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起落落
下午两点，玛丽娜忽然听到有人在敲她办公室的门。她把门打开，只见站在门口的是伯爵。他身边还有个小女孩。女孩手里拿着一个布娃娃，布娃娃的脖子被她紧紧抓着。这一幕差点把玛丽娜惊成了对眼。
“啊，玛丽娜，”伯爵意味深长地扬着眉毛，说道，“你还记不记得尼娜·库利科娃？让我给你介绍：这位是她的女儿，索菲亚。她要和我们一起在酒店住些日子。”
玛丽娜也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即使伯爵没给她介绍，她也看得出，这个孩子的生活一定发生了某种重大的变故。同时她也已经看出，小女孩对屋子那边传来的转动声很好奇。
“很高兴见到你，索菲亚，”她说，“我和你妈妈很熟，那时她也就比你现在大几岁。可你能不能告诉我，你以前见过缝纫机吗？”
索菲亚摇了摇头。
“那好。来，我带你过去看。”
玛丽娜把手伸过去让索菲亚牵着，然后领着小女孩来到屋子的另一头。她的助手正在缝一条品蓝色的垂帘。玛丽娜低下身，让自己变得和索菲亚一样高。她指着机器上的各个部件向她解释起它们的用途来。然后，她又让年轻的女裁缝把她们收集的所有面料和纽扣拿出来给索菲亚看，她自己则面带询问的神色回到伯爵身旁。
伯爵把昨天发生的事很快地低声讲了一遍。
“现在你知道我有多困难了吧。”伯爵说。
“我知道索菲亚的确很困难。”玛丽娜纠正他。
“是，你说得对，”伯爵后悔地承认道，然后，刚想接着往下讲些什么，他忽然有了一个想法，这个想法是如此具有创造性，此前他竟从未想到，真令人难以置信，“玛丽娜，我来是想看看，过一会儿我到博亚尔斯基餐厅开例会的时候，你能不能帮忙照看索菲亚一小时？”
“当然可以。”玛丽娜说。
“我本来是抱着这个目的来的……可就像你刚才说的，索菲亚才是真正需要我们支持和照顾的人。刚才我一直看着你和她在一起的样子，你发自本能地对她那么温柔，和你在一起，她马上变得特别放松，所以我突然觉得，她需要的——尤其是现在——显然是母亲的感觉，是母亲的方式，母亲的……”
可玛丽娜立刻把他的话打断了。她用发自心底的口吻对他说：
“别要求我做这些，亚历山大·伊里奇。要求你自己吧。”
我能行，伯爵一边跃上楼梯朝博亚尔斯基餐厅跑去，一边对自己说。说到底，他只是需要稍微做个调整——把家具换个摆法，改变某些生活习惯。另外，因为索菲亚年纪太小，不能一个人待着，所以他早晚还得找个人陪她，尤其在他上班的时候。今天晚上，他则干脆请一天假。至于他负责的餐桌嘛，他会建议分摊给丹尼斯和德米特里。
伯爵赶到“三巨头”开会的地点时已经迟到了几分钟。伯爵觉得，是好朋友才会无须对方开口便知晓对方的需求。只听安德烈说道：
“你来啦，亚历山大。埃米尔和我刚刚还在说，今晚要把你的桌子分给丹尼斯和德米特里负责呢。”
伯爵身体往椅子里一坐，长长地松了口气。
“太好了，”他说，“我明天一定得想出一个长久之计来。”
主厨和主管不解地看着伯爵。
“长久之计？”
“你让他们俩分摊我的桌子，不就是因为我今晚来不了吗？”
“今晚来不了？”安德烈惊得倒吸一口气。
埃米尔大笑起来。
“亚历山大，我的朋友，今天是这个月的第三周。你说好十点要去黄厅的。”
我的老天 (8) ，伯爵心想。他把这事从头到尾给忘了。
“更重要的是，七点半红厅还有高尔基汽车厂 (9) 的晚宴。”
为了纪念建厂五周年，这个全国最大的汽车制造厂的厂长今晚将在此举办晚宴庆祝。除了厂方的主要工作人员，赴宴的还将有主管重工业的政治委员，以及三名福特汽车公司的代表，后面这几位一句俄语都不会讲。
“由我来负责吧。”伯爵说。
“好，”主管说，“德米特里已经把大厅布置好了。”
说完，他把两只信封放在桌上朝伯爵推了过来。
按照布尔什维克人的习惯，红厅里的桌子摆成了一个长长的U字形，椅子则摆在桌子朝外的一侧。这样，所有人就座之后不用伸脖子就可以看见参加宴会的领导人。检查完毕，伯爵对餐厅里的布置非常满意，他这才把注意力转到安德烈交给他的两只信封上来。他先把那封小一点的信拆开，从里面抽出今晚的座位安排图，这张图应该是克里姆林宫的某个部门制定的。然后，他又打开了大一些的信封，把标有客人姓名的席次牌倒了出来，然后照着座位图示将席次牌在桌上摆好。伯爵又围着桌子绕了一圈，把自己的活儿重新检查了一遍，这才把手里的信封卷起来，往裤口袋里一塞。他这才发现，口袋里面还塞着另外一封信。
伯爵拿出第三只信封，皱着眉在想这是什么东西。直到他把它转过来，看到信封上杨柳般纤柔的手写字体。
“哎呀！天哪！”
墙上的钟显示，现在已经三点十五分了。
伯爵立刻从红厅里冲了出去。他跑到走廊尽头，飞快地爬上一层楼梯，来到311号套房的门口。他见门是开着的，便悄声进屋，把门在身后关上。他穿过客厅，来到卧室。一个身影正站在窗前，她闻声把身体转了过来，同时，衣服唰的一下轻轻滑落到了地板上。
伯爵轻咳了一声作为答复。
“安娜，亲爱的……”
注意到伯爵脸上的表情，女演员开始把衣服往肩膀上拽。
“非常抱歉，今天同时发生了好几件意外的事，我今天没法履约了。事实上，出于同样的原因，我可能还得求你帮我个小忙。”
在他们认识的十五年以来，这是伯爵第一次开口求安娜帮忙，而且，他所求之物还不到两盎司重。
“当然，亚历山大，”她答道，“什么事？”
“你外出旅行的时候一般带几只箱子？”
