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在咫尺的对手（赦免）
“晚上好，欢迎来到博亚尔斯基餐厅。”听到伯爵用俄语跟他们打招呼，那对金发碧眼的中年夫妇将目光从菜单上抬了起来。
“你会说英语吗？”那位丈夫用英语问道，他口音里带有明显的斯堪的纳维亚腔。
“晚上好，欢迎来到博亚尔斯基餐厅。”伯爵把刚才那番话翻成了英语，“我的名字叫亚历山大，今晚我将为您提供服务。在给您介绍今晚的特色菜之前，要不要先给您上点开胃酒？”
“我想我们可以开始点菜了。”丈夫说。
“我们赶了一整天的路，刚到酒店。”妻子面带倦色地微笑着解释道。
伯爵犹豫了一下。
“如果可以的话，我能问一下您这是从哪儿来吗？”
“赫尔辛基。”丈夫有些不耐烦地说。
“哦，是这样，欢迎来到莫斯科。”伯爵说道。
“谢谢。”妻子微笑着回答。
“鉴于你们刚刚经过的漫长旅程，我一定会确保你们将享受一顿愉快的晚餐，而且不会有任何延误。在开始为您点菜之前，能不能麻烦您告诉我你们的房间号码？”
从一开始，伯爵就打定了主意：他得从挪威人、丹麦人、瑞典人或芬兰人那儿偷几样东西。从表面上看，这项任务并不难完成，因为大都会酒店里从斯堪的纳维亚来的游客很多。可问题是，顾客一旦发现自己被偷，肯定会马上通知酒店经理；而酒店经理可能会通知当局，再接着，酒店的工作人员都得接受官方的问话，甚至有可能会搜查房间，或者在火车站设卡检查。所以，偷东西的举动必须选在客人即将离开酒店的那段时间。同时，伯爵只能祈求上帝，在那关键的时刻，来住酒店的是个斯堪的纳维亚男人，而不是女人。
六月十三日，他曾密切关注过一位从斯德哥尔摩来的推销员，可他从酒店退房结了账。接着，在十七日，一名从奥斯陆来的记者被他所属的报纸召回了国。伯爵暗暗责备自己为什么不早点动手，以致错失了良机。可你瞧，就在只剩下不到二十四小时的时间里，一对舟车劳顿的芬兰人走进了博亚尔斯基餐厅，而且坐在了他负责的餐桌前。
但还是有个小小的难题：因为伯爵最想弄到的是那位男士的护照，可绝大多数来俄国的外国人护照从不离身，所以，就算伯爵在这对芬兰人明天上午到城里观光的时候溜进他们的房间，也无济于事。他必须今晚就到他们的房间去，而且得趁他们在房间的时候去。
命运从不会袒护任何一方，尽管我们不愿意承认这一事实。但它是公平的，一般来说，鉴于我们付出的努力，命运都会在成功和失败的可能性之间维持一定的平衡。所以，命运在将伯爵置于必须在很短时间内偷到一本护照这样充满挑战的境地之后，又给了他一个小小的安慰：在九点半时，他问那对芬兰夫妇是否想看看推车上的甜点，他们婉言谢绝了，原因是他们已经又累又困了。
午夜刚过，博亚尔斯基餐厅的门已经关上。向安德烈和埃米尔道过晚安后，伯爵沿着楼梯来到了三楼。他顺着走廊走了一半，然后脱了鞋，凭借尼娜给他的那把钥匙，他踮着穿着袜子的双脚溜进了322号房间。
多年以前，在某位女演员施展的魔法之下，伯爵曾加入过隐形人的行列。所以，当他踮着脚朝那对芬兰人的卧室走去的时候，他心里不住地祈祷：让维纳斯给他也罩上一层薄薄的水雾，就像为她那个在迦太基街头流浪的儿子埃涅阿斯所做的那样。那样，他的脚步会无声无息，他的心跳会静止不动，而出现在房间里的时候他便像空气一样不会引人注意。
此时正值六月下旬，这对芬兰人拉上了窗帘，以遮挡外面白色的夜空发出的光亮。然而在两块窗帘布交汇之处仍有一缕银白色的光漏了进来。借着这狭小的光亮，伯爵走到床脚，打量了一番床上两位客人的睡姿。感谢上帝，幸亏他们都是四十多岁的人。假如再年轻十五岁，他们现在肯定还没睡呢。假如年轻十五岁，他们一定才从阿尔巴特街吃完晚餐，而且喝了整整两瓶酒，跌跌撞撞地回到房间，现在说不定正搂在一起亲热。而年纪再大上十五岁呢？他们一定在床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眠，夜里都得起来上两趟厕所。四十岁？他们的胃口能保证他们吃好，他们的自制力能保证他们不饮酒过度，他们的智慧让他们决定用一顿好觉来享受孩子不在身边时的难得时光。
