东部和波罗的海北部男女的文盲率更高）。精确地统计是不可能的，但我们知道人是先会读书才会写字的。从人们签署的口供、遗书、结婚申请书、债券和宣告书中，我们可以从阶层和职业粗略地计算有多少文盲。

各个时期和地方的文盲率不尽相同，但一些大致的数据还是可以得知的。在神职人员中完全不识字的人为零，贵族阶层的文盲率为2%，仆人35%，手艺人44%，农民79%，工人85%。从职业来看，食品商的文盲率为6%，杂货商9%，批发商12%，面包师27%，客栈老板36%，酿酒商41%，裁缝44%，铁匠45%，屠夫48%，水手59%，木匠64%，园丁73%，泥瓦匠76%，砖匠88%，牧羊人90%，盖屋匠97%。

古登堡是西方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人，他的发明导致了一次媒介革命，迅速地推动了西方科学和社会的发展。

虽然理论上这些数据是准确的，而且具有重要意义，却也会误导人。人们所认识或理解的只是西班牙语、葡萄牙语、英语、法语、荷兰语、佛兰德语、丹麦语、德语还有意大利语等方言，或者说是口语、哩语。他们学习本国的语言只是为了抬高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但在欧洲的大多数地方，拉丁语仍然是精英们的语言，这些精英包括牧师、学者、科学家、政府官员和法官。例如，1501年，在法国有80册书是用拉丁文出版的，仅有8册是用法语出版的；1510年到1540年间，在阿拉贡有115册书是用拉丁文出版的，只有5册是用西班牙语出版的。毫无疑问，在16世纪，拉丁文的作品主导了年度法兰克福书市。拉丁文现在还在使用是有很多原因的，它仍然是用于国际交流的语言。当时，在处理欧洲公共事务时，你得用拉丁语才能让所有人都能听懂。在那些母语少有外国人学的国家，如佛兰德语、德语还有英语，你得说拉丁语别人才能听得懂。

选择说方言的人极少，这些人有时会受到同辈的嘲笑。当伟大的法国外科医生安布罗斯·巴雷（Ambroise Paré）用法语出版他治疗枪伤的书时，遭到了巴黎医学院同行的指责。教会亦激烈反对本土语言的使用。作家则在犹豫要不要用当地语言，因为他们的命运操纵在印刷商的领袖和排字工人的手里。因此，在英语的文章中，“be”可以写成“bee”，“grief”可以写成“greef”，“these”可以写成“thease”，“sword”可以写成“swoord”，“nurse”可以写成“noorse”，“servant”可以写成“servaunt”。然而从长远来看，本土语言会取得最终的胜利。不过这看起来并不是那么的荣耀，因为用拉丁语一统基督教世界的梦想逐渐破灭了。

在16世纪早期的时候，这种趋势并不明显。修道院学校的课程一直没有变过，都是用拉丁文教学。年轻的僧侣和乡村青年在初级阶段都要学习“三艺”，那就是语法、修辞和逻辑学（推理的艺术），并鼓励聪明的学生去学习算术、几何、天文、音乐这四门科学。僧侣们必须要在植物学和地质学上取得进步，收集奇怪的矿石、植物、风干的鸟尸和动物皮，他们就如8世纪的僧侣转世那样对这些陌生东西所知甚少。来自周围乡村的男孩来到修道院学校学会了一些拉丁文的皮毛，这足以让他们看懂政治和宗教的宣传册子，这在以后将变得很重要。

与此同时，在修道院外面的世界里，读书的人越来越多，而且一切都是自发的。那时没有推出新的扫盲计划，教育过程仍然很混乱，只有那些幸运的或者有毅力的人才接受了哪怕一点点的系统教育。幸运的是人数一直保持稳定，学校的数量也在持续增长。由于印刷机印刷的东西越来越多，人们对知识的渴望越来越强烈。成千上万的欧洲人把自己的孩子领入学堂，并且自己也留在那里学习。通常，一个班级主要由两类人构成，一类是那些对文学和哲学有强烈向往的女性，一类是中产阶级中考虑经商的年轻人。

当时的人们可以通过三个途径学习知识：大众教育、学徒教育和传统学校与大学的教育。大多数人只能通过第一种途径来学习，而由于各地情况不同，进行规范统一是不可能的。由此得出了两个结论：只有本地人才能接受公益性的大众化教育。老师自己都不会拉丁文，许多人也只能勉强用当地的语言读写。大多老师是义务教学，开始时教小孩子学习字母。另一些就是指望教书来养家糊口的女性。学生们互相帮助，教学内容仅限于读、写、简单的算术和教义问答。《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的作者写道：“相当大一部分人会读、写和算术了，这都归功于成千上万的小人物，他们通过一些非正式的、组织无序的运作做到了这些。这为本土文学的传播、科技的发展和大众知识的扩散奠定了基础。”

这是一本大约1499年出版的拉丁语法书中的插图，描绘的是一个正在上课的班级。图中正对老师、专心学习的男孩是年轻的米兰公爵马克西米利安·斯福尔扎（Maximilian Sforza），这幅画就是专门为他而作的。

学徒变得越来越少，熟练工人家的孩子受到了欢迎；由于财产资格的要求，农民和劳工的孩子被排除在外。原材料贸易指导书需要熟悉会计和数学的人来写，商务信函也是如此。这对商人来说尤为重要——做生意依然只被看作是一种谋生的手段，尽管商人迅速地成为新中产阶级的核心——商人们的孩子引领了学习外语的风潮。他们已然成为最专心的学生。工业的发展使教育的需求更加迫切。在农耕时代知识是一种奢侈品，但在城市和商界则成为一种必需品。在拉丁文基础上，更高层次的教育就是另一个世界了。学校努力让男孩们进入那个世界，基本的课本是用 多纳图斯语法书 注49 和亚里士多德的拉丁文译本来指导学生学习拉丁文。

1502年，教皇下令烧毁所有质疑教皇权威的书，但这都是徒劳的，因为新思想增长势头强劲，因而教会决定采取更加强硬的措施。1516年，也就是哥白尼用他“异教徒的方法”解答了天体之谜之后的两年，第五次拉特兰会议通过了一项法令，这项法令禁止印刷任何没有得到梵蒂冈出版许可的新书。

结果是，这些法令与20世纪教皇庇护十一世和保尔六世有关反对生育控制的通谕一样“有效”。《圣书清单》出现得太迟了。以威廉·卡克斯顿编辑乔叟创作的《坎特伯雷故事集》为标志，从英格兰发展起来的文学复兴此时已经进行了整整一代。随着新旧时代的交替，这场运动开始在知识分子创造性热情、越来越多的个性培育和各种文学风格的影响下如火如荼地展开。自二世纪的塔西佗、苏埃托尼乌斯（Suetonius）和马克·奥勒留（Marcus Aurelius）等的作品后，各种文学流派又一次开始大放异彩。这一新时期的作家、诗人和剧作家从未达到过文艺复兴中艺术家所达到的高度，究其原因主要是起点太低。除少数一部分外，如彼特拉克的《名人传》、薄伽丘的《十日谈》，中世纪的欧洲对世界文学的贡献可以忽略不计。相比之下，日本在这一方面更加成果丰硕。黑暗时代地狱般的黑暗反映出一个凄惨的事实：当时基督教世界未出版过任何可以与7世纪穆罕默德在其《古兰经》所展示的雄辩相媲美的作品。

在16世纪之初，这种情况开始改变。的确，考虑到文盲之多，许多当时创作或出版的作品都成了经典。《亚瑟王之死》（1485）和《君主论》（1513）就足以说明这一点，虽然现代的读者都误解了这两位作者。在大家的想象中，写作《亚瑟王之死》的托马斯·马洛礼爵士应该像他作品中的骑士一样。事实上，他本人是一个毫无仁义心肠可言的作恶多端的罪犯。一开始他杀人未遂，后来干起了强奸、敲诈、偷教堂东西、偷牛偷羊和破坏文物的勾当。他那些感人的浪漫故事都是在监狱里写成的。

事实是，写作《君主论》的尼可罗·马基雅维利受到世人诽谤，而马洛礼却没有。马基雅维利是一个规矩的佛罗伦萨人，他对意大利的现状很具洞察力，他简洁易懂的《君主论》深刻地揭露了人的本性，并对所看到的政治现状进行了尖锐的批判。然而，就是因为这本书，他成了双重不公正的受害者。虽然他只是在解剖那个时代，后人却给此书冠以“愤世嫉俗、寡廉鲜耻、不讲道德”的骂名，一提到他的名字，言语中总是带着轻蔑。事实上，他是一名充满激情的虔诚的基督徒，只是为那个时代的道德堕落感到震惊。

在一本自我反省的书中，他这样写道：

我笑，但我不是真正的快乐；

我煎熬，但世人却看不到我的苦楚。

与他同时代的其他著名作品还有塞巴斯蒂安·勃兰特（Sebastian Brandt）的《愚人船》（Das Narrenschiff）；彼得·多兰德·范·戴斯特（Peter Dorland van Diest）的戏剧《爱乐克利克》（Elckerlijk）；圭恰迪尼的《意大利史》；拉伯雷的《巨人传》；卡斯蒂利奥奈的《侍臣论》；托马斯·莫尔爵士的《乌托邦》（Utopia）；菲利普·德·柯米纳（Philippe de Commines）的《回忆录》（Mémoires）；威廉·邓巴（Willian Dunbar）的《七宗罪之舞》（Dance of the Sevin Deidly Sinnes）；L. 阿里奥斯托（L. Ariosto）的《疯狂的罗兰》（Orlando Furioso）；费尔南多·德·罗亚（Fernando de Rojas）的《塞莱斯蒂娜》（La Celestina）；马基雅维利的《论李维》和见解独到的《论战争艺术》（Dell’arte della guerra）以及精彩的喜剧《马德拉格尼》（La Mandragola）；约翰·斯凯尔顿（John Skelton）的戏剧；托马斯·怀特爵士（Sir Thomas Wyatt）、亨利·霍华德（Henry Howard）和萨里伯爵（Earl of Surrey）的诗集；还有德西德里乌斯·伊拉斯谟所有的作品，他离开祖国荷兰去欧洲艺术中心，并写了大量的书，包括《基督教骑士手册》（Enchiridion militis Christiani）、《名言集》（Adagia）和谚语集。

马基雅维利是名副其实的近代政治思想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他从人性出发，以历史事实和个人经验为依据来研究社会政治问题。他把政治学当作一门实践学科，将政治和伦理区分开，把国家看作纯粹的权力组织。

当时的大部分学者都是神学家，他们仍然在使用古典的腔调和写作手法，但这已经不能适应新的文学环境。出版商知道读者们的拉丁文不再那么流利。在过去，因为每个国家都是一个封闭的社会，一个用本土语言写作的作家往往不为其他国家的人所知。然而这种状况正在发生改变。狭隘的地域观念让位于一个更有礼仪的欧洲观。读者也开始对外国作家的作品感到好奇，如此一来，翻译行业就变得有利可图了。例如，在英格兰，勃兰特的书被翻译成《愚人船》（The Ship of Fools），范·戴斯特的书被翻译成《凡夫俗子》（Everyman），卡斯蒂利奥奈的书被翻译成《信使》（The Courtier），马基雅维利的戏剧被翻译成《曼陀罗》（The Mandrake）。1503年，托马斯·坎佩斯的《师主篇》（De imitatione Christi）在伦敦出版时被翻译成《效仿基督》（The Imitation of Christ），伊拉斯谟的《基督教骑士手册》被翻译成《论基督君主的教育》（The Education of a Christion Prince），哈特曼·舍德尔（Hartmann Schedel）插图版的世界史同时以拉丁语和德语出版。

有学识的人都成了语言学家。安布罗基奥·卡斯皮诺（Ambrogio Calepino）写了《羊角》（Cornucopiae），这是第一本多文字的字典； 卢万 注50 也建立了语言学院。接下来，在阿尔卡拉大学（University of Alcalá）出版了以希腊语、拉丁语、希伯来语和阿拉姆语四种语言写成的《圣经》。当然在西欧没有多少人能看懂，但至少在耶稣受难15个世纪后，基督徒能看到由自己的语言写成的《圣经》了。

通过恐吓朴实的农民或惩罚充满挑战叛逆精神的叛教者，从而达到压制那些批评教会的人的目的，这种做法从前可以，但这样的日子就要结束了。因为被压制的人日益增多，他们足智多谋，才华横溢，组织良好，紧密联系，他们的“地盘”远比那些受十字军镇压的异教徒牢固。他们的大本营就是那些欧洲新建的独立大学，那里的学生很多，他们喜好争论，充满朝气。

在文艺复兴之前，基督教世界的高等教育杂乱无章，毫无希望可言。一些著名的学院之前已经建立起来，虽然它们的教学形成和设定的课程没有得到20世纪学院的认可。牛津大学早期的学院在13世纪建立，剑桥大学在一个世纪后也紧随其后。巴黎人还能记得，一大帮学生时不时地聚在一起，有时在各个街区，有时在塞纳河的左岸。但他们还不是当时社会中坚力量的代表。

直到1605年，牛津仍然是一个被城墙环绕的城市，但几所学院已经在城墙外先后被建立起来。

许多编年史令人费解地记录道，最初大学都散落在中世纪社区里，它们中有博洛尼亚大学、萨拉曼卡大学、蒙彼利埃大学、克拉科夫大学、莱比锡大学、比萨大学、布拉格大学、科隆大学和海德尔堡大学。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大家对此众说纷纭。通过哥白尼，我们了解到其所在的克拉科夫大学的所教所学。哥白尼是幸运的，在大多数城市，学术活动仅限于许可的范围，师生不定期会见以及只重视泛灵论和经院哲学。泛灵论者认为每一个物质实体都是有灵魂的，不仅是植物和石头，就连地震和雷暴雨这些自然现象都是有生命的。学者们试图用天主教神学去代替所有形式的哲学。这两者都是很虚幻的科目，但还有更糟的，比如君权神授、占星术、点金术以及后来的 拉姆斯体系 注51 。

在大学里面，没有我们现在所谓的宿舍，被选中的学生住在大厅里，但是有90%的大学生选择住在其他的地方。他们受到奇怪的规则限制：体育是被禁止的；从1350年后，牛津大学里违规的人还要受到鞭打。理论上来说，上课时间是从早上6点到下午5点。而实际上，大多数学生都不在学校，而是经常出现在酒馆里。结果，学校和城镇间的仇恨加深了。在牛津大学就曾发生过一次冲突，也就是流血事件，导致多名大学生和居民死亡。

那个时期，渴望学习的人大多只能通过自学。中世纪大学重新开设了神学、法律和医学这三个传统学科，虽然大部分的学生在将来都没有从事相关的工作。课程都是诸如语法、逻辑、修辞和辩证法这些“艺术”，但这些都没有什么作用，主要就是培养年轻人成为底层神职人员。在意大利就不同了，艺术老师通常是本笃会僧侣、方济各会修士和多明 我会修士 注52 。他们总是拍希腊罗马文化先贤的马屁，但一些学者除了收集和整理的古典文学，他们对先贤的作品一无所知。少数人知道希腊，但他们都是通过拉丁文译文来了解这个国家的。

艺术学院的拉丁文学员在学校和教会的双重统治下变得很腐化，与罗马鼎盛时期大不相同。他们知道古罗马诗人奥维德和维吉尔（Virgil），但仅此而已，他们翻译了《爱的艺术》（Art of Love），却把此书当作《所罗门之歌》（Song of Solomon）来读——不是解读为人类肉欲，而是认为其体现了神圣的爱情。这都具有欺骗性，大学也因徒有其表而衰落。在牛津大学求学的人，在13世纪达到顶峰，而到了15世纪，只有1000人。1381年，贝列尔学院院长约翰·威克里夫（John Wyclif）被开除后，学术自由便消失了。他谴责天主教牧师的狂妄、贪婪和滥用权力。他受到了五份不同的教皇训谕的处罚，从那以后牛津大学的教学完全被主教严格钳制。

这幅画描绘了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在1453年被穆罕默德二世率兵攻陷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自此，希腊知识重新开始在西方被复活。

与古代灿烂文化重新建立联系并从中寻求养分是文艺复兴的伟大胜利之一。早在14世纪，随着古典拉丁文学的重现便播下了文艺复兴的第一颗火种。后来土耳其在1453年占领君士坦丁堡，这促进了希腊文学的复兴。面对异教徒的强大压力，拜占庭的政治和宗教力量向西方的基督徒伙伴寻求帮助，代价是东正教向罗马正教作出屈服。在谈判期间，许多拜占庭学者来到了罗马，他们当中有的人是去参加谈判，有一些则纯粹是为了逃离危险的土耳其。他们带去了真正的希腊手稿。一千年来，希腊语流利的意大利教授们原本以为这些文学著作手稿的原件已经被毁坏了。当专家和使者发现这些东西还存留着，于是带着礼物和金子穿过克罗地亚、塞尔维亚、保加利亚来到君士坦丁堡，并在那里苦苦搜寻象征着那个光辉岁月的旧手稿、雕像和硬币。自此，一批珍贵的文献从东方转移至西方，并与意大利伟大的拉丁遗产结合起来。

这远远超越了学术交流的意义，它重新定义了知识本身。最终的影响是这个大陆死板的教育体制毁灭了，中世纪文化名誉扫地，取而代之的是复苏的思想、教化和人性。西方聪明的人开始重新对经院哲学进行细心的评价，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它退化成了有几分虚假的雄辩术。文艺复兴的学者从古老的文化中发现了未知的对人性的崇敬，虽然这并没有使人们摒弃《圣经》，但却使《圣经》黯然失色。在古老的智慧中，人们还发现了对人类自由发展的本能冲动的尊敬，他们没有被原罪的负担吓倒。意大利学者列奥纳多·布鲁尼（Leonardo Bruni）称：“我感觉 西塞罗 注53 和 德摩斯梯尼 注54 生活的时代比过去的60年还要近。”佛罗伦萨哲学家 吉纳佐·麦内提 注55 的《崇学论》（De dignitate et excellentia）主题是赞美人性。才华横溢的年轻作家 乔瓦尼·皮科·德拉·米兰多拉 注56 写了《论人的尊严》（Oratio de hominis dignitate）。没有人否定基督教的信仰，但新的观念认为文明人是文艺复兴中的世界公民，是具有古代教化精神的创造家、艺术家、学者和百科全书式的天才。

在这样的精神指引下，虽然贫困，苏格兰和爱尔兰仍然相继建立了圣安德鲁大学、格拉斯哥大学、亚伯丁大学、三一学院和都柏林大学，这些机构为不列颠群岛输送了一代又一代的文学巨匠。1496年到1516年间，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建立了5所学院。与此同时，在英吉利海峡对岸，这种巨大的转变指引热亚那（1477）、慕尼黑（1472）、乌普萨拉和图宾根（1477）、哥本哈根（1479）、巴伦西亚和圣地亚哥（1501）、维滕贝格（1502）和奥德河畔法兰克福（1506）纷纷在中世纪后期建起了大学，并培养了很多天才。这些都是理性之光涌现的地方。像马丁·路德这样年轻而且是来自下层的人也进入了维滕贝格大学。拉伯雷进入了更加古老但已焕然一新的蒙特利埃大学，他在那儿获悉文艺复兴意味着重生，是要重新恢复那些在罗马文明倾覆中消失的学科。法国人把它理解为 “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 注57 ，虽然他们拥抱的不仅仅只是文学——他们希望重现古老世界所有的学识，包括艺术、美术和数学以及现代科学的开端——他们将复兴的重点放在古典文学、希腊的诗和哲学遗产、纯净的学术以及对雅典和罗马时期古老手稿一丝不苟的翻译上。

新出现的教授（也就是人文主义者）宣称人文学科的重要性优于医学、法律和神学，特别是神学。在博尔吉亚任教皇的最后几年，人文主义思想在德国逐渐被了解，并且不断发展。1497年，罗马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一世任命拉丁田园诗人康拉德·塞尔蒂斯（Conradus Celtis）掌管维也纳最有名望的学会，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因此被称为人文主义的助产士。在新职位上，塞尔蒂斯建立了一个研究人文主义的中心，因此在人文历史学家心目中也成为一位不朽的人物。

他用了不到一年时间就出版了第一本手稿。 阿尔杜斯·马努提乌斯 注58 ——一名伟大的意大利印刷商，也是斜体活字的发明者——20年来费尽苦心，使奥尔丁出版社印刷了一系列的希腊古典文学。他自己编辑的一本关于亚里士多德的书有5卷，样稿已经准备好，并在1498年底付梓出版。在接下来的40年里，许多古希腊天才——包括忒奥克里托斯（Theocritis）、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修昔底德、索福克勒斯（Sophocles）、希罗多德、欧里庇得斯（Euripides）、荷马和柏拉图——的作品相继问世。

所有这些因素促成了一个罕见的文化现象的产生，那就是一场改变学术和文明的文化运动。这场运动在耶稣降生前400年，毕达哥拉斯（Pythagoreans）就曾经尝试过，但以失败告终。在公元前三四世纪，摩尼教徒、斯多葛派学者、伊壁鸠鲁派也做过同样的尝试，都以失败告终。但是16世纪的人文学者却意料地成功了，他们的胜利是独一无二的。紧随其后的是那些决心塑造未来的意识形态——17世纪的理性主义、18世纪的启蒙运动、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以及20世纪的实用主义、决定论和经验主义。所有这些都改变了时代的潮流流向，但没有哪一个能比得上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

德国人文主义者、桂冠诗人康拉德·塞尔蒂斯。

在马努提乌斯取得成就后的10年，人文主义最终取代了旧的课程，主导了新建的大学和改革后的旧大学。学术厅人数爆满，大图书馆中人文主义学者的作品包装精美，不断流通。欧洲大都市的领袖们——商人、律师、医师、银行家、船主和开明的牧师，在那个世纪的50年代，他们将加入新的耶稣会——学习并探讨新出版的人文主义论文，这其中包括英格兰的托马斯·莫尔对经院哲学的批判，他写道，探索经院哲学的微妙之处其效果就“如同让公山羊产奶”。

在现代人印象中，那个时代的学者穿着短上衣，戴着显眼的大号贝雷帽，跳动的头巾遮住了他们的耳朵，手里拿支笔伏在桌子上，细想着用多国语言写成的手稿，重新体验古老的时光岁月。他们沉浸在精神世界中，意识到自己正在重燃那已熄灭的文明火种。但是他们没意识到同代人对他们的看法。他们盛名远扬，受到本国同胞、朋友甚至是敌人的尊敬（至少在那个世纪的前5年，罗马天主教是这样的）。虽然农民、商人和普通居民对学者的声望一无所知，但他们在看到诸如佛罗伦萨的皮科·德拉·米兰多拉、那不勒斯的亚历山德罗·亚历山德里（Alessandro Alessandri）、热亚那的尤利乌斯·恺撒·斯卡利杰（Julius Caesar Scaliger）、法国语言学家纪尧姆·布德（Guillaume Budé）、西班牙的胡安·路易斯·比韦斯（Juan Luis Vives）、英格兰的约翰·克利特（John Colet）和托马斯·莫尔以及鹿特丹的伊拉斯谟这些文艺复兴的先驱者和出色的人文主义家时，也会脱帽表示尊敬。

自公元4世纪君士坦丁堡大公会议以来，西方世界第一次建立了庞大的世俗知识分子群体。尊敬学者的优良传统是他们力量的源泉。后来出现的反智主义现在还没出现，甚至那含糊难懂的拉丁弥撒曲虽让人难以理解，却让人心生敬意。除此之外，人文主义者就如贵族一样受人敬仰。从文艺复兴开始以来，他们的地位得到了提升，国家的统治者和公民把他们挑选出来，授予他们特权，让他们成了特权阶级。例如，乌尔里希·冯·胡滕被钦定在教皇马克米西利安一世的法庭任职，享受美因茨选帝侯的恩惠，并频繁与美因茨大主教吃饭。皮科·德拉·米兰多拉同时也是洛伦佐·德·美第奇和哲学家马尔西利奥·费奇诺（Marsilio Ficino）的门徒。苏黎世神父胡尔德莱斯·慈运理（Huldrych Zwingli）是一位可敬的政治和宗教领袖。布德威望如此之高以至于弗朗索瓦一世在他的提议下建了一所大学。巴黎大学的校长吉罗拉莫·阿莱安德罗也是希腊语老师，在梵蒂冈做过图书管理员，在法国、德国和荷兰做过罗马教廷大使，最后成了一名红衣主教。梵蒂冈把马努提乌斯的儿子保罗带入罗马做梵蒂冈官方出版商。亨利八世选择了意大利人文主义者波利多尔·弗吉尔（Polydore Vergil）做他们的官方史料记录者，并从西班牙召唤了胡安·路易斯·比韦斯来辅导他的女儿。其时在剑桥大学的伊拉斯谟和维滕贝格大学的菲利普·梅兰希通（Philipp Melanchthon）在得到皇家批准的情况下做了希腊教授，约翰·克利特成为圣保罗大教堂的院长也是得到了皇家许可。还有英格兰的桂冠诗人约翰·斯凯尔顿成为未来国王亨利八世的皇家导师，以至于亨利在1509年登基后，完完全全成了人文主义教育的产物。

托马斯·莫尔是欧洲早期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创始人，以其名著《乌托邦》而名垂史册。伊拉斯谟称赞“他的灵魂比雪还要纯洁，他的天赋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托马斯·莫尔在英国历史上最伟大100个名人评选中名列第37位。

托马斯·莫尔无疑是最受公众关注的人文主义者，在失去皇家恩宠后，他成为一名出色的政治家，就如他做学者那样出色。在亨利八世统治的早期，托马斯·莫尔被任命为伦敦代理郡长、国王的顾问和法庭的法官。1520年英法两国君主在加来附近协商金线织物时，他协助了亨利八世。在被授予骑士称号之后，他在官场上更是平步青云——先后担任过司库、众议院发言人、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高管、兰开斯特公国大臣。最后，他接替了红衣大主教托马斯·沃尔西坐上了大法官的宝座，过着那个时代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生活。

他的好友伊拉斯谟曾问道：“大自然还创造了什么比托马斯·莫尔更温和、更和蔼、更幸福的天才人物呢？”不过这句话与其说道出了托马斯·莫尔的性格，不如说彰显了伊拉斯谟的慷慨与和善。毫无疑问，那个时期的英格兰人是和善的，但温和善良的人在那个时期是没有前途的。要想有所作为，前提是变得野蛮。托马斯·莫尔就是这样的人。他第一次引起皇室注意是在亨利七世时期，那时候他是一名专断暴虐的法庭检察官。在争吵中他更是厉害，谩骂声滔滔不绝。虽然作为一名作家，他在《乌托邦》中赞扬宗教的忍耐力，但实际上他是一名严厉的天主教徒，他会在家鞭打亵渎神明的仆人。他相信异教徒、无神论者和怀疑宗教的人在来世会被处死，并且作为一名大臣，他是赞成这种刑罚的。与此同时，他誓死效忠亨利八世。作为下议院院长，他很难想象有一天他要被迫在亨利八世和罗马教皇二者当中选边站队，但那一天还是来了。

1502年，距亨利七世离任还有7年，他的母亲玛格丽特·博福特（Margaret Beaufort）慷慨地在牛津大和剑桥大学设立了神学教授职位。玛格丽特在接近60岁的时候专制、富有、风雅并且精力旺盛，她处于英格兰贵族阶级的中心。作为里士满和德比的伯爵夫人和冈特的约翰的曾孙女，她简直就是一个国王母亲的典范。尽管她很保守，但是她欢迎变革，特别是艺术方面的变革，她统治下的英格兰成了学者、政治家、诗人、教士、哲学家和艺术家的集合地。她设立神学教授职位也是出于对新学的尊敬，而新学就是欧洲新兴大学的缩影。

同时，她对传统充满敬意。她同莫尔一样，是个坚定的天主教徒，据说她从来不错过一场弥撒。因此，要是她知道仅仅过了一代人的时间，担任她设立的神学教授职位的神学家是由她孙子而不是由罗马教廷批准的，相信她定会羞愧难当。她年轻的孙子亨利八世继位后建立了不受梵蒂冈控制的英格兰国教并担任最高宗教领袖，成为这块土地上的基督代理人。要知道，他的祖母和四十代先人先前都把这里当成唯一真理的堡垒。

事实上，新世纪之初所有的人文主义者同玛格利特一样对罗马很忠诚，除了一些例外，但那都是发生在德国。在那个年代，莱茵河东岸混乱的小公国对英格兰人来说，就如恺撒时期塔西佗笔下的日耳曼尼亚（Germania）那样遥远。虽然玛格利特学识渊博，但估计她没听说过人文学者康拉德·塞尔蒂斯。对于他，有人这样写道：“他所到之处，总有一大帮学生围着他，他用他对诗、古典文学和古文化的热情来激发他们。”然而大约就在玛格利特设立神学教授职位时，这位文学巨匠却否认了神的存在，成为一名无神论者。他演讲的题目往往是“死后有灵魂吗？”和“上帝存在吗？”，而他的答案是否定的。

玛格丽特·博福特是“玫瑰战争”中的关键人物，同时也是都铎王朝中一位有影响力的女家长。此外，她因倡议和资助建立了剑桥大学的基督学院和圣约翰学院而饱受赞誉。

他的同事普遍成了怀疑论者，后来还亵渎神明。1514年，塞尔蒂斯的门徒欧班·海塞（Eoban Hesse）出版了用流畅的拉丁文写成的《基督名媛》（Heroides Christianae）。事实上，就如杜兰特指出的那样，这部作品是对奥维德拙劣的模仿，不过只有杰出的拉丁语学者才能看出来。然而其他人不需要对此有所了解，他只要看到书的内容便会感到足够震惊。海塞伪造了一些亵渎神明的材料来玷污神圣的基督起源。在他的伪书中，抹大拉的玛利亚写给耶稣的情书，轻信的人看了会信以为真；而描写圣母玛利亚（她的贞洁仍然是个谜）和圣父的一些事，就更让人震惊了。他探索着“圣父”的多层微妙含义。