几分钟后，伯爵从员工的专用楼梯匆匆下了楼，手里拎着两只巴黎旅行箱。他忽然想起了格里沙和根尼亚，还有他们所有的前任行李员：忽然间，他对所有这些人肃然起敬起来。因为，安娜的箱子尽管在做工与用料上都十分讲究，它们的设计却似乎根本没有考虑到人们该如何搬它们。那个皮革提手是如此之小，甚至容不下两根手指。可在箱子的尺寸上，设计者又如此大方，以至于搬运者每走一步，箱子都会撞一下楼梯栏杆，继而撞到人的膝盖。可那些酒店行李员怎么就能拎着这样的箱子健步如飞呢？并且，他们搬东西的时候，一只箱子上通常还有一个帽盒。
来到酒店底层，伯爵穿过几道员工专用门，径直来到洗衣房。他往第一只箱子里塞了两条床单，一个床罩，还有一条毛巾。而在第二只里塞了两个枕头。然后，他提起箱子，爬了整整六层楼，回到楼上。在通过塔楼的楼梯时，每一次拐弯，箱子都会重重地磕到他的膝盖。终于，回到房间后，他把拎回来的床上用品从箱子里取出来，然后又来到走廊的另外一头，从那间弃置不用的屋里找来了一只床垫。
刚想出这个主意的时候，伯爵认为这绝对是个好办法。但床垫自己似乎很不乐意。因为当他弯下腰，想把床垫从弹簧床上抬起来时，它却从他的胳膊里挣脱开，展现出它原本的宽度，拒绝做出任何让步。当他想方设法地把它立起来时，它却像快要从他的头顶上翻过来一样。最后，他终于沿着走廊把它一直拖进了自己的房间，等他砰的一声把它放在地上后，它便把四肢百骸全都摊开，占领着地板上的每一寸地盘。
这样肯定不行，伯爵双手撑在自己的髋部，心想。如果床垫就这么放在那儿，那他们还怎么在屋里走动呢？他肯定也不想每天都把床垫在屋里拖进拖出。忽然，十六年前早上的一幕如电光石火一般在他脑中闪现了出来，给了他灵感。他自我安慰道，这个房间总比旅行时坐的火车要舒服。
对，他心想，就是这样。
于是，他把床垫立起来，斜靠在墙上，并且警告它说：识相的话，就给我别乱动。然后，他提着安娜的箱子，走下四层，来到博亚尔斯基餐厅的食品储藏室，所有的罐装西红柿都在此储存。这些罐头盒高约八英寸，直径六英寸，用作这个目的最合适。所以，他费力地把它们拖回到楼上之后（当然免不了要先喘会儿粗气），就马上开始了一番堆叠、码放、抬举和拖拽，然后才又停下来。房间收拾完毕。他把安娜的箱子还了，然后飞奔下了楼梯。
伯爵来到玛丽娜的办公室时（他已经迟到了一个多小时），他看见女裁缝和索菲亚正坐在地板上亲热地聊着什么，这才放下心来。索菲亚见他来了，一下从地上蹦起来，将她手里的娃娃伸出来给他看。布娃娃身上新添了一条品蓝色的裙子，裙子前面还钉了一排黑色的细纽扣。
“你看我们给布娃娃做了什么，亚历山大叔叔？”
“好漂亮啊！”
“她还真是个干裁缝的料。”玛丽娜说。
索菲亚拥抱过玛丽娜，然后带着她那位刚刚换了新装的小伙伴走到走廊。伯爵正准备跟出去，却被玛丽娜叫住了。
“亚历山大，你今晚去上班，索菲亚怎么安排呢？”
伯爵咬了咬嘴唇。
“好吧，”她说，“今晚我陪她。但明天你得另外找人。你可以找酒店打扫客房的女服务员。比如说娜塔莎。她还没结婚，方便带孩子。但你得付她合理的报酬才行。”
“娜塔莎，”伯爵感激地重复了一遍，“我明天一早就去跟她说。合理的报酬，那是绝对的。太谢谢你啦，玛丽娜。七点左右我会让博亚尔斯基餐厅的人把你和索菲亚的晚餐送来。按昨晚的经验，九点之前她应该就睡着了。”
说完，伯爵刚要转身离开，又转了回来。
“还有，对不起，我早先说的那些话……”
“没关系，亚历山大。你也是着急嘛，而且，你以前又没跟孩子在一起生活过。可我相信你能应付。如果遇到什么不懂的，你就记住一点，孩子和成年人不一样，他们只想要快乐。所以，他们还拥有成年人已经丧失了的那种能力——从最简单的事物中得到最大限度的乐趣。”仿佛是为了给他举个例子，女裁缝把一个小小的、看似毫不起眼的东西塞到伯爵手里，又跟他交代了几句。
这样一来，当他们俩爬完五层楼梯，回到房间，她又将那双深蓝色的眼睛转过来盯着他看时，伯爵早已胸有成竹了。
“你想玩个游戏吗？”他问。
“想。”她说。
“那你到这边来。”
伯爵像煞有介事地领着索菲亚从衣柜门穿过去，进到书房里。
“哦，”刚从那边出来，她便说，“这是你的秘密房间吗？”
“这是我们俩的秘密房间。”伯爵答道。
索菲亚认真地点了点头，意思是她懂了。
索菲亚有点害羞地指着墙上的画问道：
“那是你妹妹吗？”
“是的。海伦娜。”
“我也喜欢桃子。”她伸手在咖啡桌上摸了摸，“这是你祖母喝茶用的桌子吗？”
“是的。”
索菲亚又认真地点了点头。
“我准备好了，我们玩游戏吧。”
“好。这个游戏的玩法是这样的：你到卧室去，从一数到两百。而我留在这儿，把这个东西藏在书房的某个地方。”说完，伯爵像变魔术一样把玛丽娜给他的那枚银色顶针亮了出来，“索菲亚，你知道怎么数到两百吧？”
“不知道，”她坦言道，“但我可以把一百数两遍。”
“很好。”
索菲亚从衣柜里钻了出去，把身后的柜门关上了。
伯爵朝屋里四下扫了一眼，想找个合适的地方，一个既能给她适度的挑战，又不会欺负她年纪小的地方。考虑了几分钟，他走到小书架前，小心翼翼地把顶针放在了《安娜·卡列尼娜》的上面。然后，他便坐了下来。
两百刚数完，柜门就被打开了一条缝。
“你准备好了吗？”她问。
“好了。”
索菲亚走进屋。伯爵原以为她会在屋里这里瞅瞅那里瞅瞅，每个角落都找上一遍。可正好相反，她安静地站在门口，安静得几乎让人觉得不安。她把屋里的每一个区域像象限一样逐个审视了一遍。左上，左下，右上，右下。然后，一句话也不说地径直走到书柜前，从托尔斯泰的那本书上面把顶针拿了起来。一切完成得那么迅速，倘若伯爵也在数数的话，恐怕一百都没数完东西就被她找到了。