没过几分钟，伯爵便从写字台的抽屉里将这位先生的护照和一百五十马克的芬兰钞票弄到了手。他蹑手蹑脚地穿过客厅，悄悄地回到了走廊上。走廊里仍是空空荡荡的。
事实上，走廊空到连他的鞋子都不见了。
“该死！”伯爵心想，“一定是值夜班的员工顺手把鞋拾去擦鞋油了。”
在一番久久的自责之后，伯爵不得不安慰自己：也许明天早上，芬兰人会把他的鞋子交到酒店前台，然后，它们就会被扔进那一堆无人认领的物品中。他一边沿着塔楼的楼梯往上走一边想，除了这一件事，其他的都还算顺利。他也颇为欣慰。明晚这个时候……他打开房门时，心里还在继续遐想，却突然发现“主教”正坐在大公的办公桌后面。
一见此状，伯爵的本能反应是无比愤慨。不单单因为这位蹩脚的会计师，这个将酒瓶上的商标统统撕掉的家伙，未经邀请和允许便闯入了伯爵的宿舍，还因为他正大大咧咧地把胳膊肘放在那张凹凸不平的桌面上。这张桌子上曾经诞生过众多极具说服力的政治文件和写给亲朋好友的忠告与信件。伯爵正想开口让对方解释，却突然发现桌子的一只抽屉已经被拉开。“主教”的手里正攥着一张纸。
那些信。伯爵顿时醒悟了过来。他感觉到了恐惧。
哦，要不是这些信……
是。用写信的方式向同事表示友好和善意，这种事也许并不常见，但这些信本身没有什么值得怀疑的。每个人都有权利（和责任）把他那份美好的情感告诉他所有的朋友。但“主教”手里攥着的并不是他新写的那些信中的某一封。他拿着的是伯爵从酒店地下室找来的第一份旅游指南里的地图。伯爵在那上面用醒目的红色笔迹将巴黎歌剧院、乔治五世大街和美国大使馆依次连在了一起。
再说了，这究竟是信还是地图，也许并不重要。因为当“主教”听到开门声并转过头来时，他早已把伯爵从愤慨到恐惧的表情变化一一看在了眼里。尽管对伯爵的具体指控尚未出台，但这种表情的变化本身就已经坐实了他的罪状。
“罗斯托夫领班，”“主教”仿佛对在伯爵自己的房间里看到他感到十分惊奇，“你真是个兴趣广泛的人：喝酒……烹饪……还有，巴黎的街道……”
“是的，”伯爵边说边努力让自己镇定下来，“最近我在读普鲁斯特的书，所以想重新温习一下这座城市的区域划分。”
“那当然。”“主教”说。
冷酷无情从来都不需要戏剧效果。它可能来得极其平静，悄无声息。它会轻轻叹息一声，或者难以置信地摇摇头，或者为它即将采取的行动事先满怀同情地道个歉。它的行动虽然迟缓，却有条不紊，而且不可避免。就这样，“主教”轻轻地把地图放回到凹凸不平的桌面上。他从椅子里站起身，穿过房间，一句话没说便从伯爵身边走了出去。
在“主教”沿着塔楼走下五层，一直来到底层的过程中，他的脑子究竟在想些什么呢？他当时是种什么样的感觉呢？
他有可能在沾沾自喜。因为三十多年来，他一直认为伯爵瞧不起他，而今天，他终于有机会能挫一挫这个自命不凡的家伙的傲气，并从中感受到无穷的乐趣。他也可能觉得自己的行为充满正义。也许，列普列夫斯基同志对维护无产阶级（他自己就是从无产阶级发家的）的阶级情谊太过执着，以至于眼前的这位“前人民”在新俄罗斯顽强地生存了下来，竟激起了他内心的正义感。还有可能，他因为嫉妒而生出了一丝快意。那些年轻时在学校遇到过困难或交不到知心朋友的人，见别人活得轻松惬意时，都会投以怀恨的目光。
沾沾自喜，正义感，快意，谁知道当时“主教”的心里究竟是什么样的感觉？然而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当“主教”打开他办公室的大门时，他感受最强烈的绝对是震惊。因为几分钟前，刚刚在酒店阁楼中突然消失的那位对手，此刻正举着手枪，坐在经理办公桌的后面。
