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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十一日六点四十五分，亚历山大·罗斯托夫伯爵身着博亚尔斯基餐厅的白色西装，站在417号套房里。他要在一九五四年的主席团和部长会议联席晚宴开始之前，确保会场已经布置妥当，所有的员工也都穿上了统一而得体的制服。
我们已经知道，十一天前，“主教”信手解除了伯爵负责今晚这场宴会的权力。可在六月十日下午，杜拉斯主管参加每日例会的时候带来了一个令人沮丧的消息。他说，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他都感觉自己的手抖得厉害，那症状和中风发作非常相似。今天早上醒来时，他发现情况变得越发严重了。为了说得更明白些，他还把右手伸出来，摊在桌子上。那只手的确像树叶一样在不住地颤抖。
一旁看着的埃米尔脸上是一副惊呆了的表情。什么样的上帝——他似乎在想——能设计出这样一个世界来呢？怎么能让这位行将老去的人害上这种疾病呢？你可知道这种疾病会把他赖以成名，使他在人群中闪闪发光的那门本领剥夺殆尽吗？
什么样的上帝，埃米尔？让贝多芬成为聋人，和让莫奈成为盲人的是同样的上帝。因为上帝赐给你的东西，他总是会回来把它拿走的。
埃米尔的脸上几乎是对神大不敬的愤慨，而“主教”则是一副嫌别人给他添麻烦的苦相。
安德烈注意到了经理恼火的表情，他劝他不用紧张。
“您不必担心，列普列夫斯基经理。我已经和克里姆林宫的普罗普同志联系过了，我向他做了保证，尽管明晚的活动我不能亲自到场负责，但罗斯托夫领班将担起我的责任。听到这句话，”主管补充道，“普罗普同志才放心。”
“很好。”“主教”说。
安德烈刚才在汇报中提到，得知这场国宴的服务将由罗斯托夫领班负责的时候，普罗普同志才放心。在这件事上安德烈并未夸大其词。普罗普同志是在十月革命爆发之后十年出生的，他并不清楚罗斯托夫领班是因为何故被软禁在大都会酒店。他甚至不知道罗斯托夫领班是一名“前人民”。他只知道（从他自己的亲身经历判断）罗斯托夫领班能把餐桌上的每个细节都照料得滴水不漏；只要顾客露出哪怕一丁点的不满，他都会立刻上前一丝不苟地予以解决。尽管普罗普同志对克里姆林宫的办事风格尚不熟悉，但根据经验他也明白，假如这场晚宴出了任何差池，不用问也知道他们会把账一股脑地算在他的头上，就好像桌子是他亲手摆的，菜是他自己做的，酒也是他亲手倒的一样。
在今天早上为这场活动举行的“吹风会”上，普罗普同志亲自向伯爵表达了对他的放心和信任。当时，他们俩坐在博亚尔斯基餐厅里的一张双人桌旁，这位年轻的联络官和伯爵一起（其实完全没有必要）审核了一遍当天晚宴的全部细节：时间安排（晚上九点整餐厅门准时打开）；餐桌的摆放（所有的桌子拼成一个长U形，桌子两侧共放有二十个座椅，最前头的主宾席上只摆六个）；菜单（由主厨茹科夫斯基诠释的传统俄罗斯筵席）；酒（乌克兰白酒）；还有，十点五十九分必须准时将餐厅里的蜡烛全部熄灭。接着，也许是为了再次强调今晚这场活动的重要性，普罗普同志将今晚赴宴的宾客名单拿出来让伯爵过目。
尽管通常来说，伯爵对克里姆林宫的内部运作并不关心，可这并不意味着他对那张纸上的名字毫不熟悉，因为他亲自为那张名单上所有的人提供过服务。他在红厅和黄厅举行的正式宴会上为他们服务过，而且，当他们在博亚尔斯基餐厅更私密、更随意的普通就餐区和他们的妻子或情人，朋友或政敌，保护人或受保护的人一起用餐的时候，他也为他们添过酒，布过菜。他们酒后的粗鲁和无礼，他们满带苦涩的自吹，伯爵全都见识过。他见过他们所有人清醒时的样子，也领教过绝大部分人喝醉后的德行。
“都安排好了。”见年轻的政工人员要起身了，伯爵对他说，“不过，普罗普同志……”
普罗普同志停了下来。