“不错。”伯爵有些口是心非地说，“我们再玩一次。”
索菲亚把顶针还给伯爵。索菲亚一离开房间，伯爵便立刻埋怨起自己没在提议玩第二轮之前就把藏的地方想好。现在他只有两百秒的时间来找出一个合适的地点。而且，仿佛是想让他变得更紧张，索菲亚开始大声数起数来。她的声音那么响，他隔着关上的衣柜门都能听得清清楚楚。
“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
突然间，在屋里急得乱窜，这里瞅瞅那里瞅瞅的人变成了伯爵自己。他不是嫌这个地方太容易，就是觉得那个地方太难。最后，他把顶针塞在了书柜对面那只被称作“大使”的箱子的提手底下。
索菲亚回到屋里，她采取的步骤还和刚才一样。只不过，这回她似乎早料到伯爵会玩些小花招，所以她选择从与之前找到顶针的位置方向相反的角落开始查看起来。她只用了二十秒便将它从藏的地方抽了出来。
很显然，伯爵低估了他的对手。他把顶针藏在这么低的地方，倒让索菲亚的身高发挥了天然的优势。因此，他决定在接下来的一轮里在她的劣势上做做文章。他要把它藏在离地面六七英尺高的地方试试。
“再来一次？”他狡黠地笑着问道。
“该你啦。”
“该我什么啦？”
“该你找，我来藏啦。”
“不，你看啊，在这个游戏里面，藏东西的一直都是我，而你呢，只管找。”
索菲亚仔细看了伯爵一眼，和她母亲的神态一模一样。
“如果藏的总是你，找的总是我，那就不叫游戏了。”
伯爵皱起了眉头，这一观点让他无法反驳。见她把手伸过来，他只好恭敬地把顶针放到她的手心里。他走到门口，手搭在门把手上时，她有些不放心地扯住了他的袖子。
“亚历山大叔叔，你不会偷看吧？”
偷看？伯爵本想回她一两句，来捍卫罗斯托夫家族诚实正直的传统。相反，他保持了冷静。
“不，索菲亚。我不会偷看的。”
“你保证？”
“我保证。”
伯爵出了书房，来到卧室，嘴里一路上犹自念叨着他从来说话算话的，打牌作弊、打赌赖账之类的事他可从来不做。然后，他就开始数起数来。数到一百五时，他听到索菲亚在书房里走动；数到一百七十五，他又听见椅子在地板上移动的声音。伯爵知道绅士和无赖的区别。他继续数着，直到屋里完全安静下来。这时，他已经数到二百二十二。
“不管你好没好，我都进来了啊。”他大声说道。
等他进到书房时发现，索菲亚正坐在高背椅里。
伯爵颇为夸张地把双手背在身后，一边在屋里转悠，一边嘴里哼着。两圈转完了，那只小小的顶针却仍未现身。他开始更加认真地搜寻起来。他学着索菲亚刚才的方法，把房间分成四个象限逐一筛查，可还是一无所获。
忽然，他想起刚才听到过椅子被搬动的声音。根据索菲亚的身高和手臂的长度，伯爵估计她至少可以够到离地面五英尺的位置。于是，他到妹妹画像的后面看了看，还检查了小窗户的开关底下，甚至连门框顶也都看了。
还是没有顶针的踪影。
他偶尔会回头朝索菲亚看，以为她会不由自主地往藏东西的地方扫上两眼，从而把线索暴露给他。可令人沮丧的是，她一直保持着一副漠不关心的表情，仿佛她与眼下正进行的搜索没有丝毫关系。而且，从始至终，她一直都坐在椅子上来回晃悠那双小脚。
伯爵学过心理学。他知道，从对手的角度去思考才能解决这个难题。正如刚才他想利用她身高不足的劣势，此刻她或许也正在他的身高上做文章呢。当然啦，搬动家具的声音并不一定意味着她爬到椅子上去了，也可能是先把哪个物件移开，再将东西藏在那个物件底下。伯爵趴在地板上，像蜥蜴一样从书柜旁一直爬到那只叫“大使”的皮箱边，然后又爬了回去。
可她依然悠着两只小脚在那儿坐着。
伯爵站起来，挺直全身，把头往倾斜的屋顶上砰砰地撞了几下。刚才跪在硬木地板上已让他的膝盖骨隐隐作痛。他的衣服上也沾满了灰。他正不知所措地朝屋里看着。终于，他意识到一种可能性正像猫路过草坪时那样悄无声息地向他慢慢袭来。而那只猫的名字叫：失败。
可能吗？
他，罗斯托夫家族的人，要准备认输了吗？
一句话：是的。
没别的方法了。他知道自己已经被打败了。所以他自然要埋怨自己几句，但他首先要埋怨的是玛丽娜和她所谓的简单游戏带来的乐趣。他深吸了一口气，长长地吐了出来。他来到索菲亚跟前，那神态就像奥地利的马克将军站在拿破仑面前请降一样。在那场战役中，只有俄国人的部队侥幸逃过了拿破仑的围攻。
“干得不错，索菲亚。”他说。
自伯爵走进屋起，这还是索菲亚第一次直视他。
“你认输吗？”
“我放弃了。”伯爵说。
“放弃和认输是一个意思吗？”
“是的，就是认输的意思。”
“那你就该那么说嘛。”
他的屈辱感一定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我认输。”他说。
索菲亚痛快地接受了他的认输，却丝毫没有扬扬得意的表情。她跳下座椅，朝他走去。他侧过身，打算给她让道，以为她把顶针藏在书柜的什么地方了。可她并没有朝书柜走去，相反，她在他面前停下脚步，然后把手伸到他的上衣口袋里，将那只顶针取了出来。
伯爵惊呆了。
事实上，他有些语无伦次了。
“可，可，可是，索菲亚，这不公平。”
索菲亚好奇地打量着伯爵。
“为什么不公平？”
又是一句该死的为什么。
“就是不公平。”伯爵答道。
“可是你自己说的，我们可以把它藏在屋里任何地方。”
“就是啊，索菲亚，我的衣服口袋并不在屋里啊。”
“我把顶针藏进去的时候，你的衣服口袋在屋里嘛。而且，你找它的时候，它也在屋里呀。”