这怎么可能呢？
“主教”从伯爵卧室离开的那一刻，一股情绪的激流正从伯爵心里喷涌而出，他不禁僵在了当场。那是一种由愤怒、怀疑、自责和恐惧交织而成的感觉。他居然没把那张用过的地图烧掉，而是像个傻瓜一样随手塞进了抽屉里。整整六个月的精打细算和煞费苦心，就因为这一个细微的失误而毁于一旦。更糟的是他还危及了索菲亚。由于他的疏忽，谁知道她将付出怎样的代价呢？
可是，就算伯爵当时整个人都僵住了，那他也仅仅是僵住了五秒钟。因为，尽管那突如其来的下意识反应几乎把他所有的血液都从心脏里抽了出去，但他的刚毅和果决还是占了上风。
伯爵马上迈开脚步，跑到塔楼顶层。他仔细聆听着里面的动静，直到确定“主教”已往走下了两截楼梯，他这才尾随着“主教”下楼，而且脚上只穿着袜子。等到下至五楼时，伯爵马上从塔楼里冲了出去。他飞快地穿过走廊，然后沿着主楼梯往下飞奔，就像当年十三岁的索菲亚做过的那样。
从楼梯里下来时，伯爵仿佛被一层薄薄的水雾笼罩着。他径直奔入走廊，进入行政办公室，而且没被任何人发现。当他来到“主教”的办公室门前时，发现门上了锁。情急之下，他差点就骂出声来。可这时，他把手一伸，在自己的胸口上欣慰地拍了一拍。因为他的口袋里还带着尼娜的那把万能钥匙。他开了门，让自己进屋，然后转身将门重新锁上。他走到办公室另一头靠墙的地方。哈利茨基先生原先在这里摆了一张躺椅，现在它已被几个文件柜取代了。他从墙上挂的那幅卡尔·马克思的画像开始数起，把手摸到右边第二块镶板的正中间，然后再往下一摁，它便啪的一声开了。伯爵从里面的小洞中捧出来一只镶嵌着装饰的盒子。他把盒子往桌上一放，揭开了盒盖。
“太棒了。”他说。
然后，伯爵就坐在经理的座位上，把两只手枪从盒子里取了出来，将子弹上好膛，开始等待。他估摸着，离门被人打开，只剩下几秒了。但他仍然尽可能地利用这数秒的时间来调匀呼吸，降低心率，平复自己的情绪。所以，当“主教”把钥匙插进锁眼，然后开始拧动时，伯爵已经和职业杀手一样冷静了。
“主教”根本没料到伯爵会坐在办公桌后面等他。所以，在他随手把办公室的门摔上之后，他才注意到伯爵。如果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的话，那“主教”的长处就是，无论多么烦琐的规定，他都会严格遵守，而且，他还有种与生俱来的优越感。
“罗斯托夫领班，”他几乎是怒气冲冲地冲伯爵说道，“这间办公室不是你该来的地方。我命令你马上给我出去。”
伯爵把其中的一只手枪举了起来。
“坐下。”
“你敢！”
“坐下。”伯爵更加缓慢地重复了一遍。
对于武器，“主教”会头一个承认他没有任何经验。事实上，他几乎连左轮和半自动手枪都分不清。但此刻，傻瓜都看得出来，伯爵手里拿的那把是件古董，是件博物馆里才有的珍品。
“那我就别无选择，只能向当局报告了。”说完，他往前迈了一步，抄起桌上两台电话中的一台。
伯爵将枪口从“主教”身上移到了斯大林的肖像上，然后放了一枪。子弹刚好射在这位前最高领导人的双眼之间。
也不知道是被枪声还是被这一亵渎的举动震惊到了，“主教”吓得往后一跳，手里的听筒也“咔嗒”一声掉在了桌上。
伯爵又抬起第二支枪，瞄准了“主教”的胸口。
“坐下。”他又说了一遍。
这一次，“主教”照办了。
伯爵站起来，那第二支枪仍然对着“主教”的前胸。他把听筒放回电话机的支架上，然后绕到“主教”的椅子后面，锁上了办公室的门，这才坐回到桌子后面的椅子上。
两个人都没说话。“主教”刚刚失去的优越感又回来了。
“好吧，罗斯托夫领班，看来你用暴力威胁的手段成功地逼我留在了这里。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
“接下来我们要等。”
“等什么？”
伯爵没有回答。