没有哪个地方的人文主义像塞尔蒂斯的家乡那样脆弱了。而他的对手，德国基督教的捍卫者，也没有完全被当作基督徒看待。其中有一个人就是康拉德·穆提纳斯·鲁弗斯（Conradus Mutianus Rufus），他只是在口头上赞成教廷，辩解说应该以道德影响来评判仪式和信条，而不是其字面意思所声称的。“如果他们提倡个人道德和有序的社会，就该毫无疑问地接受它们。”他严肃地说道。穆提纳斯还写道：“我将学习虔诚，而不再学任何诗歌、哲学和历史，不管它们对提升基督教生活有什么样的帮助。”据杜兰特称，他试图把怀疑主义和宗教结合在一起，如果是这样的话，他的努力都白费了，而且还受到了别人的谴责。他的虔诚职业似乎像软化剂，用来缓和教会正统的思想对塞尔蒂斯的不满。他和大学生们在唱一首与众不同的歌，这首歌同赞美诗毫无联系。J. M. 罗伯逊（J. M. Robertson）写道，在哥达（Gotha），穆提纳斯告诉他的学生，为死者作的弥撒曲毫无价值，斋戒毫无作用，忏悔毫无意义的。他说《圣经》是寓言，只有傻子才会看了约伯和约拿的审判而不笑，苦难和洗礼都是荒谬的。如果天堂真的存在，那么过着体面生活的罗马人和希腊人已经在那儿了。据一位宗教改革的学者曼德尔·克莱顿（Mandell Creighton）说，穆提纳斯督促大学生们“信仰哲学而不是教条”，但又让他们不要将此告诉公众。他解释说：“我们所说的信仰，不是说言行一致，而是骗人的、有说服力的神学观点，这种观点会给我们带来好处。”在他的门上挂着“崇尚宁静”的座右铭，但也许读成“赞扬虚伪”会更贴切。

《基督名媛》作者、德国诗人欧班·海塞。

让基督教最头痛的是德国，那里不断出现棘手的问题，以至于主教们有时候情愿这里的人没有皈依基督教。在欧洲其他地方——当然也有个别例外，对此我们将在后面谈到——人文学者都是虔诚的，他们给教堂带来了光辉，就如艺术家为圣彼得大教堂带来的威严一样。所以文艺复兴刚兴起时，梵蒂冈对其是欢迎的，似乎没有理由要感到后悔。

但它迟早会后悔的。罗马教廷会痛苦地认识到，人文主义将给教廷带来前所未有的巨大威胁。事实上它带来了两个威胁。对于第一个威胁，马丁·路德是这样定义的：“理性是信仰最大的敌人，它与圣言相斗争，藐视所有与上帝相关的东西。童贞女生孩子是不合理的，复活也是不合理的。福音、圣餐、宗教特权和永生都是不合理的。”如果你是一名信徒，你就不会相信逻辑。然而，学者们发现逻辑有不可抵挡的魅力，而这正是其威胁所在。

第二个威胁是中世纪教会对来生根深蒂固的信仰。早在公元166年， 卢奇安 注59 便把基督徒定义为“那是些相信长生不死的人，因此，他们轻视死亡，愿意为自己的信仰而牺牲”。相信永生是基督教教义的中心思想，对于真正的基督徒来说，尘世的生活是无足轻重的。在一生中，他们遵守天主教义以确保死后可以进入天堂，因为他们害怕如果不遵守，就进不了天堂。那种为了生活而生活、生而享乐的思想，对天主教义是极具破坏性的，然而这正是人文主义所希望的。新学者把柏拉图第一本存世文本《泰阿泰德篇》（Protagroran）中提到的“人是万物的尺度”作为今生的“圣经”。

人文主义者抛弃了过去对永生的信仰，他们宣称要享受现世的幸福。他们一反过去10个世纪的庄严，他们的愿望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他们相信人类将学会理解并掌控自然的力量，领悟宇宙的本质，甚至决定自己的命运。那些把中世纪习俗深深地印在脑海中的人把这些当成危险的异教学说。学者的威望和他们支持者的显著地位掩盖了他们挑战传统的行为，也模糊了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那时艺术家饱受争议）和激进的人文主义者之间的关系。那些把改革思想付诸行动的人并没有像那些直言不讳的人一样得到认可或受到尊敬。人文主义的本质就是反抗宗教的权威，过去如此，现在也还是如此。那些谴责“世俗的人文主义”的传教士在5个世纪后才发现原教旨主义真正的敌人。

随着叛教的人越来越多，那些一直对古老天主教义保持盲目忠诚的人也对叛教的本质认识更清楚了。英格兰的约翰·福蒂斯丘爵士是国王的首席法官，为祖国的法律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曾经提出英格兰人有权进入陪审团，统治者应该是人民的守法公仆，但都无疾而终。他还曾写道，所有的政府都该臣服于教皇，甚至“吻他的脚”。

那些对教皇作出如此大奉献的人最终会发现人文主义正朝着一个不同的方向发展。他们开始成为纯粹的学者，致力于重新发现拉丁和希腊古典文化。但是他们强调的智慧并不是源自宗教，这让他们远离了超自然的思想。但那时他们走的还不够远，至少在德国之外是没有的。他们的“运动发展”还在过渡阶段；他们开始相信人应该首先考虑现世的快乐和福利，而不是虚无缥缈的来世。人的最高道德追求不是拯救自己的心灵，而是全人类的福祉。

其实在中世纪基督教和复苏的古代理性之间的冲突日益明显之后，这种碰撞也并不是来得很突然。开始的时候，新理智主义的批评家在接近这个话题时显得很谨慎。在提到这个话题时，他们直接下了一个定义：“人文主义者指的是那些会影响国家事务和历史的人。”忠实的信徒在经过超过一个世纪的观察后，指出了“世俗的作家”（人文主义者）和“神学家”或“信徒”（他们自己）之间的区别，他们引用一个学者的话，给出了比较隐晦的责难：“我认为他是一个好的人文主义者，但不是一个好的神学家。”

那个时候神学家们已经准备战斗了，他们进行的第一场争论是针对高等教育的，这个话题是人文主义者似乎难以驳斥的。一位神学家写道，严格意义上的大学教育应该坚持“对薄弱的句法进行指导，而不是为了满足人文主义的需求”。但是这种尝试并没有得到人们的重视。另一位神学家把知识范围划分为从“严苛的罗马教义”到“赤裸裸的人文主义”，而前者代表完美。这同样也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有人辱骂性地称人文主义者为“异教徒”，还有的写道：“人文主义者的人文主义学说企图消除所有的家庭差异、所有不同的等级、所有国家、所有绝对的道德责任、所有绝对的宗教，并企图把所有人都变成最高成就者。”这些责难和指控都是无稽之谈，很容易遭到反驳，但是没有学者会费力去这样做。面对这样的局面，不甘心的神学家们讽刺这些人的灵魂已经被剥夺了：“他们脑海中全是人文主义思想，已经丧失了所有对基督教义的信仰。”

尽管这个问题意义深远，但讨论它的人寥寥无几。人文主义者绝非不善言辞，他们只是把注意力都放在眼前的事务上，比如说教会阶层滥用职权。这时神学家试图以法庭临时法律顾问的身份来干预这件事情。有人讽刺性地问道：“要是一名法官在法庭上发怒会怎样？这岂不是对所有人文主义者的苦役惩罚？”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确实是这样的。一些著名的人文主义的代表人物发现教区、主教教区和修道院的规定存在弊端，更重要的是，罗马教廷也是有缺点的。如果觉得他们的论调听起来太陈腐了，那是因为每次罪行发生的时候他们总要站出来疾呼。

擅于反省的人往往会对现实感到不安。天性加上学术上的训练使他们更能全面地看待问题。有一些人文主义者会对神职人员的胡作非为感到愤怒，另一些虔诚的人文主义者认为这的确令人不安，但他们会寻求折中的解决办法。他们羡慕那些无视现实苦难的画家和雕刻家。然而，并不是所有的艺术家都是这样的，他们当中那些最精明者已察觉到，当欧洲遭受饥荒时，教会却把钱花在梵蒂冈的艺术发展上，教会以美来恐吓人民并加强对人民的剥削。米开朗基罗就是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反对者，那时他还是新圣彼得教堂的规划人。教皇利奥十世要求用从遥远的彼得拉桑塔山脉开采的精致的托斯卡纳大理石来建造教堂。此举遭到了米开朗基罗的反对，他说这样花费太巨大了。教皇不顾米开朗基罗的反对，坚持一意孤行。马丁·路德同样反对斥巨资重建大教堂。路德是一个有信仰的人，但不是一个有理性的人。然而利奥十世的奢靡让他很苦恼。他写道，如果教皇能够看到德国人民生活的困苦，“他会情愿让圣彼得大教堂化为灰烬，也不会让他的臣民用鲜血来建教堂的”。

这是一幅17世纪圣彼得大教堂版画的复制品。米开朗基罗死于1564年，26年后其为圣彼得大教堂设计的大圆顶才最终完工。

米开朗基罗可以有选择，路德的良知却让他没有这个选择，其他受到困扰的神学家、学者、作家和哲学家也都没有这个选择。他们得说出来。改变势在必行。只有见多识广和受过教育的人才可以要求作出改变，但在那时候的欧洲这样的人很少。开始的时候，他们的目标是恢复原来的体系，但这场革命，就如其他革命一样，注定是要失败的。

对他们来说这就是个悲剧。教会是完美无瑕的，任何变革的思想都是异教的，这种教条让学识渊博的天主教徒感到很苦恼，让他们夹在信仰与理性之间备受煎熬。在罗马教廷看来，哥白尼死时是一个叛教者，他企图推翻在2世纪时便得到了教会及超过200位教皇认同的托勒密理论。但是太阳系不会因为哥白尼的死而消失，它太巨大了。在一个世纪之内，佛罗伦萨的伽利略印证了哥白尼体系。他也被定位为异教徒，被传唤到了罗马。1633年，他坚持发表他的发现，被传唤到了宗教裁判所。严刑恐吓下，他否定了地球是旋转的。然而，在他离开法庭时，有人听到他小声咕哝道：“它是旋转的。”被审判时他不得不突然改变论调。他在失明与耻辱中去世。两个多世纪后，托马斯·亨利·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颂扬他，并嘲讽教会是“一个巨大的精神组织，它有能力去抵抗（并且必须抵抗）生与死，去抵抗科学和现代文明的发展”。

伽利略接受罗马宗教法庭的讯问。

当整个基督教世界接受天主教的权威，并让一片混乱的欧洲大陆得以拯救时，那时的欧洲处在所谓的黑暗时代，是没有科学和现代文明可言的。信仰让欧洲人紧紧团结在一起，并给予那些没有信仰的人以希望。那时最冷酷无情的暴君也会惧怕上帝的愤怒从而听命于教皇，允许教会干预君主间的斗争，世俗的统治者必须臣服于可以通过圣礼使他们得到永世救赎的权威。杰出的天主教徒知道这点，他们忠于自己的生活。虽然“无缝的基督长袍”此刻已被内部冲突所撕裂，但他们会将之撕成碎片。基督命令彼得去建造他的教堂，预言说“所有地狱之门都将无法战胜它”。地狱之门没有战胜它；相反，毁灭神圣不可侵犯的真理的重担落在那些虔诚的人身上，他们祈祷不要去挑这个重担，而他们的祈祷没有得到回应。

伊拉斯谟是一个牧师的儿子，一个苛刻的失眠症患者，他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修道院度过的。在即将到来的动荡中，他依然是一个正统天主教徒，他对给大众带来慰藉的基督、福音书和仪式的热爱一直没有变过。在《对话集》中他写道：“如果基督徒使用的用语不与《圣经》相矛盾，那么我就不会冒犯其他人。”公众的争议在他看来是冒犯性的；虽然对神职人员的胡作非为表示怀疑，但对此在40岁之前他都没有和别人提起过。他在一封私人信件中写道：“忠诚要求我们有时候要隐瞒真相，要求我们不要总将真相示人，就好像我们无论何时何地向何人展示都无关紧要一样……也许我们得赞同柏拉图所说，谎言有时也是对人有益的。”

这些都是他在枢机团所说的令人宽慰的话，1509年，伊拉斯谟在他40多岁的时候做客枢机团。枢机团渴望和平，他们厌倦了好战的教皇尤里乌斯二世，因为他总是以各种各样的借口侵略周围的公国，而且他们受到比伊拉斯谟更具侵略性、更加直言不讳的人文主义者的困扰。第一波惹梵蒂冈不高兴的人中就有乔瓦尼·皮科·德拉·米兰多拉，他的父亲是意大利一个小公国的统治者，这位父亲为他早熟的儿子请了一位家教，这让他受到了全面的人文主义教育。

成年后的皮科具有把其他哲学中的精华部分和自己的作品相结合的天赋，他的学者风范受到别人的敬仰，直到他宣称希伯来神秘主义学说——一种难懂的犹太神秘主义——是支持基督教神学的。希腊和拉丁知识在罗马很流行，但是把犹太思想和福音书结合在一起这种想法是不受欢迎的。皮科总结了900条神学、伦理、数学和哲学的观点，这些都是基督徒从希伯来语、阿拉伯语、希腊语以及拉丁语得来的。1486年，他决心反驳一切反对他学说的人，并邀请整个欧洲大陆的人文主义者来到罗马与他辩论。但没有一个人来，因为教皇对此进行了干预，不允许他们进入这座城市。一个梵蒂冈委员会把皮科的数十条理论斥之为异教学说，并要求他出版一本《辩解书》（Apologia）来忏悔他的思想。甚至在他编完书后，还被警告不要再犯。在逃到法国之后，他被捕并被短暂监禁。在他被释放时——另一个时代的标志——他就被秘书毒死了。

在皮科之后，紧接而来的是更为尴尬的“罗伊希林事件”。约翰内斯·罗伊希林（Johannes Reuchin）是巴伐利亚的人文主义者，他希伯来语很流利，并把它传授给他在图宾根大学的学生。1509年，从 拉比 注60 转变为多明我会僧侣的约翰内斯·普费弗利恩（Johannes Pfefferkorn）出版了《犹太人的镜子》（Mirror of the Jews）这本反犹太人的书。他在书中提议烧毁所有用希伯来语写成的作品，包括犹太法典《塔木德》。罗伊希林为此感到很担心，并正式向国王提出抗议。他争辩说犹太学说不应该得到镇压，并且应该在德国每一座大学为希伯来语保留两个席位。他写道，普费弗利恩是一个反知识的家伙。普费弗利恩对此感到很愤怒，他写了《手镜》（Hand Mirror）作为回击，指责罗伊希林收受了犹太人的贿赂。但罗伊希林马写了《眼镜》（Eyeglass）尖锐地以予还击，普费弗利恩十分愤怒，他以异教徒的罪名对罗伊希林进行了控告，这得到了全欧洲反启蒙主义牧师的支持，科隆宗教法庭也在科隆对他展开了调查。这场争论持续了6年。在法国和德国，有5所大学烧毁了罗伊希林的书，但最终他还是胜利了。马克西米利安的新桂冠诗人伊拉斯谟和乌尔里希·冯·胡滕都站在了他这边。一个主教法庭无罪释放了他，普费弗利恩的诉状被取消，希伯来语的教学传播开来，使用的是罗伊希林的语法书《希伯来语入门》（Rudimentia Hebraica）作为大学的基础课程。

皮科为这次辩论会专门撰写了开幕式讲演稿，在他去世后以《论人的尊严》为名发表，它被称为“文艺复兴时代的宣言”。

这场争论爆发之时，伊拉斯谟正在罗马，人们恳求他对这一争论发表自己的观点。他温和的回应——相信这个问题可以通过双方相互妥协来解决——得到了罗马的支持。他们首先希望他在罗马待久一点，后来又提供一个牧师的闲职给他，希望他能永远留在罗马。由于才华横溢，他在其他欧洲城市也受到优待。就在他正打算接受时却传来了英格兰老国王去世的消息。伊拉斯谟幼年时就认识新国王亨利八世，他们俩都是热忱的天主教徒。正在为将来打算的他收到了亨利的私人信件，让他“哪儿都不要去，就来英格兰，热烈地欢迎你的到来。你将为你自己做主，只要你乐意，做什么都可以”。

这让伊拉斯谟拿定了主意，他开始收拾行李了。出于私人原因，他难以抗拒这个提议。在罗马，即使他成了一个主教，他的手稿还是要被仔细审查以防出现异教学说；但在英格兰，有国王做靠山，他可以想写什么就写什么。这对他来说很重要，因为伊拉斯谟还真有一些异端的想法想写下来并出版。要是他在梵蒂冈的东道主知道这个的话，他可能就无法离开这座城市了。在那个时期的道德标准下，他很可能会像其他成千上万的人那样被扔到台伯河去喂鱼了。

1526年在德国制作的一幅关于伊拉斯谟的版画。

有时出于虔诚的考虑，必须隐瞒一部分真相。按照这种逻辑推理，伊拉斯谟完全是真诚的。事实上，他对罗马教廷就是这样做的。因为在英格兰不必担心生命安危，他打算攻击整个天主教的上层建筑。但他不是一个假装虔诚的人，也没有因背叛而内疚。我们知道在那个时期背叛太多了，这并不会有损道德，也不会引发很多不满，那些背叛者甚至包括统治者、高级教士和有识之士。此外，他被一种更高层次的忠诚所激励。他总是把原则放在第一位并为那些不这样做的人感到困惑。一位人文历史学家写道：“我们一定不能从伊拉斯谟那儿学到关于人性现实或世俗方面的知识。”这位才气十足、成就斐然的语言学家，了解所有的欧洲城市，然而他对世俗世界的认识却很无知或是冷漠以待。

比如，他从来不会仔细考虑这些年马基雅维利所面临的两难抉择：一个按照自己给子民宣扬的道德行事的政府是否应该继续当权。他也从来没有处理过常人所面临的日常压力，比如说性压力（他是一个独身者），或者是谋生的需要。他的财产问题总是别人帮他处理的。在英格兰也是如此。在他到达英格兰的时候，罗切斯特主教每年给他相当于现在1300美元的补贴，一个肯特州教区每年给他发补贴，朋友们和仰慕者会给他现金作礼物。托马斯·莫尔爵士让他住自己家并给他一个仆人，所以他也不用担心住宿问题。伊拉斯谟很少注意到这点。他说：“哪里有图书馆，哪里就是我的家。”

简而言之，他这种情况在被孤立的学者中是很少的。作为一位牧师，他对牧师的丑闻有着百科全书似的了解，包括罗马的腐败情况。其他的人文主义者远离这种卑劣的事迹并从《圣经》中寻求安慰。但伊拉斯谟不是这样的人。出于理性，他相信他可以解决天主教的陋习并保持基督教世界完整无损。

他失算了。因为那时候的出版业甚至还没有进入萌芽阶段，与同时代的人一样，他对周围世界的了解仅限于他所听所读以及别人告诉他的信息，或者来信与对话。由于他周围的人都是知识渊博的上层精英，他对大众、中产阶级和大多数贵族阶层的所思所想一无所知。他仅仅是对同辈具有影响力，只要他一说话，他们就觉得他的话很有说服力。但是低层次的牧师却不能理解他所表达的信息，他呼吁改革也是没有用的，他的胜利仅停留在学术层面上。

如果这就是全部的话，他也就和绝大多数人一样被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了。但他是一个有许多天赋的人，而其中一个就足以改变历史。他有一种出众的才能，可以让人们去嘲笑那些恶人。中世纪的人太会“笑”了——很难想象如果没有笑声，他们的一天是如何度过的——但是他们是通过狂笑来表达愉悦之情的。正如拉伯雷在《巨人传》前言中所写道的：“那种笑简直就是与生俱来的权利。”相反，伊拉斯谟写的是破坏性的讽刺文章。如果说狂笑是大刀，那么讽刺就是利剑。同刀剑一样，伊拉斯谟的讽刺文章也有自己的锋芒。但对于普罗大众和牧师来说，可能很难理解其中的要点。不过接下来的宗教改革可不是一场大众运动，它将由中上阶层领导。中上阶层的文化水平正在日益提高，伊拉斯谟杰出的讽刺文章给他们带来了意想不到的震撼并唤醒了他们。

然而在开始的时候，他并不是这样打算的。他原本想让一小部分精英来阅读他的文章，然后在他们现有的信仰框架内去暗中进行改革。然而，他的作品成了畅销书。其中的一部作品是他在英格兰的第一年内写成的《愚人颂》（The Praise of Folly）。这个拉丁化的希腊语书名“Encomium moriace”也是对他东道主的双关语，“moros”在希腊语中是“傻子”之意，而同样，“moria”在拉丁语中也是“傻的”的意思。这部作品认为生活会以牺牲理智的代价来奖赏“愚蠢”。

这是一部信仰上帝的人写的书，卷帙惊人。其中一些文章若是一名激进的、无神论的德国人文主义者写的，要是作者的声望没有那么高的话，他肯定会被宗教法庭审判官判罪的。就因为他是伊拉斯谟，他嘲笑他们，怂恿他们去呵斥“异教徒”……他们总是这样子吓唬那些他们不喜欢的人。

在论述开始时，他就说人类欠“傻子”一个人情，因为要是没有“傻子”，就没有哪个男人想一辈子都尊崇一夫一妻制，也没有哪个女人愿遭受做母亲的苦难。勇敢就是愚蠢，求知的人就是愚蠢的。因此，他嘲笑神学者为荒谬的原罪辩护，因为他们宣扬一些荒诞说法——“一个人的身体怎么可能在同一个时间处在不同的地方，那在天堂的基督的身体为何与十字架上的有别，甚至成为圣餐”。

作为一名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所做的大量学术研究为路德的宗教改革奠定了基础。但在宗教改革中，两人却意见不合，争论激烈。

接下来他就说到神职人员了，他所说的对象下至托钵修士、僧侣、教区牧师、宗教法庭审判官，上至红衣主教和教皇。对他来说，能治病的圣地、圣迹和“诸如迷信中的怪物”都是荒唐的，这些仅仅是作为“有利可图的行当，并给牧师和托钵修士带来收益”。他嘲笑“宽恕和特赦的骗局”，并且问道：“还有什么比那些假装通过魔力或在所谓的祈祷仪式（这些仪式都是那些宗教骗子为了转移信徒的注意力，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为了获取利益而编造出来的）中装模作样地转动佛珠更可恶的呢，他们获得了财富、荣誉、愉悦、长寿和精力充沛的老年生活，甚至在死后可以在救世主的右手旁谋得一席之位？”至于主教，“他们的财富、荣誉、权限、公职、豁免权、特许权……礼节和什一税、绝罚和律令”与基督使徒已经没有任何相似之处了。作为学者，伊拉斯谟只能为他们的成功找到一个解释：信众的愚蠢、无知和轻信。

《愚人颂》被翻译成了十几种语言，它激怒了牧师阶层。其中有一个人这样写道：“你应该知道你的愚在那些最崇敬你的人当中产生了很大的骚动。”来自学院的作者一旦在普众大众中受到欢迎和拥戴，一般很难再回到象牙塔中，伊拉斯谟也不例外。他坚定了对自己目标的信心。确实，3年后他写的另一部讽刺作品更让人震惊，这次他攻击了一个特殊的人物——“战争教皇”尤里乌斯二世。

尤里乌斯二世是一个有作为的教皇，人们应一直记住他，因为他赞助了米开朗基罗。但是正如那个动乱时期所有的教皇一样，他更是一个有过之人。他是典型的德拉·罗维雷家族人——脾气火爆，爱炫耀，冲动鲁莽，意大利人提起他都心生敬畏。他和他的同盟同威尼斯打了5年的仗，最终取得胜利的他收复了博洛尼亚和佩鲁贾（Perugia），这两座主教城市是在博尔吉亚暴政期间被威尼斯人夺去的。在他发动的企图把法国人驱逐出意大利的第二次战争中，虽然胡须皆白的他在前线发号施令，戴着头盔在马背上挥舞着剑，让敌军在战场上损失惨重，但却不再幸运。

在讽刺这位教皇的时候，伊拉斯谟措辞公允，没有谩讽也没有溢美之词；他试图让他的新作匿名出版以摆脱个人的争端，但是这个想法注定是不会成功的。他已经给太多同事看过了，而且他的朋友托马斯·莫尔爵士一次不小心说漏了嘴，所以他注定是无法摆脱干系的。在天主教阶层内，由于对伊拉斯谟品位的不认同，进而对其的憎恨进一步加深，这种情形甚至到了今天也屡见不鲜。就在伊拉斯谟的作品出现在巴黎的前一年——这是一本对话集——尤里乌斯二世去世了，教会正在为“受害者”尤里乌斯二世哀悼。然而此举并没有让巴黎的读者更加高兴（在他们看来这就是作秀），也没有让未来数月和数年后出现的大部分读者更加高兴。在对教权进行攻击时，伊拉斯谟触动了很多人的神经，但他的追随者认为其影响还迟迟没有到来。

这幅19世纪的油画再现了好战的尤里乌斯二世在攻破对手城池后站在城墙之上的场景。

尤里乌斯二世是这本对话集中的一个人物，另一个人物是圣彼得。两个人站在天堂的门口，尤里乌斯二世在等着进去。彼得没有让他进去，因为在其长袍内是“血染的盔甲”和“浑身充满罪恶，呼吸满是酒气，因为放荡而不健康的身体”。对他来说，这个在等待的教皇是“从地狱回来的国王。”他责问尤里乌斯二世“为基督教做了些什么？”

尤里乌斯二世急切地说：“我为教会和基督教做的比之前的教皇所做的都要多。”他举例说：“我提高了税，我创造了新职位并把它们卖给别人……我把欧洲所有的君主都管教得很好。我撕毁了条约并供养了大量的士兵。我让雄伟建筑在罗马遍地开花，并在死后留下了500万的财产。”

当然，他说：“我有我的不幸。”有一些风流女人让他染上了“法国花柳病”，他被指控过于宠溺他的一个儿子。“什么？”彼得吃惊地问道，“教皇有妻子和孩子？”尤里乌斯二世同样吃惊，回答道：“不，没有妻子，但是为什么会没有孩子呢？”尤里乌斯二世承认他曾因买卖圣职等而受到控告，但当被问到他是否感到内疚时他避而不答。彼得进一步问道：“难道就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扳倒教皇吗？”尤里乌斯二世轻蔑地哼了一句：“荒谬！谁能够扳倒这至高无上的人？……无论他犯了什么罪都不会被免职。”彼得问道：“谋杀也不会吗？”尤里乌斯二世答道：“不会。”在盘问时他补充说，一位教皇无论是做了什么都不会丢掉皇冠。彼得最后总结道：“也许教皇就是最有问题的人了，而他居然不用受惩罚。”当得知那就是罗马现在的状况后，观看由这本对话集改编而成的戏剧的观众咆哮了。

彼得是绝对不会让这个人进入天堂的，尤里乌斯二世怒了，告诉他“教皇挨饿，手下有一大群贫穷的主教”的世界已不复存在了。在发表长篇大论被拒绝后，他威胁要把彼得逐出教会，说他“只是一个牧师……一个乞丐似的渔夫……一个犹太人”。彼得丝毫不为所动，回答道：“如果撒旦需要一名牧师的话，没有人会比你更合适了……欺骗、放高利贷和狡诈让你坐上了高位……我把野蛮的罗马引去信奉基督教，而你却再次把它变得野蛮……你忙于条约和协议，忙于你的军队和胜利，根本就没有时间去看看福音书。”尤里乌斯二世问道：“那么，你不开门是吗？”彼得回答道：“给谁开也不给你这种人开。”当教皇威胁要“以武力夺取你的地方时”，彼得甩了甩手让他走开，惊骇于“这样的人会受到尊敬，仅仅是因为他是教皇”。

尤里乌斯二世一生褒贬不一，但其赞助了米开朗基罗、拉斐尔等人，功不可没。图为尤里乌斯二世与米开朗基罗等人在策划圣彼得大教堂的重建工程。

一名安特卫普的人文主义者写信给伊拉斯谟，说“各个地方都有售卖，每个人都在买，都在谈论这本书”。元老院警觉了，催促伊拉斯谟停止写作并用余生去忏悔。这太晚了，就在那年，1514年，《惯用白话文规范》（Familiarium colloquiorum formulae）出版了最初几个版本。最终，它被称为《对话集》，这成为他作品中规模最大、组织最松散，也是最难定义的作品。从本质上来说它是各种随意思想的集合，缺乏一个统一的主题。这本书是用通俗和闲聊式的拉丁文写成，这些闲聊包括一个给予孕妇的特别祝福——“上帝保佑你怀的这个婴儿出去时可以和进来时一样简单”；还包括鼓励净心，如何恰当地回应别人打喷嚏，赞美忠诚，反对焚烧异教徒。还有一篇冗长乏味的“年轻男子与妓女”的对白，在最后的时候，也许妓女疲惫至极了，同意了放弃她的职业。里面还有下流的笑话、对人类行为的无理性进行好笑的观测，以及对婚姻机构的支持，等等。

如果这就是该书全部内容的话，公众一定会大失所望的，而这部作品也就没人读了。但伊拉斯谟并没有停止对教会和神职人员的批判。一名18世纪的新教徒译者后来写道，他“不知道还有哪本书比它更适合阅读了。它有欢快的、具有指导性的写作风格，完全颠覆了天主教的观点和迷信思想”。而这应该就是伊拉斯谟写作本书的意图，他抨击牧师的贪心、滥用绝罚、圣迹、斋戒、兜售文物等。他警告女人要和“强壮的、大腹便便的僧侣”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因为在修道院内贞洁更容易受到伤害。

然而，他再一次把矛头对准了梵蒂冈。他对尤里乌斯二世发动的战争深恶痛绝——“仿佛教会有很多像敌人一样令人讨厌又不虔诚的教长，他们沉默不语，让基督被遗忘，用他们唯利是图的规则来牵制它……并且用寡廉鲜耻的生活再次折磨它！”堕落和腐败仍然使他很愤怒，他写道：“至于这些高高在上的取代了基督位置的主教，如果他们拥有了智慧的话，这将给他们带来极大的不利……这会让他们失去财富和荣誉，所有个人财产，顺畅的晋升，职位，特权，贡品和嗜好。”欲望取代了祷告和冥想，“以及千万种像这样的麻烦事”。他在一封私人信件中写道：“罗马现在实行的独裁统治，对基督教来说就是一场瘟疫。”

此书一经出版，就卖出了24000册，在当时，除了《圣经》，它是绝无仅有的畅销书。他其他的作品也同样受到追捧，供不应求。在1520年，一位牛津的出版商发现他卖的畅销书三分之一是伊拉斯谟写的。在他生前，《愚人颂》被印刷了40次，直到1632年，弥尔顿（Milton）发现在剑桥居然人手一本！它如此受欢迎，是因为书中辛辣地讽刺了那些自以为是、自认为自己怀揣着纯洁信仰的人。就像其他俘获了大量普通民众的作者一样，他被开除教籍，罪名是他迎合大众，告诉民众想听的东西，并单纯地被挣钱的欲望所驱使。由于他的成功对基督教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因此被罗马皇帝通缉。皇帝下达命令，要是有教师在课堂上讨论《对话集》就当场处死。马丁·路德最初也同意罗马皇帝的做法：“我至死都不会允许我的儿子读伊拉斯谟的《对话集》。”然而路德在那个时候仍然在维滕贝格大学教授《圣经》诠释，仍然是天主教的一名杰出成员。在未来的3年时间里，他将改变自己的想法，同时也将改写西方文明史。虽然伊拉斯谟在临死时都否认这点，但他还是听到了宗教改革的号角。