伯爵凝视着她那张天真无邪的小脸，一下子明白了过来。他这位最擅长使“障眼法”的高手今天反过来被人算计了一把。当她把他叫住，可爱地扯着他的袖子让他不要偷看的时候，那其实是掩护她偷偷把顶针塞进他口袋的障眼法。还有，移动家具的声音，数到了两百还不叫他进去，全都是在演戏。一个不折不扣、瞒天过海的把戏。甚至在他焦头烂额地四处寻找时，她仍然坐在那儿，手里攥着小布娃娃身上那件漂亮的蓝裙子，自始至终都没露出任何破绽。
伯爵往后退了一步，给她深深地鞠了一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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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点到了。伯爵下到酒店一层，把索菲亚托付给玛丽娜照看。接着，他又跑回六楼去取索菲亚的布娃娃，然后又一次下到底层，把布娃娃给她送过去。之后，伯爵才往博亚尔斯基餐厅走去。
伯爵为自己的迟到向安德烈道过歉之后，便很快将他的团队检查了一番，又巡视过所有的桌子，摆好杯子，摆齐餐具，又向埃米尔看了一眼，然后才发出打开餐厅门的指示。七点半，他赶到红厅去负责高尔基汽车厂的晚宴。十点，他又沿着走廊向黄厅走去，门口有大个子在守卫。
自一九三〇年开始，伯爵和奥希普每个月的第三个周六都会在一起用餐，以帮助这位前红军上校进一步了解西方。
刚开始的几年，他们把时间花在了学习法语上。其中包括法国人的习语和各种形式的称谓，拿破仑、黎塞留 (10) 、德塔列朗 (11) 等人物，启蒙运动的精英，印象派的天才，以及他们对“我也说不上来”这句口头禅的普遍喜爱。接下来几年，伯爵和奥希普则研究起了英国，包括作为生活必需品的茶，看似极不合理的板球比赛规则，猎狐的规矩和礼仪，他们对莎士比亚永不磨灭同时当之无愧的自豪感，以及包罗万象的小酒馆所具有的压倒一切的重要性。而最近，他们的注意力则更多地转向了美国。
因此今晚，在快要吃完的盘子旁边，摆着两本托克维尔 (12) 的名作——《论美国的民主》。奥希普刚看到这本大部头的时候有点畏缩。伯爵告诉他，要建立起对美国文化的基本了解，没有比这本书更合适你阅读的了。于是，这位前红军上校三周来，每天通宵达旦地研读。今天，他兴冲冲地来到黄厅，像一个准备充分的小学生急不可耐地等待毕业考试一般。听到伯爵说他喜欢夏天的夜晚，奥希普先是表示了赞同，接着恭维了几句今晚的黑胡椒汁，还告诉伯爵，他也很喜欢今晚红葡萄酒的香味。然后，奥希普就摩拳擦掌地切入正题了。
“今天的葡萄酒真不错，牛排很棒，夏夜也很美，”他说，“可下面我们能不能开始谈谈这本书？”
“好，当然，”伯爵边说边把杯子放下来，“我们来谈谈这本书吧。要不你先来谈谈。”
“嗯，首先我得说，这本书跟《野性的呼唤》 (13) 太不一样了。”
“对，”伯爵笑着说，“它跟《野性的呼唤》绝对不一样。”
“尽管我很欣赏托克维尔对细节的关注，但总的来说，我觉得第一卷，也就是对美国政治制度的介绍，进展得慢了一些。”
“是，”伯爵严肃地点了点头，“可以说，第一卷详细得有点过头。”
“而第二卷，即介绍他们的社会特点的那部分，实在是太精彩了。”
“你不是唯一一个有这种感觉的人。”
“事实上，从第一行开始——等等，在哪儿来着？哦，这儿：‘我觉得，在整个文明世界里，没有比美国更不重视哲学的国家了。’哈哈，光这一句话就已经非常有料了。”
“是这样。”伯爵咯咯一笑，说道。
“还有这儿。在后面的一章里，他把他们对物质享受的极度热衷拿来单独论述了一番。‘美国人的全部心思，’他说，‘都用在了满足身体的各种物质需要，和为日常生活提供舒适与便利上了。’那时还是一八四〇年。想象一下，他要是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美国，又会怎么样！”
“哈！穿越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美国去看看。这想法不错，我的朋友。”
“可是，请告诉我，亚历山大，我们该如何看待他关于民主制度最适合工业社会的这一断言呢？”
伯爵把身体往后一仰，靠在椅背上，手里拨弄着他的餐具。
“是的。工业问题，我们的确应该好好研究研究，奥希普。这绝对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你怎么看？”
“可我刚才在问你呢，亚历山大。”
“我准保会告诉你我的看法的。可作为你的老师，在你有机会用自己的语言表达你的看法时，我的意见恐怕会影响你的直接印象。所以，我们还是先听听你自己原本是怎么想的吧。”
奥希普仔细观察着伯爵，而后者正伸手去端葡萄酒杯。
“亚历山大……这书你读了吗？”
“书我当然读了。”伯爵一边肯定地回答，一边放下杯子。
“我的意思是，这两卷你从头到尾都读了？”
“奥希普，我的朋友，从事学术研究有一条最基本的规则，即学生们是否逐字逐句地读过某部著作并不要紧，要紧的是他对该著作基本观点的了解是否达到了合理的程度。”
“那就这本书而言，你对哪几页达到了合理的了解程度呢？”
“嗯哼，”伯爵轻咳了一声，然后打开目录，说道，“让我看看……是，是的，就是这儿。”他抬头看着奥希普，“第八十七页？”