过了一阵，其中一部电话响了起来。“主教”本能地伸手去拿电话，可伯爵摇了摇头。电话响了十一声才停下来。
“你打算把我在这儿关多久？”“主教”执着地问道，“一小时？两小时？还是一直到明天早上？”
这个问题问得好。伯爵朝四周看了一圈，想看看墙上有没有钟，却没找到。
“把你的手表给我。”他说。
“你说什么？”
“你明白我在说什么。”
“主教”把手表从腕上摘下来，扔到了桌上。一般来说，伯爵并不喜欢拿枪逼着别人交出他们的私人财物。这么多年来，他从不觉得有必要关注钟表上的时间，并且以此为荣，可今天这个场合他却非关注不可。
据“主教”的手表显示（他很可能将表拨快了五分钟，这样就能确保不会迟到），现在已快到凌晨一点了。这时候，也许会有客人刚从外面吃完夜宵回到酒店；酒吧里可能还有几个人在逗留；广场餐厅已经有人做起了清洁，正在摆放桌椅；而大堂里应该有人正在除尘。等到了凌晨两点半，酒店里每一个角落都会安静下来。
“你随便坐，跟在自己家一样啊。”伯爵说。为了打发时间，他用口哨吹起了莫扎特的歌剧《女人心》。吹到第二乐章的某一段时，他才意识到“主教”正在一旁冲他轻蔑地笑。
“你在想什么？”伯爵问。
“主教”的嘴朝左上角抽搐了一下。
“你们这号人，”他冷笑了一声，“总觉得你们所有的行为都是对的，仿佛连上帝也为你们优雅的举止和风度着迷，所以你们就可以为所欲为。多么虚荣啊。”
“主教”大笑了一声。
“好了，你也拥有过属于你的年代，”他继续说，“你也曾经有机会追逐你的梦想，有机会说话办事不用考虑后果，可以不受惩罚。可属于你的乐团已经停止了演奏。如今，无论你说什么，做什么，甚至你想什么，就算是在凌晨两三点，就算是躲在锁着的门背后，也总是会暴露出来的。而一旦暴露，你就得承担后果。”
伯爵带着兴趣和惊讶听完了“主教”的这番话。他这号人？上帝一直在保佑他事事如意？他有机会追逐他的梦想？伯爵真搞不懂“主教”在说些什么。迄今为止，他大半辈子都被软禁在大都会酒店中。他差点笑了，也差点扔出几句俏皮话，讽刺讽刺眼前这个小人荒谬的想象力。但他没有，他变得愈加清醒，因为他在想“主教”那句扬扬得意的威胁：“总是会暴露出来的。”
他将视线移到那几个文件柜上。一共是五个。
他一边用手枪对准“主教”，一边走到柜子旁边。他伸手去扯左上方的那只抽屉，却发现它锁上了。
“钥匙在哪儿？”
“你无权打开这些文件柜。这里面放的是我的私人档案。”
伯爵绕到办公桌后面，拉开抽屉。让他惊讶的是，抽屉都是空的。
“主教”这种人，会把私人档案柜的钥匙藏在什么地方呢？
那还用问，一定是藏在他自己身上呗。
伯爵又从桌子后面绕过来，挺身站到了“主教”面前。
“要么你自己把钥匙给我，”他说，“要么我到你身上来取。没有第三种选择。”
“主教”满脸愤慨地抬起了目光，见伯爵已经将那支老式手枪高举在空中，像是立刻就要落下来对准他的脸。“主教”伸手从口袋里掏出一串钥匙，扔在了桌上。
随着钥匙落在桌上发出一声刺耳的声响，伯爵发现“主教”整个变了个人似的。他那份与生俱来的优越感突然不见了，仿佛那些优越感一直都是他那串钥匙带来的。伯爵拿起钥匙圈，将钥匙逐把理了一遍，直到他找到了那把最小的。然后，他便把“主教”所有的文件柜一个个打开来。
前三个柜子里整齐地放着一整套酒店的业务报告：收入、入住率、员工、维修支出、库存；对，还有偏差。其余柜子里装的都是个人资料。除了一些已在酒店住了多年的各种顾客的信息，柜子里还按字母顺序陈列着所有员工的个人档案。阿尔卡季、瓦西里、安德烈和埃米尔，连玛丽娜的都有。伯爵只在这些档案上扫了一眼，便马上明白了它们的用途。它们对每个人的缺点都做了详细的记录，每一次的迟到、失礼、不满、偷懒、醉酒和愿望都被一一记录了下来。你无法以偏概全地将这些档案的内容斥为伪造或有误。毫无疑问，上面提到的那些人都曾在他们生命中的这个或者那个阶段有过意志薄弱的时候，可如果让伯爵把他们每个人的美德或者善举也编撰成册的话，那这些档案会比柜子里的那些多上五十倍都不止。伯爵把他的朋友的档案都取出来摊在桌上，又回到柜子跟前，在字母“R”的下面找了起来。找到他自己的档案夹时，他很高兴地发现，它是最厚的。