“怎么啦，罗斯托夫领班？有什么我忘了讲的吗？”
“你还没把座次安排给我。”
“啊，这个不用担心。今晚没有座次。”
“哦，那我就放心了，”伯爵笑着答道，“今晚保准成功。”
当伯爵得知今晚的国宴没有座次安排的时候，他为什么会那么高兴呢？
千百年来，全世界的文明社会都知道，宴会上的主宾席是个享有殊荣的位子。只要向布置完毕的宴会会场看上一眼，你就会本能地感觉到，主宾席绝对比两侧的座位更有吸引力。因为它不可避免地赋予了那个座位上的人权力、地位和合法性。由此引申，你也就知道，离主宾席越远，就越没有权力、地位和合法性。所以，当你将四十六位党政要员请来出席晚宴，让他们围坐在一个U字形长桌旁用餐，却又未事先安排好座次，那场面免不了会相当混乱。
毫无疑问，托马斯·霍布斯 (8) 一定会把这种情况与他的“自然状态下的人”的理论联系起来，而且，他还会断言，今晚一定会发生一场混战。因为前来赴宴的这四十六个人有着相同的秉性，而且，都受到相同欲望的驱使。他们有同等的权力坐到宴会桌旁的任何一张椅子上。正因为如此，今晚最可能发生的情况就是，为了能坐到主宾席上，这帮人会一哄而起，相互指责，揭短，斗殴，甚至舞刀弄枪。
而另一方面，约翰·洛克 (9) 则会争辩说，餐厅门一打开，刚开始也许会出现短时间的混乱，但很快就会过去。这四十六位人士中天性善良的一方会逐渐占据上风。他们的通情达理会让挑选座次的过程变得公平而有序。所以，十有八九他们会用抽签的方式来决定每个人的座位，或者干脆把桌子重新摆过，排成一个圆圈，就像亚瑟王那样，以确保他手下的骑士享有平等的地位。
让-雅克·卢梭 (10) 也会从十八世纪中叶跑过来参加这场讨论。他会告诉洛克和霍布斯，终于从社会契约的暴政之下解脱出来的这四十六位来宾，会把桌子推到一边，手捧着大地结出的果实，在一种幸福的自然状态下共同分享。
当宾客抵达之时，伯爵内心已经相当肯定。他觉得，赤裸裸地挥拳相向，抽签，或者大家无拘无束地共同分享果实，这些场面都不会出现。相反，在轻微的推挤和争抢过后，这四十六位赴宴者中的每一位都会很快在宴会桌旁找到最适合自己的位置；观察家们如果能仔细分析这一“自发的”的座次安排，他们便能完全知晓接下来二十年俄罗斯的执政局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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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爵刚发出信号，通向417号套房的门便于晚上九点准时打开了。到了九点十五分，四十六位级别和资历各异的官员都找到了与自己的身份及地位相符的座位并坐了下来。尽管没有人出面提醒，但大家自动地将主宾席的座位留给了布尔加宁、赫鲁晓夫、马林科夫、米高扬、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这六位党内最负名望的成员。而主宾席正中的两个座位则留给了身为总理的马林科夫和总书记赫鲁晓夫。
事实上，赫鲁晓夫刚进房间的时候，仿佛为了特意表明一种姿态，他根本没往主宾席的方向走；相反，他同地位略低一级的维亚切斯拉夫·马雷舍夫聊了几句。后者是中型机械制造部的部长，此刻他正坐在宴会桌的最边上。直到所有人都落了座，这位前莫斯科市的市长才轻轻拍了拍马雷舍夫的肩膀，然后满不在乎地走到马林科夫身边的那个座位前坐了下来，这也是房间里的最后一个空位子。
在接下来的两小时里，所有的来宾都在豪吃海喝，连连举杯。尽管祝酒词的内容五花八门，格调高尚之词和风趣幽默之语兼而有之，但它们全都洋溢着爱国主义情调。在一轮又一轮祝酒的间隙，伯爵往桌上上菜，替客人满酒，更换餐具，撤下空盘，并且清除桌布上的残渣；与此同时，宾客们不是在同左边的人交谈，就是在和右边的那位商量着什么事，要不就是一个人在四周的说话声中自言自语。