奥希普紧盯着伯爵看了片刻，然后拿起托克维尔那本书猛地朝屋子另一边扔了出去。那位“法国历史学家”先是一头撞在装了镜框的列宁相片上，相片里的列宁正在剧院广场上向群众发表演讲。镜框上的玻璃被打碎了，“砰”的一声摔在了地板上。声音刚落，黄厅的门立刻被撞开来，大个子从外面飞身跃进屋里，连手枪都掏了出来。
“该死！”伯爵惊呼着把双手举过头顶。
奥希普差点就命令他的保镖朝他的老师开枪了。他深吸了口气，然后把头摇了一摇。
“没事了，弗拉基米尔。”
弗拉基米尔把头一点，又退回到走廊上。
奥希普双手一合，放在桌上，然后瞅着伯爵，等他开口解释。
“我很抱歉，”伯爵尴尬地说道，“我本来是打算把书看完的，奥希普。事实上，我还特意把昨天晚上的时间腾了出来，想用来把剩下的书读完，可后来……出了件事。”
“出事？”
“意外的事。”
“什么意外的事？”
“一位年轻的女士。”
“一位年轻的女士！”
“她是我一位老朋友的女儿。突然就来了，而且，还要在我这里住上一段时间。”
奥希普目瞪口呆地盯着伯爵，然后放声大笑起来。
“哎呀，哎呀，哎呀。亚历山大·伊里奇。原来有位年轻的女士和你在一起。你干吗不早说呢。我完全原谅你啦，你这只老狐狸。或者，至少是大部分原谅你了。我们以后再讨论我们的托克维尔，你记住喽：你必须把每页都读一遍。可是现在，我一秒钟都不再耽搁你。如果你们现在马上赶到夏里亚宾去吃鱼子酱，还不算太晚。然后，你还可以带她去广场餐厅跳舞。”
“其实……这位女士她年纪还很小。”
“有多小，这位女士？”
“五六岁？”
“五六岁！”
“我觉得应该是六岁。”
“你在照顾一个六岁大的孩子？”
“是的……”
“在你自己的住处？”
“正是。”
“要照顾多久？”
“几周。也许一个月。但不会超过两个……”
奥希普微笑着点了点头。
“我明白了。”
“说实话，”伯爵坦承道，“迄今为止，她的到来对我的日常生活已经造成了一些干扰。可这是意料中的事，我想，这是因为她刚刚到。等我们稍微调整一下，让她适应下来，一切都会正常起来的。”
“没错，”奥希普附和道，“而现在，我也别再缠着你了。”
伯爵承诺，在他们下次见面之前一定把他那本托克维尔的书读完，然后便起身出了门。奥希普则把红葡萄酒瓶又拎过来，发现瓶子已经空了。他伸手把桌子对面伯爵没喝完的那杯酒拿过来，倒在他自己的酒杯里。
他是不是想起了自己孩子在六岁的时候？那段离天亮还有一小时家中过道里就会响起噼噼啪啪的脚步声的岁月？那些凡是比苹果小的东西忽然间不知所踪，直到你发现它们正被你踩在脚下的日子？那段没时间读书，没时间回信，没时间完完整整地进行思考的日子？在他的记忆里，它们就像昨天一样清晰。
“没错，”他脸带微笑又说了一遍，“等他们稍微适应适应，一切就都会正常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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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爵一直都认为，一位成年人绝不应该在走廊里跑。可当他从奥希普那里出来时，都快十一点了，玛丽娜的好心被他滥用得太过分了。因此，他决定今晚破例一回：急奔到走廊尽头。可在拐角处，他正好同楼梯上下来的一位胡子拉碴的人迎面撞上。
“米什卡！”
“啊！你在这儿，萨沙。”
在认出他这位老友的那一刻，伯爵脑子里蹦出的第一个念头就是，他得赶紧把米什卡打发走。还能怎么办呢？他没有别的法子。
可等他仔细看了一眼米什卡的脸，他就知道刚才的想法是不可能做到的。很显然，一定是发生了什么重大的变故。于是，伯爵不仅没把他打发走，还把他带到了自己的书房。米什卡坐下来，双手转了转帽子。
“你不是应该明天才到莫斯科的吗？”短暂的沉默之后，伯爵开口问道。
“对，”米什卡不经意地把帽子一挥，“可沙拉莫夫让我提早一天到。”
维克托·沙拉莫夫是他们大学时代一位共同的熟人，现任文学出版社的高级编辑。让米什卡编辑出版安东·契诃夫 (14) 的书信集就是他的主意。一九三四年以来，米什卡都在为这个项目呕心沥血地工作。
“啊，”伯爵说，“你差不多该干完了吧。”
“是差不多了，”米什卡笑着说，“你说得对，萨沙。的确差不多要完了。事实上，剩下要做的就是再删掉几个字。”
下面就是之前发生的事：
那天早上，米哈伊尔·门迪茨搭乘从列宁格勒出发的夜间列车到了莫斯科。当书信集的活版盘即将付印时，沙拉莫夫曾对米什卡说过，他要带他到中央作家大厦共进午餐以示庆贺。可是，当米什卡于一点差几分赶到出版商的接待室时，沙拉莫夫却让他回他的办公室去。
回去坐定之后，沙拉莫夫首先对米什卡表示了祝贺，表扬他的工作完成得好。然后，他又在活版盘上拍了拍。原来，这些活版盘并未交付印刷，它们还在编辑的办公桌上。
“是的，这是一部精悍而深刻的作品，”沙拉莫夫说，“学术研究的典范。但在交付印刷前，还有一个小问题有待解决。那就是需要在一九〇四年六月六日的那封信里改几个字。”
米什卡知道这封信。这封信是契诃夫在死前几周写给妹妹玛丽亚的。信中，他预言自己马上会康复。在排版的过程中，它一定漏掉了某些字。这意味着，无论你把活版盘检查多少遍，都不可能把所有错误检查出来。
“我们来检查一下吧。”米什卡说。
“就是这里。”沙拉莫夫边说边把活版盘转过来，让米什卡自己核对那封信。
亲爱的玛莎：