当然，“这场大背道”——正如梵蒂冈称呼的那样——不再仅仅是人文学者的任务，而更多地成为哥特人那些信仰无神论的后代的工作。那些试图分裂基督教的势力和力量极其复杂，人文主义者是最早出现的推动这股势力的人，虽然这只是浪潮中的一朵小小浪花，但却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它的贡献之一是推动了耶稣诞生之前的文学与艺术的复兴，虽然在当时看来是不可能取得这样的成就的。然而人们还是会想，为什么上帝能够允许“异教”的诞生以及君士坦丁堡的衰落？与此同时，从亚洲以及西半球回来的探险者们带来的一些反对基督，或从来未听说过基督但他们的文明也一样繁荣的消息，这使得一些欧洲基督教的领导者们对救世主无处不在的信仰产生了怀疑。昂古莱姆的玛格丽特——即可爱的帕尔·德·瓦卢瓦（Perle des Valoris），法国国王的姐姐，同时也是纳瓦拉王国的王后——成了一名无神论者，这无疑是一个预兆。一个曾经对自己的信仰无比热忱的人，而今却变成了一名徒有其名的天主教徒。她在《灵魂忏悔之镜》（Le miroir de l'ame pécheresse）中也承认了这一点，她鄙视宗教的一切束缚，赞成抨击主教的行为，认为上帝是残忍的，并且质疑《圣经》的权威。于是在 索邦神学院 注61 ，她被指控为异教徒。一名修道士对人群说道，应该把她装进麻袋扔到塞纳河处死。然而作为法国国王的姐姐，她是永远都不会处于危险境地的。法国国王崇拜她，而她对性自由的支持也使得她在法国民众中威望很高。

而在梵蒂冈，因有众多私生子，反倒没有“权利”谴责倡导性自由的行为。但玛格丽特给天主教带来的真正威胁是她与天主教的敌人成了同谋者。她为一群被当成异教徒的流亡者提供了避难所。其中一个叫约翰·加尔文。值得一提的是，加尔文是一个忘恩负义的小人。他指责他的女庇护人及她庇护的同伴是嘲笑天主教、新教徒的无神论者，其中包括博纳旺蒂尔·德珀（Bonaventure Desperiors）、艾蒂安·多雷（étienne Dolet）等。可悲的是，最后证明新基督教徒也和那些旧基督教徒一样顽固不化。

但是，他们的牧师既不贪污也不腐败，而这一点在当时看来是令人惊奇的。在一个杀人、偷窃、强奸、暗杀达到史无前例的时代，忠诚的基督教徒却为他们同行的恶习而感到悲痛。斯邦海姆的修道院院长约翰尼斯·特里特米乌斯（Johannes Trithemius）谴责他的教徒们：“他们把一整天的时间都浪费在无耻的闲聊上了，他们把生命浪费在娱乐和口腹之欲上……他们既不热爱也不害怕上帝；他们从不在乎自己死后灵魂会归去何方，只满足自己无耻的欲望而从不关心灵魂的升华……他们蔑视安贫乐道的追求，不懂何为忠贞，何为顺从……他们周围弥漫着污秽的滚滚黑烟。”而据杜兰特记载，1503年，盖伊·茹尔诺（Guy Jouenneaax）被教皇派去调查法国本笃会修道院，他向世人描绘了一幅杂乱不堪的画面。他认为那些修道士其实与那些满口恶言的赌徒和每天醉生梦死的人没什么区别，甚至比他们更世俗、更不堪……“如果要我详细描绘我所看到的不堪生活，三天三夜也说不完。”

这是一幅早期的本笃会修道院的版画。1503年，盖伊·茹尔诺在对法国本笃会修道院进行了大量调查后，公开请求对法国本笃会修道院系统进行改革。他在调查报告中写道：“披着宗教的外衣，他们大敛不义之财……他们在修道院里所藏匿的财富简直富可敌国。”

英格兰大主教（后荣升为红衣大主教）约翰·莫顿（John Moton）指控圣奥尔本斯的修道院院长威廉犯了渎职、放高利贷、挪用公款和在管辖区内公开嫖妓并包养情妇等罪名，他指责整个区的修道士过着十分不堪的生活，不仅如此，还亵渎了这些神圣的教堂和上帝教会，因为他们肆无忌惮地在这些场合追欢取乐。多塞罗的主教也写道：“这些教士的道德已经腐败，他们变成了人见人骂的恶棍。”

公众也对这些修道士糜烂的生活厌恶到了极点。查理五世时期驻英格兰的大使伊斯塔斯·查布里（Eustace Chapuys）致信给他的君王：“几乎所有的民众都痛恨这些传教士。”一位剑桥大学的教授指出：“任何一个英格兰人如果被人称为修道士、传教士或牧师都会觉得是被侮辱了。”芒德的主教威廉·杜兰德（William Durand）写道：“每一座修道院都变得臭名昭著，它把居住在里面的修道士，从最底层到最高层，污染得贪婪不堪……所有的基督徒认为牧师有暴饮暴食恶劣行为的例子是毋庸置疑的，因为他们吃得比国王和王储还要好。”在维也纳，那些教区还曾经一度拒绝有志青年加入，但是现在，直到宗教革命的前夜为止，已经有20年没人想加入教会了。

路德维格·帕斯托尔（Ludwing Pastor）在他的14卷《教皇史》（History of the Popes）一书中总结道：“世人对堕落的教士的痛恨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英格兰倡导宗教改革的历史学家菲利浦·休斯（Philip Hughes）发现，在1514年，当伦敦的主教被控告谋杀异教徒的罪名时，他向红衣主教沃尔西请求免于牢狱之灾，在他眼里，伦敦民众是“如此的充满恶意，因为他们支持堕落腐败的异教徒……他们会诅咒我的教士们，尽管教士们像亚伯一样无辜纯洁。”即使是当时的教皇利奥十世，也自认为应该为教会流传出来的丑闻负责。他在1516年写道：“当时法国的修道院毫无清规戒律可言，那些修道士过着如此不堪的生活，使得国王和王储们都失去了对他们的信仰与尊重。”

成千上万的教士们发现根本无法过禁欲的生活，而他们的解决之道也各有不同。在伦敦，如果女人迈进了忏悔室，那么迎接她的绝对是狭窄空间里一场可怕的强奸，这在当时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在诺福克、利普顿和兰博塞，在被控告犯有猥亵妇女罪名的男人里面，有23%是牧师，虽然牧师只占总人口的2%。而让男人丧失自制力的最常见的就是包养情妇了。事实上，当时几乎所有的德国传教士都在包养女人。罗马教士以男女关系混乱闻名于世，但帕斯托尔认为“这是错误的看法，因为在罗马，传教士的贪污腐败比其他地方更严重。在意大利，几乎每一座城镇都有文献记录那些修道士所犯下的不道德的罪行……难怪那个时期的作家会悲伤地说，教士的影响已经大不如前了，在很多地方人们都不会再对教会表示尊重”。

女修道院也出现了相同问题，这一问题在英格兰尤其让人困扰。仅1520年一年，就有8所女修道院被关闭，其中一所是因为“这些禁欲的女人们变了，和旁边剑桥大学的师生无节制地来往”。在伦敦主教区，对21所女修道院进行调查后，有14所因为“不遵守戒律或缺乏奉献精神”而被列入黑名单。在其中几所修道院里，有的修女甚至怀上了修道士的孩子，还有两位女院长被指控为不忠贞。一个教区的主教甚至还保留了一份一位女院长和铁匠通奸并生下3个孩子的档案。

教皇们未能以身作则的行为受到了强烈谴责。奥古斯丁会的总教长维泰博的埃迪奥（Egidio of Viterbo）用这样的词总结了亚历山大教皇统治下了罗马：“没有法律，没有神灵； 黄金、权力和女人说了算。”圭恰迪尼写道：“ 普通民众已经完全丧失了对教皇的尊重。”1513年，马基雅维利控诉道，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是，“越是靠近罗马教廷的人，越是教会顶层的人，他们的表现就越不像基督徒。任何人，只要回想一下基督教创立的宗旨，就会发现现在教廷的所作所为与这些宗旨的差距，从而断定对教廷的毁灭和惩罚即将开始”。

《修道院院长与修道士之间的多情修女》（The Amorous Nun between the Abbot and the Monk）是老汉斯·科莱尔特（Hans Collaert the Elder）创作于约1560年的一幅作品。在16世纪，许多女修道院由于“缺乏纪律和虔诚”而被关闭或者禁止进入。

而就在4年之后，赎罪券的贩卖——更具体来说，是获准兜售赎罪券的神父们的行为，以及教皇的贪欲——点燃了教廷毁灭之火。牛津大学校长托马斯·盖斯科恩（Thomas Gascoigne）在1450年写道：“现在犯下罪孽的人这样说道，‘我一点也不担心我犯下了多少罪孽了，因为我已经花四五便士买了教皇亲自颁发的赎罪券，这些赎罪券能够免除我的任何罪孽’。”“赎罪券贩子”，这是盖斯科恩对兜售赎罪券的人的称呼，他们“走街串巷，出售赎罪券，至于价格，有时是两便士，有时只是一顿酒钱……甚至是一次嫖妓或肉体交易”。

16世纪初期的圣保罗教堂的主教约翰·克利特，总结出赎罪券的商业化将教会变成了“印钞机”。他引用以赛亚（Isaiah）的话：“有着忠实信仰的城市已经变成一座妓院。”大家都清楚他所说的是哪座城市。耶利米（Jeremiah）说道：“它与很多情人都通奸了……种下了很多罪孽的种子，诞生罪孽的后代。”他还说，“贪婪……也占据了神父们的心灵……现在除了能给我们带来好处的事物，其余的我们都熟视无睹。”事实上，赎罪券是一种宗教税，对于那些勉强能承受的人来说是一种沉重的负担。欧洲众多忍饥挨饿的大众与教会的贪婪形成了深深的隔阂，教会中的有识之士对这种隔阂深恶痛绝。1502年，法国议会的检察长估计，法国75%的财富掌握在教会手中；20年后，纽伦堡议会在起草《百般抱怨》（Centum Gravamina）中写道：教会掌握了德国50%的财富。

彼特和索尔（Saul，即后来的保罗）教皇都过得很清贫，然而15世纪和16世纪的教皇却过着帝王般的生活。他们是世界上最有钱的人，而且他们和手下的枢机主教通过出售圣职又大赚了一笔。在教会中担任职务的人员在第一年必须将全部工资的一半上交给教廷，以后每年则上交十分之一。大主教们则必须为身上的大披肩支付巨额钱财，因为披肩就是他们身份的象征。一旦教会职员去世，他的全部财产就归教廷所有。教廷的判决和豁免只有在当事人缴纳了礼物后，才可正式生效，至于礼物的轻重，则由教廷说了算。总之，所有基督徒都要向教廷纳税。

小汉斯·霍尔拜因（Hans Holbein the Younger）创作于1497年的木版画《买卖赎罪券》（Traffic in Indulgences）。

红衣主教罗德里戈·博尔吉亚在购买教皇皇冠前，一年的收入就已经达到了7万弗罗林金币。不过当上教皇后，他的收入更为可观。教皇尤利乌斯二世建立了一所由101名秘书组成的“学院”，每个秘书要向他支付7400弗罗林金币以获得该荣誉。利奥十世则更加大胆，在教廷中新增了141名随从和60名侍从，仅此一项，就入账20.2万弗罗林金币。

大主教和主教们——甚至是教会中更低层的人员——越来越发福，通常还会用他们搜刮来的钱来养情人。14世纪，教会中的平信徒为所处的贫困处境率先发起反抗。德国人将罗马派来的收税者抓起来送入监狱，砍断他们的手脚，甚至处死。在其他地方，一些勇敢的神父也支持民众，例如西班牙的阿弗洛·佩莱（álvaro Pelayo）公开宣称：“现在豺狼控制了教廷，他们吸吮我们的血汗。”另外一位芒德的杜兰德主教也宣称：“罗马教廷将邪恶的种子散播开……人神共愤，所有人都受到了影响。”

梵蒂冈仍然不为所动，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继续增加征税。1476年，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声称赎罪券能够给那些在炼狱中受苦的人使用。这种天堂的欺诈把戏迅速获得了成功；大卫·S. 希夫（David S. Schiff）就曾描述过农民们为了给去世的亲人买这种赎罪券，不惜全家挨饿。当花钱大手大脚的教皇利奥十世发现自己要破产时（被与乌尔比诺公国的战争拖垮），他不再满足于出售这种赎罪券。1517年3月15日，利奥十世颁布了一种特别的赎罪券，目的是为了修建圣彼得大教堂。作为奖励，购买这种赎罪券的人，不仅能够获得“完全的赎罪和所有罪孽的宽恕”，而且“未来犯下的罪孽也可以优先赎罪”。

当然，教皇不会提及一份秘密协定，该协定规定教廷将与美因茨大主教，即勃兰登堡的阿尔布雷特（Albrecht of Branclenburg），分享赎罪券的收益。当时阿尔布雷特欠下了德国商人富格尔家族一大笔债。他获得了教皇的同情，得以享有这个资格。此前，为了得到大主教的职位，他曾向教皇贿赂了2万弗罗林金币。

这位新任大主教挑选了50多岁的多明我会托钵修士约翰·特泽尔（Johann Tetzel）作为赎罪券的首席代理和贩卖者。之前很多贩卖赎罪券的人都会有所顾虑，所以行事小心谨慎，但特泽尔不是这样。他就像中世纪走街串巷、胸前挂着黄铜架的马戏团老板P. T. 巴纳姆（P. T. Barnum）似的，提着装满印刷好的收据的袋子，并手握绑有教皇旗帜的十字架。此外，还有富格尔家族的一个会计和另一个托钵修道士随他一起，这个修道士是他的助理，携带塞满赎罪券的丝绒袋。他们进入一座城镇，教堂钟声随之敲响。“杂耍艺人”开始表演，民众大量聚集，而他们挥舞的是蜡烛、旗帜和圣物。

在一场灾难期间，一位天主教主教向公众派发赎罪券。

特泽尔进入教堂正厅，打开袋子，提高嗓门喊道：“现在我手上拿着的是通行证……引导灵魂进入天堂的通行证。”如果下面的听众犹豫，他就会特别提到价格是多么的低廉；并重申那些犯了十恶不赦罪孽的基督徒将要受到上帝的重罚。他进而问道：“有谁会对能买到赦免的赎罪券而犹豫不决呢？”所有罪都能被原谅，所有——他这样给他们保证。他说，如果一个犯了罪的人向教皇捐了一定的钱，“那么教皇有权原谅他，上帝也会跟着原谅他”。为了进一步鼓动民众，特泽尔甚至对那些没有忏悔但半只脚已踏入坟墓的人呼吁道：“只要捐了钱，灵魂就会获得宽赎，飞离地狱，升入天堂。”

在德国，特泽尔卖出的赎罪券超过了规定的任务。他总是能做到这一点，这就是他的职业；他在各个教区间穿梭，按照教廷的指示搜刮钱财。赎罪券在农村地区很受欢迎，不过在那些平信徒中却受到了冷落。而这一次特泽尔刚好进入了一个对教廷充满敌意的地方。德国东北地区——马格德堡、哈尔贝尔斯塔特和美因茨——被挑选为这次勒索的目标，因为它们抵制实力最弱。而法国、西班牙和英格兰都很强大，当这些国家以贫穷为借口提出免除赎罪券的要求时，教皇同意了。教皇的这个决定有一定风险。事实上，在德国，反对教皇的声音也很强大。教皇派去神圣罗马帝国的大使对此忧心忡忡。他在给教皇的信中写道，神圣罗马帝国境内有一股对教皇强烈不满的情绪，因此他建议取消永久赎罪券。

在历史上，约翰·特泽尔因买卖赎罪券而臭名昭著。

利奥十世对此不予理会——这是极不理智的，因为现在一些征兆已经开始显现。一位方济各会托钵修道士在目睹了特泽尔的所作所为后写道：“这位无知的修道士所说的实在是令人难以置信。他出售赎罪券时声称，即使一个人有犯罪的动机也能被原谅。按他的说法，教皇的权力比十二使徒、天使和圣徒都要大，甚至超过圣母玛利亚，因为他们都是基督教的臣子，而教皇就是基督教。”另一位目睹过类似情景的人则说道，那些赎罪券贩子声称，即使冒犯了圣母玛利亚，赎罪券也能帮他赎罪。

然而，尽管如此，特泽尔也许是按照大主教的指令行事的，并且能够再次大获成功，只要他不越过，至少不踩到政治底线。这个政治底线就位于萨克森边界，当时那里由腓特烈三世，即英明的腓特烈统治，他是少数几个有权选举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人之一，即萨克森选帝侯。

腓特烈三世比任何诸侯都要虔诚、迷信——他在维滕贝格教堂收集了19000件圣物——直到现在，他没有反对过任何赎罪券贩子。然而，特泽尔的那些狂言妄语给他带来了麻烦。腓特烈三世希望萨克森的钱不要外流出去，因此他宣布赎罪券在他的境内为不受欢迎之物。那位兜售“天堂通行证”的贩子终于在这里栽了跟头。他知道自己在腓特烈三世那里不受欢迎，但通过与迈森、马格德堡和哈尔贝尔斯塔特教区的人合作，他成功来到靠近萨克森边界的地区，一些萨克森人于是越过边境来购买赎罪券。

丢勒笔下的腓特烈三世，画于约1524年。腓特烈三世从未接受过宗教改革者的信条，不过他确实赞同他们的某些意见。腓特烈三世不仅聘请马丁·路德主持自己所建的学院，并在路德遭遇迫害时伸出了援手。

腓特烈三世对此勃然大怒，认为这是对他的冒犯。更为重要的是，几个萨克森买家把他们的“教皇信物”（赎罪券）送到一位个子消瘦、外表冷峻、眼神犀利的秃头修道士——马丁·路德手中，请这位维滕贝格的教授鉴别真伪。路德在仔细察看后，宣布这些赎罪券是伪造的。这话传到了特泽尔耳里。他派人询问路德，得到答复说这位教授并没有冒犯教会的意图。路德是位虔诚的天主教徒，特泽尔认为，这样的一个人很容易受到胁迫。因此，他做了一生中，也是基督教历史上最重要的决定——公开谴责路德。

特泽尔因误判马丁·路德教授而名声大噪，不过他远不是第一个。路德一直就很难被人理解。很少人靠近他，没有任何人——甚至包括路德自己——理解路德身上所蕴藏的强大能量。他的才华是毋庸置疑的。一开始他是奥古斯丁会的修道士。1505年，年仅22岁的路德就开始教授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而且还是用原版的希腊语教材。两年后，他被授予神父职位，仅仅又过了一年，尽管他还认为自己是修道士，但还是被腓特烈三世授予为位于柏林西南60英里的易北河畔维滕贝格大学的哲学教授。后来他又将《新约》和《旧约》翻译成自己新创的高地德语，并且自己作词作曲编写了41首赞美诗，其中最著名的一首直到现在还在传颂，它就是《上帝是我们的坚固堡垒》。

马丁·路德在年轻时对梵蒂冈是绝对的忠诚，当他在1511年第一次看见罗马时，他双腿跪地喊道“神圣罗马万岁！”他当时已经凭借着突出的品格和智力被提升为神父了。然而，在他的内心深处却藏着黑暗、非理性和半疯狂的暴力个性。这种缺陷——确实也是缺陷——可以用他的身世来解释，即中世纪社会无知和迷信的心灵。路德是恐怖的日耳曼童年的产物，这种童年摧残了很多人。

就是在这里，路德将《新约》翻译成高地德语。

1483年11月，马丁·路德出生在莫赫拉（Mohra）的一个农民家庭，他的父亲汉斯·路德（Hans Luther）后来成为曼斯菲尔德的矿主。他是一个身材魁梧、勤劳、节俭、呆板、脾气暴躁的反教会人士，虽然憎恨基督教，但却对地狱深信不疑——在他看来，地狱就位于恐怖的地下，人会被多足的怪兽、精灵、食人魔、恶鬼和巫师捉去地狱，只有善良的灵魂才能被拯救。

由于汉斯相信孩子生下来就是邪恶的，因此必须用正义的木棍敲打他们。然而，马丁，作为七个孩子中最大的一个，不是一个顺从的挨揍者。虽然他不够强壮到打倒他父亲，但当这个虐待狂开始选择鞭打他时，这对父子就开始形同水火。这是他后来回忆时说到的。他没有从母亲那里得到任何同情。尽管他母亲性格更加懦弱，而且也没有他父亲那么暴怒、世俗——但她可以连续跪几个小时，对着不知名的圣人祈祷——但她的想法跟他父亲完全一致，相信鞭打的神奇力量。路德说过，有一次母亲发现他偷了干果后，把他打得全身红肿。

路德的这幅肖像画由老卢卡斯·克拉纳赫（Lucas Cranach the Elder）创作于1525年。两人不仅是亲密的朋友，而且还是对方孩子的教父。

父母最不希望自己的儿子长大后去教会任职。他当然清楚这点，但这恰恰让他下定了决心。他这样写道：“我和他们在一起时过着严厉苛刻的生活，这就是我为什么要进入教堂避难，成为一名修道士的原因。”尽管一开始是受到心灵的指引，而他对梵蒂冈的印象并不好，但当时他并未对任何人说过。他的同事都惊讶于他在课堂上表现出的学术修养和才能，但如果知道他到了自我意识的年纪还没抛弃异教徒的迷信，一定会大吃一惊——他现在还在被异教神噩梦所困扰，梦见月圆之下狼人和 格里芬怪兽 注62 蜷伏着、翻滚着，梦见食人妖和魔法师正在享用毒蛇的心脏，梦见男人们在夜间变成了下身湿漉漉的梦淫魔……

路德在其他方面也与众不同。其他修道士只是谈论恶魔，恐惧恶魔，害怕恶魔，但路德却看见了恶魔——他一生都在与恶魔撞面。他也是最讲究“直肠”的神学家。这一部分原因是他身上所具有的德意志民族特性。后来有人这样戏谑道，英格兰人的幽默体现在客厅，法国人的幽默体现在卧室，而德国人的幽默则体现在浴室。对路德来说，浴室也是个值得敬仰的地方，但他生命中最神圣的时刻来自于维滕贝格修道院塔顶的蹲茅坑时刻。在那儿，当他的大肠蠕动时，他突然领悟出了新教靠信念来感化的教义。后来他写道：“像‘正义’‘上帝的审判’这些词语突然出现在我脑海里……我很快就想到，上帝的审判才能解救每个信仰者……所以上帝才能审判并解救我们。这些话对我来说是很大的鼓舞。这些对圣灵的顿悟我是在塔顶的茅坑处获得的。”

上帝无处不在，400年后梵蒂冈为了与一位耶稣会士划清界限而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当时这位耶稣会士翻译了路德著作中的几篇浅显易懂的文章，引起了路德派的强烈不满，他们指责他是“粗俗的天主教争论者”。不过真正粗俗的地方恰好是路德说过的一些话，而他的追随者对这些话视若无睹。他们喜欢讲一些恶魔是如何向路德泼墨水，以及路德是如何反击的故事。而事实上，在最初的版本里，他们扔的不是墨水，而是粪便。粪便成了恶魔同维滕贝格战斗的武器弹药，这在关于路德的故事中屡见不鲜，正如路德的同事菲利普·梅兰希通曾写的那样：“最糟糕的是……恶魔怒气冲冲地离开，自言自语地嘀咕了一会，然后只听噼啪一声拉出好大一块粪便，顿时整个房子臭气熏天，一直持续了好几天才散去。”

在回忆恶魔的攻击时，马丁·路德经常用到一个粗鲁的词汇“bescheissen”，意思是把粪便泼到别人身上。在恶魔的另一个惯用的伎俩中，黑暗王子的幽灵会“展示他的大便”来侮辱路德。而作为反击，路德也会采用更邪恶的方式。他邀请恶魔“亲吻”或“舔”他的大便，威胁要“把他丢进他的老巢——我的大肠内”，“在他脸上”排便，或者“先把大便排在内裤”，然后“把它们抹到他的脖子上”。

这样一个在大便与茅坑中与最肮脏的恶魔作战过的人，不可能被耍杂耍的特泽尔吓唬到。然而路德对赎罪券代理人的反应并不像历史上我们所了解的那样坚决。他没有在腓特烈城堡的教堂门口上“贴上”谴责教皇的纸条。教堂门口通常被用作公告栏，信仰新的宗教理论的神学家会在门口贴上公告，随时准备迎接所有质疑者的挑战。

马丁·路德，这位从德国东部小城出来的中世纪修道士，使基督教信仰的根基开始回到《圣经》当中。德国电视二台在本世纪初投票评选最伟大的德国人，路德名列第二。

路德的时机把握得相当好。他选了11月1日万圣节这一天，因为腓特烈三世在这一天会展示各种圣物，将吸引很多人来观看。1517年10月31日中午，他将《关于赎罪券效能的辩论》（Disputation for the Clarification of the Power of Indulgences，即《九十五条论纲》）与其他神学家的公告一起贴在教堂大门。除此之外，路德还做了一些其他准备。他在当天上午就将论纲的德语翻译版分发给了基督教信徒，甚至还给特泽尔赎罪券的赞助人和受益人阿尔布雷特大主教也送去了一份。

1517年10月31日，路德将《九十五条论纲》张贴在维滕贝格大学教堂的大门上，被普遍认为是新教的宗教改革运动之始。

路德的论纲——他一共列举了95条——前面有一段语气温和的序言：“出于对信仰的热爱以及传播信仰的渴望，以下各个建议由文学和神学教师马丁·路德神父提出，并在维滕贝格讨论。”他没有想到自己的观点会被认为是异端邪说。至少当时还没有想到。他并不反对教皇有权赦免忏悔者，他反对的只是诸如赎罪券这类将赦免当成买卖的行为，这会降低忏悔的价值，从而让犯罪变得更加肆无忌惮。

尽管如此，路德在论纲中还是提出了一条让罗马教廷无法接受的反对理由。他指出，教皇的赦免权无法到达墓地并将没有忏悔的灵魂从炼狱中解救，更不能减少他所受的惩罚。虽然路德承认教廷可以贩卖赎罪券，但同时他也补充了一条尖锐而又重要的建议，现在看来，这个建议是他自痛苦童年长久压抑以来发出的第一个警告信号。事实上，这是对教廷的直接批评，它引起了广泛关注，因为这被认为是蓄谋已久的异教徒行为，是要被判处死刑的。他写道：“这种不加限制的宽恕行为会使得教民，特别是那些受过教育的教民，由于世俗信徒的一些敏锐的问题而失去对教皇的尊敬，例如：‘为什么教皇没有出于圣爱，或者是考虑到炼狱里的人所受的痛苦，而清空炼狱，只要他愿意用修教堂的钱去赎回炼狱里的人。’”

赎罪券的销售量开始急剧下降，流入教皇口袋的金币越来越少。永久赎罪券更是无人问津——特泽尔的魅力不再了。路德成了新的“蛊惑者”——有人认为他是神圣的，也有人认为他代表邪恶——在16世纪初，随着时间的推移，路德的这些“大逆不道”之言在欧洲大陆开始传开。

在当时，重大事情往往需要一年多才能传遍欧洲。除了印刷机，就没有其他传播信息的工具了。信息通常由旅行者携带，而旅行则以日历来规划计量时间。最好的旅行安排是从当时的商业中心威尼斯出发。从威尼斯出发，9天后就能抵达那不勒斯；到里昂则需2周；到奥格斯堡、纽伦堡和科隆需要两三周；到里斯本则要花上7周。如果够幸运的话，一个月就能抵达伦敦，但前提是英吉利海峡风平浪静。如果中途碰上暴风雨，那么你就将很不幸地被困在那里。英格兰国王从波尔多出发，即使是天气足够好，也要12天才能赶到伦敦。

然而，如果是爆炸性的新闻，就会经过口口相传很快地在各个村庄传播，甚至传过海峡。这是路德将论纲贴在教堂大门后所发生的真实事情。在11月的第一个星期，各种自发而成的支持或抗议路德的示威席卷了整个德国。路德已经做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挑战基督教的最高统治者。

要改变农民们的信仰是困难的。事实上，这种信仰是超自然的。教会的基层人员虽然不太受人尊重，但还是受人喜爱的。而主教和大主教们则不太受人欢迎。在路德声名鹊起之前，在他的家乡，德高望重的天主教徒约翰内斯·简森（Johannes Janssen）就指出：“主教们热衷于世俗和贪婪，对布道和祈祷漠不关心。”农民们对教皇的态度更难以确定。他们尊重教皇，但没有牧师那样虔诚。在他们看来，教皇不过是个大魔法师。现在他的权威受到了奥古斯丁教义的神学家的公然挑衅。他们期待教皇能作出强有力的反击，这样才会继续保持对他的忠诚。如果教皇的魔法失效了，他们就会离他而去。

在向等级森严的教会发起挑战的同时，路德还做了一些其他事情。他打破了中世纪教规的限制。他证明了每个人都能成为自己的神父，这是他在1520～1521年得出的结论。此外，残存的《马太福音》开始流通，农民们终于知道，耶稣和他的十二使徒的同情心是给予受压迫的穷苦大众的，而不是给予那些整天把上帝挂在嘴上的王公贵族的。由于当时欧洲教会和王权是互相依靠的，路德对教会权威的挑战，激发了德国农民要求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很快一本名为《干草叉约翰》（Pitchfork John）的小册子迅速出现在农村，这本小册子宣传了路德对农民的捍卫。现在，他已经成为农民的捍卫者了。

贵族阶级的观点则不尽相同。在教皇堕落之前，他们对基督教和世俗的规章制度一直是坚定不移地支持。他们的生活仍然恪守基督教教义，然而罗马教廷的腐败和神职人员的堕落让他们大失所望甚至气愤不已。用路德维格·帕斯托尔的话来说，现在贵族们“一致认为”，“罗马教廷的税收之高已经让人民无法承受了……即使是那些还忠于教廷的人……也认为从财政方面来说，德国对罗马的不满和抱怨是站得住脚的”。现在他们认真倾听路德的信徒们在奥地利、波希米亚、萨克森和瑞士联邦等地的布道，同时在等待罗马方面对此的强烈反应。