读到这里，你也许忍不住要讥讽地问一句：罗斯托夫伯爵，这个从来都以光明磊落自居的人，有没有趁机偷听宴会桌上宾客们的私谈呢？可以说，你这个问题和你的讥讽完全用错了地方。因为，和最优秀的仆人一样，最优秀的侍者也会把偷听宾客谈话视为他们工作的一部分。
就拿杰米多夫大公的管家来说吧。那时候，肯普常常会像雕像一样笔挺地站在书房边上，一句话不说，一站就好几小时。可当大公的哪位客人刚说了一句口渴，肯普便会立刻把饮料端到客人的面前。而如果有谁轻轻地抱怨了一句天气冷，肯普便会赶紧去炉边把煤火拨旺。如果大公向他的哪位朋友表示，舍尔马托娃伯爵夫人是个“令人愉快的人”，而她儿子却“不那么靠谱”，那么无须大公吩咐，肯普也知道，下一次若是舍尔马托娃家的这两位未经打招呼便上门求见的话，对其中的一位他应该说，大公正好在家，可以见她，但对另一位则应该说大公身体不适，不能见客。
那伯爵到底有没有听到宾客们的私下交谈呢？他有没有从他们那里听到什么促狭的评论、暗地里的独白，或者压低嗓门说出的批评呢？
他一字不漏地全听到了。
在宴会桌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风格。即使你没有为共产党的这些高官当过二十八年的侍者，你也能知道，提议大家干杯这样的事马林科夫同志只会偶尔为之，而且每次用的都是白葡萄酒。而赫鲁晓夫同志则很可能一晚上会祝四五次酒，而且每次都用伏特加。所以，当莫斯科前任市长在晚宴过程中一次酒都没祝时，伯爵便将这也看在了眼里。当时间到了十一点差十分，宴席也差不多快吃完了时，总书记这才伸出他的餐刀，用刀刃在面前的酒杯上敲了几下。
“先生们，”他开始说道，“大都会酒店曾经见证过许多历史性事件。事实上，在一九一八年，斯维尔德洛夫同志就曾把宪法起草委员会的成员们锁在这幢大楼里，就在我们楼下两层的房间里。他还警告他们，不完成任务，绝不放他们出来。”
屋里响起一片笑声和掌声。
“为斯维尔德洛夫干杯！”有人嚷着提议。赫鲁晓夫把自己杯里的酒一仰而尽，然后自信地笑了笑。四周的人也都跟着干了一杯。
“而今晚，”赫鲁晓夫继续说，“我们将有幸在大都会酒店亲眼看见另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请大家和我一起到窗户边来，同志们，我相信马雷舍夫部长有事要向大家宣布。”
在场的其他四十四位宾客闻言，脸上涌现出了各式各样的表情，有的是好奇，有的是困惑。他们把椅子往后一推，全都来到那几扇俯瞰着剧院广场的大窗户前。而马雷舍夫部长早已站在了那里。
“谢谢您，总书记，”马雷舍夫部长边说边冲赫鲁晓夫鞠了个躬，接着，他严肃而凝重地停顿了一下，“同志们，正如你们当中大多数人所知道的，三年半以前，我们在奥布宁斯克市开始修建新发电厂。现在，我十分自豪地宣布，奥布宁斯克的这个电厂已于周一下午全面投入使用，比原计划提早了六个月。”
屋里的赞叹声此起彼伏，人们纷纷点头。
“另外，”马雷舍夫接着说，“从今晚十一点开始，也就是说，再过两分钟，该工厂就将开始向莫斯科输送其一半的电力。”
说完，马雷舍夫转过身去，面对着窗外。与此同时，伯爵和马丁不动声色地将餐桌上所有的蜡烛都灭掉了。窗外，莫斯科满城的灯火依然在闪烁。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人们变得不耐烦起来，他们开始在屋里挪来挪去，交头接耳。突然，在城市的西北角，在一片十个街区大小的区域里，所有的灯光同时熄灭了。片刻之后，与那片区域相邻的城区也都黑了下来。然后，黑暗开始横穿整座城市，仿佛在广阔的平原上有一片黑影在向这边移动，它越来越近，越来越近。大约到了十一点过两分，就连永远灯火通明的克里姆林宫也忽然黑了下去。又过了数秒，大都会酒店里的灯也跟着熄灭了。
