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A 不采用有关徽宗及徽宗朝一些常见故事的原因

决定哪些故事可信，这是历史学家面临的一项最基本的任务，因为他们很清楚并非所有的史料都同样可信。就宋朝而言，有些官方文书也未必可信，尤其是言官呈递的奏疏，他们因为职责所在，要将听到的人们对事情的议论向皇帝汇报，即使这些事情并没有其他证据支持。此外，宋朝的文人还撰写了数百部笔记，其中收录了大量的逸闻和随笔，但有的故事并非基于作者的个人知识，而是道听途说，也许是第二手或者第三手知识，甚至有可能是在别人的笔记中所见。宋朝人与其他时代或其他地方的人一样，都喜欢有趣的事情，而一些机智的故事就可能十分风趣。因此，有些历史名人的故事也可能经过了修饰，甚至是杜撰出来的。但另一方面，正是由于这些书的存在，我们现在才有可能对很多内容进行讨论，因此，历史学家并不十分情愿将这些书籍一笔抹杀。我在本书中引用了蔡絛的《铁围山丛谈》，是考虑到他的父亲蔡京经常在皇宫内，作为蔡京的儿子，他很可能会知道书中记录的有关徽宗及其朝廷发生的事情。另外一位我多次引用的作者是王明清（1127—1214），他似乎能看到很多徽宗朝的史料，不过，他记录的轶事当然也不是全部可信。同时，我们还应意识到，笔记中的内容也经常会被一些正史引用。因此，对于任何看起来更像是基于谣传而非第一手知识的史料，今天的历史学家必须时刻保留一点怀疑态度。

哪些故事能够接受，哪些不能，没有什么万无一失的办法来判定。有时候靠常识就够了，有时候故事与来源更可靠的史料相互矛盾，可以推断它可能是杜撰出来的。例如，某个人物也许不可能出现在他在故事中所处的地点。还有的时候，故事一看就是虚构的，不用有反证就可以直接否定。当然，即使是那些经过加工或凭空编造出来的故事，也有助于我们对当时的理解，因为它们可以让我们看到当时流传的是哪一类故事和谣言。不过，当讨论的对象是真实发生之事时，相关的谣传就不是一个好的信息来源了。

在下文中，我列出了不采用这六个故事的理由，其中有的故事还被正史收录，有的则只见于笔记。我还举了一些例子，有的是因为涉及比较重要的问题，有的则为了说明此类虚构故事也很可能会被载入正史。我列的例子都是被一些现代学者当作真实史料来用的。

徽宗的生日

元朝史料上记载了一个传言，据说徽宗实际上出生于五月初五，但由于这一天被视为不吉利的日子，徽宗的生日就被改为吉利的十月初十。［1］周密（1232—1308）在他的两本书——《齐东野语》和《癸辛杂识》［2］中记载了这个故事。没有更早的现存史料记载这件事。

然而，此传言非常不可信，因为这意味着改变了神宗诸子的长幼次序，而这肯定会遭到他们母亲的强烈反对。因此，如果徽宗出生于1082年的五月，就会比出生在七月的赵佖还要年长。［3］如果他的出生日期不吉利，那肯定会将他的生日前移或后移一两天，而不是一下子往后挪了五个月、直到他的弟弟出生之后的日子。

刘混康和艮岳

南宋时期，坊间流传，道士刘混康建议徽宗在京城东北方向修建一座假山，这样一来他就会子孙繁茂。［4］关于这个故事，现存史料可能最早出现在王明清在1194年所著的《挥麈录·后录》中。［5］这段文字不是很长，引用如下：

元符末，掖庭讹言祟出。有茅山道士刘混康者，以法箓符水为人祈禳，且善捕逐鬼物。上闻，得出入禁中，颇有验……

祐陵登极之初，皇嗣未广，混康言京城东北隅地叶堪舆，倘形势加以少高，当有多男之祥。始命为数仞岗阜，已而后宫占熊不绝。上甚以为喜，繇是崇信道教，土木之工兴矣。一时佞幸，因而逢迎，遂竭国力而经营之，是为艮岳。［6］

我没有采用这个故事，是因为它看起来就不太真实。徽宗似乎不太可能担忧生儿子的问题。徽宗十六岁结婚之后，不到一年，第一个儿子就出生了。在这个故事发生时，他应该已经登基三个月了。甚至在登基的当天，他很可能就已经知道妻子怀孕了。从那时起，他的儿子们开始以一种稳定的频率降生。而且，在徽宗给刘混康写过的大量信件中，也从未暗示过他对孩子出生的担心，或是感激刘混康告诉他如何确保自己后继有人。另外，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艮岳及其里面的假山在徽宗登基的第一年就开始修建。因此，我怀疑这是一个在流传过程中经过人们不断想象和渲染而形成的故事。