1518年4月24日，在海德堡召开的德国奥古斯丁修会会议上，路德被解除了牧师职位。不过与其说这是一场审判大会，不如说这是一场展示自信的个人秀，他充分运用了新的自由，散发了一份谴责经院主义的公开信，并且取名为“荣耀的理论”（theory of glory）。公开信抄写了很多份，在整个欧洲开始流传开，受到各界的广泛讨论，包括人文主义者。人文主义者在16世纪初一直期待能有一位德高望重的神学家，敢于将经院主义贴上过时的反理性标签，正如对待哲学那样。现在德国的学者们印刷了大量自称是路德教派的小册子。

在英格兰，约翰·克利特已经预感到即将有一场暴风雨袭来——但在这场即将到来的动乱中，他自始至终都没有放弃对教皇的忠诚——然而教廷依旧沉迷于搜刮钱财，毫无积累善行和忏悔的意思。路德发现自己成了几百万遭受文艺复兴时期的教皇双重剥削的穷苦大众的代言人。他们因受到特泽尔这样的强盗的压榨而变得一贫如洗，他们因为自己的信仰而遭受这样的苦难，被身穿圣衣者所玷污。路德的心里与他们一样充满了怒火，这种怒火在碰到欧洲最强大的权力代表之后更加与日俱增。双方都试图引用耶稣的话，但在受教会剥削最严重的德国，人们引用的不是《新约》，而是《尼伯龙根之歌》（Das Lied vom huren Seyfirid），这是路德在小时候听到过的异教徒的寓言故事，随着英雄齐格弗里德（Seigfried）将象征荣誉的利剑插进看护尼伯龙根族财宝的龙形巨人法夫纳（Fafnir）身体里，故事达到高潮。

代表挑战的白手套已经扔出，但教皇利奥十世却没有将其当回事。阿尔布雷特对此很警惕，他将路德的论纲从美因茨送到罗马，强烈要求对路德严加约束。利奥十世还是未能意识到这次挑战的性质，他认为这不过是奥古斯丁修会和多明我会的一次争论，于是将这件事交给路德所在教区的副主教加百列·德拉·沃尔特（Gabriel della Volta）负责，让他交给手下的人去解决，即维滕贝格神父、信奉奥古斯丁教义的约翰·冯·施道比茨（Johann von Staupitz）直接处理此事。但德拉·沃尔特的“命令”被束之高阁，当然也就不可能抵达施道比茨那里。事实上，教皇完全忽视了维滕贝格对教皇权威的挑战。

然而，在其他地方，天主教作出了强烈反应。鲁汶大学、科隆大学、莱比锡大学等神学传统的据点，以集体名义谴责了路德的论纲。特泽尔也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决定作出反击。由于特泽尔是个文盲，而且对基督教教义完全不熟悉，多明我会给他配了一名神学家助手康拉德·维姆皮纳（Konrad Wimpins）。1517年12月，一本名为《反论纲一百零六条》（One Hundred and Six Anti-Theses）的小册子以特泽尔的名义出现在法兰克福。在这本小册子中，特泽尔没有道歉，没有妥协，他为自己贩卖赎罪券的行为作辩解，这些后来都记录在了《天主教百科》（Catholic Encyclopedia）中：“对那些与经院主义不相符的神学观点给予毫不留情，甚至是武断的制裁。”次年3月，一个小贩在维滕贝格散发了800份小册子，维滕贝格大学的学生们将他围起来，买下所有小册子，然后全部在广场上焚毁。

作为反击，路德也写了一本名为《放纵与优雅》（Indulgence and Grace）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将他的“叛逆”暴露无遗：“如果那些追求享受的人妨碍了我的信仰，还把我叫作异端学者，我将不屑与他们争论，因为只有对《圣经》没有任何了解的人才会说出这样的话。”教廷中的有识之士也意识到特泽尔已经成为教会的包袱，于是建议教皇将其赶走。教皇最终同意了，并且接见了当时服务于罗马的具有贵族血统的萨克森牧师卡尔·冯·米尔提兹（Karl von Miltitz）。等这件事告一段落之后，教皇告诉米尔提兹，要他立即前往欧洲北部去解雇早已名声扫地的特泽尔。

但现在要赶走特泽尔——德国东正教神学家们在全力替他辩护——已经不太可能。大主教阿尔布雷特私下斥责了特泽尔之前做得太过分，但在公开场合，天主教的上层还是协调一致，拒绝讨论任何妥协。在罗马，一位德国大主教要求对路德启动异端邪说的审判，多明我会则要求立即弹劾他。当时中欧最有名望的神学家，因戈尔施塔特大学的副校长约翰·厄克博士（Dr. Johann Eck），在他写的小册子《方尖塔》（Obelisks）中对路德的论纲进行了攻击，指责他玷污信仰，传播“毒药”。教廷的文学艺术审查官出版了《对话》（Dialogue）进行附和，重申“教皇的绝对权威”。而科隆的雅各布·冯·霍赫斯特拉藤（Jakob Van Hoogsträten of Cologne）甚至要求将路德钉在火柱上烧死。

路德也以笔为矛作出了回应。1518年4月，在厄克对他展开声讨后的一个月，他发表了《决议》（Resolutiones），这本小册子的观点有些出人意料，因为它表面上向教皇展示了路德的循规蹈矩和屈服。在送给教皇的一份抄写本中他这样写道：“我匍匐在您的脚下，全心全意。鼓动、消灭、召集、撤回、许可、指责，似乎对您来说都是善行。我承认您的声音就代表上帝，因为上帝就活在您的心里。”不过这些话与后面的文章完全相悖。《决议》含蓄地否认了教皇的绝对权威性，暗示他要对基督教教会会议负责。这本小册子继续“诋毁”圣物、朝圣者、对圣徒权力的过渡吹嘘以及罗马教廷［“罗马……现在嘲笑好人；放眼整个基督教界，有哪里会像巴比伦（暗喻奢华淫靡的城市）似的罗马这样随意嘲笑最好的主教呢？”］。他公开宣布基督教赎罪券政策的基础——最早要追溯到300多年前——是毫无根据的。这位来自维滕贝格的修道士已经变得更加自信了，而且随着自信心的增加，他的独立感越来越强烈。

利奥十世对此大为震惊。放弃赎罪券？在教皇面临破产的时刻？他正在重建教会，发动战争，为晚宴聚会筹集资金，为招待拉斐尔、洛托、维基奥（Vecchio）、佩鲁基诺、提香、帕尔米贾尼诺（Parmigianino）、米开朗基罗准备美酒。教廷对各种预算花尽心思，最终账单缠身。现在一个德国的修道士——不过是个修道士——竟然敢对梵蒂冈教会收入的一大支柱指手画脚。教皇传唤马丁·路德到罗马。

教皇利奥十世（1475～ 1521）是文艺复兴时期最后一位教皇，他与路德的斗争使得统一的西方教会最终解体。

但这一传唤被拒绝了。因为一旦接受，会带来很大麻烦——这样的先例数不胜数。路德至少会被发配到意大利一座偏僻的修道院，在那里，用不了一年时间，他和他的思想就会被人们遗忘。因而路德向英明的腓特烈请求帮助——腓特烈三世之前曾表示，作为德国的诸侯，他有义务保护自己的子民免受引渡。最终腓特烈三世同意了路德的请求。他对这个富有争议的奥古斯丁教义者还是充满好感的（原因之一可能是路德在维滕贝格大学期间负责整理书籍，不像利奥十世那样从来不碰任何书籍）。应腓特烈三世的请求，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当时的奥地利皇帝）给出了决定性的意见。这位哈布斯堡皇帝尽管还有5个月就要离世了，但此时政治头脑仍然一点也不糊涂。凭借着政治上的老奸巨猾，他打造了一个错综复杂的王朝，成为欧洲最有权势的家族。他时刻在关注德国正在上演的政治与宗教斗争。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在写给腓特烈三世的信中这样写道：“好好照顾那个修道士。”他认为将路德交给教皇在政治上来说是个愚蠢之举，反教会思潮正在全德国迅速蔓延。

很快，神圣罗马帝国国会召开紧急会议，这证实了他的看法。皇帝收到罗马方面的请求，将德国所有的诸侯都召集到奥格斯堡。利奥十世告诉他，自己正在准备组织一次针对土耳其人的新的十字军东征，需要征收附加税来支持。国会拒绝了教皇的请求。这一行为非同寻常，但也不是没有先例可循的。腓特烈三世曾经为教皇从臣民中征收了一笔税款，但他决定扣下来用于建造维滕贝格大学。其他诸侯也因此受到鼓舞。梵蒂冈向诸侯们索取的就是钱，钱，更多的钱。他们认为，圣职买卖费、圣职首年捐、教会诉讼费已经让神圣罗马帝国不堪重负。此外，他们之前赞助了教皇的多次十字军东征，最后却得知这些东征都被取消了，但钱却没有退还给他们，而是被用来在意大利修建教堂。况且之前所有东征都以失败告终。真正让诸侯们担心的不是土耳其人，他们一致认为，基督教世界的真正敌人是被他们称为 “罗马的地狱犬” 注63 的人。马克西米利安一世也给教皇写了一封措辞缓和的信，在信中他向教皇保证将坚定不移地反对异教徒，但同时也建议要对路德妥善处理。

在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教皇利奥十世同意取消传唤路德来罗马。取而代之的是，在1518年秋，教皇命令他与教皇特使——红衣主教迦耶坦（Cajetan）、多明我会总会长托马索·德维奥（Tommaso de Vio）——在奥格斯堡举行会谈。10月7日，路德带着皇帝颁发的安全通行证抵达奥格斯堡。现在他的人身安全受到了威胁，尽管红衣主教迦耶坦并没有威胁他。这位红衣主教是个德高望重的人，学识渊博，已经出版了9本关于意大利神学家阿奎那（Aquinas）的《神学大全》（Summa theologica）的评论著作。然而，他们的会晤没有取得任何成果，而且由于这两人都是各怀目的而来，最终会谈破裂。路德原本准备讨论宗教改革的计划，但这位主教是教会制度的坚决捍卫者。考虑到他的学术背景，他忽视路德的教授身份就似乎有点令人不可思议了。他自恃自己是多明我会总教长，把这位来自维滕贝格的修道士看作教会最底层的一员，对方应表示对教长的顺从，不能公开批评他。红衣主教迦耶坦最后说，唯一的问题是要宣布对路德的惩罚。

1518年10月7日，路德（右）与红衣主教迦耶坦（左）会面。

事实上，红衣主教早已作出了决定：冒犯者必须公开撤销诋毁言论，且发誓不再质疑教皇权威。对此路德当即拒绝。红衣主教恼羞成怒，解除了这个不知悔改的神父的教职，并下令以后不许再出现在自己面前；除非他双膝跪地，无条件地撤回之前言论。随后，红衣主教秘密起草了一份措辞强硬的谴责路德的公告，并派特使立即送给英明的腓特烈。

这一切都被暗探看在眼里，并立即报告给了萨克森议员们——在当时，暗探无处不在，每个国王专制国家都会在另一国建立间谍网，而最大和最严密的间谍网位于梵蒂冈。据可靠情报，路德即将被戴上脚链押往意大利，于是他被秘密地从侧门转移出去，藏在一辆马车内，匆忙逃离了这座城市。这个过程相当惊险，因为教会正准备诱捕他。红衣主教迦耶坦再次写信给腓特烈三世，要求立即将路德押往意大利。这一要求再次遭到拒绝。虽然路德的处境暂时安全，但他还是流亡在一个暂时还没有决定引渡他的国家。

在安全回到维滕贝格后，路德把与红衣主教的争论写成了生动的文字，散发到德国各地。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他写道：“这是我的拙作，请你以圣保罗的名义替我证明一下，现在的罗马教廷是不是受到一群反教会人士的把持。”路德及其追随者的言语越来越具有攻击性，他们对教皇的态度也变得越来越藐视。教皇再次要求他来罗马忏悔，并且答应提供旅途费用。路德又一次觉得自己在维滕贝格是危险的，而且这种危险与日俱增。教皇和他的红衣主教们会不择手段地审判异端邪说。欧洲所有国王都有义务将教会认定的异端者交给教会。不过最近教皇对执行这一权力越来越谨慎。随着教皇影响力的下降，很显然迟早有一天会有无视法律的君王会连教皇也藐视。现在这一警戒线开始变得模糊。没有任何君王拒绝移交异端者——成千上万的人因触犯了教会而被绑在火柱上活活烧死，尽管他们的“罪孽”远不像路德这样明目张胆；任何胆敢挑战教皇权威的人都会被判成异端者，要被处以死刑。在路德之前，德国有4个人因叛教而被处死，而他们的罪名与路德的罪名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埃尔福特的约翰·冯·韦赛尔（Johan von Wesel of Erfurt），与路德一样，也是名教授，也抵制赎罪券，并且告诉学生：“我鄙视教皇、教会、委员会，我只崇拜耶稣。”尽管后来他被迫收回了这些言论，但还是被判处了死刑。和他有同样遭遇的还有奥格斯堡的约翰和卢因兄弟及韦赛尔·甘斯弗特（Wesel Gansfort）。前者宣称赎罪券是场骗局，后者则彻底否认赎罪券、赦免和炼狱，声称《圣经》是信仰和救赎的唯一来源。

路德后来这样说到甘斯弗特：“如果我早拜读了他的作品，那么我的敌人也许会认为我是从他那里继承了所有思想，从这一点来说，我们两个人还是心有灵犀的。”这种情况同样适用其他人，如果他们有罪，那么路德也有罪。他在印刷出版物、布道台和讲台上公开藐视梵蒂冈。所缺的不过是在一个教会机构前正式承认。然而在1519年6月27日，在从奥格斯堡逃离8个月之后，路德无意间在莱比锡普莱森堡（Pleissenberg）的一个满饰挂绣帷的大厅内给对方提供了一次这样的机会。

事实上，路德可以利用自己的威望缺席莱比锡大辩论。路德的委托人是他在维滕贝格大学的同事安德里斯·博登斯坦（Andreas Bodenstein），根据其籍贯，后人通常叫他为“卡尔斯塔特教授”（Professor Karlstadt）。在约翰·厄克针对路德的论文发表了《方尖塔》后，卡尔斯塔特与天主教会也开始直接发生冲突。当时路德正在海德堡忙于准备奥格斯堡会晤，其论点只有书本后面的潦草笔记。而卡尔斯塔特迫切希望能参加这场辩论，准备了一本写有379条论点的手稿，在发表前又增加了26条新论点。现在因为厄克的挑战，路德发现自己不知不觉卷入了这场大辩论的漩涡之中。

这场辩论现场座无虚席。大部分听众都是神学家和贵族，不过还有一个由维滕贝格学生组成的特别代表团，他们手持木棍，时刻准备为他们的教授而战。他们的眼睛时刻注视着辩论的主席——萨克森的乔治公爵。乔治公爵是英明的腓特烈的堂兄，但与腓特烈三世不同，他是个顽固的保守分子，因而对路德充满了敌视。路德出席辩论完全是出于个人忠诚。他是名英勇的战士和出色的辩论者，但卡尔斯塔特则完全不是，尽管他也有一定才华。厄克企图在辩论上彻底击垮路德。路德清楚厄克完全有能力做到，但想看一下自己离开大厅时受挫的场景。

路德与厄克在辩论中。

最终，厄克在辩论中占了上风，取得了出人意料的胜利。之后，他大肆宣扬自己的获胜——他确实有这个权利。当路德加入辩论、支援同事时，厄克巧妙地给他布下圈套，把他逼入死角。辩论一开始按部就班，主要争论的是一个世纪前的康斯坦茨大公会议上晦涩的问题，包括改革教会、结束基督教分裂（当时有3个互相对抗的教皇）和镇压异端。由于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的用意，路德按照厄克的指引，坦率地讨论了波希米亚殉道者扬·胡斯的悲惨遭遇。

作为捷克第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胡斯一直希望建立波希米亚国家教会。在担任圣职后，他兼任了布拉格大学校长和哲学系主任。他在布拉格一边授课一边布道，随着波希米亚人民族认同感的上升，他的声望也达到了最高。由于他试图结束神父们的恶习，最终得罪了教会的上层人士。尽管被开除了教籍，但他还是在波希米亚国王温塞斯拉斯四世（Wenceslas Ⅳ）的庇护下继续传道。

之后胡斯逐渐疏远教会上层人士，这使得波希米亚国王颇有怨言。1411年， 对立教皇 注64 约翰二十三世为了支付战争开支，要求捷克购买大量赎罪券。而胡斯则认为战争是世俗世界的事物，利用教会的权力去支撑战争是不可接受的。由于教皇答应温塞斯拉斯四世能够从贩卖赎罪券所得的钱中分得一部分，因此国王开始公开反对胡斯。胡斯不得不在农民信众的保护下躲藏起来，同时著书写作为自己的观点辩护。1414年康斯坦茨大公会议召开，他接到发表演说的邀请。他接受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西格斯蒙德颁发给他的安全通行证，但这无疑是自投罗网，因为西格斯蒙德出卖了他，将他交给了分裂教皇（schismatic pope）。随后，胡斯被敌对方组成的审判团判为异端分子，并被绑在火刑柱上烧死。

如果路德赞同教会对胡斯的处罚，甚至回避这一问题，那么他的改革运动会陷入失败，而他本人也会被世人，甚至自己的学生所鄙视，认为他是个懦夫、虚伪之人。恰好相反，路德表示即使是大公会议也可能出现失误。他公开宣称胡斯是对的，他的宗教思想也是对的；那些背弃、谴责他的人才是厚颜无耻的、让教会蒙羞的人。

这么做确实需要相当的勇气，不过它也带来了严重后果。路德一开始只是在赎罪券问题上与罗马教廷有些分歧，而现在他已经在基督教世界公开挑战教皇权威，在所有欧洲人面前承认自己是个不思悔改、绝不忏悔的“叛教者”。路德对此当然非常清楚，他一走出普莱森堡，就被学生们簇拥保护起来，但他本人却早已惊出了一身冷汗。

扬·胡斯（约1369～1415）是捷克宗教改革运动的先驱，最终以异端的名义被下入监牢中。在经过长达8个月的监禁后，胡斯被绑在火刑柱上活活烧死。

在路德被羞辱后的第二天，神圣罗马帝国的七大选帝侯聚集在法兰克福，推选新的皇帝，因为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已经在6个月前去世了。在教皇利奥十世看来，选择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的继任者要比弥合天主教的分裂重要得多——这从侧面也说明教皇分辨不出事情的轻重缓急。历史学家们相信，路德本来可以被镇压住，只要作为基督代理人和基督教精神领袖的教皇能采取果断行动制止他。但教皇从一开始就犹豫不决，行动迟缓，专注于其他琐屑事情，每晚在书籍上花了过多时间。利奥十世不是博尔吉亚家族那样的人，他在很多方面都比路德要受人尊重。作为美第奇家族的族长，他是位诗人，而且享有很高的声誉。他也是文艺复兴运动的主要赞助者之一，酷爱文学艺术，尤其是对古典文学情有独钟。在对待文学上他也足够包容，当读到伊拉斯谟针对他的讽刺作品时，他只是一笑置之，甚至欣赏人文学者这样描述教会统治者，这使得当时的知识分子能够自由写作，当然前提是他们要用拉丁文写作，因为这样他们的作品才不会在目不识丁的大众中引发骚动。

“选帝侯”是德国历史上的一种特殊现象，这种制度让神圣罗马帝国成功延续了八百多年。

但教皇身边的人认为利奥十世有三个性格缺陷：见识肤浅，挥霍无度，缺乏判断力。而最后一个是他的致命缺点，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导致了基督教的衰弱。由于教皇没有采取果断行动，维滕贝格的“毒瘤”逐渐扩散。而利奥十世对此毫无察觉，直到路德的《九十五条论纲》发表后3年，他才对路德下达最后通牒，而这个时候德国的局势已经完全失去了控制。

任何尽职尽责的教皇都可以在1517年之前就平息这次叛乱，他可以命令腓特烈三世使这个桀骜不驯的奥古斯丁教义者保持沉默、将之逮捕，甚至对他实施火刑。然而利奥十世出于世俗事务的原因，一直在讨好腓特烈三世。当时很多人都清楚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很快就会驾崩，欧洲所有的诸侯都有资格继承他的帝位，尤其是有3个实力最强的国王希望最大，他们分别是英格兰的亨利八世，法国的弗朗索瓦一世，以及西班牙年轻有为的卡洛斯一世。

亨利八世可以忽略不计，因为他没有足够的资金，而且也没有兴趣去竞选皇帝。这位精力充沛的英格兰国王只对真正的权力而非虚幻的权力感兴趣。他很清楚，尽管这个头衔看上去很诱人，但帝国实力早已不复当初。现在它的名字已经改成德意志罗马帝国，成了一个松散的帝国。皇帝的影响力只局限在他自己的王国里。皇帝由七大选帝侯推举而出，他们分别是美因茨大主教、特里尔大主教、科隆大主教、莱茵—普法尔茨伯爵、波希米亚国王、勃兰登堡侯爵，还有路德的赞助人——萨克森—维滕贝格公爵腓特烈三世。

与亨利八世不同，法国国王和西班牙国王一直在觊觎皇帝宝座。尽管这个皇帝只剩下了个空头衔，但还是有很强的号召力，而且与教皇关系紧密。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已经证实过，只要利用得好，还是能够用这个头衔赚取巨大利益的。然而教皇利奥十世并没有看中卡洛斯一世和弗朗索瓦一世。新的皇帝如果过于强势，就会掌控整个德国，并将德国与法国或西班牙联合起来，从而破坏意大利自1494年以来对欧洲权力的制衡。利奥十世更倾向于选择一个实力相对弱小的诸侯，而萨克森的腓特烈三世在选帝侯中资格最老，这最终让利奥十世选择了他。这也是当初腓特烈三世对路德从轻发落时，利奥十世没有表示反对的原因。除了利奥十世，任何教皇都不会派一位枢机主教去和一名修道士讨价还价——迦耶坦红衣主教误解了他被派往奥格斯堡的使命，因为按照以往的情况，这种使命本身就很隐晦——也不会容忍路德的小册子这样侮辱教廷，并且从维滕贝格扩散开来。为了取悦腓特烈三世，利奥十世甚至派遣冯·米尔提兹到维滕贝格，授予他“黄金玫瑰”（the Golden Rose），这是教皇给予诸侯的最高荣誉。利奥十世希望借此增加萨克森公爵在法兰克福选帝会议上的成功率。而腓特烈三世作为一个正直讲信誉的人，直接将米尔提兹打发回了罗马。

这无疑是一个愚蠢的举动。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一世并没有放弃，他打算像博尔吉亚竞选教皇那样成为皇帝查理五世——用钱买皇帝宝座。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不惜债台高筑，但他有很多抵押品。他统治的领土不仅包括西班牙本土，还包括西西里、撒丁岛、那不勒斯、西班牙海外属地，以及哈布斯堡家族在奥地利、荷兰、佛兰德斯和弗朗什孔泰（Franche-Comté）的租借地。虽然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早已过时，但“价格”却并不便宜；他的“赞助费”——给选帝侯的明码标价的贿赂——达到了惊人的85万达克特金币，其中54.3万达克特币是向富格尔家族借的。

在欧洲人心目中，查理五世（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一世，1500～1558），是“哈布斯堡王朝争霸时代”的主角，也开启了西班牙“日不落帝国”的时代。

德国的实力，一方面与路德不可分割，另一方面也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富格尔家族及其同行。他们不管借款人的头衔有多高，都坚持必须要按时还款；当新的皇帝拖欠还款时，雅各布·富格尔二世威胁要揭发他：“众所周知，没有我的帮助，陛下是不可能登上皇帝宝座的，我手上有所有选帝侯写的证明。”他这样赤裸裸地写道，并威胁说一定说到做到，除非卡洛斯一世立即声明“把借我的所有钱连同利息立即偿还给我，不得延迟”。最终卡洛斯一世被迫进行了偿还——主要是通过授予富格尔家族在西班牙征收税款的特权。

卡洛斯一世如愿以偿地被推举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但加冕典礼要在一年后举行。这么长的时间足够结交盟友、宣战并赢得战争、改朝换代或者推翻选帝侯的决议。教皇利奥十世顽固地拒绝承认失败，不承认卡洛斯一世的皇帝身份，而且继续讨好英明的腓特烈。他似乎准备无限制地容忍维滕贝格的叛逆，相信这个问题只要处理得当，是可以和平解决的。路德及其追随者的矛盾心理更加深了他的这一想法。在莱比锡大辩论前，路德就经历了认同感危机，他一直在尝试为教皇权力和教皇关系下定义。1519年1月，与冯·米尔提兹于阿尔滕堡（Altenburg）会晤期间，他似乎也在急于维护基督教的统一，表示只要他的敌人不再攻击他，那他也不会再主动攻击。他甚至准备发表声明，承认向圣徒祈祷的意义和炼狱的存在。他也愿意要求追随者与教会和解，甚至承认赎罪券对于减轻触犯教规罪孽的作用。他还给在修道院已经奄奄一息的特泽尔送去一封书信，表示他们之间的矛盾在这场宗教大冲突中微乎其微。在3月份，路德甚至给教皇送去一封臣服信。

年轻时候的路德修士——在他28岁时——第一次目睹了天主教首都并对它顶礼膜拜。当时，作为一个虔诚的朝圣者，他在圣迹前屈膝跪拜，在罗马圣坛前瞻仰，并且跪着爬上了圣阶。现在他怀着同样的激动心情给教皇写信。教皇很快给了他友好的答复，邀请他前往罗马忏悔，然而就在此时，路德内心的挣扎开始加剧。最终，他再次拒绝了利奥十世伸出的橄榄枝。毕竟，维滕贝格是“叛教者”的庇护地，而且随着他“黑暗的灵魂”逐渐显现，最终他彻底地与罗马分道扬镳。创造历史的路德——任性、无私、固执、虔诚、聪明、藐视知识和艺术，但有着很强的信仰，受到纯粹的、新发现的基督教精神所驱使——就这样诞生了。

在一篇短小精悍的文章中，路德这样分析自己的喜怒无常：“我是为战斗而生的，与各种派别、魔鬼作斗争，所以我写的书都是激烈的、好斗的。我必须清除残枝败叶，拔掉所有荆棘，填满沟渠壑谷，同时我也是个激进的林务员，负责开辟道路并将其打理得井井有条。”在第二次违抗教皇后，路德在给腓特烈三世的牧师乔治·斯帕拉丁（Georg Spalatin）的信中这样写道：“我现在也不知道教皇究竟是反基督教者还是圣人。”他以一种温和而又充满革命性的语气写道， “必须要发动一场基督教和世俗世界的革命。” 注65

路德的追随者也和他一样脾气暴躁，暴躁是将他们联系在一起的纽带。他们越来越——尤其是在莱比锡辩论后——像一支暴乱的军队，维滕贝格是司令部，而上帝赞美诗则是进行曲。路德的支持者也写过一些论战文章，但都没有他写的那样激烈。

在读完教廷写的冗长的、毫不妥协的和宣称教皇权力至高无上的文章后，他发表了《典范》（Epitome）一文，开头就将罗马称为“被鲜血染红的巴比伦”，而教廷则是撒旦的犹太人教堂。要放在3年前，看到这样辱骂教皇的文章，他一定会大吃一惊，更不用说还要自己动手写。现在，这还只是个序幕。

他写道：“教皇职位是恶魔的教堂。”“恶魔设立了教皇职位。”“恶魔通过教皇来统治教民。”“恶魔给罗马带来了淫乱和堕落。”他写道，除非“天主教徒”抑制住他们的愤怒——好像他自己就很温和似的——“没有任何补救方法，除非真正的基督徒拿起武器战斗……用利剑而非文字来解决问题……既然我们用绞刑台来对付小偷，用刀来对付强盗，用火刑来烧死异教徒，那么我们为什么不拿起武器去攻击那些罪恶之徒，那些枢机主教、教皇，以及所有让基督教堕落的 所多玛 注66 之民，让我们的手上沾满他们的鲜血呢？”

教皇利奥十世的宽容似乎是无限的，但路德的上述言论未免也太过分了。抗议赎罪券的滥用在那些严守教规的人的眼里被视作是异教徒的行为，煽动谋杀更是完全无法容忍的。如果罪犯是个愚昧无知的平信徒，那么怂恿消灭教皇和他的枢机主教就犯了重罪。作为一名声名显赫的神学家，教皇没有及时制止住叛教行为。这一年6月，警惕性很强的厄克（现在正在全力追查异教徒首领）抵达罗马，同时带来路德新的布道手抄本，该布道公然质疑教皇革除教籍的权力。此外厄克还向教皇详细报告说路德及其追随者正在中欧和瑞士肆无忌惮地传播“异端邪说”。在卡洛斯一世加冕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典礼上，利奥十世与卡洛斯一世正式达成和解，并开始采取行动。1520年6月15日，利奥十世宣称教皇已经处于岌岌可危的处境，“杂草已经蔓延到上帝的葡萄园”，于是发布了《主，起来吧》（Exsurge Domine）通谕，其中包含42条谴责路德异端的论点，下令焚毁路德的所有作品，要求他悬崖勒马，重回正道，并且限令他于60天内来罗马，宣布放弃异端邪说。

然而，60天过去了，路德仍然还在维滕贝格，教廷最终颁布了将他开除教籍的通谕。不过这份通谕并不是利奥十世签署的，而且在他的坚持下，它也没有成为最后的《宜乎罗马教宗》（Decet Romanum Pontificem），从而避免了把路德打入万劫不复的地狱。尽管如此，路德还是被公开点名并受到谴责。所有基督徒都不得听他说话，也不能和他交谈，甚至连看他一眼也不能。只要他一出现，所有的宗教仪式都必须暂停举行。他被宣布驱离教会，任何国王、诸侯和贵族都不得接纳他，并且有义务将他押送到罗马。

这就是1520年6月15日，利奥十世发布的《主，起来吧》通谕的封面图。通谕限令路德在收到通谕之后的60天内来罗马，并宣布放弃异端邪说，否则将把路德逐出教会。然而由于支持者的阻挠，路德在10月10号才收到通谕，并且在60天后当众将通谕烧毁。

路德随后写了一系列讽刺的小册子以作为反击。当得知自己的书在罗马被焚毁时，他决定采取一个高调行动来表达对教皇的藐视。在他的授意下，他的大学同事在第二天，也就是12月10日早上，将维滕贝格大学“虔诚而又好学的”学生聚集在城外的埃尔斯特门附近。他们在那里早已准备好一堆篝火。情绪激动的学生将大学图书馆的书架清空，并点燃了书籍。最终路德出现，手里拿着教皇的通谕，将它扔进火堆，同时口中念叨：“因为你败坏了上帝的真理，愿上帝在熊熊大火中将你毁灭。”大火一直持续到傍晚。第二天路德又召集学生。这一次他公开宣称，任何拒绝与教廷断绝关系的人都不会得到救赎。杜兰特后来这样写道：“路德已经将教皇开除出教籍了。”