伯爵看了看他的手表（或者该说是“主教”的）。已经凌晨两点半了：一天之中最阴森的午夜时分。伯爵给第一支枪重新装上子弹，把它别在皮带里，然后用另一支枪指着“主教”。
“我们得走了。”说完，他拿着枪朝桌上的文件挥了挥，“这些都是你的东西，你来拿着。”
“主教”没有反驳。他把档案收好，拿了起来。
“我们去哪儿？”
“你很快就会知道的。”
伯爵领着“主教”穿过空荡荡的办公室，进到封闭的楼梯间，然后下了两层楼梯，到了低于街平面的那一层。
别看“主教”在酒店管理上总是锱铢必较，小题大做，但很显然，他从没到过地下室。从楼梯底下的门进去之后，他既恐惧又嫌恶地往四周看了看。
“第一站到了，”说完，伯爵把通向锅炉房的重铁门拉开来。见“主教”还在犹豫，伯爵用枪管戳了戳他。“那边，”伯爵从口袋里掏出一条手帕，捂住嘴，打开了通向火炉的那扇小门，“把它们都扔进去。”
“主教”一句话没说，把所有的文件都抛进了熊熊燃烧的火舌之中。可能是离火炉太近，也可能是因为刚刚抱着厚厚的一沓档案连下了两层楼梯，“主教”开始出汗了。这可不是他的风格。
“走，”伯爵说，“去下一站。”
出了锅炉房，伯爵推着“主教”，沿着走廊朝存放珍物的那些柜子走去。
“那儿。下面的架子上。把那本小红书拿过来。”
“主教”照伯爵吩咐的做了。他把那本《芬兰旅行指南》递给了伯爵。
伯爵点了点头，表示他们还得往地下室里面走。“主教”的脸色已变得一片惨白，才走几步，他的膝盖似乎都开始发软了。
“再往里走一点就到。”伯爵哄他道。过了片刻，他们来到那扇浅蓝色的大门前。
伯爵从口袋里掏出尼娜的那把钥匙，打开了门。“你进去。”他说。
“主教”走了进去，又转过身来问道：“你想把我怎么样？”
“我不想把你怎么样。”
“那你什么时候回来？”
“我永远都不回来了。”
“你不能就这么把我关在这儿，”“主教”说，“也许得好几周才会有人发现我呢！”
“开博亚尔斯基餐厅每日例会的时候你好像在场吧？列普列夫斯基经理同志。开会的时候你如果认真听了的话，你就应该知道，周二晚上宴会厅要办一场宴会。我敢肯定，到时候他们会发现你的。”
说完，伯爵把门一关，将“主教”锁在了那间屋里。那满满一屋子装的全是讲排场、充门面的浮华之物。
他和里面装的那些玩意儿倒是很般配，伯爵心想。
等伯爵回到塔楼底层时，时间已是凌晨三点。伯爵一边沿着楼梯往上走，一边为自己躲过了这场劫难而暗自庆幸。他伸手从口袋里掏出那本偷来的护照和芬兰马克币，把它们夹在那本旅游指南里。来到四楼的拐角，他忽然觉得背后袭来一股阴森森的凉意。在他正上方的楼梯口，那只形如鬼魅的独眼猫出现了。那猫正居高临下地打量着这位“前人民”——脚上只穿着一双袜子，腰带上别着两把手枪，手中拿着偷来的赃物。
据说，海军上将纳尔逊勋爵在一七九八年的尼罗河河口战役中被打瞎了一只眼睛。而在三年后的哥本哈根海战中，在他的上司已经发出了撤退信号时，他却把望远镜搁在他那只已经失明的眼睛前继续观察，指挥他的战船继续向敌人发起攻击，直到丹麦海军同意停战谈判为止。
这是大公最喜欢的故事，他还曾翻来覆去地讲给伯爵听，并教导伯爵要以此为榜样，在艰难困苦面前要坚忍不拔。可伯爵总觉得这故事不大可信。因为在武装冲突过程中，有时候真相也会像船和人一样受到伤害，甚至比后二者更容易受到伤害。可在一九五四年夏至开始的这个时刻，大都会酒店的那只独眼猫，盯着伯爵偷来的战利品看了半晌，居然没表现出一丝的失望和不满，便从楼梯上消失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