童贯和蔡京在杭州

现代历史学家经常作为一个史实提到，蔡京和童贯一起停留在杭州那段时间，是二人关系中一段重要的时期。［7］正史的记载也支持这个故事。《宋史·童贯传》中说：“徽宗立，置明金局于杭，贯以供奉官主之，始与蔡京游。京进，贯力也。” ［8］对此，《宋史·蔡京传》的叙述更为详尽，并对谁帮助了谁有不同的说法：“童贯以供奉官诣三吴访书画奇巧，留杭累月，京与游，不舍昼夜。凡所画屏幛、扇带之属，贯日以达禁中，且附语言论奏至帝所，由是帝属意京。” ［9］ 1196年的《三朝北盟会编》对此有更进一步的描述，书中称他们在杭州时，童贯向蔡京讲了很多关于前线军事形势以及之前一些将领指挥的战役，让蔡京对他的军事才能留下了深刻印象，因此，在向徽宗推荐将领时，蔡京立即举荐了童贯。［10］

这些故事存在的问题，是童贯和蔡京没在同一时间住在杭州。1102年三月，童贯被任命在杭州担任官职，此时蔡京早已在1101年二月离开了杭州，前往定州就职。［11］而且，有很多证据表明，徽宗在登基前就已经与蔡京非常熟悉，［12］因此根本不需要从童贯那里听说蔡京。

向太后和保守派的复兴

历史学家通常臆断，在徽宗登基后，向太后是最迫切希望将保守派召回朝廷的人，但由于她在1101年初去世了，徽宗才得以改变政治方向。［13］然而，如果对完整的史料进行仔细分析，就会发现极为不同的结论。徽宗并不是不愿意将保守派召回朝廷，而向太后也至少非常希望将一位新法派留在京城。

至于为什么这段时期的政治历史在这个故事版本中会成为这样，可能有几个原因。《宋史》在向太后的传记中似乎暗示，将保守派召回京城主要是她的功劳。根据记载，在徽宗的恳求下，向太后才答应摄政，随后，“凡绍圣、元符以还，（章）惇所斥逐贤大夫士，稍稍收用之”。［14］这也符合了一个假设：一个人的核心性格特征不会发生重大变化。［15］的确，担任摄政的太后通常是掌握实权的人，因此，在女性摄政期间，做出的决定均会被认为是向太后，而非小皇帝徽宗。宋仁宗幼年时期刘太后的摄政，以及宋哲宗刚继位时高皇太后的摄政，历史学家们持同样的观点。但在这两个例子中，小皇帝都是与摄政的太后一起坐在帘子后面，没有与大臣们单独会面。我们在第二章提到过，徽宗的两府大臣建议向太后不要采用刘太后和高太后的方式，而是采用受到更多限制的方式，宰辅们先与徽宗议事，再去拜见太后。向太后的婆婆高太后在摄政期间将保守派召回朝廷，这一事实可能也促使历史学家做出了这样的臆断。然而，因为她的婆婆反对新政，就推断出向太后也同样反对新政，这没有道理。

在召回保守派的事情上，判断向太后究竟有多大贡献，最好的方法就是了解召回保守派和贬斥变法派的时间，以及这些决定是如何做出的。根据《续资治通鉴长编》、《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与《曾公遗录》的记载，徽宗熟悉大多数保守派大臣的名字，还提议具体有哪些人应该被召回。徽宗刚登基七天，就让宰辅给他提供了一份名单，列出了之前曾担任朝廷要职并可以被召回的大臣，徽宗与宰辅一同对这些名字逐一进行分析，从中挑出了十个人，立即任命官职。随后宰辅又去拜见了向太后，太后同意徽宗的所有决定。［16］

没有证据表明向太后曾经自己提出将保守派召回朝廷，不仅如此，她甚至坚持将顽固的变法派蔡京留在京城。四月初二，徽宗在见到曾布时提醒他说，向太后希望把蔡京留下来。后来，曾布前去拜见太后，太后坚持要这么做。曾布威胁说，如果太后不肯让步的话，他可能就会辞职。但太后回答：“干枢密甚事？”（曾布当时担任知枢密院事，是徽宗的宰辅之一。）曾布答以“君子小人不可同处”，太后反驳道：“先帝时亦同在此。”由于曾布在这件事上喋喋不休，太后最后不得不对他下了逐客令。［17］