1520年12月10日，路德当众烧毁了教皇通谕。至此，路德被迫与教廷彻底决裂。

烧毁教皇的通谕当然是死罪，但路德没有犯法，因为这个通谕本身就是违法的。在混乱的梵蒂冈，教廷从内到外都被“背叛”了。60天通牒的倒计时从《主，起来吧》颁布的6月15日开始算起，到8月14日谴责路德为止。然而，按照当时教会的法律，这一“恩典”的开始时间应该从路德收到通谕的那一天算起，这样其谋反者的罪名才真正成立。

路德原本应该在7月底就能收到通谕。当时正值夏季，气候干燥，从罗马到维滕贝格这段路程，任何信使都能在7个星期内走完。然而直到10月路德才拿到通谕。这种不公正本身并不重要，而路德烧毁了通谕以及与教皇的联系。这一延迟的意义在于对破坏者的身份识别上。在罗马任职的德国大主教将通谕扣留了近4个月。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代表了广大德国民众的意志。拯救路德的不是他事业的公正性，而是在神圣罗马帝国衰弱后留下的政治真空，他的祖国以及欧洲所有地方都出现了一个新事物：民族国家。

生活在阿尔卑斯山两侧的民族，它们关系的紧张程度甚至超过了一直势不两立的西班牙和葡萄牙。这种紧张关系由来已久。自从5世纪以来，中欧民族在对待教皇的态度上既有虔诚恭顺，又有敌视不满，他们清楚地记得，当时阿拉里克率领他们的祖先洗劫了罗马。他们也记得——痛苦的回忆——600年后教皇格列高利七世是如何羞辱他们的国王，迫使他在卡诺萨的雪地里跪了整整三天三夜才赦免他。尽管德意志的权力还分散在300多个大小不一的公侯手里，但作为德意志民族，他们有着共同的语言、文化，从而产生共同的民族认同感。他们在这一时期的共同点也许会有所夸大，但他们开始觉得自己都属于德意志民族，卡诺萨之辱和其他旧伤被重新打开并得到调治。

罗德里戈·博尔吉亚，也就是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在1500年正式颁布永久赎罪券，之后德国的朝圣者穿过勃伦纳山口，带回梵蒂冈的大量荒唐故事。但德国兴起的反教会思潮的原因并不仅仅是由于这些流言。对于一个在民族精神下团结一致的民族来说，梵蒂冈的专制和蛮横越来越难以忍受。罗马声称任何君王只有受到教皇的承认才是合法的。理论上，任何皇帝、国王和公侯如果顶撞了教皇，都会被废黜，甚至不需要任何理由。神职人员就像后来的外交官一样享有法律豁免权。法官不能审判处罚任何神父，即使他犯了强奸和谋杀罪，而且一旦世俗法庭和宗教法庭发生冲突时，教皇通常会偏袒宗教法庭。

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差点与梵蒂冈关系破裂。1508年，因为威尼斯的反对，他被禁止前往罗马举行加冕仪式。分裂者比萨大公会议（Council of Pisa）推举他为教皇，但他拒绝了，一年后他开始考虑将德国教会从教廷中分离出来。尽管最终他被说服不可能获得德国诸侯的支持，但他还是命令人文学者雅各布·维姆菲林（Jakob Wimpheling）起草了一份控诉教皇的文书。

维姆菲林在控诉书的最前面首先抗议梵蒂冈有系统地对德国纳税人、实业家和贵族进行洗劫。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宣称教皇在德国境内搜刮的钱财比他本人的收入要多100倍——这当然是夸大；至于商人，作为德国社会兴起的最有活力的阶层，发现自己在与不用纳税的寺院经济相竞争。在路德出现并且领导愤怒的同胞之前，美因茨大主教的助理就在写给意大利枢机主教的信中愤怒地写道：“税收不仅苛刻，而且不能有任何延误……战争什一税甚至在未咨询德国教长的同意下就开始征收。原本要在德国国内处理的诉讼案也被匆忙地转交给宗教法庭。德国人被当成富有的、愚蠢的野蛮人，受到各种方式的残酷剥削……德国多年来一直处于落后境地，抱怨自己的贫穷和悲惨命运。但是现在她已经从睡眠中清醒；现在她已经挣脱枷锁，重新赢回祖先的自由。”

他的同胞、牧师，甚至教长也这样认为。贝特霍尔德·冯·亨尼伯格（Berthold von Henneberg）大主教这样写道：“意大利人应该为德国人的服务支付报酬，不能让教会机构一直这样勒索钱财。”但他的话被忽视了。虔诚的教民与教会的关系越来越恶化。当卡尔·冯·米尔提兹到阿尔藤堡会见路德时，他惊奇地发现至少一半的德国人都反对梵蒂冈。这样的情况在萨克森尤其严峻，以至于米尔提兹对当地人提出的任何问题都给予回避，而且装出一副无辜的样子，否认自己是受教皇委派而来的。

一位天主教历史学家这样写道：“对教会和神父的憎恨情绪正在德国各地民众中蔓延……‘杀死神父’的口号已从秘密转为公开。”虽然教皇本人还没有察觉到这种与日俱增的不满，但教廷却很清楚。为了防止叛乱之火燃起，教廷决定德国可以不再受异端裁判所管辖。而早在1516年，即路德将《九十五条论纲》贴在教堂大门的前一年，教皇身边的一个重要幕僚就提醒他要警惕中欧可能发生的“叛乱”。

这个人叫吉罗拉莫·阿莱安德罗，拉丁名字叫谢罗尼莫斯·阿雷德（Hieronymus Aleander）。他来自威尼斯，当时只有40岁，长相英俊，弯弯的眉毛，目光犀利，嘴巴噘起，一副教授的模样。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样的看法还算恰当。阿莱安德罗是位知识渊博的神职人员。他是一名人文学者，而且未来还会成为枢机主教，同时也是欧洲德高望重的知识分子——巴黎大学校长伊拉斯谟的同事，能够说一口流利的拉丁语，是威尼斯和奥尔良受人尊敬的讲师。他也是个做事果断的人，未来将成为路德强劲的天主教对手。阿莱安德罗在访问奥地利期间，就已经预感到了一场即将到来的“暴动”。他告诉教皇利奥十世，他在奥地利一直听到当地人嘀咕着期待能有一个人站出来带领他们反对教皇。

阿戈斯蒂诺·维纳齐亚诺（Agostino Veneziano）于1536年创作的关于吉罗拉莫·阿莱安德罗的一幅版画。

当教皇发出一份对整个基督教界都有约束力的通谕时，按照惯例，他要派遣德高望重的特使携带通谕副本，将其贴在人群聚集之地。利奥十世的《主，起来吧》就是这样的一份通谕，而负责将路德的“丑闻”带到全德国的教皇特使便是阿莱安德罗和约翰·厄克。被选为特使是件荣誉之事，厄克还沉浸在一年前的莱比锡辩论中战胜路德的喜悦中，于是欣然出发。

而阿莱安德罗则想起了自己之前的预感，因而没有那么乐观。早在接受这项任务时，梵蒂冈方面便警告说对他们的“接待”可能不会一帆风顺。虽然路德在罗马已经受到谴责，但在北方地区依然广受拥戴。他的支持者包括帝国的侍卫长、七大选帝侯之一的弗兰茨·冯·济金根（Franz von Sickingen），神学家菲利普·梅兰希通，诗人、纽伦堡议员拉兹阿拉斯·斯蓬勒（Lazaras Spengler），将希腊古典文学翻译成拉丁文的翻译家威廉巴特·匹克海姆（Willibald Pirkheimer）。阿尔布雷特·丢勒也在为路德祈祷。卡尔斯塔特也响应路德，出版了《天主教圣经正典》（De Canonicis Scripturis Libellus），这是一本赞扬《圣经》，谴责教皇、使徒书、传统和大公会议的小册子。就连美因茨的阿尔布雷特大主教也一直在包庇这些叛教者。

这些都是德国著名的保守主义者。乌尔里希·冯·胡滕却不是以保守出名；他以新路德宗（Lutheran Church）的身份创作出了言辞激烈、充满火药味的作品。为了呼吁德国人从罗马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他出版了一份古希腊的手抄本，并且直截了当地指出，“我们的祖先”——哥特人和匈人——“即使在罗马的军事实力最强的时候，也绝不向罗马人屈服，我们不会向贪婪好色、没有阳刚之气的奴隶屈服，也不会把我们自己的命运交到那些荒唐的牧师手里”。伊拉斯谟要求他保持沉默，但他的言辞越来越犀利，反抗越来越剧烈。1520年，他发表了要求从罗马独立的《谈话集》（Gespräche），以散文式的对话，将梵蒂冈称为“庞大的吸血虫”，并且还补充道：“教皇是强盗头目，他的手下占据了教廷……整个罗马都被罪孽所笼罩。难道我们不应该将这种受诅咒的人包围并驱逐出去吗？”

厄克和阿莱安德罗开始小心翼翼地行动。在多贝尔恩（Döbeln）、图高（Turgan）和莱比锡，印有醒目红字封印的教皇布告被撕下来。厄克大吃一惊。在莱比锡怎么可能发生这种事情呢？一年前厄克还与路德在这座天主教城市辩论，并且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他原以为自己会受到众人的尊重和崇拜的。但维滕贝格的异教徒藐视任何惯例。事实上，谦虚的路德在普莱森堡犯了个严重错误。在埃尔福特，很多教授，甚至包括神父，都鄙视厄克、阿莱安德罗和教皇通谕；之后一群暴动的学生抵达，将剩余的所有通谕扔进河里。厄克惊恐万分， 连夜逃走 注67 。

阿莱安德罗则表现得沉着冷静——至少在当时如此。然而仅仅过了6个月，他也被这种局势吓到，从黑森写信给教廷：“所有德国人都拿起武器反抗罗马……教皇颁布的驱逐路德出教会的通谕被公开嘲笑。很多人都拒绝接受忏悔仪式的圣餐……画家画了马丁的头像，并给他涂上光环。人们亲吻画像，并且争先恐后地购买，以致我连一张都没有获得……我也不敢在大街上走动，因为德国人会手握刀剑，咬牙切齿地盯着我。我希望教皇能够给我一张永久赎罪券，并且万一我有什么不测，替我照顾好我的兄弟姐妹。”

路德在维滕贝格一切顺利。1520年6月11日——《主，起来吧》通谕颁布4天前——他写信给施巴拉丁（Spalatin）：“我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了。我现在对罗马的愤怒充满了鄙视，正如之前我崇拜他们一样。我至死都不会与他们和解……让他们谴责我，烧毁我的作品吧，我也会以牙还牙地反击……现在我不再害怕，我将出版一本德语的宗教改革书籍来反对教皇，用对待反基督者那样的暴力语言反对他。”

“我将出版一本德语的宗教改革书籍……”尽管路德性格怪僻，有很多自相矛盾之处，甚至有一些是被人指责的，但他从来就不是一个“愚蠢”的人。一开始有人认为他愚蠢，但1520年发生的众多事情却推翻了这种观点，这一方面是因为教皇的犹豫不决，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路德拥有敏锐的政治直觉。他不仅领悟到了德国正在兴起的强大的民族精神，也想到了一种能够好好利用这种精神的方式。

之前提到过，像罗马帝国一样，中世纪的诸侯，只培养一群语言学精英，而让广大人民目不识丁。上层罗马人士学的是希腊语词汇和语法，尽管这些词汇和语法与拉丁语相冲突。这样造成的直接后果便是很多帝国臣民都看不懂严肃的文本。他们的继承者延续了这种做法，将拉丁文定为官方用文。

随着大量口语化的新词开始涌现，崇拜古典的人文主义学者事实上扮演了破坏者的角色，他们强烈抨击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因为这些人用托斯卡纳或意大利方言写作。意大利16世纪时期的知识分子，例如马基雅维利、阿里奥斯托、卡斯蒂利奥奈等，都用托斯卡纳语和意大利语发表作品，这股思潮就是要反对他们。在欧洲的一些地方——法国、卡斯蒂利亚、葡萄牙，甚至还有英格兰——都在用本土语言出版作品。

然而，在欧洲其他地方，拉丁语则完全如天书一样晦涩难懂。所有人——除了教会的高级神职人员、知识分子以及腰缠万贯的贵族——都看不懂统治者颁布的正式公告、法律和声明；听不懂礼拜仪式、赞美诗和教会的神圣仪式；当然，也看不懂《圣经》。即使是当时的文学作品他们也看不懂，更不用说政治宣传的小册子了。当然也有一些作家的作品例外，例如英格兰的约翰·高尔（John Gower）、杰弗里·乔叟、威廉·兰格伦（William Langland）以及法国的弗朗索瓦·维庸。然而，维庸是个很特别的例子。其他法国人认为严肃的作品不能用通俗的语言写作，因而都用拉丁语来创作，这些作品被戏谑地称为“高贵的修辞本”。

在路德的祖国，塞巴斯蒂安·勃兰特的《愚人船》是部独一无二的巨著。尽管如此，勃兰特并非人文主义学者，其作品也不能代表文艺复兴；相反，他是中世纪思想的代表者。虽然德国也出现了本土语言的文学作品，但这些由古登堡的继承者出版的书大都是一些轻松的娱乐作品——民间故事、古代国王的史诗、 布伦希尔德 注68 的传奇67——它们像糟糕年份生产的劣质酒一样倒给教民。这些教民听不懂牧师的布道，更不用说3年前在维滕贝格发生的、让教皇夜不能寐的一系列大事。

这是1549版的《愚人船》的封面。这部由塞巴斯蒂安·勃兰特于1494年创作的讽刺长诗并“不是文艺复兴的胜利，相反，它是中世纪思潮的全面体现”。

另外一点，也是最关键的一点，萨克森、奥地利、黑森、波美拉尼亚、巴伐利亚、西里西亚、勃兰登堡和维斯特伐利亚等地的大部分贵族——在接下来的冬季即将决定路德命运的小诸侯——同样不会拉丁语。只有富人才能为孩子请得起拉丁语教师。当时的中欧确实有一些有钱人，但他们都是商人，而按照当时的传统，商人是不能成为贵族的。冯·胡滕尖刻的小册子对于他们和农民都是一堆废纸。但是和农民一样，他们懂方言。拉丁语表达准确，充满节奏感，富有逻辑，对学者来说是精神大餐，但是路德清楚，只要他用简单的德语向信众演说，便可以让自己更加令人印象深刻，更加有辩服力，更加能打动人心。

在德国马丁发表的第一份抗议是《高尚的布道》（Sermon von den guten Werken），时间是1520年6月，即教皇颁布《主，起来吧》通谕后几天。紧接着，他又发表了3本抗议小册子，第一本是《致德意志基督教贵族公开书》（An den christlichen Adel deutscher Nation）——全名是《关于基督教改革而致德意志基督教贵族公开书》（An Open Letter to the Christian Nobility of the German Nation Corcerning the Reform of the Christian Estate）——以及最后一本：《论基督徒的自由》（On the Freedom of a Christian Man）。总而言之，这些小册子对罗马天主教的虚伪、圣礼、神学阐释及世俗宗教事务等进行了毫无保留（甚至是无情）的攻击。

所有小册子都猛烈抨击教皇（“啊，教皇，你不是最神圣的人，而是最邪恶的人。上帝会把你从皇位上赶下来，把你打入无底深渊！”），并赤裸裸地激发了德国的爱国主义。从这些控诉来看，罗马最大的罪孽，既不在《圣经》上，也不在神学上，而是对德国的残酷剥削，尤其是意大利对德国的经济剥削。据路德自己估计，每年至少有30万 基尔德 注69 金币从德国流向罗马。他写道：“我们已经找出问题的本质了。”

在这之前，当路德将《九十五条论纲》贴在教堂门口时，人们还一直以为赎罪券就是问题的核心。从那以后，路德就抨击了天主教七大圣礼中的四个，只为洗礼、圣餐和忏悔辩护，对其余圣礼和圣体变质说则予以否认。现在他对富格尔家族的不满已经超过了对神学家的不满。“为什么我们德国人必须要忍受教皇抢劫和掠夺我们的财产？……既然我们会将小偷和强盗绳之以法，那为什么要让贪婪的教皇逍遥法外呢？他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小偷和强盗，而且还是以基督和圣保罗的名义！谁愿意再继续忍受、保持沉默？”

马丁·路德当然不会。他希望教皇的代言人被驱逐出德国，德国的神父宣布与梵蒂冈脱离关系，同时建立德国宗教，而美因茨大主教将成为新宗教的领袖。现在他的这些观点已经大大出人意料了，没有神学家，至少是罗马以外的神学家会提出这些观点。1520年10月6日，当阿莱安德罗和厄克还在德国饱受煎熬，将谴责路德的通谕粘贴上去，又眼睁睁地看着它们被撕下时，路德也用德语和拉丁语发表了一份声明，控诉耶稣建立的教会已经被教皇一个人把持了一千多年，并且把基督教的道德和信仰都败坏了。他否认婚姻也是圣礼，认为如果一个女人的丈夫是阳痿者，那么她可以与其他男人发生关系并怀孕，从而替她丈夫生下小孩。如果他拒绝，那她可以选择离婚，尽管路德认为重婚比离婚更明智。最后，他重申了自己的反抗：“我最近听说教皇发布了谴责我的通谕，并且要求我立即放弃我之前发表过的声明……果真如此的话，那我希望这本书就是我放弃声明的一部分。”

冯·米尔提兹看了之后大为震惊，但仍然相信维滕贝格的路德和罗马的教皇还是有希望达成和解的。1520年10月11日，这位萨克森年轻的传道士、教皇的发言人，来到维滕贝格，提议道：他会设法让教皇撤回通谕，前提是路德给教皇写信，否认之前的攻击带有任何恶意，同时为宗教改革提供合理解释。路德同意了，在写给教皇的信中，告诉对方自己的攻击并不针对教皇个人（“众所周知，您的生活方式是高尚的，无可挑剔的”）。然而，紧接着他写道：

｛｛

但是教皇您，也就是罗马教廷，不能否认教廷比巴比伦和所多玛还要腐败堕落的事实，里面充斥着堕落、绝望和邪恶——这样的教廷为我所唾弃。……教廷已经成为小偷、妓女的天堂，罪恶、死亡和诅咒的王国……他们授予您阐释《圣经》的权力，以您的名义在教会内为所欲为、无恶不作。唉，撒旦早已经通过他们入侵了教廷。总之，不要再相信那些奉承您的人，信任那些让您谦虚的人吧。

现在路德已经不可能再得到救赎了。这些狂言妄语刺痛了教廷最深处，很快侍从开始行动，准备起草《宜乎罗马教宗》——对路德的最终绝罚令。当时的路德是否顽固不化不得而知，但直到1521年1月末教皇都还没有正式签署绝罚令，直到路德与教廷彻底决裂4个月后，德国也没有收到一份绝罚令副本。

事实上，这只是一个技术性问题。第一份通谕宣布他不再受法律保护，并将他开除出基督教后，不论是按法律还是习俗，他都应该是个亡命之徒，成为欧洲所有统治者的通缉犯。然而，所有人都在观望的事实——教皇也没有催促他们——在阿莱安德罗看来不能成为借口。他强压住心中的怒火，决定从“藐视法律”的首领——萨克森选帝侯英明的腓特烈那里入手。1520年10月23日，他在科隆见到了腓特烈三世。当时这位选帝侯心情很糟糕。他当时原本应该在亚琛，20岁的卡洛斯一世将在那里登基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这是他实现中世纪梦想的最后一步——建立一个包括所有基督教世界的统一帝国。腓特烈三世也有这样的梦想，为此他投了卡洛斯一世的票（没有接受任何贿赂），并一直在期待这一年的加冕礼。但是此时他已经60岁高龄了，并且之前一直暴饮暴食。现在他开始为此付出代价了。因为痛风，他已经无法行走，只能躺在科隆大学郊外的一所别墅内，身边还有一名医学教授照顾着。他看着自己浮肿的双脚，痛苦地呻吟着。

腓特烈三世曾在1519年谢绝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当选，因此被称为“英明的腓特烈”。

他隆重地接待了阿莱安德罗。对教皇的特使他还是要表现出尊重，而且在统治萨克森35年后，他对如何去搪塞任何有求于自己的人已经了然于心。但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智者，知道如何转移责任。在阿莱安德罗请求他逮捕路德后，他表示需要听听其他人的意见。幸运的是，他身边恰好就有这样的人。当时伊拉斯谟正在附近授课。腓特烈三世立即派人把伊拉斯谟请来，因为他很清楚，伊拉斯谟有着与路德一样的观点，而且还擅长雄辩。

伊拉斯谟果然不负众望。他告诉阿莱安德罗，逮捕路德是不公正的，因为所有人都知道教廷那些骇人听闻的行为已经严重损毁了其声誉，任何试图修正这些行为的举措都应该受到鼓励而非惩罚。腓特烈三世问他路德的最大过错是什么。伊拉斯谟语带嘲讽地列举了两个：“他攻击了头戴皇冠的教皇，还有大腹便便的神父。”至于《主，起来吧》，他质疑这份通谕的真实性。教皇是位绅士，而这份通谕的措辞完全不像是出自他的手笔。根据天主教历史学家帕斯托尔的记载，伊拉斯谟怀疑这是教廷内一些人的阴谋。腓特烈三世于是当着阿莱安德罗的面作出决定。他表示，路德已经对通谕提起了上诉，在这期间他是自由的。

他补充道——这一点让这位教皇特使大为不满——即使要审判路德，也必须在德国，而不是在罗马。阿莱安德罗匆忙返回亚琛，将事情一五一十地汇报给新皇帝卡洛斯一世。让他吃惊的是，卡洛斯一世竟然同意了腓特烈三世的做法。其实卡洛斯一世也不想这样。他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头衔因为西班牙国王的身份而暗淡不少。西班牙的情况与德国完全不同，在那里教会并没有受到什么挑战，而且西班牙的教长们绝不会容忍一个包庇异教徒的国王。当时西班牙和法国的战争迫在眉睫，他一直在试图与梵蒂冈结盟，从而让教皇资助自己的军队。而当初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竞选皇帝时，他承诺，在德国未经举行听证前，任何德国人都不能被定罪。所以他不得不作出这样的决定。但他表示，路德务必要出席预计于1521年1月27日在沃姆斯（Worms）召开的帝国议会。

沃姆斯位于莱茵河左岸、曼海姆（Mannheim）西北10英里处，是座历史悠久的城市，许多罗马、基督教和民间的故事就发生在那里。它曾经毁于匈奴人的铁蹄下，这段历史被记载在《尼伯龙根之歌》中。就在26年前，马克西米利安一世还在这里主持了上一次帝国议会，宣称取得了“永久和平”的终极成果。

这是一幅约1572年时的沃姆斯城市地图，出版于1572～1617年之间。

现在，这些话辛辣地讽刺了应皇帝圣旨而来参加集会的各界精英——帝国的大主教、主教、亲王、公爵、伯爵、侯爵和自由城市的代表，沃姆斯本身作为自由城市已有400年历史了。现在这些人的心情极不平静。让20岁的新皇帝失望的是，他们关心的只有一个话题：马丁·路德的命运。卡洛斯一世本来打算在这里审判这位异教徒教授（并且要给他定罪），但这不是他召开这次帝国会议的真正目的。他希望为即将与法国发生的战争做好动员，同时加强对帝国的统治、道德约束以及与梵蒂冈的联系，因为他需要梵蒂冈的支持以使匈牙利免受土耳其的骚扰。

为教皇拨款之事在第一次会议开始前就已经注定前途暗淡了。让皇帝感到震惊的是——当然让阿莱安德罗气愤不已——“德国贵族的代表团，”一位天主教历史学家写道，“都在为路德的演说鼓掌并附和。”阿莱安德罗抱怨整个会场到处都是谴责罗马的小册子。其中一本小册子是在距离沃姆斯几英里、位于埃贝斯堡（Ebernburg）的冯·济金根的城堡写就的，作者是乌尔里希·冯·胡滕。胡滕要求教皇特使及随从离开德国：“滚开吧，你们这些肮脏之徒。离开这个神圣之地，你们这些无耻的贩卖者！不要用你们的脏手碰圣坛……你们怎么胆敢把祭祀用的钱用于挥霍和享乐，而不管那么多人忍饥挨饿？酒杯已满。看看你们是不是还能呼出自由之气？”

新皇帝的神父——圣方济各会的吉恩·格拉派恩（Jean Glapion）——早就有所警觉，他私下会见了腓特烈三世的牧师施巴拉丁。格拉派恩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与路德发生冲突会给教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唯一的解决方案就是和解。在他看来，路德的很多宗教改革要求是合理的。事实上，他早就提醒过卡洛斯一世，明确表示如果天主教没有从“狂妄自大地滥用神权”中得到净化，那么他也会受到神的惩罚。按他的预计，5年之内，皇帝的权力就能将它们清除。但是路德也不是完全无可指责的——他写的《教会被掳于巴比伦》（Babylonian Captivity）让格拉派恩看了“毛骨悚然”，所以有些信仰必须要声明放弃。施巴拉丁派出信使将格拉派恩的建议送到维滕贝格，3个星期后，信使带回来断然拒绝的答复。

无论如何，这位圣方济各会修道士和他的奥古斯丁会忏悔者都不会为教皇说任何好话，而阿莱安德罗虽然可以这样做，但他此时没有心情商量这件事了。3月3日，在帝国会议召开前，他要求立即宣布路德有罪。这一要求被拒绝了，因为“这个维滕贝格的修道士”在德国已经家喻户晓了，必须要举行听证会。为此，又一名信使被派出，邀请路德前来出席帝国议会。卡洛斯一世还补充道：“你不用担心会受到任何折磨或拷打，因为我给了你安全通行证。”

路德在沃姆斯帝国议会上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对峙。

维滕贝格人对这一保证持怀疑态度。他们依稀记得，胡斯就因为这样的保证而葬送性命的。事实上，皇帝的私人老师、来自乌特勒支的枢机主教阿德里安（Adrian）试图故技重施——他教唆卡洛斯一世收回承诺，逮捕路德，并将其押往罗马。尽管卡洛斯一世断然拒绝，但施巴拉丁还是听到了风声，立即将这一警告带到了萨克森。路德完全不理会这一警告：“尽管沃姆斯的恶魔就像屋顶的瓦片一样多，但我还是会前往。”4月2日他启程出发——一大群人，包括40名教授为他送行——两个星期后，在一群全副武装、手持利剑的德国骑士的护卫下，路德抵达帝国议会。人们成群结队地欢迎他。阿莱安德罗对此颇为不满。不过考虑到阿德里安已经流产的计划，这样的预防措施似乎并不算过分。

帝国议会的场面相当壮观：修道士路德穿着朴素的长袍，与审判官、特里尔大主教的神职人员约翰·冯·厄克直面相对，在他之后则是审判团。审判团由多人组成，第一批是穿着绣有图案的礼服的教长，第二批是世俗统治者或代表，他们身穿精美服饰——袖口敞开的短款毛上衣，丝质长袖，护肩由鹅绒线制成，还有色彩鲜艳的长裤以及珠宝装饰的下体盖片。（他们当然需要护肩。在当时，如果一个贵族没有护肩，是件很丢脸的事，德国人讲究一定要衣着华丽。）有头衔的平信徒则戴着冠冕、头巾或带状头饰；作为主持会议的最高法官，年轻的卡洛斯一世则戴着君主帽；教长们头戴僧侣帽，而自由民戴的则是皮革帽子。

路德没戴任何帽子，而且还是秃头。然而他是此会的中心人物，每个人都在关注他的一举一动。当厄克指着一堆路德写过的作品，要求他撤回异端言论时，路德第一次在公开场合犹豫了一下。他不慌不忙地点了点头，承认这些小册子是他写的。至于收回言论……他犹豫了一下，要求给他点时间。皇帝给了他一天的时间考虑。这一晚，出席帝国议会的几个人秘密来到他简陋的住所拜访他，胡滕也从冯·济金根的城堡派人递来纸条。他们都要求他坚守立场。

第二天早上，他坚守住了。当厄克要求他放弃异端言论时，路德回应说这些描述教会罪孽的文章都是事实。通晓多种语言的卡洛斯一世听到后大叫道：“Immo！”（天呐！）路德当场反驳他道：“不！如果我现在放弃言论，就等于向更多暴政和亵渎神灵的行为敞开大门，尤其是在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坚持下的话，那样会更加糟糕。”他停顿了一会儿，表示除非自己的言论违背了《圣经》，否则不会收回。

厄克对此早有准备，回应道：“马丁，你拿《圣经》作为挡箭牌是所有异教徒惯用的伎俩。”他接着补充表示《圣经》的解释权归大公会议和教皇，“你没有权利质疑最正统的信仰，这些信仰是由教会规定的，教皇和皇帝禁止我们讨论，以免争论不休。”他再次问道：“你是否愿意收回你的作品和谬论？”

到现在为止，所有对话都是用拉丁语进行的。然而，这一次路德决定用德语回答。他拒绝承认教皇和大公会议，它们经常自相矛盾。他没有收回任何言论，这样做可能会违背他的良知。他神秘地补充道：“即使有危险，也绝不可能。”最后他用德语陈述道：“这就是我的立场。除此之外，我别无选择。”说完之后，他独自离场。

正如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后来写到的那样，这是“人类现代史上最伟大的时刻”。当然，这也是年轻的卡洛斯一世所经历过的最令他震惊的时刻。公然指责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公然藐视教廷权威！第二天他召集了七位最有权势的选帝侯，大声宣读一份用法语写成的声明。在这份声明中，他对于自己未及时采取行动制止这位异教徒修道士的“异端邪说”深表遗憾。他还告诉人们，虽然路德可以凭借安全通行证回去，但他将禁止在回去途中布道或制造任何骚动。“我将会对这个恶贯满盈的异教徒进行起诉”，他这样自作聪明地补充道，并且认为“我相信你们也会和我一样”。

然而结果却再次让他大吃一惊，只有四位选帝侯同意他的声明，而腓特烈三世和莱茵——普法尔茨的路德维希都表示反对。这天夜晚，画有农民鞋子的公告——德国革命的暗号——开始出现在沃姆斯的大街小巷，包括市政厅大门。出于对自身安全的担忧，主教们乞求路德与帝国议会和解，但遭到路德一口拒绝。一个星期后，路德启程回家。教皇利奥十世也派人送来了给路德的安全通行证，但这个通行证会在路德启程后10天到期。为了确保万无一失，腓特烈三世派出一队士兵冒充强盗，在5月10日上演了一场“假抢劫”，将路德劫持到了图林根林山（Thuringian Forest）爱森纳赫（Eisenach）西郊的瓦尔特堡（Wartburg）。此后，路德化名容克·乔治（Junker Georg）隐居于世。