我现在是从柏林给你写信。我到这儿已经一整天了。你走之后，莫斯科变得格外冷，甚至下了雪。一定是因为这恶劣的天气，我才得了感冒。我因为胳膊和腿上的风湿性疼痛，晚上无法入睡，体重也减了许多。我打过吗啡，各式各样的药物也用了上千种，可记忆中只有阿特休勒给我开的海洛因让我心怀感激。尽管如此，等到出发的时候，我的体力才开始恢复。我的胃口回来了，我还开始给自己注射砷。终于，我在周四离开了这个国家，当时的我形容消瘦，双腿也细得不像样。旅途很顺利，也很愉快。在柏林，我们住进了最好的酒店，房间很舒适。我很享受这段时间的生活，我的胃口很久没有这么好过。这里的面包太好吃了，我每次都会吃撑。咖啡也很棒，晚餐更是好得无法用笔墨形容。从未出过国的人不会知道面包可以好吃到什么程度。这里的茶不怎么样（我们自己带了），也没有我们那里有的开胃菜，但其他的一切都棒极了，虽然这里的东西比俄国还便宜。我的体重涨上去了。今天虽然很冷，我还是坐了很久的车去了一趟蒂尔加藤公园。所以，你可以告诉妈妈和其他所有人：我正在康复，或者我已经完全恢复了……
你的，
A．契诃夫
1904年6月6日
于柏林
米什卡把这段读了一遍又一遍，脑海里同时浮现出那封信原来的样子。四年多了，大多数信他已经烂熟于心。可他绞尽脑汁也没发现哪个地方有差错。
“哪个地方少了字？”终于，他只得开口问道。
“哦，”沙拉莫夫说，他的口气就像他才反应过来米什卡会错了意，“不是少了字。而是得拿掉几个字。就是这儿。”
沙拉莫夫从桌对面探过身来，指着契诃夫谈论他对柏林最初印象的那几行字——夸赞当地的面包，说没出过国的俄国人不知道面包能好吃到什么程度的那几句。
“这部分得拿掉？”
“对。没错。”
“全部删除？”
“可以这么说。”
“我能问问，这是为什么吗？”
“为了简洁。”
“这么说，是为了节约纸张喽！好，我把六月六日这封信里的这一小段拿出来，然后你想让我把它放在哪儿？存到银行？放到梳妆台的抽屉里？还是塞进坟墓？”
米什卡把那天的对话复述给伯爵听，他的声音越来越大，他那天的怒气仿佛重新冒了出来。紧接着，他突然沉默了。
“后来，沙拉莫夫，”过了一会儿，他继续说，“沙拉莫夫年轻时曾对我说，我们应该让笔下的文章变得像大炮一样威力无穷，此刻却告诉我，那几句话一定得删掉。你知道我最后是怎么做的吗，萨沙？你想象得到吗？”
人们也许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一个喜欢踱着步思考的人做起事来一定相当理智，因为他花了大量时间去分析事情的因果，以及权衡其利弊。但伯爵一直以来的经验告诉他，那些喜欢踱步思考的人随时都处在冲动的边缘。尽管踱着步思考的他受到逻辑的桎梏，这种逻辑却有多面性，它并不能让他们对事物有更清晰的认识，甚至不能自我说服。它反而会给他们带来一种损失，他们也会轻易受到哪怕是一时冲动带来的影响，会受到鲁莽和轻率的诱惑，这就像他们从没有深思熟虑过一样。
“不，米什卡，”伯爵带着某些预感承认道，“我想不出来。你怎么做的？”
米什卡摸了摸自己的额头。
“面对这样愚蠢的行为，你应该怎么办呢？反正我把那段话一笔删去，然后一句话没说地从屋里走了出去。”
听到这一结果，伯爵才放下心来。要不是看见朋友脸上还带着昔日遭到重大打击的神情，他可能已经笑出声来了。不得不承认，这件事有些可笑。它有点像果戈理笔下的故事，而沙拉莫夫扮演的则是一位饱食终日，而且对自己的地位自鸣得意的枢密院官员。而那段犯了禁忌的文字，听到自己接下来的命运后，可能已经吓得爬出窗户，钻进巷子，逃得无影无踪了。直到十年之后，它才又出现在一位戴着夹鼻眼镜和法国荣誉军团勋章的伯爵夫人的手臂上。
伯爵依然神情严肃。
“你做得完全正确，”他安慰道，“不过是几句话嘛。就像是从几十万字中间删去五十个字而已。”
伯爵还指出，总的来说，米哈伊尔应该为自己感到骄傲。俄罗斯早就该出一套权威的契诃夫书信集了。这套书籍对整个新时代的学者与学生、读者与作家来说都将是巨大的鼓舞。那沙拉莫夫呢？伯爵一直觉得，长鼻子小眼睛的他像一只白鼬，绝对不能因为一只白鼬而毁掉自己的成就感，或者庆祝的心情。
“听着，朋友，”伯爵最后笑着说，“坐夜班火车来的你肯定没吃什么像样的午餐。这已经是个问题了。你先回酒店，洗个澡，吃点东西，再喝杯酒，然后好好睡上一觉。明天晚上，我们按原先约好的那样，在夏里亚宾酒吧为契诃夫老兄喝一杯，再拿那位白鼬先生开开涮。”
伯爵一边尽力安慰老友，让他振作起来，一边领着他朝门口走去。
十一点四十分，伯爵终于下到酒店一层。他敲了敲玛丽娜的门。
“很抱歉，我迟到了，”女裁缝开门时，他轻声说，“索菲亚在哪儿？我把她抱到楼上去。”
“你没必要那么小声，亚历山大。她还醒着呢。”
“你还没让她睡啊！”
“我没有不让谁睡，”玛丽娜反驳道，“是她自己坚持要等你。”
两人进到屋里，只见索菲亚端端正正地坐在椅子上。一见伯爵，她便跳到地板上，过去牵住了他的手。
玛丽娜抬了抬眉，仿佛在说：你看……
伯爵也抬了抬眉，仿佛答道：我看出来了。
“谢谢您的晚餐，玛丽娜阿姨。”索菲亚对女裁缝说。
“谢谢你能来，索菲亚。”
然后，索菲亚抬头望着伯爵。
“我们可以走了吗？”
“当然，亲爱的。”
从玛丽娜那儿离开的时候，伯爵明显察觉到，小索菲亚真的困了。她一直攥着他的手，领着他穿过大堂，进了电梯，飞快地按下五楼的按钮。他们来到塔楼后，她没让他抱，反而连拉带拖地把他拽上了最后一截楼梯。当他向她介绍那张设计精巧的新高低床时，她都没看他一眼。相反，她迅速地跑到走廊那头刷了牙，又换上了睡衣。