七月初一，向太后正式还政徽宗，不再摄政、参与政府事务。然而，此时徽宗的宰辅中还是有变法派。直到两个月后的1100年九月初八，徽宗才最后接受了变法派主将章惇的致仕请求。又过了一个月，蔡京也终于被贬出京城。［18］

在向太后还政之后，她的确也表达过一些政治观点，但不一定都是支持保守派的观点。1100年九月十六日，最直言不讳的保守派言官之一陈瓘上表，批评向太后的亲戚，并抨击向太后并未真正放手朝政。向太后听后很难过，拒绝进食。为了安抚太后，徽宗承诺贬逐陈瓘。太后身边的人建议提拔蔡京为宰辅，好消解太后的怒气。徽宗没有这样做，但他的确在次日贬逐陈瓘出京任职。［19］

显然，在徽宗统治期间开始出现一种观点，认为向太后限制了徽宗按照自己的真实意愿去继续推进父皇神宗的政策，甚至徽宗和蔡京也助推了这种解释，也许是因为他们二人认为，团结一致使他们的承诺看起来更有力。人们通常认为，1107年“御制”的《宣和殿录》实际上是蔡京撰写。在这篇文章中，先是逐条列出了神宗新政的所有优点，然后是保守派对这些政策的歪曲诋毁。神宗驾崩后，高太后垂帘听政，“群奸汲引相援而起列置髙位”，将神宗所有的好政策都废除了。徽宗登基后，请求母亲一起执政，同样的事情再次发生，那些重新掌权的人出于报复心理，推翻了原来的所有政策，甚至称“从父之失为非孝”。在徽宗开始亲政后，每一条法令或措施都坚持遵从神宗的先例，至少我们看到的史料上是这么说的。［20］如果连蔡京和徽宗也坚持这种说法，那么毫不奇怪，大部分人都会附和他们。

蔡京与宋金联盟

现代历史学家通常都将蔡京描述成极力支持宋金联盟的人。［21］但对史料进行更细致的分析就会发现，应当将蔡京的态度划分为两个阶段：刚开始时，蔡京支持多了解辽国发生的事情与宋朝如何从局势发展中获益，以及后来对采取军事行动抱有的强烈保留态度。此外，我们还应当考虑到，蔡京在1120年六月致仕，此后四年半中并没有参与太多的朝廷事务，而这一时期正是宋金谈判和签订盟约的时间。

当时的人们往往认为，蔡京要为所有的错事负最终的责任，这种观点尤其常见于弹劾蔡京的奏疏中。1118年，安尧臣在一份长篇奏疏中以大部分篇幅谴责童贯，称朝廷内外都在议论童贯与蔡京相互勾结，“共唱北伐之议”。［22］徽宗内禅后不久，孙觌也上表弹劾蔡京罪大恶极，称蔡京导致边界毁约事件并煽动了军事行动。［23］在1126年三月钦宗贬斥蔡京的诏书中，蔡京被控提倡“平燕之议”，这显然反映了孙觌等人的观点。［24］《东都事略》可能也是基于这些指控而认为，“（蔡）京首倡之燕山之役”。［25］因此，很多当代历史学家也会做出类似的推论，毫不奇怪。然而，这就是将弹劾奏疏中的夸大指控轻易接受为事实的一个例子。

的确，蔡京在1115年支持将投降宋朝的赵良嗣带到朝廷，旨在探听他所了解的当前辽国局势，见到他后还支持进一步打探消息，但这并不意味着蔡京渴望战争。1116年和1117年的诏书中提醒北部边境的宋军守将不要挑起事端，这很可能反映了蔡京的谨慎态度。［26］因为如果蔡京强烈支持战争，那徽宗的这些诏书就意味着彻底否定了蔡京的意见，而这种可能性不大。此外，等到蔡京对女真人和辽国发生的事情有更多了解后，与大多数资深宰辅一样，他也看到了宋与金建立军事联盟的严重弱点。［27］史料记载的几件事能反映出蔡京的反对态度。当童贯上表建议趁辽国内乱之机夺回燕京时，徽宗想听一听蔡京对这件事的看法，几次派宦官前去询问，蔡京都没有回复。直到有一次徽宗在上朝结束后将蔡京留下来，直接问他的想法，蔡京才愿意表达自己的观点。他对徽宗说，自己对童贯没有信心，而出征外国这样重要的任务也不应当托付给童贯。当时徽宗提到童贯早年在西北边境取得的胜利，蔡京反驳说，不知道这些胜利中有多少是童贯的功劳。［28］