路德在沃姆斯的诸侯盟友已经陆续悄悄离开。就在他被“抢劫”走的同一天，大部分与会成员已经离去的帝国议会继续召开。卡洛斯一世在议会上提交了一份由愤怒的阿莱安德罗起草的谴责声明。这份声明控诉路德“玷污婚姻，抹黑忏悔，否认圣体和圣餐”。此外，“他是一个被剥夺了自由的异教徒。藏身在他身上的恶魔将所有邪恶思想带进了臭气熏天的泥潭……他的布道鼓动叛乱、分裂、战争、谋杀、抢劫、纵火以及摧毁整个基督教世界。他是一个披着人皮的禽兽”。

大约与沃姆斯帝国会议同时，在1521年的春天，路德写作并出版了《耶稣受难与反基督者》（The passional Christi und Antichristi），书里面配有26幅由老卢卡斯·克拉纳赫制作的木版画。书中将基督本人与那些反基督者——典型代表就是罗马的教皇，作了鲜明的对比。

按照皇帝的命令，整个德国立即开始搜捕路德及其同党。他的作品将要被“从人的记忆中抹去”。阿莱安德罗下令烧毁所有路德的书籍。还在沃姆斯的帝国议会代表批准了这一决定，并于3个星期后正式实施。同时，一直在关注法国与西班牙战争准备的教皇利奥十世，断绝了与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的结盟，与卡洛斯一世达成协议，并且鼓励西班牙先发制人。这就是卡洛斯一世在沃姆斯会议上收获的全部成果。

如果卡洛斯一世留在德国强制执行他的命令，那么留给路德的机会就不多了，他的暗探会很快在瓦尔特堡发现路德及其追随者。毕竟，路德的追随者确实就在那里。但是执法者完全不必要在那里，路德暴躁的性格使得他不可能一直躲藏下去，尤其是躲在枯燥的森林里。仅仅几个月后，他就离开了藏身地，在维滕贝格进行了8场布道。不过这个时候卡洛斯一世早已离开，他已全身心地投入了与法国的战争之中，整整10年都没有回到中欧。当他再次回来时，为时已晚，欧洲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一些地方，一种“万向节”——在列奥纳多·达·芬奇的设计手稿中，可以找到这种疑似的装置——已经开始传动。德国诸侯、法国国王——甚至包括教皇——不再愿意全力支持卡洛斯一世镇压路德。此外，路德和他发起的运动也已经足够强大，不再可能被轻易镇压，尽管卡洛斯一世使尽各种手段，但都无济于事，中世纪的基督教将在他手中结束。

被护卫哄骗回藏身地后，路德极不情愿地蓄起了胡子，并打扮成骑士模样。由于睡眠不好，加上暴饮暴食，他开始发福，并且出现了幻觉——他告诉护卫，恶魔的鬼魂开始出现，并散发出阵阵恶臭，但是他礼貌地作了回应，用“一个屁”就击溃了恶魔。他还以修道士的口吻给施巴拉丁寄去一份论文，驳斥禁欲是撒旦设下的圈套，宣称性欲是无法抑制的（施巴拉丁看后很尴尬，将这个小册子藏了起来）。最后，路德坐在一块树桩上，身边堆满各种书籍，开始将《新约》翻译成德语。但他还是显得焦躁不安。他写道：“我宁愿被木炭烧死，也不愿意在这里发霉腐烂……我要与人辩论。”

事实上，没有人不受到其影响。路德的运动席卷了北欧：一开始是以纽伦堡为首的自由市；然后是萨克森、勃兰登堡、普鲁士、符腾堡、黑森、不伦瑞克、安哈尔特；接着是半个瑞士；随后是斯堪的纳维亚。意大利和西班牙从来就没考虑过背叛。尽管英格兰已经皈依路德宗，但爱尔兰仍然坚持天主教；凡是英格兰赞成的，爱尔兰就反对。天主教甚至在波希米亚、 特兰西瓦尼亚 注70 、奥地利和波兰也一度受到质疑。最后，信仰改变者在最不可能出现的地方出现了。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的外孙女伊莎贝拉——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卡洛斯一世的妹妹——也皈依了路德宗。法国国王也接受了路德宗的布道，宣布不存在炼狱，并且与教皇划清界限，尽管他从来就不是真正的 新教徒 注71 。

早期的新教徒是从小商贩阶层开始发展的，之后是反教会人士，随后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也加入进来，因为人文主义思想让他们相信天主教的信仰是迷信的。而在德国，贵族表现得非常积极，在宣布脱离罗马教廷后，他们的第一条法令就是重新分配辖区内的教会财富，包括土地和修道院。这无疑极大地鼓舞了与教会脱离关系。一夜之间，德国很多诸侯的税收收入都大幅增加，而且在教皇的代理人被驱逐出境后，他们开始自己任命行政人员，从而提高了其在臣民中的威望。然而，对于臣民来说，他们对此不能有任何不同意见，这些决定完全是诸侯们自己作出的。臣民必须接受他们选择的信仰。为了讨论宽容，整个16世纪召开了各种帝国议会和大公会议——最后终于认可了，承认了这一历史性的分裂——事实上，会上讨论的是统治者而非被统治者的权利。宗教信仰自由还是几个世纪以后的事情，当时甚至连这样的抽象概念也还没出现。

如果每个人都有选择信仰的自由，那么结果会更加混乱。现在新教主义就已经让人眼花缭乱。所有的信仰转变者都赞同以下原则：抛弃教皇规定；用通俗语言代替拉丁语；放弃禁欲、朝圣、对处女玛利亚和圣人的崇拜；当然还有谴责旧式神职人员。然而，由于宗教改革也引起了人们对彻底改革的期待，从而迅速引起了分裂。现在，新教的各个派别开始了相互攻击。

也许新教教义最受欢迎的一条——几百年过后新教教义早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是宿命论，即相信上帝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对所有善良或邪恶的行为都负责，而人别无选择。作为一个极端宿命论者，路德无法理解道德自由的概念。在1525年写的《伺服选择》（De servo arbitrio）中，他这样写道：“人类就像是一头驮兽……上帝早已预先知晓，所以用不可改变的永久有效的意志安排好一切。这样一来，任何突发奇想的意志都会破灭。”

位于日内瓦后面城堡公园内的宗教改革国际纪念碑，又称改革者墙。它长100多米，高7米，是1909年为纪念宗教改革先驱加尔文诞辰400周年而修建的。墙的上方自左至右有一行拉丁文字：“黑暗过去是光明。”在墙的正中央有四个高大的人物雕像并列而立，自左起为法海尔（Farel）、加尔文、拜兹（Beza）和诺克斯。

但是，反对者说，如果人的行动无法改变其命运——如果他的救赎或诅咒是早就注定的——那为什么还要抵制邪恶的诱惑，或者费尽心思地改善生活条件，甚至去教堂呢？他们的争论异常激烈，而且持续不断，但一点也不理智。因此，新教从诞生的那一刻就陷入了分裂，有路德宗，还有改革宗（Reformed）。随着其他主要人物的出现——瑞士的胡尔德莱斯·慈运理、法国的约翰·加尔文和苏格兰的约翰·诺克斯（John Knox）——各种新的教派开始形成。每个派别都有自己崇拜的教义，都像罗马教会那样无法包容他人的教义，都像天主教一样专制。再洗礼派（Anabaptists）、门诺派（Mennonites）、波希米亚派（Bohemians）都出现了，还有浸礼宗（Baptists）、公理宗（Congregationalists）、长老会（Presbyterians）、一位论派（Unitarians）的先驱也开始显现。

他们怀着时代精神，以激烈的方式庆祝精神重生。他们发表各种长篇大论，之后相互攻击，并公开执行死刑。火刑比任何时候都盛行。农民们步行30英里，去欢呼嘲笑基督徒同伴被全身点燃，来回翻滚、尖叫着折磨而死。热情的观众还会通过烧焦的毛发和肉体去辨认尸体，而且由于迫切想闻到肉体烧焦的味道，他们经常会蜂拥在一起。最终，这种对死亡的迷恋——尽管现在已经不多见了，但在当时却非常普遍——导致了大规模屠杀，将宗教战争的血迹带出了边境，带进一个新的时代。

没有人能够计算出在16世纪有多少人死于基督徒以耶稣的名义自相残杀中，但这种杀戮开始变得越来越严重。在沃姆斯会议结束后的一年，冯·济金根在战场上与特里尔大主教率领的军队相遇——事实证明这位教长更适合领军打战，而济金根身负重伤——短短4年时间，德国人被杀死或判处死刑的人数就达到了25万。这些人的信仰不同不足以使他们遭受指控并被杀。而这种杀人的欲望长久以来一直受到抑制。在革命前，基督教世界的普通民众也和他们的首领一样残酷，喜欢一项特别的活动——将黑熊拴在坑里，并把饿了很久的猎狗放入，然后观看猎狗如何吃掉黑熊。现在他们也想跳入坑内。他们一直在等待一个冲动的理由，而沃姆斯会议恰好为他们提供了这样的理由。无论其结果如何——除非路德拒绝收回言论，否则护送路德的这些骑士也一定会将其杀死。

尽管路德藐视教廷的消息尚未传遍整个德国，但骚乱还是开始了。埃尔福特在4月末得到这一消息；接着一伙暴徒洗劫了40座教会房屋，不仅烧毁了书籍，还放火烧毁了图书馆，并闯入大学杀害了一名人文主义学者。在维滕贝格，暴徒们挥舞着刀剑、拿着石块，闯入宗教仪式场所。他们朝那些向圣母玛利亚下跪的妇女扔石块，将主持仪式的神父赶走。第二天，一伙学生暴徒破坏了圣方济各会修道院的圣坛。很快，当地奥古斯丁会的首领站在树桩上，号召所有信众向他们学习——立即去农村，用斧头将天主教画像、圣坛和圣像砍成碎片，然后放火烧毁。路德的同事卡尔斯塔特教授率领学生袭击了当地教堂，扯下挂在墙上的十字架和圣像，任何站出来制止这样行为的神父都遭到他们的石块攻击。卡尔斯塔特身穿平民服装主持弥撒，并且要求信徒用自己的手享用圣餐圣酒——这在教廷看来是亵渎神灵之举。他还说服维滕贝格市议会禁止在所有宗教仪式上唱赞美诗。他公开宣称，所有修道士和神父都可以娶妻生子，为此，在他40岁生日那天，他还带头与一位15岁的女孩结了婚。

这些混乱场面迫使路德不得不结束在图林根森林的隐居生活。不过他对于暴力的态度一直模棱两可。新教徒，甚至是胡滕自己，也没有发表过像《致德意志基督教贵族公开书》这样的煽动性文字，但路德看到这样严重的后果后，开始退缩了。这是宗教改革遇到的暂时性挫折，但却印象深刻。路德宣称：“不要以为毁坏那些所谓的‘陋习’的物体，它们就会消失。男人会因为美酒和女人而犯错，难道我们应该取缔它们吗？太阳、月亮和行星一直以来都受人崇拜，难道我们也要把它们摘下来吗？”

在他的指引下，新旧圣餐仪式在维滕贝格同时并存，那些信仰十字架、圣像和赞美诗的信徒得以幸免。作为赞美诗的创作者，路德自己也赞成赞美诗的慰藉力量。市议会也改变决定，将卡尔斯塔特驱逐出维滕贝格。除此以外，他没受到任何其他处罚，在附近的奥尔拉缪特（Orlamünde）继续布道，并把路德称为“贪婪的神父……维滕贝格的新教皇”。奥尔拉缪特的教徒开始动摇。腓特烈三世担心这样会引起暴乱——事实上暴乱很快就会来临——于是要求路德让奥尔拉缪特的市民恢复理智。尽管路德尽力了，但这时没有任何事物在他们看来是神圣的了，即使是路德这个曾经激励过他们的人。他们没有听从他的话，甚至还用石块攻击他，把泥巴抹在他身上。最终，路德不得不离开了奥尔拉缪特。

在1524～1525年爆发的德国农民战争中，一位农民领袖被烧死。

听到这个消息后，另一名路德的追随者托马斯·闵采尔（Thomas Müntzer），变成了激进的再洗礼派信徒，并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将他以前的偶像路德称为“撒谎博士”，说他是一个只知道嫖娼和饮酒的“厚颜无耻的修道士”。闵采尔公开号召农民暴动。在《对和平的告诫》（Admonition to Peace）一书中，路德要求他们保持冷静。但他们还是选择了暴动，却最终失败——将近10万农民失去了性命，而卡尔斯塔特面临暴动煽动者的起诉。讽刺的是，他向路德寻求庇护。路德很快就同意了这一请求。卡尔斯塔特在经历了众多斗争、争论以及他那正处于青春年华的妻子的胡搅蛮缠后，变得筋疲力尽，于是重新回到教师岗位，15年后，他以一位默默无名的教授的身份在巴塞尔逝世。而闵采尔则没那么幸运。他率领暴动的农民与萨克森的正规军队作战，最终，暴动被镇压，随后中世纪的一场大规模屠杀开始了：5000人被杀害；只有300人幸存下来，因为他们的女人同意将两名涉嫌煽动暴动的牧师斩首。至于闵采尔，在受到各种折磨后也身首异处。

路德一直是伊拉斯谟的《愚人颂》的忠实粉丝。这位大名鼎鼎的人文学者此时正在鲁汶大学三语学院教授希腊语、拉丁语和希伯来语。1519年3月18日，路德写信给他，乞求得到他的支持。这样的请求看上去很奇怪，但也从侧面说明路德完全误解了伊拉斯谟的观点。5月30日，伊拉斯谟给他回信，表示“你要将谴责的武器对准那些滥用教皇权力的人，而不是教皇本人，这样更加明智……旧的制度不可能一夜之间就被推翻。安静的争论比大规模的谴责要有用得多。避免所有煽动性的言论，保持冷静，不要发怒，也不要憎恨任何人”。

伊拉斯谟继续为路德辩护。在给萨克森的腓特烈三世的《伊拉斯谟真理》（Axiomata Erasmi）的演说中，他宣称任何热爱福音的人是不可能憎恨路德的；基督徒都有权了解福音真理，不能被压制。他还给枢机主教洛伦佐·坎佩齐奥（Lorenzo Campeggio）写信，信中他以自己的旅途所见开门见山地写道：“我认为越高尚的人，就越不可能成为路德的敌人……如果我们想要真理，那就应该让每个人都能自由地发表他的意见。如果站在一边能够获得主教帽，而站在另一边则会带来绳子和火柱，那么真理将永远不见天日。”现在他已经确信《主，起来吧》的真实性，但是认为“没有任何东西比教皇的这份通谕更加不公平和不明智的了。这真的不像利奥十世的作风，那些派去宣读通谕的人”——厄克和阿莱安德罗——“让情况变得更加糟糕”。最后他总结道：“你们放心，伊拉斯谟过去、现在、未来都将是教廷的忠实信徒。但不只是我，很多人也认为，如果暴行减少，那么还是有可能达成和解的。”

然而到目前为止，还有更猛烈的“暴行”从罗马传来。如果说路德严重误解了伊拉斯谟，那么伊拉斯谟对路德的判断则是完全歪曲的。除此以外，没有其他方式可以解释1519年5月30日他写的这封信。这是向一名不切合实际的原教旨主义者提的合理建议。因此，对于路德来说，这不仅是徒劳的，也是令人费解的。而他对维滕贝格人发人深思的布道是出于本性的；不过大多时候，他用的语言都是很粗俗的。维滕贝格的路德与鲁汶的伊拉斯谟所期待的恰好相反——煽动的、热情的、激进的、易怒的、疾恶如仇的。这既是他的魅力，也是他的天赋。伊拉斯谟谴责不公平，却没有带来任何改变；路德不仅憎恨不公平，并且尽力去改变。他们一个擅长思考，一个则凭直觉行动。

然而，尽管直觉能激发行动，但同时也具有不稳定性，因而也是危险的。而且路德的正义感也是有选择性的。尽管他对农民的暴动不满，但最初对这种矫枉过正的新教行为他也保持了沉默，即使这些行为极大触怒了知识分子。埃尔福特的暴徒杀害了一名旁观的无辜的人文主义者，这对他的人文主义同伴来说是个不好的征兆。知识分子在每次流血冲突中都会身不由己地陷入危险。作为知识分子的思想家们，通过揭露罗马的腐败、抨击中世纪迷信的大行其道，从而为改革铺平了道路。然而这些热血沸腾的改革运动者们，却没有知恩图报。相反，“马丁派们”（Martinians，这是路德追随者对自己的称呼）接受了以诞生地命名的茨维考教义（Zwickau Dogma）。他们认为上帝用简单的、人生来就懂的语言直接和人交流，而且真正的基督徒是鄙弃文学，甚至是鄙弃阅读和写作的。尽管卡尔斯塔特受过良好教育，但也带头销毁了自己的书籍，并公开宣称真正的基督徒应该用自己的双手耕作。他的同事乔治·摩尔（George Mohr）也辞去了大学教师职位，宣传“文盲的快乐”去了。很多维滕贝格大学的学生发现学习没有用途，于是离开大学，转而从事手工业。

打压异端、藐视学问、焚烧宗教作品、将古典艺术称为异教而加以排斥，以及采用野蛮的教皇式的独裁手段——烧毁书籍、逐离教会甚至是火刑，这些行为使得一开始支持路德的人文主义学者渐渐疏离：法兰克福的教长约翰内斯·科赫洛伊斯（Johannes Cochlaeus）；因为制止烧毁路德作品而被判为异端分子的约翰内斯·罗伊希林；纽伦堡商人、学者、丢勒的朋友、被伊拉斯谟称为“全德国的骄傲”的威廉巴特·匹克海姆，由于为路德辩护而被逐出教会；哥达的康拉德·穆提纳斯·鲁弗斯；以及伊拉斯谟本人。

梵蒂冈支持并赞助人文主义学者搜寻遗失的古典文学，当然，前提是这些文学是要用拉丁语和希腊语写的。尽管人文主义学者赞同宗教改革，但并不认同新教关于宿命论、地狱、恶魔和超自然的神秘观点，在他们看来，这些是中世纪落后反动思想的象征。穆提纳斯曾经将路德称为“维滕贝格的启明星”。现在，按照杜兰特的记载，他认为路德的行为“与疯子没什么两样”。路德的另一位崇拜者科赫洛伊斯写信给他：“基督教没有教你这些诸如‘反基督’‘妓院’‘恶魔网’‘粪便池’以及其他闻所未闻的大逆不道的词语，更不用说你威胁使用刀剑、流血和谋杀等手段。”并且补充道，“路德啊，基督教从来没有教你像这样行事的！”匹克海姆写道：“在福音派将天主教的无赖描绘成道貌岸然者时，事情就开始一发不可收拾……路德以及他那不知羞耻的三寸不烂之舌，要么是发疯了，要么是被恶魔附身了。”

当伊拉斯谟声称“礼仪和仁慈可以实现一切”时，路德斥责他为不切实际的梦想家。这触怒了伊拉斯谟。他是——并且他也自认为是——他生活的这一时代最著名的学者。其他的马丁派教徒比他们的领袖对伊拉斯谟更加刻薄。一些人称他为叛徒；其他人，按照后来评论家的话，说他是“乞讨的寄生虫，尽管有足够的辨别力发现真理，但却不敢公开承认”。甚至有人把他叫作领取教皇工资的梵蒂冈走狗。这些指责非常的不公平。虽然鲁汶的伊拉斯谟与罗马的米开朗基罗一样，依赖天主教的财富，而且他的衣食住行和书本都来源于效忠于教会的大主教、贵族和神圣罗马帝国，然而，他接受这些的前提条件是能够保持自己精神的独立。这是他一直所坚持的。在位于科隆的腓特烈三世的住所内——他挽救了路德，尽管路德从来就没有表示过感谢；并且触怒了阿莱安德罗，让阿莱安德罗至死也没有原谅他——他已经用行为证明了自己并非教皇爪牙。而这些只是前奏，随着不同宗教信仰冲突的加剧，他的表现也越来越勇敢。

伊拉斯谟并非完美无缺。他几乎犯下了所有常见的学术过失。他过于高估逻辑的力量，认为受过教育的人都是理智的，并且相信通过与欧洲精英的交情——皇帝、教皇、弗朗索瓦一世、亨利八世、意大利的诸侯们、德国的贵族们、英格兰大法官以及欧洲大陆的所有知识分子——他能够改变重大事件。尽管他私下认为传统的宗教只是迷信的东西，但他又不能想出替代这些罗马信仰的新规则，来规范社会制度和个人道德。在基督教世界不断扩大的内战中，他只预测到了疯狂的行为，并且相信如果能够运用自己的智慧改变天主教的一些缺陷，就能矫正天主教。 小汉斯·荷尔拜因 注72 的油画《伊拉斯谟像》，现收藏于卢浮宫，他捕获了伊拉斯谟的内心：薄薄的嘴唇、长长的鼻子、凹陷的眼睛，给人一种威严感。这也许是一种知识分子的自负。他写道：“我认为，任何人都不能评判我的学说，即使是天使。”

小汉斯·荷尔拜因所画的《伊拉斯谟像》。

但伊拉斯谟是聪明的。欧洲没有任何其他人对宗教危机有如此清晰的了解；如果他认为自己的解决方案行不通，那么其他的方案也肯定行不通。尽管同时受到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的批判，但他并不是懦夫。在拒绝了路德的提议后，他已经彻底将自己孤立了，因为反启蒙的天主教神学家早已经对他完全失去了信任。他们将路德的叛教归结到他头上，怀疑他是路德的代言人。在给路德的信中，他这样写道：“这些人一直坚信你的作品出自于我，他们把我称为你们的旗手……我已经向他们发誓，说我们根本就互不相识，我没有读过你的作品，更谈不上赞成或反对你的观点，他们在大声嚷嚷之前应该先读一读你的作品……不过这已经没有什么用了，他们已经完全发疯了……我自己现在就是一个被敌视的靶子。”

这种敌视与日俱增，因为尽管他没有放弃罗马教廷——正如他写的那样：“我会一直坚持忍耐教会，除非有更好的。”——但他同时也一直在建议天主教改革，并且批评那些藐视教廷的人。他写道，梵蒂冈应该学会包容，反对变革是愚蠢的。他还提出了一些具体建议。教会太富有了，应该将其掌握的大量闲置土地交给农民；牧师有结婚的权利；信徒应该得到圣餐的其他可替代品；尽管他认为宿命论不可思议，但还是主张让开明的牧师去研究、讨论和辩论；必须采取一些措施，规范那些浪荡的修女以及偷摸拐骗、酗酒好色的僧侣——“在很多寺院，品德已经荡然无存了……”

他继续追随利奥十世以及继任的阿德里安六世和克莱门特七世。这几位教皇都要求教廷必须善待伊拉斯谟，但他们的命令被忽视了。随着宗教战争的硝烟比世俗战争还要浓密，反启蒙的罗马神学家和其他各地的强硬派，把愈演愈烈的叛教看作是一次镇压异端的机会。在鲁汶教区，这种力量尤其活跃，甚至连伊拉斯谟的同事也加入其中。1520年10月8日，当阿来安德罗来到鲁汶宣读教皇的绝罚令时，他们对伊拉斯谟的怀疑犹如火山一样爆发了。阿来安德罗到处宣称这位大学者就是新教徒暴动的幕后黑手。学院人员推测这位教皇特使一定是早就知道了这件事，并准备将他们学问最渊博的同事驱逐；而伊拉斯谟对此亦早有察觉，于是慌忙离开了鲁汶。

伊拉斯谟搬到了科隆，并且仍然效忠教皇。然而他所到之处，都会有关于他是深藏不露的路德教徒的谣言。很多陌生人都控诉说，“路德罪恶思想的小鸡就是由他产下的鸡蛋孵化而出的”。对此，他挖苦地回答道：“是的。但是我产下的是只母鸡，而他产下的是只斗鸡。”到1521年末时他已经厌倦了这种争论。11月中旬，他正式放弃了教廷的津贴，沿着莱茵河来到瑞士的巴塞尔，与一群人文主义学者聚集在一起。在那里，他很享受这种片刻的安宁；而在其他地方，牧师们一直把他的名字当成背叛的同义词。尽管如此，作为一个新教盛行的国家，瑞士放过了他。

然而，他们没有放过天主教。巴塞尔的一伙暴徒被福音派布道者激怒，冲进附近的所有教堂，将所有宗教画像毁灭。事实上，伊拉斯谟刚刚才反驳了对宗教画像的尊重，写道：“人们应该意识到这些画像不过是标志，没有它们反而会更好，祈祷则应该只对耶稣进行。”然而，他也补充道：“但是任何事情都应该把握好尺度。”那些极端的、暴力的破坏者们撕下了文明的面纱。他对此颇为不满，毅然离开了瑞士，搬到了布莱斯高（Breisgau）的弗莱堡（Freiburg），它位于信仰天主教的奥地利境内。现在，整个基督教世界都很困惑，没有人再认为背后有什么神秘力量在支持他了。事实上，他的一切开支都是由富格尔家族支付的。位于威尼斯的富格尔家族，一方面是坚定的天主教徒，另一方面也在秘密支持新教。

这是一幅由小汉斯·荷尔拜因于1535年创作的关于伊拉斯谟的版画。图中，伊拉斯谟站在罗马守界神忒耳弥努斯(Terminus)的半身像后，手放在其头顶。伊拉斯谟视忒耳弥努斯为意志坚定的代表人物，更将他说的“我不会向任何人让步”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然而伊拉斯谟发现弗莱堡也不太平。奥地利人对他的态度各异。弗莱堡的市议会对这位欧洲最著名的知识分子表示了热烈欢迎，让他住进了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的宫殿；但当地的奥古斯丁教义者对他的出现充满警惕，甚至是愤怒。当他在瑞士逃亡期间，他们便一直诋毁攻击他。他们运用后世会再度出现的手段，把他定义成叛教阴谋的罪魁祸首，用欧洲的多种语言嘀咕着最古老和最中伤的格言：无风不起浪。

伊拉斯谟现在已年近七十。 他被各种身体疾病和外界攻击所折磨——胆结石、溃疡、痛风、痢疾、呼吸疾病、关节炎、胰腺炎——还被猜疑压得喘不过气。在他的最后一次逃亡后，他回到了巴塞尔。在那里，经过多年的逃亡和谎言中伤后，他于杰罗姆·弗洛本（Jerome Froben）的家中去世。弗洛本是学者、出版商约翰的儿子，约翰曾经最早出版了伊拉斯谟翻译的希腊语《新约》。

伊拉斯谟殉道了，为他鄙视过的一切——恐惧、恶毒、暴行、无知、野蛮。而且他的殉道并没有因为他的死而停止。那时，他已知道自己即将不久于人世，但他既未派人请神父，也未忏悔。他拒绝葬礼仪式的消息传到西班牙，重新设立的宗教裁判所在系统研究过他的书籍后，开始了对这位人文主义元老的审判程序；8年后，发布了公开谴责伊拉斯谟的声明。他被逐出教会，被扣上异端分子的帽子。在反对派保罗四世的指示下，伊拉斯谟的所有作品都被列为教廷禁书，这意味着任何阅读其作品的天主教徒， 都将面临被审判的危险 注73 。

伊拉斯谟是在这次宗教革命中殉道的最著名的知识分子，但不是唯一一个。事实上，在这场革命打响之时，欧洲各地的人文主义者就成了一方或另一方，甚至是双方的牺牲品。理智本身就让人起怀疑——容忍被看成是背叛的表现。路德在沃姆斯幸免于难后，受到腓特烈三世和新教卫队的保护。天主教徒可以在修道院、教皇国或神圣罗马帝国众多的圣殿中获得庇护。而知识分子通常没有任何庇护者，在到处都是武器的欧洲没有任何防御，甚至有一段时间似乎所有人都针对他们。很少有人能在这场混乱中得以幸免。其中有些人，例如伊拉斯谟，选择四处逃亡，一些人被处死，其余的虽然在各种折磨中幸存，但身体被严重摧残，失去了鼻子，或者是额头被打上了烙印，双手手腕以下被剁，甚至连乳头也被割掉。

在这场革命爆发之初，很多人文主义学者都担任牧师工作，其中一些大名鼎鼎者则像“黑名单上的人”般被修道院院长挑出来担任较高的职位，负责领导反教廷革命。由于怀疑牧师中存在新教的同情者，莫城（Meaux）的主教任命雅克·勒菲弗·戴塔普勒（Jacques Lefevre d’Etaples）为副主教，负责将这些人清除出去。已经步入古稀之年的勒菲弗是巴黎大学的哲学教授，写过很多著作，涉及物理、数学、亚里士多德伦理以及把圣保罗的《使徒书信》翻译成拉丁语。他的学生——其中就包括前面的提到的那位主教——都对他充满崇拜之情。

然而，尽管穿着法衣主持弥撒，但勒菲弗本人归根结底是一位人文主义学者。为了揭露中世纪的欺骗，他向教众推荐《新约》原著中最简明易懂的版本；他也致力于将《圣经》翻译成法语；和路德一样，他也认为神学家上诉的“终极法院”应该依据的是《福音书》，而非教皇教令。然而，勒菲弗太过轻率了，他竟然宣称主教的一些行为，例如白天狩猎、晚上饮酒、赌博，是“无耻的”——这样的批评在莫城引起了轩然大波。很快，搜捕异端分子者成了被搜捕者，他也被巴黎大学谴责为异端。他逃离到了巴黎，在布洛瓦（Blois）的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藏了起来，最终，在奈勒克（Nerac）寻求避难，得到了女庇护主昂格莱姆的玛格丽特，即纳瓦拉王后的保护。在那里，他恢复了学者身份。5年后，他因病安静地离开了人世。

勒菲弗是玛格丽特成功挽救的学者之一，但她也有失手的时候，尤其是对博纳旺蒂尔·德珀和艾蒂安·多雷的营救。尽管当时玛格丽特费了很大力气试图救出这两个人，但他们最后都惨死在了里昂。德珀仅仅是因为没有把握好时间而被定罪；要是他在路德挑衅罗马前就出版他的《混乱的世界》（Cymbalum mundi），教廷可能对他就不予追究。这本书是用拉丁语写给人文主义学者的，书中列举了《圣经》中骇人听闻的自相矛盾之处，描述了对异端分子的残酷迫害，嘲笑了圣迹。坦白讲，全书并没有什么新奇之处。伊拉斯谟的讽刺作品和德国异端分子持有同样的观点，但是使用的词语都更加尖酸刻薄。然而在那样一个不包容任何宗教异议的时代，这本书受到了巴黎大学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加尔文双方的谴责。随后，它在巴黎被公开烧毁。连玛格丽特都觉得德珀过于烫手，被迫将他驱逐出奈勒克。虽然她给了他一笔钱，但他所承受的压力还是太大。在逃亡中，他一直被追逐和威胁着，最终，据说是自杀而亡。而多雷则不一样，他是被法庭判决的。作为一名印刷商和一名精通西塞罗作品的学者，他秘密印刷了很多被教廷列为禁书目录的书籍，直到被宗教裁判所传唤，并判为有罪。尽管玛格丽特出手干预，但他最后还是被活活烧死了。