从洗手间回来后，她没有立刻钻进被子，而是爬上了办公桌前的座椅。
“你还不打算睡觉？”
“等等。”她抬手示意他安静。
说完，她往右边侧了侧身，像是他挡住了视线。伯爵满腹疑惑地往旁边挪了一步，再转过身去。那一刻，他正好看见终日长途跋涉的分针赶上了它那位罗圈腿的兄弟——时针。当这对弟兄拥抱在一起时，弹簧彻底松开，齿轮开始转动，双响钟里的那把小锤发出了午夜的钟声。索菲亚听着钟声，一动不动地坐着。到第十二响，也就是最后一响时，她才从椅子上蹦下来，爬到床上。
“晚安，亚历山大叔叔。”她说。伯爵还没来得及帮她掖好被子，她就已经睡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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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伯爵来说，今天是他记忆中最漫长的一天之一。精疲力竭的他像索菲亚一样快速地刷完牙，穿上睡衣，然后回到了卧室。关上灯后，他爬上了弹簧床架底下的床垫。是的，伯爵自己没有弹簧床架。而索菲亚的床也只是用番茄罐支撑着，下面的高度勉强容他翻个身，可是与直接睡在坚硬的木地板上相比，这是个巨大的进步。在以他父亲会感到骄傲的方式度过了这一天之后，伯爵听着索菲亚轻微的呼吸声，合上了双眼，准备进入无梦的睡眠。可睡眠不会轻易降临到疲倦的伯爵头上。
记得一部电影里曾有过这样的镜头：舞蹈演员在台上站成两排，又一个接一个地从通道里跳上前来。而此刻，伯爵心里的各种担忧也以同样的方式一个一个地从他脑海里蹦出来，它们先夸张地冲台下鞠了个躬，然后转到队尾站好，把台前的位置腾给下一个蹦出来表演的“担忧”。
可伯爵究竟在担忧些什么呢？
他在替米什卡担忧。尽管他已经知道，他的朋友那么痛苦是因为第三卷第三百页上的几句话被删掉了；伯爵本应松一口气，可他预感那件删掉几十个字的事并未就此了结。
他也在担忧尼娜和她的东部旅程。伯爵虽然对谢夫沃斯特拉格知之甚少，对西伯利亚却多有耳闻。他能想见尼娜选择的那条路有多么荒凉。
他还担心小索菲亚。不仅仅是替她切牛肉或者替她换洗衣服那么简单。无论他们是在广场餐厅用餐，还是坐电梯，很快会在大都会酒店引起注意。尽管索菲亚只会在伯爵这里暂住几周，可如果在尼娜赶回来之前，这事被哪个当官的知道了，她可能会被禁止在这里住下去。
最后还应该补充一点，那就是，伯爵担心明天早上起来之后该怎么办：索菲亚吃完她那份饼干和他那份草莓以后，又会爬上那把椅子，回过头用她那双深蓝色的眼睛望着他。
当生活处在动荡之中时，即便躺在舒适的床上，我们也会因为或大或小、或真实或虚幻的担忧感到惶惶不安。事实上，罗斯托夫伯爵对老朋友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
六月二十二日晚上，离开大都会酒店后的米哈伊尔·门迪茨老老实实地听从了伯爵的建议。他径直回到酒店，洗了澡，吃了东西，然后蒙头大睡。次日醒来后，他开始从不同的角度审视昨天发生的一系列事情。
在晨光熹微之时，他觉得伯爵说的完全正确——那不过是几十个字而已。沙拉莫夫又不是让他把《樱桃园》或者《海鸥》里最后几段对白删掉。任何一个去过欧洲的人都有可能在信中写下那样一段话，想必契诃夫本人也是这样。
可就在米什卡换好衣服，吃罢早餐，走在去往中央作家大厦的路上时，他刚好经过阿尔巴特广场上的高尔基雕像。昔日立在这里的是沉思中的果戈理雕像。除了马雅可夫斯基，马克西姆·高尔基是米什卡心目中当代最伟大的英雄。
“就是这个人，”米什卡自言自语道（他旁若无人地站在人行道上），“曾用那么清新理智的语言直白地描绘出他对青春的记忆，而那也成了我们对青春的记忆。”
尽管当时的他已在意大利定居，他还是在斯大林的诱哄下回到俄国，住进了里亚布申斯基的故宅 (15) 。就这样，他主导并确立了全体俄国人唯一遵循的现实主义艺术风格。
“可结果又怎样呢？”米什卡冲着雕像质问道。
几乎都被废了。布尔加科夫这些年一个字都没写出来。阿赫玛托娃早已辍笔。而曼德尔施塔姆呢，刚服完刑，又立刻被关了起来。马雅可夫斯基呢？哦，马雅可夫斯基……
米什卡揪了揪他的胡子。
他想起一九二二年时，他曾经当着萨沙的面大胆地预言，这四个人将为俄国创造出一种崭新的诗歌。那或许不可能。但总的来说，他们的确做到了这一点，只是他们创造出了一种叫“沉默”的诗歌。
“是的，沉默本身就是一种意见，”米什卡说，“它既是一种抗议手段，也是一种生存手段。它还可以是一种诗歌流派——有着自己的音步节奏、修辞规则和传统。它不需要笔，只要用枪照着自己的心脏开上一枪就能写出来。”
想到这儿，米什卡转过身，背对着马克西姆·高尔基和中央作家大厦，走进了文学出版社的办公大楼。到了之后，他快速地爬上楼梯，从接待员身边经过，推开一扇又一扇门之后，终于在一间会议室里找到了正在主持编辑会议的“白鼬”。会议桌正中间摆着几盘奶酪、无花果和熏制的鲱鱼。见此情景，米什卡顿时生出一股无名火。原本盯着沙拉莫夫的那些年轻编辑和助理编辑纷纷回过头来，想看看是谁闯进了会议室。他们都既年轻又认真，这让米什卡更加怒不可遏。
“好极了！”他大声喊道，“我看你又把刀子拿出来了。你今天打算砍掉一半什么呢？《卡拉马佐夫兄弟》？”