第二件事发生在1119年初。蔡京受命接待金国使臣，但他对新的联盟仍然没有完全信服。据说童贯对蔡京很生气，当着皇帝的面批评了蔡京。蔡京知道童贯对自己不满，但在这件事上他真的无法同意童贯。［29］不久后，蔡京和大多数宰辅又顶住了徽宗的压力，拒绝在一份支持宋金联盟的文件上签名。笔记体小说作者周煇（1127—1198年后）记录了这件事，指出徽宗“独与贯、黼、安中议，决意行之。且当日之事，实贯造谋，非黼与安中，亦无缘便为”。［30］作者没有把蔡京列在名单中。周煇称此故事的来源是蔡京的一名侍仆，他亲耳听到了这段对话。此外，当时一些人指责蔡京的内容也与对其他人的指责有所区别，程瑀写道：“金人内侮事虽始于童贯，而成于王黼与京之子攸，然边备废弛本实由京。” ［31］

蔡絛也记录了蔡京对采取军事行动的极度担忧。尽管在南宋初期，经常有人在事后称他们的亲戚一直反对与金结盟，但蔡絛提供了蔡京曾努力希望改变徽宗想法的可信事例。根据他的记载，1122年夏，蔡京已经致仕，有一次徽宗召他上朝，蔡京在朝堂上恳求皇帝休战。后来局势恶化，徽宗对宦官梁师成说，蔡京是唯一一位自始至终反对北伐的人。［32］

徽宗出宫夜访李师师

对徽宗与歌妓李师师之间浪漫情事的描写出现在几部小说中，如《大宋宣和遗事》、《水浒传》，以及一部传奇小说《李师师外传》。这三部作品都没有具体的日期，但部分故事显然南宋时就已经开始在民间流传了。还有三部南宋或元初的笔记体小说，也提到了李师师与徽宗的关系：包括郭彖大约在1165年撰写的《睽车志》，张瑞义1124年的《贵耳集》，以及大约在半个世纪后周密的《浩然斋野谈》。［33］《睽车志》中提到，李师师经常进入皇宫，有一段时间还牵扯到了林灵素。［34］《贵耳集》中写道，有一次，诗人周邦彦（1056—1121）正在歌妓李师师的住处，突然闻听有人宣叫徽宗就要来了，仓猝不能出，只得藏匿于床下。后来，他根据自己偷听到的内容填写了一首歌词。徽宗听到这首歌词后，令蔡京将周邦彦逐出京城。不过，后来徽宗听到周邦彦填写的另一首歌词后，对自己之前的决定感到了悔意。［35］周密在书中也讲述了同一个故事的缩减版。［36］

李师师是当时的一位名妓，这一点毫无疑问。李师师的名字出现于宋朝的很多史料中，包括《东京梦华录》和《墨庄漫录》。而徽宗偷偷离开皇宫，也不是不可能。1119年，在一份谢表中，蔡京提到徽宗在那一年曾坐着一顶小轿七次临幸他的府宅。［37］后来，大臣曹辅在官方公告上读到蔡京的这份谢表后，上疏批评徽宗不应当在没有仪仗和护卫下就离开皇宫。［38］大臣批评皇帝离开皇宫寻欢取乐，这是自汉朝就形成的传统。［39］但曹辅并没有提到徽宗是去娱乐场所。

一些现代历史学家研究了李师师、徽宗和周邦彦之间三角关系的历史真实性。王国维在几十年前就否定了这种观点，认为徽宗不可能在周邦彦拜访李师师的同时到达那里。他强调的原因是时间不符：一位曾经在11世纪七八十年代诗词中出现过、比徽宗年长好几十岁的歌妓，徽宗怎么可能在三十多年后仍然迷恋她呢？王国维的文章引起了一些学者对这段三角恋情的维护，他们的理由是诗中提到的师师有可能是同名女子，或者李师师很小就成为歌妓，等等。［40］

在我看来，这个故事是杜撰的，最大原因在于故事本身。它看起来太像虚构出来的故事，因此，我需要有更可信的证据才会认为它是基于事实。我在第十章已经引用了其中的一段文字（内容是李师师说皇帝已经有了很多美女享用，是不会对她感兴趣的）。下面是引用的另一段文字：