一些人文主义者成了受害者，另一些则成了起义的领导者。一旦被抓，他们都将被残忍杀害。那些起义的领导者成了殉道者，但是他们的死和受牵连的人一样毫无意义。西班牙神学家和内科医生米歇尔·塞尔维特（Michael Sevvetus）在《基督教的复兴》（The Restitution of Christianity）中，将宿命论看作是对上帝的亵渎，上帝只会谴责那些自我谴责的人。塞尔维特表现得相当幼稚：他给一位信仰宿命论的牧师送去了一份副本。该牧师了解塞尔维特何时在何处做礼拜，于是埋伏好，在其祷告时将他捉捕。新教法院判处他火刑。直到这时，他才感到恐惧，承认自己的错误，并且乞求宽恕，但不是乞求宽恕自己的性命，因为他知道自己难逃一死，他只是想选择斩首。这一要求被拒绝。随后他被架在木材堆上点上火，经过半个小时的折磨后绝气身亡。

天主教徒与瑞士的胡尔德莱斯·慈运理一直争论不休，并将他扔在干燥的粪堆中烧死，这样做当然未免残酷无情。马丁·路德也是如此，他把慈运理看作敌人，把他的死称为“我们的一次胜利”。在黑暗笼罩的基督教世界，没有人记得这位瑞士人自学了希腊语，能够读懂《新约》原著，精通塔西佗、普林尼（Pliny）、荷马、普鲁塔克（Plutarch）、李维、西塞罗和恺撒等的各种学说和著作。所有人记得的只是他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即他更喜欢“苏格拉底或塞内卡的作品，而不是教皇的教令”。

在这场冲突中，最惨烈的——当然也是最悲剧的——也许是乌尔里希·冯·胡滕。他曾经是一名人文主义者、弗兰哥尼亚骑士、才华横溢的讽刺作家，还是中欧最早呼吁统一的德国人之一。和路德一样，他也放弃了拉丁文，对现代德语的发展发挥过一定的作用；由他创作并在沃姆斯会议第二年出版的《对话集》，对于语言学的贡献比神学还大。然而作为一名坚定的人文主义学者，像大多数宗教改革狂热分子一样，他的热情也超过了理智。他极不明智地把赌注压到了冯·济金根身上。在济金根的起义失败后，他成了一无所有的流浪者，向瑞士逃亡，一路上靠打家劫舍为生。进入瑞士后，他直奔巴塞尔以及伊拉斯谟而去。他希望伊拉斯谟能出手相助，但这显然是不切实际的。他的一番慷慨激昂的发言不仅激怒了主张克制和容忍的伊拉斯谟，甚至还指责他没有支持路德，是个懦夫。现在，被他狂骂的伊拉斯谟拒绝再次接待他，挖苦地解释说自己的火炉不足以暖和这个德国人的身体。

胡尔德莱斯·慈运理是瑞士的基督教新教改革运动的改革家之一。原追随马丁·路德，后来自成一派。1529年9月，慈运理与路德及双方的追随者在马尔堡 (Marburg)举行联盟会议，企图协调在宗教改革思想上的分歧。慈运理反对路德在信徒聚会中保留如唱诗、圣餐礼等仪式。路德认为在圣餐礼仪式中，基督的确是亲自降临。而慈运理则认为圣餐礼只是一种象征性的纪念仪式。会议至终无法在圣餐礼问题上取得共识，结果造成了两派最终的分离。

气愤、绝望和疾病——他被性病缠身——让胡滕放下了高贵和自尊，试图“强取”。他写了一本攻击伊拉斯谟的小册子，用它来向伊拉斯谟勒索钱财，但是遭到他的断然拒绝。于是胡滕又私下将其传播。当地的神父要求所有信徒都驱逐他。胡滕不得不转移到米卢斯（Mulhouse），并将自己的手稿送到印刷厂。随后一伙暴民把他赶出了米卢斯。1523年夏季，他一瘸一拐地来到了苏黎世，发现这里的市议会也在准备一份对他的驱逐令。现在的他已无家可归、身无分文、被社会所孤立，最后只能退到苏黎世湖的一座小岛上，由于梅毒发作而暴毙，年仅35岁。他身边仅有的财物是一支笔。要在一年前，它也许还很值钱，但现在已经分文不值了。

所有的新教政权都在一定程度上——具体程度多深直到现在也未可知——受到罗马教义的影响。约翰·加尔文的日内瓦是极端镇压的代表，这个城邦，更为世人熟悉的叫法——新教罗马，事实上也是一个极权国家，由5名牧师组成的宗教法庭、12名平信徒长老和1个冷血无情的独裁者统治。从外貌、性格和信仰来看，加尔文是随心所欲、放任宽容、奢侈浪费的教皇的相反面，后者的过分行为导致了路德派的叛逆。加尔文个子不高，身材消瘦，蓄着短须，一双眼睛冷酷深邃，时刻板着脸。他脾气暴躁，任何轻微的批评都可能让他暴跳如雷。他把那些批评他神学理论的人称为“猪头”“笨驴”“废物”“小狗”“白痴”“发臭的野兽”。一天早上，他在布道台上发现了一张海报，上面描述他“令人恶心的虚伪”，一个嫌疑犯因此被捕。尽管没有任何证据，但他还是被日日夜夜折磨了一个月，直到招供。之后他被绑在一根木柱上鞭打，双脚被钉进木桩，最终被砍下头颅。

加尔文为这种过度惩罚的行为揭露了宗教改革时期宗教审判所的思维模式，不论是新教和天主教都是如此：“既然教皇如此强烈和暴力地维护他们的迷信，那么基督教的法官不应该为在维护真理上没有那么强烈而感到羞耻吗？”显然他一定会谴责《马太福音》（5：39，44）， 认为它是异端 注74 。在加尔文1542年成立的 奥威尔式 注75 神权政体中，上帝的行为——地震、闪电和洪灾——都是出自撒旦。（当然路德也对此完全赞同。）哥白尼被描绘成一个骗子。出席教堂祷告和布道是义务之举，加尔文自己就一周布道3到4次。拒绝参加圣餐礼是犯罪。宗教法庭在宗教和世俗事务上并没有严格区分，可以传唤任何人，调查任何违背教义的指控，并且定期进入住宅搜查，以确保没有人欺骗加尔文的上帝。法律详细规定了每一餐饭菜的数量和所穿衣服的颜色。就连穿什么衣服也是由身份所决定的，从来没有一个社会对阶级划分得如此鲜明。加尔文相信，上帝的每个孩子都是命中注定的，因而每个人都应该清楚自己的位置，法律也规定了各个阶级所穿衣服的品质以及所允许的活动。

然而即使是精英——当然是教会神职人员——也没有什么娱乐活动，连加尔文宗都勤勉工作，因为他们不能再干其他什么了。“宴会”被禁止了，同样被禁止的还有跳舞、唱歌、图画、雕像、圣迹、教堂钟声、管风琴、圣坛蜡烛；有伤风化或与宗教无关的歌曲、表演或观看戏剧、抹口红、戴珠宝首饰、穿蕾丝衣服或其他“不得体”的穿着；对长辈无礼；沉迷于娱乐、奢侈；咒骂、赌博、玩扑克、狩猎、饮酒；没有按《新约》中的人物名字给小孩取名；阅读“不道德或与宗教不相关的”书籍；与其他人的配偶发生关系。

为了显示加尔文宗的仁慈，第一次触犯法规者会被严重警告，第二次则处以罚款，之后再犯则会面临真正的麻烦。宗教法庭没有延缓判决、缓刑或重新审判之说。加尔文认为所有人都喜欢没有审判的教区服务。被革除教籍、驱逐出教区是极为严重的惩罚，尽管对于那些喜欢无拘无束的人来说这并没有什么可怕的。总之，惩罚的种类名目繁多，有些与违法行为本身一样不可思议。坚持要给自己小孩取名“克劳德”（Claude）的父亲可能要在牢里待上四五天。头发长度“不合时宜”的妇女同样也可能面临这样的处罚。殴打父母的子女会被立即砍头。堕胎不是一个政治问题，因为任何被发现怀孕的单身妈妈会被溺死（而且如果肚中孩子的父亲被发现，也会面临相同处罚）。违反第七条戒律的人都会被处死。加尔文的养子被人捉奸在床，他的儿媳妇也与人在干草堆中偷情，这4个人最终都被处死。

当然，要为美德立法已经被证明是不可能的。但加尔文的一些忠诚追随者认为这是可能的，因为宗教法庭的道德约束已经发挥作用了。伯纳德诺·齐诺（Bernardino Ochino）曾经是一名天主教徒，来苏黎世避难。他写道：“不贞、通奸、堕落，这些在我生活过的很多地方随处可见的现象，在这里却没有。”事实上，这些现象在那里也广泛存在，市议会的记录就是最好的证明。很多与齐诺有着相同信仰的未婚女孩在没有任何察觉的情况下怀孕了。她们有些将刚出生的女儿遗弃在教堂楼梯或森林小道上；有些则说出了孩子父亲的名字，他最终不得不与她结婚；另外一些则选择成为单身妈妈，因为即使是加尔文宗，也不会让婴儿成为孤儿。

约翰·加尔文（1509～1564）是继路德之后出现的第二个宗教改革领袖，其影响力深远。

然而，在其他问题上，他们的态度都很坚定。最严重的罪当然是异端罪，它被认为比巫术还要邪恶，尽管巫师不可能分清两者的区别。在一场严重的瘟疫后，14名涉嫌教唆撒旦迫害城市的妇女被活活烧死。然而由于灵魂比身体更珍贵，异教徒的寿命更短。任何没有经常去教堂做礼拜的人都注定要受到火刑的折磨。信奉与大多数人不同的宗教信仰在日内瓦或其他新教神权政体不能成为豁免的理由。这对于反对罗马的宗教改革来说是一个极大的讽刺，因为它一开始就认为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选择判断，但现在却完全否认了。叛教被认为是对上帝的冒犯和对国家的背叛，因而，必须对叛教者立即处以严厉的死刑。一位历史学家这样写道：“天主教曾经这样攻击异端者，现在异端者也如此做了。”

教皇即使不是个好教皇，但毕竟是一个天主教徒，而且由于教会并未改变对异端的看法，人们至少希望他能够对新教的叛乱迅速作出反应。这种威胁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程度，但利奥十世却丝毫未察觉，他没有从沃姆斯议会吸取任何教训。在他看来，这次大分裂不过是“一群僧侣之间的争论而已”，并且认为所有信徒都受到两个世纪前由教皇约翰二十二世（1316～1334年在位）颁布的《基督教权力大全》（Summa de ecclesiastica potestate）（1326）的有效管理，这本书宣称教皇是上帝在世俗世界的代理人，所有人都必须遵守他，即使他是个十恶不赦之徒。

利奥十世当然不是一个十恶不赦的人，但宗教并不排在他优先关注的日程安排上，至少排在学习、舒服的生活、担任美第奇家族的领袖以及发动战争之后。他还是历史上最挥霍的教皇之一，根据教廷的司库、弗朗西斯科枢机主教阿梅里尼·美第奇（Armellini Medici）的描述，在利奥十世7年的教皇任职期间，他一共花费了500万达克特金币，并且留下了超过80万达克特的债务。这其中有多少用于支持卡洛斯一世扩充军队不得而知，但利奥十世确实一直在策划击败法国，这倒不是因为弗朗索瓦一世暗地里同情新教——他当时还没有这种倾向——也不是像尤利乌斯教皇那样是出于政治考虑。尽管卡洛斯一世在军事上取得了胜利，尤其是当他在比可卡（Bicocca）击败法军后，这种胜利达到了最高峰，但是利奥十世获得的唯一战利品只是意大利北部的两个省份，这根本无法弥补他失去了德国、瑞士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损失。

利奥十世生前直接或间接地资助了一批伟大的艺术家。这幅油画为贺拉斯·贝内特（Horace Vernet）创作的《拉斐尔与教皇利奥十世》。

然而利奥十世还是无法抵挡庆典的诱惑。在1521年11月的最后一个夜晚，他在梵蒂冈举办了一个通宵的宴会，宴会上有各种美酒、香槟、赌博、音乐、戏剧和杂技表演、烟花，还有他的亲戚们，包括他的3个侄儿和2个表兄弟，他们都戴着他授予的主教帽子。和之前一样，他在宴会上过得很愉快，尽管付出了在他看来也很高昂的代价。黎明破晓时，他的客人陆续离开，他也以身体不适退席。随后，他染上了风寒，中午开始发高烧，到夜幕降临时，撒手西归。

利奥十世去世时年仅46岁。他去世之时，也是他的破产之日。阿梅里尼甚至在他的圆顶房间没有发现足够的钱来购买棺材上方的蜡烛，最后不得不挪用一位枢机主教葬礼上剩余下来的蜡烛头。罗马人戏谑地说，如果死去的教皇复活的话，他一定会把罗马、教廷和他自己分别卖掉。他生前一直在赞助伟大的画作和雕像，这本来是他值得赞许的地方，然而在那个灰暗的12月，没有谁为他说好话。同时代的历史学家弗朗西斯科·维多利（Francesco Vettori）写道，由于利奥十世没有恰当处理新教“异端邪说”，教皇的权威已经下降了。罗马人对即将举行的枢机院选举教皇之事亦嗤之以鼻。

他们的藐视是毫无根据的。因为将近一个世纪以来罗马主教们第一次作出了正确的选择。他们原本没打算这样，但三方僵持的结果却有些出人意料。为了打破这种僵局，一些人提名当时并未出席会议的阿德里安枢机主教、乌特勒支的博因斯（Boeyens），他是利奥十世童年时的导师。当时激烈竞争的各个集团一直在尝试尽力战胜另外其他集团，并且保住自己的利益，然而，令他们震惊的是，最终选出的却是一位默默无名的教长，即后来的 阿德里安六世 注76 ，历史上唯一的一位荷兰人教皇——“野蛮人”（Barbarian），罗马人很快就这么称呼他。当然他并不是未开化的野蛮人。他曾是鲁汶大学教授，正是天主教急需的人才——改革家。

阿德里安六世临终之际，将所有财产捐献给了穷人，并留下遗愿，要求给自己举行简单而朴素的葬礼。

在第一次对枢机主教的演说中，他坦率地告诉他们教会的腐败已经十分普遍，以至于那些“浸泡在罪孽中的人”不能“意识到自己身上的臭味”。针对他的前几任，他说：“圣物被滥用，戒律被肆意践踏，所有事情都变得越来越糟糕。”他们冷漠地盯着他。之后，他迅速采取行动，停止销售赎罪券和圣职买卖，削减教皇预算，确保神父职位由真正有能力的人担任。然而他的这些命令并未得到有效执行。由于无法打破与身边意大利人之间的文化障碍——他的助手中只有两名是荷兰人——他在顽固不化的教廷中四处碰壁。在担任教皇一年后，他去世了，没有任何哀悼，维多利写道：“他是一位渺小的和受人轻视的教皇。”

意大利主教们非常欣慰这么快就能更正之前的“错误”，于是又选了一个意大利人：利奥十世的表弟朱利奥·德·美第奇，既后来的克莱门特七世（1523～1534年在位）。他是个性格懦弱、优柔寡断的人，企图挑拨卡洛斯一世和弗朗索瓦一世的关系，并从中渔利。他分别与这两位诸侯王秘密订立条约，但最后泄露，最终失去了他们的信任，意大利也因此变成了暗无天日的战场。两个穿过伦巴第的英格兰人，在给国内的回信中提到了在帕维亚（Pavia）看到的饥饿孩子，并且补充道：“我们所看到过的最悲惨的事情是到处一片荒芜，以至于我们在田野里没看到任何人或移动的生物；在一些大的村庄，倒是看到了五六千可怜的人。”

教皇克莱门特七世（1478 ～1534），其在位期间发生了两件大事：罗马大洗劫与英格兰宗教改革。

这位教皇做梦也不会想到，罗马受到攻击时会这么脆弱——他的基督教同伴可能要让西哥特人对这座永恒之城的杀戮重新上演。他与法国的结盟激怒了罗马城内效忠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人，而且作为美第奇家族的一员，他也有很多宿敌，其中一位就是枢机主教珀姆皮奥·科隆纳（Pompeo Colonna），他与美第奇家族长期不和，并且对其恨之入骨，一直野心勃勃地觊觎教皇位置。科隆纳亲手策划了一场针对克莱门特七世的暗杀。1526年，他召集神圣罗马帝国的拥护者，对梵蒂冈发动了一次突袭。教皇家族的几名成员在这次突袭中遇害，但教皇本人却侥幸从一条秘密通道逃脱。这条通道是之前博尔吉亚教皇为逃跑而建造的，他比克莱门特七世更擅长逃跑。

1527年5月6日，西班牙和神圣罗马帝国军队攻入罗马，有人认为这是文艺复兴的结束之日。

在教皇和凶猛的枢机主教达成协议后，暴徒撤出。于是，克莱门特七世“宽恕”了自己的行为，然后请了一帮雇佣兵，没收了科隆纳的财产。他感觉自己获得了胜利，为自己庆祝。这伙暴徒的大逆不道之举应该给了他警告，然而，更糟糕的事情即将发生。在他从秘密通道逃走后，暴徒们穿着教皇的长袍，在圣彼得广场庆祝，并嘲笑教廷。教皇身边的秘书在写给英格兰的教皇特使的信中这样写道：“我们已经到了毁灭的边缘。”虔诚的亨利八世尽管远在英格兰，还是非常担心教皇的安危。

毁灭的种子由卡洛斯一世手下的一支纪律涣散、饥肠辘辘且未领到军饷的军队带来。这支军队打败了弗朗索瓦一世的军队，越过阿尔卑斯山，进入意大利北部。他们由法国的叛徒康斯坦博尔·德·波旁（Constable de Bourbon）率领，先锋由来自德国等地的雇佣军组成。守城者听到了德国步兵“前进前进”的咆哮声，这种咆哮声在以后的一段时间会让整个欧洲颤抖。作为新教徒，这些日耳曼人受到洗脑，说教皇是他们异端敌人的头目，不过他们的主要动机并没那么高尚，更多的是受到贪婪的驱使：指挥官承诺，他们可以在佛罗伦萨和罗马城内肆意抢劫并勒索赎金。卡洛斯一世本人似乎并未意识到这一点。由于他对教廷的崇拜，他同意了8个月的停火期，作为交换，教廷必须支付6万达克特金币，这笔钱将分给他的军队。然而，这远远不够。这支军队发现自己被出卖了，被彻底激怒，于是哗变，向基督教世界的首都进发，沿途那些受到美第奇教皇镇压的贵族为他们打开城门，甚至送上食物。1527年5月6日，他们攻破罗马城墙。战斗中，指挥官康斯坦博尔被暗箭射中不治身亡，他的死让这支军队彻底失去了约束。他们挨家挨户抢劫，杀害任何敢于反抗的人。很多建筑都燃起了大火。死神降临到了罗马。

克莱门特七世、大部分枢机主教和教廷的官员们躲进圣天使城堡避难，但德国雇佣兵们仍不肯罢休，在城堡外架起了火炮。

克莱门特七世、大部分枢机主教和教廷的很多官员躲进了圣天使城堡，在闸门放下后，还在城堡外的一个主教被用篮子拉上城墙。城堡外的其余的人则彻底孤立无助。妇女们在大街上被强奸，修女们被集中起来赶进妓院，牧师们遭到鸡奸，而平民则被屠杀。在这场大规模杀戮开始一周后，台伯河上就漂浮了2000多具尸体，还有9800具尸体等待火化，而更多的尸体则被抛弃在废墟之上，任凭老鼠和饿狗吞噬他们浮肿和发臭的内脏。

这些士兵原本就是为钱财而来的，现在他们如愿以偿了——仅赎金就有三四百万达克特金币。富人们都被严刑拷打，那些能支付赎金的幸运者最终获得释放，其余的则被活生生地折磨至死。然而，抢劫并不局限于此。所有值钱的东西都未能幸免。他们炸开墓穴，抢走财物；扒光圣物、修道院和宫殿的珠宝装饰；就连教堂的宝石和盘子也不放过。

还有很多亵渎神灵的行为纯粹是为了取乐。档案馆和图书馆被付之一炬，即使有幸存下来的真迹和手稿，也被用来做了马垫。整个梵蒂冈城成了一个巨大的马厩。醉醺醺的德国雇佣兵穿戴着红帽子和红衣主教的法衣趾高气扬，拙劣地模仿着神圣的宗教仪式，其中一名士兵穿着教皇的法衣直接坐在了地上。所有这些亵渎的行为断断续续持续了8个月之久，直到食物吃完，瘟疫开始出现。当这些反叛者撤退后，曾经象征荣耀的罗马古城变成了臭气熏天的屠宰场。

当劫掠的消息传遍欧洲时，新教徒把其归因为神的惩罚，一些天主教徒也赞同这些观点。卡洛斯一世军队的一名高级军官在谴责这些对天主教会和罗马教廷侮辱行为的同时，也评论道：“要让每个人都相信这样的真相，即神对暴政和教廷的混乱进行了大审判。”9年前在奥格斯堡跟路德会面的红衣主教迦耶坦也同意这种说法，他怀着沉痛的心情写道：“我们本来是社会中坚，却堕落得毫无价值，只剩下一些浮夸的表面仪式。”

但是大部分天主教上层却不这么认为。现在他们相信，他们总算看清了新教徒异教分子的真面目——他们忽视了侵略的士兵中有一半是西班牙天主教徒——现在他们也要像那些蔑视神的叛徒一样，理直气壮、心狠手辣起来。这次罗马屠城事件过去一代人之后，艾萨克·牛顿爵士才发现牛顿第三定律（作用与反作用），但其实这个定律早就存在了：此后基督教“叛徒”的任何反叛行为都会在罗马激起同等的回馈。教堂本能地排斥与分裂者的某些共同看法。一样的厄运，同一副虚伪的嘴脸，等待着背叛罗马的“叛徒”的将是折磨、分尸、绞刑、斧刑，还有常见的火刑。在那个年代，照亮世界的还只有火。而似乎真正的基督圣人、新教圣人、天主教圣人都有相似的地方，即变成了被火焰包围的被烧焦的殉道者。

一些开明的天主教徒主张重新规范教会纪律，消除将善良的基督徒远离信仰的不良因索——神职人员的腐败，大主教的奢靡享受，主教的擅离职守，教皇的任人唯亲。他们认为，教皇最起码应该让主教们重新主持祈祷，创作好的作品，并且重申受到新教徒挑衅的信仰，例如，亲自出席圣餐礼，维护圣母玛利亚的神圣性和圣彼得的圣洁性。

然而事实恰恰相反，梵蒂冈更关心的是对叛教者的镇压，包括军事和政治行动。找替罪羊一直是惯用的伎俩，于是犹太人又一次成了众矢之的。在罗马，他们被集中安置在贫民区并强迫他们穿上画有大卫星的服装。同时，教会还说服天主教君主以救世者的名义开战，甚至派出刺客去新教徒贵族的城堡进行行刺。新教的所有教义——信仰的合理性、圣餐礼的重要性、神职人员结婚——都受到了教皇通谕的谴责。即使这样，这些叛逆的信仰仍然在继续传播。1530年，在教廷的一再要求下，查理五世签署了一项法令，要求帝国法庭采取行动制止诸侯没收并分配教会财产。他们有6个月的时间来执行这项法令，但是没人响应。

西班牙宗教裁判所臭名昭著，然而西班牙为了应对宗教改革于1542年恢复的罗马宗教裁判所，手段更加残忍。由6名红衣主教组成的审判团对任何违背天主教教义的行为都进行残酷镇压，而且对知识分子进行严密监控。于是，任何支持改革、提出阻止基督教分裂建议的人都被怀疑成异端分子。没有任何一名天主教徒能逃避审判。一位倡导改革的那不勒斯牧师对当地教会的贪污腐败深恶痛绝，于是在世俗法庭中起诉教会。这自然违反了教会享有的特权，于是他被立即开除教籍。开明的乔瓦尼红衣主教莫欧讷（Morone）被人诬告为异教徒并被押入大牢。另一位为挽救天主教做最后一搏的红衣主教，试图制止哈布斯堡与法国之间的战争，但与梵蒂冈发生了冲突。很快他被召回罗马，并以异教徒的罪名受到指控，被判处死刑。由于公开表达对伊拉斯谟的仰慕，托莱多的总主教被判17年的监禁。在克莱门特七世死后，另外一个仰慕伊拉斯谟的人物——皮特罗·卡尼斯科西（Pietro Carnesecchi），曾担任过教皇的秘书——也在罗马被处以火刑。

这尊大理石雕像《带鹿的狄安娜》，由法国著名的雕塑家让·古戎（Jean Goujon，约1510～1566）创作，是亨利二世送给情妇狄安娜·德·波伊蒂丝的礼物。在古罗马神话中，狄安娜是狩猎女神，这里无疑是对亨利二世这位臭名昭著的情妇的一个恰当的暗喻。

在教皇看来，大多数天主教的统治者，包括罗马皇帝，都对异教徒太仁慈了。尤其是弗朗索瓦一世的表现更让教皇失望，所以，在1547年听到弗朗索瓦一世在枫丹白露逝世的消息后，罗马教廷感到非常高兴，因为虔诚而又残暴的亨利二世随即继承了王位，他的身边还有一位情妇——狄安娜·德·波伊蒂丝，她是一位狂热、嗜血的审判者。他们一起不遗余力地镇压法国的所有异教徒。印刷、贩卖甚至持有新教藏书都是重罪；宣扬异教理念要被判处死刑；亨利二世鼓励告密，告密者可以在叛教者被定罪后分得他们三分之一的财产。审判由专门的委员会进行，审判庭就是臭名昭著的“焚烧室”。不到3年的时间，这个委员会就对60名法国人处以了火刑。大学校长、巴黎议会议员安尼·杜·布尔格（Anne du Bourg），建议推迟执行刑罚，应该等特伦多大公会议（Conncil of Trent）正式定义天主教教义后再执行。亨利二世下令将他逮捕，并打算亲眼看他被烧死，然而“天命”——新教徒称之为神——介入了此事。这位国王在1559年的一次巡游中被刺杀。他的王后、情妇，以及教皇都为他悼念。杜·布尔格当然没有悼念他，不久后他以殉道者的身份被杀害。

法国国王亨利二世在圣彼得大教堂受到瞻仰、歌颂和祝福，但在接下来的12年，随着路德的崛起，罗马教廷最崇拜的人变为了英格兰国王亨利八世。亨利八世似乎就是上帝派来帮助教皇的人。尽管他那英俊的脸庞、金黄色的大胡须、健硕的体格俘获了众多女子的芳心，但教廷对此并不介意，此外，教皇也没有权力谴责皇室的奢靡。更重要的是，在他大哥去世之前，他就被确定为父亲王位的继承人，他也已经被训练成了一名“神父”。

1509年，在他登上王位的时候，他能够也的确用《圣经》来指导一切。当路德将《九十五条论纲》粘贴在维滕贝格教堂大门上时，亨利八世发布了《七圣典论证》（Assertio septem sacramentorum contra M. Lutherum），谴责路德，极力维护天主教徒的圣餐礼。这本书很可能出自理查德·佩斯（Richard Pace），或罗彻斯特主教约翰·菲奇（John Fisher），甚至还有可能出自伊拉斯谟。在书中，亨利八世质问道：“什么人这么恶毒，竟然把教皇的统治称为暴政？”并且宣称，“任何违背了大主教、最高法官……耶稣的唯一代理人——罗马教皇”的人，对他的任何处分都不算过分。

路德，一如既往地“优雅”回应，把这个批判他的人形容为“低能儿”“发狂的疯子”“骗子国王”“海因茨国王”“让上帝蒙羞的英格兰国王”，并且继续讽刺道：“我的国王啊，你到天堂后注定要与邪恶和腐烂的虫子相伴，所以我应该用你的粪便泼到你身上。”随后他资助了伦敦市中心的一个新教集团，即基督教兄弟会（Christian Brothers）。这个集团分发反天主教的小册子，并且声势在 威廉·廷代尔 注77 发行著名的——当然在罗马教会看来是声名狼藉的——英译版《新约》前的一年达到了顶峰。而这本译作也使得这位34岁的英格兰牧师成了教皇和当时天主教统治集团的大敌。

廷代尔是一名人文主义者，他的经历也是上帝的臣民和知识分子之间关系日益对立状况的一个典型代表。英格兰的人文学者对亨利八世的加冕都欢欣鼓舞。蒙乔伊勋爵（Lord Mountjoy）写信给伊拉斯谟，告诉他亨利八世是“人们学习的榜样”。托马斯·莫尔爵士说到新国王就称赞其比之前的国王更有学识，他强调：“对于一位被哲学和九个缪斯女神洗礼过的君王，有什么是我们不能期望从他那里得到的呢？”亨利八世向伊拉斯谟发出邀请，要求他离开罗马并且定居英格兰，这一行为似乎证实了这位英格兰学者的热情。这样一位受人欢迎的君王，在面对信念和理性的抉择时，他选择了信念，这有点令人难以置信。

然而伊拉斯谟在收到国王的邀请后，发现国王对他已经不感兴趣了。随着宗教改革的浪潮一发而不可收，亨利八世对天主教的效忠越来越强烈。在国王的默许下，大法官莫尔软禁了基督教兄弟会的成员和其他一些异教徒。而“廷代尔事件”——英格兰知识分子对此感到不寒而栗——让其与最反动的异教分子更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威廉·廷代尔翻译的《圣经》（未全部完成），是第一部直接译自希腊文和希伯来原文的英译本。

威廉·廷代尔在剑桥和牛津阅读拉丁语《圣经》时就开始酝酿一个翻译译本，在1521年，也就是路德在沃姆斯会议被谴责的那一年，他在被授予牧师不久后开始着手这一构思。一位天主教朋友指责他：“教皇的法律比上帝的法律要重要得多。”廷代尔反驳道：“假如上帝能够饶恕我，若干年后，我将会让一个犁田耕种的孩子都比你更懂得《圣经》。”