“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目瞪口呆的沙拉莫夫说道。
“这是什么！”米什卡指着一位年轻的女人嚷道，她手里刚好拿着一片面包，上面夹着熏鱼，“柏林产的面包吗？当心了，同志。你只要咬上一口，沙拉莫夫就会拿枪把你给毙了。”
米什卡看得出，这个年轻女孩一定觉得他疯了。可她还是把面包放回了桌上。
“啊哈！”米什卡辩解似的叫了一声。
沙拉莫夫充满担忧地从椅子里站起来，有些手足无措。
“米哈伊尔，”他说，“你很显然不高兴。有什么事，可以待会儿到我的办公室去谈，我很乐意听听你的想法。可你也看见了，眼下我们正在开会。我们还有好几小时的工作要做。”
“好几小时的工作。这我一点都不怀疑。”
米什卡接着把今天剩下的工作逐一列举出来。每说出一件，他就从桌上操起一份手稿，朝屋子那头的沙拉莫夫扔去。
“要把雕像移走！要把对话删除！下午五点，你还要陪斯大林同志去洗澡，那可一定不能迟到啊。如果你迟到了，谁来替他擦背呢。”
“他疯了。”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说。
“米哈伊尔……”沙拉莫夫恳求道。
“俄罗斯诗歌的未来就是俳句！”米什卡大喊了一声后，心满意足地摔门而去。事实上，他觉得这个动作十分解气，于是把一路经过的每一扇门都摔了一遍，然后才走到街上。
可是，借先前的话问一句，他这么做的后果是什么呢？
米什卡的那些话当天就被汇报了上去。不出一周，它们便被逐字逐句记录下来。八月，他受到列宁格勒的内务人民委员会的传讯。十一月，一个那个时代特有的庭外三人小组审理了他的案子。然后，在一九三九年三月，在无尽的反思之中，他被送上了一列开往西伯利亚的火车。
伯爵为尼娜的担心也不无道理，尽管我们永远无法知道事实是否如此。她没能在一个月或一年之内回到大都会酒店，事实上，她再也没有回来。十月，伯爵努力打听过她的下落，却无果而终。所以只能猜测，尼娜也在尽她所能地与伯爵取得联系。可尼娜·库利科娃就这么消失在了浩瀚无垠的俄罗斯东部。
伯爵对索菲亚不能继续住在大都会酒店的担心也应验了，她不仅已被人发现，而且在她来之后的两周内，便有人给克里姆林宫的行政办公室寄了一封信，称一位被软禁在大都会酒店阁楼的“前人民”近来在替别人照看一个五岁小女孩，而小女孩的父母未知。
办公室的人收到信并仔细读完后，盖上章，然后把它转给更高级别的办公室。在那里，它又被盖了一个章，然后被送去比它还高两层楼的办公室。而这间办公室里的人大笔一挥，国营孤儿院的女舍监就马上出动了。
说来也巧，在对该“前人民”近来交往的人士进行粗略调查之后，某位身材苗条的女演员被牵扯其中。而这位著名女演员又是某位长着圆脸的新晋政治局委员多年的情妇。一般来说，长期活动于充满官僚气的政府高墙之内的人，很难想象外面的世界里发生的事。可对他们来说，有一点是不难想象的：倘若谁把苏联政治局委员的私生女逮住并把她送往孤儿院的话，那么这个人的职业前途将会变成什么样子也可想而知。在这件事上太过殷勤，只会让你在被蒙住眼睛挨枪子之前得到一根烟抽。
因此，此事的调查慎之又慎。有迹象表明，该女演员很可能与那位政治局委员有一段长达六年的关系。此外，据酒店的员工证实，小女孩到达酒店的当天，女演员也住进了酒店。因此，这次调查中收集到的所有情报都被放进了一只上了锁的抽屉（以备不时之需）。而当初引发这场调查的那封贻害不浅的告发信却被人用火点燃，扔进了它应有的归宿——垃圾桶里。
所以，伯爵有充分理由替米什卡、尼娜还有索菲亚担心。可还有什么事会让他为第二天早晨发愁呢？
第二天，他们收拾好床铺，吃完饼干后，索菲亚果不其然地爬上办公桌前面的椅子，但并没有用充满期待的眼光盯着伯爵，而是向他抛出了一堆有关艾德豪尔山庄和他家族的问题，仿佛她在昨天夜里的睡梦中就想好了这些问题。
于是，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这位一直以讲故事时言简意赅且重点突出为荣的男人在考虑到对方的要求后已变成了一个依赖脱题说明、夹注和脚注的好手。以至后来，索菲亚还没说出脑袋中的问题，他就已经猜到她想问什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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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忧心忡忡，无法入睡时，数绵羊是通常的应对之策。而伯爵更喜欢在羊肉外裹上香草，再浇上红酒浓缩汁吃。因此他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对策。听着索菲亚的呼吸，他开始回想自己在硬木地板上醒来的那一刻。接着，他把去大堂、广场餐厅、博亚尔斯基餐厅、安娜的房间、地下室以及玛丽娜的办公室的路径全部在脑海里过了一遍。他在脑子里计算起一天中自己总共上下了多少截楼梯。他上上下下，一截又一截地数着，直到双响钟敲出一天中最后一声钟响，这时，他已经数到了五十九。同时，在一天的劳碌之后，他终于进入了梦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