这个佳人，是两京酒客烟花帐子头京师上停行首，姓李名做师师。一片心只待求食巴谩，两只手偏会拿云握雾；便有富贵郎君，也使得七零八落；或撞着村沙子弟，也坏得弃生就死；忽遇着俊倬勤儿，也敢教沿门吃化。徽宗一见之后，瞬星眸为两。休道徽宗直恁荒狂，便是释迦尊佛，也恼教他会下莲台。［41］

有人可能会认为，《大宋宣和遗事》中有很多虚构的成分，但是《贵耳集》这类笔记应该被假定为基于事实，除非有反证。下面是从《贵耳集》中引用的内容：

道君幸李师师家，偶周邦彦先在焉，知道君至，遂匿于床下。道君自携新橙一颗，云：“江南初进来。”遂与师师谑语。邦彦悉闻之，概括成《少年游》云：并刀如水，吴盐胜雪，纤手破新橙。锦幄初温，兽烟不断，相对坐调笙。低声问：向谁行宿？城上已三更。马滑霜浓，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

李师师因歌此词。道君问谁作，李师师奏云：“周邦彦词。”道君大怒，坐朝宣谕蔡京云：“开封府有监税周邦彦者，闻课额不登，如何京尹不按发来？”蔡京罔知所以，奏云：“容臣退朝，呼京尹叩问，续得复奏。”

京尹至，蔡以御前圣旨谕之。京尹云：“惟周邦彦课额增羡。”蔡云：“上意如此，只得迁就将上。”得旨，周邦彦职事废弛，可日下押出国门。

隔一二日，道君复幸李师师家，不见李师师，问其家，知送周监税。道君方以邦彦出国门为喜，既至不遇，坐久，至更初，李始归，愁眉泪睫，憔悴可掬。道君大怒云：“尔去那里去？”李奏：“臣妾万死，知周邦彦得罪押出国门，略致一杯相别，不知官家来。”

道君问：“曾有词否？”

李奏云：“有《兰陵王》词。”……

道君云：“唱一遍看。”

李奏云：“容臣妾奉一杯，歌此词为官家寿。”

曲终，道君大喜，复召为大晟乐正。［42］

《贵耳集》可能没有《大宋宣和遗事》中叙述得这么详细，但它看起来仍然不可信，因为徽宗不太可能仅仅因为周邦彦的诗词好坏就这么快改变主意。这使我怀疑它的真实性。

我完全认识到，自己并未识别出关于徽宗及其重要大臣的所有可疑的故事。即使是离这些事件比较近的人撰写的内容，也不一定都可靠。1144年，高宗抱怨说，当时流传的私人记录中经常有错误：“靖康以来私记极不足信。上皇有帝尧之心，禅位渊圣，实出神断，而一时私传以为事由蔡攸、吴敏。上皇曾谕宰执，谓：‘当时若非朕意，谁敢建言，必有族灭之祸。’” ［43］如果当时的人都很难辨别哪些史料更可信，那我们在将近九百年之后可能会被误导，也毫不奇怪。

［1］将这个故事作为事实进行引用的现代学者包括余辉《画里江山犹胜：百年艺术家族之赵宋家族》（90页）和张其凡《宋徽宗与文人画》（北京：荣宝斋出版社，2008年，183页）。

［2］《齐东野语》卷十一，193页。《癸辛杂识·后集》，104—105页。《宋人轶事汇编》卷二，52页。

［3］参见《皇宋十朝纲要》卷八，叶2a—b。

［4］有关接受这个故事的现代学者，参见James M. Hargett, “Huizong’s Magic Marchmount: The Genyue Pleasure Park of Kaifeng,”pp. 8—9；Wen C. Fong, “The Emperor as Artist and Patron,”in Mandate of Heaven: Emperors and Artists in China , p. 31.

［5］《挥麈录·后录》卷二，72页。

［6］《挥麈录·后录》卷二，72页；英译文参见Chu Djang and Jane C. Djang, trans., A Compilation of Anecdotes of Sung Personalities, Compiled by Ting Ch’uan-ching , pp. 61—62, 有改动。

［7］一些例子包括任崇岳《李师师生年小考》，77页；王瑞来《徽宗と蔡京—权力の络み合い》，《アジア游学》64，38页；Huiping Pang, “Strange Weather: Art, Politics, and Climate Change at the Court of Northern Song Emperor Huizong,”20n.