然而事实是，如果他想继续活下去，那么他就应该听从朋友的意见。这与伊拉斯谟用拉丁语和希腊语同时出版的《福音书》版本不同，毕竟在当时很少有人能够读懂这些文本。总而言之，情况完全不同。事实上，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因为教会不愿意也不允许人们大规模地阅读《新约》。而研究《新约》的特权紧紧掌握在统治阶级手中。他们解释《圣经》中经过筛选的段落，为诡辩术提供依据，并且通常用于服务世俗政治，或者是教皇的地位或权力。

有人提醒廷代尔，要为他的全部手稿找到出版商出版是相当困难的一件事。在英格兰受挫后，他越过英吉利海峡，在法国的天主教科隆教区找到了一家出版商。当他们铺开手稿并且放置在石头上的时候，当地牧师恰巧听到了这件事，在知道他们的意图之后将此事告知科隆当局。廷代尔立即带着手稿逃跑。法兰克福教区的牧师将他的犯罪企图告诉了红衣主教沃尔西和国王亨利八世，他们宣布廷代尔为重罪犯。英格兰每一个港口都部署了警卫，一旦廷代尔返回英格兰，将立即被抓捕。

然而，相比他的个人自由，这位逃亡者更加在意他的作品能否出版。因此在1525年，他来到了新教徒聚集地沃姆斯。在这里，彼特·斯考菲（Peter Schöffer）将他的作品以八开本的形式印刷出版。其中6000册被运往英格兰，而廷代尔再一次被当局监视。此后，他又一次开始了长达4年的逃亡生涯。他定居在自以为安全的安特卫普。然而，他低估了他“罪行”的严重性以及国王的毅力。英格兰密探一直在追踪他，并最终将其逮捕。在亨利八世的坚持下，廷代尔被囚禁在布鲁塞尔附近维伏迪（Vilvorde）的城堡16个月，之后以异端罪名被起诉、定罪，并被公开处以绞刑。他的尸体被绑在火刑柱上焚烧，以此来警告那些被他的“愚蠢行为”所怂恿的人。

国王的警告没有受到人们的理睬。一本书不是那么轻易就能被毁掉的，这其中当然包括《圣经》，而且廷代尔翻译得非常出彩，后来的詹姆斯国王的《圣经》版本就是在此基础上完成的。尽管莫尔在冗长的《对话集》里指责他的译文有缺陷，然而，在沃姆斯出版的《圣经》经走私进入英格兰，受到了人们争先恐后的传阅。在伦敦主教看来，这是一种无法容忍、散播异端的行为。他购买了所有《圣经》译本，并在圣保罗教堂烧毁。坎特伯雷大主教对此仍然不满意，因为他的密探向他汇报说还有很多册书在私人手中。住在乡下的新教徒像在图书馆借阅那样将它们借出去。他召集手下主教，宣布必须追查这些书的下落——对任何拥有书的人都将处罚。在他的命令下，主教们率领一群人，开始搜查知识分子的房屋，并且奖赏告发者——他们发出警告，不能让耶稣的启示语被信徒所知。

亨利八世对路德宗和异教的打击赢得了罗马方面的赞赏。他原本就希望这样，并且要让罗马明白自己想要获得回报。之前教皇将西班牙国王称为“天主教徒的国王”，称法国国王为“最正统的基督徒”。亨利八世也想获得类似称号。于是，利奥十世满足了他，赐予他和他的继承者“信仰的捍卫者”（Defender of the Faith）的头衔。亨利八世下令将这几个字刻在英格兰的所有硬币上。任何东西一旦落入了国王手上，就不要指望他会归还。从此，英格兰国王就一直沿用这个称呼，尽管10多年后它的授予方， 也就是罗马教廷想将其收回 注78 。

在一般人的想象中，作为宗教改革运动的领袖，亨利八世和马丁·路德通常被联系在一起，虽然他们本人厌恶这样的结合，因为事实上他们确实不是一路人。路德是神学叛逆者，而亨利八世从各个方面来说（除了一点）都算得上是忠实的天主教徒。他之所以挑战罗马权威，是因为教皇——出于政治而非宗教的原因——反对国王所享有的特权。然而在此事上，亨利八世而非教皇的做法更值得商榷，但因为涉及到婚姻，他们各自的动机都不单纯。

最直接的矛盾发生在1527年，当时亨利八世决定解除与凯瑟琳18年的婚姻。凯瑟琳来自阿拉贡，是西班牙国王斐迪南和王后伊莎贝拉的女儿。尽管亨利八世的离婚动机在后人看来不可接受，但在当时是被允许的。中世纪的王国都是世袭制，都必须有子嗣继承皇位。这对亨利八世来说尤为重要。长达31年的约克家族和兰开斯特家族之间的玫瑰战争，在他出生前6年才刚刚结束，他的家族的王位并不稳固；如果他在去世前没有子嗣的话，英格兰将会再次遭受内战的破坏。

不幸的是，那时的凯瑟琳已经42岁了，没有能力再生育出一个健康的男孩，她唯一活下来的孩子是个小女孩。亨利八世知道问题不在自己，因为在1519年他曾经跟他第一个王室情妇有过一个私生子，这位情妇名叫伊丽莎白·布伦特（Elizabeth Blount），她是伊拉斯谟的赞助人蒙乔伊勋爵威廉·布伦特（William Blount）的姐姐。虽然是通奸，但亨利八世的这些婚外情都得到了世俗的准许，而按照惯例，当王室成员之间为了国家利益而结成夫妻时，任何一方都可以选择出轨。还有另一件事需要考虑。假设王后生下儿子和女儿，国王就要把小女儿玛丽嫁给法国王子。一旦亨利八世没有留下一个男孩就去世的话，玛丽将继承英格兰王位，在她的丈夫成为法国国王之后，英格兰将变成法国的一个省。

英格兰国王亨利八世（1491～1547）在位期间，推行宗教改革，使英格兰教会脱离了罗马教廷，促使英格兰的社会经济状况、政治体制、文化、思想、宗教各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解除婚姻必须得到罗马教皇的同意，亨利八世坚信这是没有问题的。获得教皇的豁免并不困难，通常只要在婚姻中挑出一些瑕疵，而这些瑕疵足以解除与配偶的婚姻关系从而离婚。而在亨利八世的婚姻中，问题是显而易见的。凯瑟琳是他哥哥亚瑟留下的遗孀，在英格兰教会法规里是禁止他和凯瑟琳结婚的，《圣经》的《利未记》中就有这样的叙述（20：21）：“如果一个男人娶了他哥哥的妻子，这是不纯洁的，他们不会有孩子。”罗马教廷为亨利八世豁免了这一项禁令，允许亨利八世和她结婚，但教皇是否有权推翻《圣经》的禁令，尤其是在王后的“不孕”的预言似乎已经应验了的情况下，这是值得怀疑的。国王宣称这次豁免以及他与凯瑟琳的结合是非法的。欧洲的神学家也都认同他的说法。

凯瑟琳是亨利八世的第一任妻子。在这幅创作于1846～1848年的作品中，凯瑟琳正在恳请法庭不要同意亨利八世解除婚姻的要求。

然而，在罗马，英格兰王室的离婚会造成不好的政治影响。教皇克莱门特七世正在竭力从圣城的洗劫中恢复过来，然而，由于他自身的问题，其处境变得更加艰难。如果他同意亨利八世离婚，那么他将面对一个比亨利八世更强大的统治者——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他的统治范围横穿整个欧洲大陆，曾在争夺米兰、勃艮第、那不勒斯和纳瓦拉中两次击败法国。这个无可置疑的意大利统治者查理五世，实际上已经包围了梵蒂冈，这对任何一位教皇来说都是严重的威胁，尤其是在教皇卷入王权争夺的情况下。由于克莱门特七世被困在梵蒂冈，皇帝的意见更会受到重视，特别是如果他坚持的话。

在这个问题上他当然会坚持。查理五世的童年导师，也就是后来的阿德里安教皇，从小就给他灌输要尊重教皇的思想。凯瑟琳是他的姑姑，因而这个争论让他尤其恼火——亨利八世竟然派人将这一争论提交给教皇——由于她是亚瑟的遗孀，她与亨利八世的婚姻不仅是非法的，也是乱伦的。一旦梵蒂冈认可了，那么她将成为被遗弃的“情妇”，她的女儿玛丽，英格兰的王位继承人、查理五世的表妹，也将成为“私生女”。如果克莱门特七世拒绝给予豁免，亨利八世的企图将不会得逞——除非他自动退出教会，但这种情况只有在他公开宣布时才有可能。这让英格兰的天主教徒大为震惊：他们要在自己的信仰和自己的国王之间作出痛苦选择。了解亨利八世的人都知道他不会同情他们的进退维艰；当人文主义者胡安·路易斯·比韦斯站出来支持凯瑟琳时，他立刻被解除了玛丽教师的职位，并被驱逐出王宫。

亨利八世的祖先们做梦都没想过要与罗马决裂，但他已经下定决心，尤其是他已经选好了凯瑟琳的接班人——安妮·波琳（Anne Boleyn），并被她深深吸引。安妮出生高贵，当时只有19岁，美貌动人，拥有神采流动的眼神、飘逸的头发和活泼开朗的性格。但亨利八世的判断有严重的缺陷。表面上看安妮完全有资格成为王后，她的父亲是子爵、祖父是公爵，她从小在巴黎女子学校接受教育，担任过纳瓦拉的玛格丽特的侍女，之后回到英格兰服侍凯瑟琳。她聪明活泼，但反复无常，并且很自我，而且很不贞。

她用身体勾引了亨利八世。波琳家族的女性以放荡出名，为了取悦国王，安妮的母亲和姐姐与国王关系暧昧，但她更胜一筹。而在亨利八世看来，这个女孩子似乎很有生育能力。他相信一旦教廷批准了他离婚，他将立即与安妮结婚，给她戴上后冠，让她诞下子嗣，那么英格兰也将国泰民安。在她引诱亨利八世前，她有很多情人，其中包括诗人托马斯·怀特和未来的诺森伯兰伯爵亨利·珮西（Henry Percy）。汉普顿宫的一位历史学家说她“极度腐化和堕落”，她与单身和已婚的王室侍从都发生过关系。事实上，有证据显示在国王选她做王后时，安妮和珮西就已经秘密结了婚。

安妮·波琳是英格兰历史上最著名的女性之一。为了与她结婚，亨利八世发动了宗教改革，永远地改变了英格兰的历史。

因为以上这些事情（接下来还有更多类似的事情）国王决定放弃凯瑟琳，开始一段历史上最混乱的婚姻。然而就算没有安妮·波琳，亨利八世仍然会找一位新王后。其实早在1514年，他就开始考虑离婚，那个时候安妮只有7岁。到1524年的时候，亨利八世已经与凯瑟琳分居，开始与玛丽·波琳同居，而非她的妹妹安妮。3年后，安妮成了他的情妇，他第一次试探性地向罗马教廷寻求豁免。

亨利八世把希望寄托在了大法官、红衣主教沃尔西身上。沃尔西同情国王想要个儿子来继承王位的迫切心情，但沃尔西也有他自己中意的王后候选人，那就是法王路易十二的女儿蕾妮（Renée）公主。他私底下对安妮深表不满。他深知安妮的名声，并且相信国王也一定有所耳闻。然而，对于一个像亨利八世这样极度自负的国王来说，王后有出轨的想法——更别说敢这么做——是不可想象的。而且，现在他已经爱上她了。

沃尔西急需一次成功。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大法官，现在却被视为诸多失败的罪魁祸首。他发起的战争让他疏远了下议院和商人，他的独裁冒犯了神职人员，他的外交政策——为了与法国联盟而得罪查理五世——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如果他足够聪明的话，他就应该选择低调。但他实在无法掩饰自己对王室所称的这个“国王的大事”的冷漠。然而亨利八世已经失去了耐心，他绕过红衣主教，直接派大臣威廉·奈特（William Knight）把消息送到了罗马。奈特代表国王将离婚案提交给教皇克莱门特七世。他声称教皇应该宣布亨利八世现在的婚姻无效。他甚至提议，在任何情况下，这种事情都应该在英格兰决定。教皇同意了。奈特还建议派一名德高望重的主教担任法官，作出最后裁决。教皇当然清楚亨利八世中意沃尔西。他也还记得，在前一年罗马被洗劫的时候，他和随从被困在圣天使城堡整整7个月。现在这座城市仍然被军队包围，他们的指挥官就是英格兰王后的侄子。如果克莱门特七世同意了奈特的建议，他将会引起查理五世的愤怒，然而他又不能完全忽视英格兰红衣主教。所以，克莱门特七世决定审判由枢机团的两位红衣主教主持。除了沃尔西，还有意大利主教洛伦佐·坎佩奇奥。这让沃尔西颜面扫地，最终未能说服教皇同意这桩离婚案。之后当安妮也与他作对时，他完全被孤立了。亨利八世没收了他在怀特霍尔街的住所，剥夺了他的政府职务，但仍保留他约克郡大主教的职位。一年后，国王下令逮捕他，最终，他在被押往伦敦的途中死去。

安妮·波琳的姐姐玛丽·波琳。在亨利八世在位期间，波琳家族对英格兰有着很大的影响力。

与此同时，坎佩奇奥主教发现这位英格兰国王主意已定。“这种激情，” 他在给罗马教皇的信件中写道，“是非同寻常的。除了安妮，他眼里和脑海里没有任何其他东西。他一个小时都离不开她。”然而，亨利八世虽然固执却也机敏，一直以来做事都很精明。他曾任命一个委员会收集欧洲所有天主教学者的法律意见，用这些支持意见与教皇派来的代表对质。坎佩奇奥也认为英格兰需要一位能为皇室诞下继承人的王后。他强烈要求凯瑟琳归隐女修道院。凯瑟琳同意了——只是要求让亨利也住进修道院。 红衣主教觉得被冒犯了，他知道凯瑟琳不是认真的。让亨利八世退位，做一个顺服、忠贞、贫穷的人，这种想法荒诞十足。红衣主教并没意识到凯瑟琳的棘手，她的侄子——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以及被他控制的教皇都支持她，这意味着，英格兰脱离天主教的可能性将持续增加。

亨利八世经常被描绘成一个脾气暴躁、不计后果、一意孤行的人。但在这件事上，他不仅有决心，同时也表现出极大耐心。他给路德的答复（忠实的天主教国王的著作）完成于1521年。1522年，15岁的安妮·波琳成为凯瑟琳女王的侍女，从那时起她就吸引了国王的注意。当时亨利八世已经对凯瑟琳不能怀孕彻底绝望了，但直到5年后他才开始秘密废除他们的婚姻。由于受到凯瑟琳侄子查理五世的压力，整整6年教皇都忽视了他的申诉。1533年，他和26岁的安妮正式结婚，但很快被教皇逐出教会。英格兰议会也于1534年通过《继位法》（Act of Succession），该法案宣称国王和凯瑟琳的婚姻无效，并承认安妮是新的王后，这使得任何质疑她和亨利八世婚姻的人都将被判处死刑，而且法案还要求亨利八世的所有臣民都必须对他宣誓效忠。这可不是童话里的故事。之后，在一系列严重的后果面前，国王和安妮的幻想破灭了。

国王一开始认为教皇会很快同意他的请求，解除那段无子的婚姻，因为之前有很多这样的先例。即使是红衣主教坎佩奇奥，在1528年第一次来伦敦的时候，也表示支持他。但是让亨利八世越来越沮丧的是，教皇似乎无力作出决定。坎佩奇奥也明白，意大利红衣主教对伦敦的影响力并不大。如果他判决支持凯瑟琳，那他将被立即驱逐出境，所以他希望尽快收到梵蒂冈的指示。克莱门特七世的匆忙答复反映了他对此事的无能为力。他告诉这位红衣主教：“没有枢机团的指示，不要作出任何判决……如果这位皇帝遭到如此巨大的打击，那么和平的希望将就此破灭，教会也将难逃毁灭的下场，因为教会完全受皇帝所辖制……要尽可能地推延。”教皇用这样的花招将这个问题成功地拖延了5年多的时间。

在这幅版画中，亨利八世正在向安妮·波琳求爱。

最终，没有时间可以拖延了。国王一直在期盼豁免的到来。他在格林尼治宫殿旁为安妮建造了一座豪华别墅；侍从开始向她直接汇报情况，似乎她已经加冕成为王后；大批人群在她窗外聚集，完全忽视了凯瑟琳。亨利八世经常待到中午才离开格林尼治。但教皇的政策让他们的这种关系危机四伏。尤其是当安妮发现自己怀孕后，情况变得更加危急。剑桥大学神学家托马斯·克兰麦（Thomas Cranmer）起草了很多新的论点，国王紧急派出一个谈判团将这些论点呈送给教皇。然而教皇还是犹豫不决。这时安妮开始显现怀孕的迹象，但只有由王后诞下的孩子才可能继承王位。

亨利八世等不及了。他任命克兰麦为坎特伯雷大主教，授予他特别权利，并且要求他在新职位上做尽可能充分的阐释。这位新任大主教迅速行动，判决教皇无权授予豁免。他向凯瑟琳宣布离婚判决，并秘密为亨利八世和他的情妇证婚。1533年5月圣灵节这天，一场隆重的婚礼在威斯敏斯特大厅举行，27岁的安妮如愿以偿成为王后，这时她已经怀有7个月身孕了。

现在，基督教分裂已经不可避免。国王热血沸腾，他召开了特别国会。他激发议员的反教会情绪——不顾刚上任的大法官托马斯·莫尔勋爵的反对——强制通过了一部特别法，限制神职人员权利，提高对教会的税收，将圣职者首年向罗马教会的捐税缩减至5%。最后一条法令极大地损害了教皇的利益。克莱门特七世这几年来对那份来自伦敦的离婚请愿书置之不理，但他也起草了将国王逐出教会的通谕。现在罗马教廷开始正式执行。

亨利八世同样作出了强烈反应。在他的引导下，议会通过了32份宗教法案，其中就包括停止对罗马教廷的所有税捐，没收教会拥有的全部土地——据一名保守的天主教教徒估计，这些土地占英格兰总面积的20%。其他措施则是为了抑制修道院，规定只能向坎特伯雷大主教或国王忏悔，神职人员在被授予官职之前要向国王宣誓效忠，并且规定只有经过国王提名才能成为主教和大主教。之后亨利八世使出了最后一招。在《至尊法案》（Act of Supremacy）（1534年11月颁布）中，他宣布完全脱离罗马教廷，建立了新的国教——英格兰国教，并任命自己和他的王位继承人为教会最高首领。

沃尔西的继任者、大法官托马斯·莫尔已经追随了亨利八世一段时间，但他现在深陷忠于皇权或忠于神权的内心挣扎中而极度痛苦。莫尔是国王的臣子，但同时也是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他想，也许减少同国王的联络，这样他的处境会好一些。所以在1532年他辞去了大法官职务。不过这一切都是徒劳的。他无处可藏，因为他太出色了，国王一直都在关注他。他的“个人危机”在1534年春达到顶峰。当时国王下令所有臣民必须宣誓遵守《继位法》，这一要求是莫尔办不到的，因为它意味着要对亨利八世效忠，从而背弃罗马教皇。大多数英格兰神职人员顺从地宣誓遵守。莫尔没有反对，他只是保持沉默。他既没谴责宣誓，也没指责那些宣誓的人；尽管仍在言行上对皇权忠诚，但也拒绝背弃罗马——这是一种毁灭性的沉默，因为亨利八世正在进行一场豪赌。尽管他是一位强大的国王，但他的统治仅限于活着的人。正如德国人支持路德一样，英格兰不断高涨的民族精神在支持他，但是如果教皇将他的王国剔除出教会，诅咒每个英格兰人死后下地狱，那么很有可能不久之后就会发生暴动。在此危急时刻，国王不能犹豫。

由于反对亨利八世与安妮结婚，莫尔拒绝出席安妮的加冕典礼，这对国王是一个极大的侮辱。如果亨利八世继续容忍这种大不敬，会被视为软弱，尤其是这位前大法官在英格兰民众中具有很强的号召力。要么心狠手辣，要么放弃王权，除此以外他别无选择。最终，莫尔以叛国罪被起诉，关押在伦敦塔。

托马斯·莫尔在被宣告死刑后，与女儿见了最后一面。

莫尔在审判时终于开始为自己辩护。他说，分裂教会是令人痛心疾首的罪行，他不能违背自己的良心助纣为虐。他补充道，他无论如何都不相信“一个世俗者可以成为宗教领袖”。他是当时最擅长雄辩的人之一，然而，由于当时的环境过于嘈杂，他说的话几乎没被人听到，何况听证会只是一个形式，其实判决早已经作出。审判他的法官有安妮的父亲、叔叔和她的兄弟罗奇福德勋爵。他们判决他“吊死、砍头、裂尸”——这是对背叛国王最严厉的处罚。这意味着，这位前大法官僵硬的尸体将被分成四部分，抛弃在伦敦码头上任其腐烂。

不过这在亨利八世看来有些过分了。然而由于安妮发了怒——莫尔取代沃尔西时便成为她憎恨的对象——亨利改变了最初只将其砍头的判决。这位曾经对他忠心耿耿的学者抬头挺胸地走向了死亡。他走上断头台，一切都将结束。他平静地对国王的一名军官说：“中尉阁下，可怜一下我。在我倒下时，不要碰我，让我自己着地。”随后，他无视要求蒙住双眼的规定，让聚集的人群亲眼观看他“作为国王忠诚的仆人，但首先是上帝的仆人，怀着并为了天主教信仰”的牺牲。他死后，头颅被悬挂在伦敦大桥上示众。

1535年，莫尔被处决。这幅作品由法国画家安东尼·卡隆（Antoine Caron，1521～1599）于约1536年创作。执行死刑时，莫尔将自己的双眼蒙住。1935年，莫尔被罗马天主教会封为圣人。

整个英格兰都震惊了。没有人相信这位前大法官会出卖自己的国王和祖国。伊拉斯谟为他的朋友默哀，“他的灵魂比雪还要纯洁，他的天赋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梵蒂冈追赠他为基督教殉道者。后来教皇为他举行了 宣福礼 注79 ，并且追封他为圣人。

不到一年，安妮·波琳也和莫尔一样，成了亨利八世的眼中钉。她在王后宝座上待了1000天，期间发生了各种灾难，以至于人们又开始相信教皇的威望了，因为他们推测，只有神的干预才能这么惩罚伦敦的这位国王。亨利八世原本希望安妮能为他诞下王子，事实证明他错了。她的第一个孩子，同凯瑟琳的一样，也是个女孩。当然，没有人能够因此怪罪她，她生育的失败只是众多事件中的一件小事。她一当上王后，性格马上逆变。她的活泼可爱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脾气暴躁、尖酸刻薄、蛮横无理，以及永不满足的欲望，这一切让亨利八世越来越难以忍受。凯瑟琳至少是温柔体贴的，他开始想念她了，在她去世后，他大哭了一场，并且下令整个王宫为她默哀。安妮断然拒绝默哀。在她为亨利八世诞下第二个死胎——一个畸形的早产儿后，他开始冷落她。他告诉朋友安妮蛊惑了他，并且把孩子的畸形看作是她会巫术的证据。最让她恼火的是，他将手伸向了自己的侍女——出身贵族的 珍妮·西莫尔（Jane Seymour） 注80 。

如果后来指控她的证据都是真实可信的话，那么安妮就是英格兰最没有资格抗议亨利八世出轨的女性了。按照这些证据来看，她刚刚生产完女儿后就开始寻找猎物了，并且这种偷情在她的3年婚姻生活中一直持续。证人宣称，如果她看中了一个年轻男子，便会邀请他到卧室，并在他脚下故意丢下一块手帕。如果该男子捡起手帕，并用它擦脸，那么就表示接受她的勾引，而她的贴身侍女在半夜时会为他把风警戒。

这些指控有可能是捏造的——后来据说这些被指控与王后有染的男子有一些是同性恋——但在当时却没有人这么认为。据记载，亨利八世听说自己被戴了绿帽子，并被告知了关于手帕信号的事。在一次亲眼目睹后，他在当晚带着全副武装的卫兵捉奸并进行了拷问。新任大法官将安妮带入伦敦塔，宣读对她的指控。她哭泣着跪下，坚称自己是无辜的。

在听证会上，王宫的3名侍卫和1名乐师承认“与王后有不正当亲密交往”。随后诺森伯兰伯爵也证实与王后有染。最后，最具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安妮的哥哥罗奇福德勋爵——他曾经判决托马斯·莫尔爵士有罪——也被带入被告席。他的妻子检举了他，声称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他与自己的亲妹妹媾和。这些人被包括安妮父亲在内的陪审团审判，那名乐师当庭认罪，由于他只是一个平民，最终被处以绞刑，而那3名侍卫则被斩首示众。

3天后，由26名陪审员组成的陪审团开始审判安妮和她的哥哥，陪审团主席是安妮的叔叔诺福克公爵。她的叔叔认定他们犯了通奸和乱伦罪，并判处其死刑。那时非正常死亡非常普遍，并且人们相信来世，所以当时被判死刑的人都很淡定地接受命运，这在现代人看来有些不可思议。在做完乞求宽恕祷告后，年仅29岁的安妮要求尽快地把头从她身上取走。她嘲讽地说，她一想到“刽子手刀法不错，而且我的脖子很细”，就感到很欣慰。在断头台上，她请求人群向国王祈祷，“他是最温柔、最仁慈的国王，即使对于我，他也是善良的、温柔的。”她和罗奇福德勋爵在几分钟内被先后问斩。安妮由于其身份更高贵，第一个走上断头台。

讽刺的是，这一系列由国王渴望王位继承人引发的特别事件，最终却收获了两个女继承人，当然她们最后不仅统治了英格兰而且还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凯瑟琳的女儿玛丽，在她母亲被废除后幸存了下来，并且很快就会找那些与这件事相关的帮凶算账。在父母离婚后，玛丽被宣布为非法的私生女。然而，后来在亨利八世的儿子——即珍妮·西莫尔的儿子，后来的爱德华六世——出生后，议会也松口了，通过了一项复杂的法案，其中就包括恢复凯瑟琳女儿王位继承人的资格，并且允许她在王位上待5年。从1553年开始，她就成了玛丽一世女王。

玛丽一世不是一位受人尊重的国王，当然她也没打算这么做，获得民众的拥护也不是她最想要的东西。胡安·路易斯·比韦斯在他的作品中就如实地记载了这些。玛丽一世从未抛弃罗马天主教，当然也不会原谅那些狂热的新教徒，因为他们拒绝让她看望自己的母亲，甚至连最后一面都没让她见。作为国王，她发誓要“倒行逆施”，拒绝宗教改革的大潮。尽管这根本不可能，但她还是努力尝试。她任命自己的首席顾问红衣主教雷吉纳尔德·波尔（Reginald Pole）为教皇特使。波尔虽然是英格兰的红衣主教，但一直效忠于罗马教廷。他曾经在亨利八世离婚的问题上与他发生争论，并且当面诅咒他死后会下地狱。

这是一幅都铎王朝继承体系的寓意画，描绘了亨利八世和他的三个子女。亨利八世坐在王位上，居于画面中央。王位右侧单膝跪地、伸手接过正义之剑的是亨利八世的儿子爱德华，即未来的爱德华六世。画面左侧是玛丽和她的丈夫——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两人身后是罗马神话中的战神马耳斯（Mars），象征了两人发动的战争。与此形成对比的是，画面右侧的伊丽莎白正牵着和平女神的手，其后还有一个侍女手捧装满花果及谷穗的丰裕之角，象征了伊丽莎白一世在位期间英格兰的和平与繁荣。

这种对国王的大不敬行为很快就受到了惩罚。国王大发雷霆，悬赏捉拿波尔，这位红衣主教不得不四处逃亡。尽管躲避了抓捕，但也受到了摧残——在他逃亡期间，他的母亲和兄弟都被处死了。现在，在他的要求下，玛丽一世重新恢复了教皇在英格兰的权威，惩罚异端的刑法也被重新启用。玛丽一世还下令将大主教克兰麦烧死——其他殉道者还包括主教莱德烈（Ridley）和拉迪莫（Latimer）——而波尔则接替克兰麦成为坎特伯雷大主教。另外还有约300名英格兰人被处死，他们都是追随玛丽一世的父亲脱离罗马教廷的仆从。也许她最大的成就是证明英格兰可以变得与16世纪欧洲的其他地方一样野蛮。甚至现在，人们一提起她的名字，就会想起“血腥玛丽”这一绰号。

玛丽一世即位后在英格兰复辟天主教，下令烧死了约300名反对人士。于是玛丽一世被称为“血腥玛丽”（Blood Mary）。后来，“Blood Mary”在英语中成为女巫的同义语。

永垂不朽的圣女贞德仍然活在16世纪以前的人们的记忆中，但是现在，16世纪已经过去了一半多，还没有产生一位女性能与她相提并论。然而在16世纪的第六个十年后期，诞生了英格兰历史上最伟大的国王，她带来了一个新时代，彻底冲刷了之前的污秽。她就是名誉扫地的安妮·波琳的女儿。她在安妮加冕成为王后时就已经在安妮肚子里了，这也是托马斯·莫尔拒绝出席加冕仪式的原因之一。在她刚出生那天，她就被梵蒂冈宣布为非法的。在她母亲被处决后，坎特伯雷大主教——在知晓安妮与亨利八世结婚前就已经与珮西结婚了，于是判决安妮犯了重婚罪、通奸罪和乱伦罪——也附和罗马，宣布她为私生子。

由于安妮被正式宣布为淫妇，这使得她连当初凯瑟琳的境况都不如，因为后者离婚后相对来说还是受人尊重的。而皇家法官宣布亨利八世的第二次婚姻非法，因此，安妮3岁的孩子也就失去了法律上的承认。然而，与她同父异母的姐姐一样，甚至就是因为她姐姐，她最终从被遗忘中翻了身。玛丽一世合法性的恢复本身就是史无前例的。在珍妮·西莫尔因难产而死后，议会根据亨利八世的遗愿，正式承认了他3个同父异母孩子的合法地位，并且规定了他们继承都铎王朝王位的顺序：第一继承人是珍妮的儿子爱德华，第二继承人是凯瑟琳的女儿玛丽，最后便是安妮的女儿伊丽莎白。

伊丽莎白一世继位后，玛丽一世的大部分宗教政策被其推翻。英格兰在其统治期间，不论是经济还是文化，都达到了一个高峰。

1558年，25岁的伊丽莎白登上王位，之后立即恢复了新教以及他父王的《至尊法案》，并且在随后的45年间一直统治着英格兰。考虑到她父母私生活过于开放的后果——这在当时的欧洲贵族中相当普遍，她一生未嫁，这也许是个明智的决定，因此伊丽莎白一世也被称为“童贞女王”（Virgin Que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