在黑暗中，刚才那片嗡嗡的交头接耳声变得响亮起来，人们的语气也变成了惊讶，惶恐，不知所措，或三者兼而有之。可是，如果你仔细观察站在窗户旁的马雷舍夫，就能看出，黑暗降临之际，他既没说话也没动。他仍在朝着窗外看。忽然，在首都的西北角，在那片最早变黑的地方，灯光又重新闪烁了起来。此刻，横穿整座城市的是一片亮光，它正向这个方向延伸过来，越来越近，越来越近，直到克里姆林宫的灯又重新闪耀起来。再接着，屋里众人头顶上的枝形吊灯也亮了。主席团和部长会议联席晚宴的会场里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有了世界上第一座核电厂提供的电力，这座城市此刻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明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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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这场晚宴的结尾部分是在莫斯科上演过的最出色的一场政治秀。可是在灯光熄灭的那段时间里，它有没有给城市的居民造成不便呢？
所幸的是，一九五四年的莫斯科尚非世界电器之都。然而，就在这短暂的停电过程中，至少有三十万只钟停止了走动，四万台收音机突然没了声音，五千台电视机的屏幕变得一片漆黑。城里到处猫狗乱叫。落地灯被撞倒，孩子们吓得大哭起来，父母们的小腿骨纷纷撞在了咖啡桌上。还有许多司机，因为透过风挡玻璃看到外面所有的大楼忽然变得漆黑一团而不知所措，结果撞上了前面车辆的挡泥板。
在捷尔任斯基大街拐角处的一幢灰色的小楼里，那位专门负责把女招待偷听来的消息记录在案的脸色阴沉的小个头仍在一刻不停地打着字。因为和所有优秀的官员一样，他闭着眼睛也能够打字。可当灯光熄灭时，听到走廊里有人摔倒，我们的打字员才惊讶地抬起头来，他的手指无意中往右边的键盘上多移了一行。因此，当天晚上他打出来的那份报告的下半部分显得莫名其妙。也可能是用密码写的，就看你自己怎么想了。
与此同时，在马里剧院，安娜·乌尔班诺娃头上戴着灰白色的假发，正在扮演契诃夫《海鸥》中的伊琳娜·阿尔卡丁娜。突然，观众发出一片令人不安的惊呼。尽管安娜及同台的演员们对如何在黑暗中迅速撤离舞台早已训练有素，但他们此时却没这么做。他们都接受过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的训练，于是立刻按照各自扮演的角色在停电的情况下表演起来：
阿尔卡丁娜：［震惊］灯全灭了！
特里果林：待在那儿别动，亲爱的。我去找支蜡烛来。
［小心翼翼走动的声音。特里果林从右边下去了。然后是一片寂静。］
阿尔卡丁娜：哦，康斯坦丁。我害怕。
康斯坦丁：只是黑暗而已，妈妈。我们都是从那里来，也都会回到那里去的。
阿尔卡丁娜：［她好像没听见她儿子说的话］你觉得是不是俄罗斯所有的灯都熄灭了？
康斯坦丁：不，妈妈。是全世界的灯都灭了……
那么，在大都会酒店呢？在广场餐厅，两位端着托盘的侍者撞在了一起；在夏里亚宾酒吧，有四位顾客的饮料泼了，还有一位被人暗中掐了一把；那位美国人，矮胖子韦伯斯特，他坐的电梯被卡在二三楼之间动弹不得，于是拿出了美国巧克力和香烟同电梯里的乘客分享；而酒店经理当时在他的办公室里，发誓一定要“将这件事查个水落石出”。
只有博亚尔斯基餐厅的顾客有幸享受到了毫无中断的服务。因为五十年来，这里的就餐环境拥有独一无二的氛围和格调，而这种格调是用烛光营造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