［8］《宋史》卷四百六十八，13658页。

［9］《宋史》卷四百七十二，13722页。英译文参见Charles Hartman, “A Textual Histpory of Cai Jing’s Biography in the Songshi ,”in Emperor Huizong and Late Northern Song China: The Politics of Culture and the Culture of Politics , p. 539。

［10］《三朝北盟会编》卷五十二，靖康中帙二十七，518页。

［11］《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十二，773页。Charles Hartman, “A Textual Histpory of Cai Jing’s Biography in the Songshi ,”p. 539. 这个不符之处也被一些传统史家注意到，参见《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十八，665页。林大介《蔡京とその政治集團—宋代の皇帝—宰相關係理解のための一考察》8—9页也注意到这些矛盾之处.

［12］《挥麈录·余话》卷一，276—279页。

［13］参见王瑞来《徽宗と蔡京—权力の络み合い》；Ari Levine, “The Reign of Hui-tsung（1100—1126）and Ch’in-tsung（1126—1127）,”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 vol. 5, part 1: The Sung Dynasty and Its Precursors, 907—1279 , pp. 61—62；何忠礼《宋代政治史》，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221—223页。张邦炜《关于建中之政》对此进行了更为细致入微的叙述。更多关于向太后，参见Patricia Ebrey, “Empress Xiang(1046—1101) and Biographical Sources beyond Formal Biographies”。

［14］《宋史》卷二百四十二，8630页。

［15］关于这个问题，参见第三十章注60。

［16］《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百二十，12378—12379页。《曾公遗录》卷九，227—228页。

［17］《曾公遗录》卷九，269—270页。《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十五，584—585页。

［18］《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十六，603页。《宋史》卷四百七十一，13713页。

［19］《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十六，606—607页。

［20］《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十二，732—734页。

［21］参见李天鸣《宋徽宗北伐燕山时期的反对意见》，120页。

［22］《三朝北盟会编》卷二，政宣上帙二，12—18页。

［23］《靖康要录》卷三，46—47页。

［24］《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十三，836页。

［25］《东都事略》卷一百零一，叶1a。

［26］《宋会要辑稿·蕃夷二》，叶30b—31a。

［27］《三朝北盟会编》卷一，政宣上帙一，4—11页, 卷二政宣上帙二，12—20页。《宋史》卷三百三十五，10750页。《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三十九，1225—1226页。

［28］《三朝北盟会编》卷二，政宣上帙二，18—19页。《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百四十二，2382—2383页。

［29］《清波别志》卷一，124—125页。

［30］《清波别志》卷一，124—125页。另参见《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四十四，1363—1364页。

［31］《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十三，841页。一些学者已经意识到,决定继续与金结盟与蔡京的建议相悖。林大介《蔡京とその政治集團—宋代の皇帝—宰相關係理解のための一考察》16—17页认为，这表明蔡京在与王黼、蔡攸或一些大宦官的权力斗争中逐渐失势。

［32］《铁围山丛谈》卷二，33页。

［33］《东京梦华录笺注》卷五，137—140页。《墨庄漫录》卷八，222—223页。

［34］《睽车志》卷一，1页。

［35］《贵耳集》卷三，46页。Chu Djang and Jane C. Djang, trans., A Compilation of Anecdotes of Sung Personalities, Compiled by Ting Ch’uan-ching , pp. 550–552.

［36］《浩然斋野谈》卷三，叶13b。

［37］尽管这份谢表没有保存至今，但有份史料是蔡京记录的徽宗第四次临幸他的府宅，参见《全宋文》109册，177—178页。

［38］《宋史》卷三百五十二，11128—11129页。

［39］参见《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八十七，收录了曹辅和很多大臣的奏疏.

［40］一些例子可参见任崇岳《李师师生年小考》；刘孔伏、潘良炽《李师师遗事辨》，《青海社会科学》1994年第2期，66—70页。

［41］《大宋宣和遗事》卷一，页27a–28a。英译文参见William O. Hennessey, “Classical Sources and Vernacular Resources in Xuanhe Yishi : The Presence of Priority and the Priority of Presence,”p. 64。

［42］《贵耳集》卷二，46 页。英译文参见Chu Djang and Jane C. Djang, trans., A Compilationof Anecdotes of Sung Personalities, Compiled by Ting Ch’uan-ching , pp. 550–552，有改动。

［43］《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五十一，2433页。朱熹在《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七，3050页）中说，关于内禅，吴敏的记述是最详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