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八章 海上来的蛮夷和陆上来的不一样

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之后,中国士大夫认为这不过是历史上无数次蛮夷扰边的重演。比如曾国藩在家书中提到这场战争就说:“英吉利豕突定海,……逆性同犬羊,贪求无厌。” [21]

历史上中原王朝因为武力不济败给蛮夷是常见的事。比如明代长期对倭寇毫无办法,而清代全盛时也曾经遭遇乌兰布通之败。因此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并没有什么可奇怪的。

但是不久之后,有一些人敏锐地发现,这次来的蛮夷和以前相当不同。

咸丰三年,也就是1853年,上海爆发了小刀会起义,在混乱期间,上海海关官员逃跑了,没有人收税。英、法、美三国的领事商量了一下,决定三国各派一人,成立了一个税务司,“代替中国政府”收关税。这显然是对中国主权的一种严重侵犯。不过令中方官员意外的是,外国人居然能认真地收税。过了两年,上海收复,外国人居然将他们收到的税款70余万两,老老实实地交给了清政府。而且,更关键的是,在外国人的管理下,上海海关收的税明显增多,也就是说,贪污腐败现象不存在了。“税收大增,政府善之。” [22]

清政府大感意外,事后竟然很高兴地同意由英国人代管中国海关。从此开始,外国人就代管中国海关行政,最高长官称“总税务司”,意即“总司海关税务之事”。海关收到的税款很快就比清朝收到的多出两倍甚至三倍。(“正税、子税较我厘金之科则业已倍之、三之,在彼固自谓仁至义尽矣。” [23] )

外国人管理中国政府事务,这当然是西方侵犯中国主权的一个铁证,是殖民主义者的严重罪恶。但问题是中国政府在这件事情上相当主动。英国外交官威妥玛跟中国大臣文祥说,等中国海关改革完成后,中国人可以自己管理。没想到文祥马上回答,“用中国人不行,因为显然他们都不按照实征数目呈报”,还说,原来管理上海海关的薛焕近3年来根本没有报过一次账。后来英国人赫德跟恭亲王奕䜣聊海关改革时,“恭亲王说,中国官员几乎无人可信。对比之下,外国人的报告较为可靠” [24] 。

后来的两江总督曾国藩提到外国人将70多万关税交给清朝政府这件事,叹息说,想不到蛮夷之人,居然也有信义。他在信中曾赞叹道:“洋人代收海关之税,犹交还七十余万与监督吴道。国藩尝叹彼虽商贾之国,颇有君子之行。”曾国藩认识到,这些洋人不同于中国历史上传统的、没有文化根基的蛮夷:“夷非匈奴、金、辽比,天下后世必另有一段论断。”这些洋人与汉代的匈奴以及宋时的辽金,性质是完全不同的。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当圆明园被烧、洋人进入北京城的消息传来时,很多中国人都认为,大清要亡了。因为历史上的蛮族如果攻占了中国的首都,下一步自然会建立一个新的王朝。

然而,事情的进展却出乎几乎所有中国士大夫的预料。这些洋人虽然也和历史上的蛮族那样进行了野蛮的焚烧和抢劫,但他们烧的只是皇帝的别墅,也就是圆明园,而对于清王朝统治权威的象征紫禁城及太庙、天坛等地,却丝毫没有动。而且谈判完了,就撤兵走了,没要一寸土地。

中国人非常惊讶。没想到还有这种蛮夷。户部尚书沈兆霖说,英法联军“以万余众入城,而仍换约而去,全城无恙。则该夷于专于牟利,并无他图”。这么强大的军队,进入了中国的首都,费了这么大的事,只为了做买卖!签完了做买卖的条约,就老老实实撤走了。原来这是一种新蛮夷,一种只爱做买卖、不要土地的蛮夷。

是的,跨海而来的英国人和历史上那些传统的蛮夷不同。

他们对接管大清的政权并不感兴趣,不想直接统治这片广大的土地。他们甚至愿意帮助维持清朝的统治,镇压太平天国。他们还愿意帮助中国实现内政改革,发展经济。

为什么呢?因为这样可以让中国人富到能买得起他们生产的商品。

也就是说,推动英国人跨海远来的,不是一次性掠夺,而是要获得持续不断的巨大利润。

由此我们需要多花些笔墨,来分析一下殖民主义的双重作用。

马克思论述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时说道:“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性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建设性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 [25]

英国人的殖民对印度传统文化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摧毁了东方农村田园诗般的传统生活。但是另一方面,英国人也在印度进行了非常重要的建设。马克思说,英国人使印度完成了印度人自己完成不了的政治统一,“是使印度复兴的首要前提”。而英国人组织和训练的印度军队,“是印度自己解放自己和不再一遇到侵略者就被征服的必需条件”。同样,英国人带来的“在亚洲社会里第一次实行的自由报刊,是改建这个社会的新的和强有力的因素”。更为显而易见的是,英国人在印度建设了近代化交通网,建立起近代工业体系。这些客观上加速了印度的经济成长,也延长了印度人的平均寿命。 [26]

当然,英国人费心费力做这一切,动机并不如他们自己所宣称的那样是无比高尚的。他们做这一切,动机只是一个词,“利润”。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一开始,“工业巨头只是想用低廉商品压倒它”。但是后来,随着全球化的进展,“工业巨头们发现,使印度变成一个生产国对他们有很大的好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首先就要供给印度水利设备和内地的交通工具。现在他们正打算在印度布下一个铁路网。他们会这样做起来,而这样做的后果是无法估量的”。

说到这儿,我们还需宕开一笔,比较一下英国式殖民与西班牙式殖民对世界造成的不同影响。

耶鲁大学教授保罗·肯尼迪说:

我们可以继续通过贸易保护主义、征服以及保持独有的垄断地位来赚取金钱,但是如果选择了自由贸易,我们可以挣到更多的钱。而且,如果我们让别人有钱了,他们就能够向我们购买更多的产品。

这是历史上以前没有过的通过公司进行征服的新型帝国,这是与传统征服者完全不同的逻辑。传统的征服逻辑是天地之财只有此数,我多了你就少了,所以我要抢你的。公司的逻辑是互通有无,通过贸易,能创造出更多的财富。

正是因为利润的驱动,所以大英帝国是一个去中心化的帝国。传统帝国去征服有黄金和白银的地方,而大英帝国除此之外也愿意开发荒蛮之地,因为可以从这些地方获得原料,将这些地方培育成市场。为了培育更大的市场,它就必须给当地制造一个经济发展的机制,因此自然也就带来西方文明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扩展。用马克思的话来说,西方殖民主义“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

西班牙依靠暴力进行的殖民是第一代殖民方式,而荷兰和英国公司式的经营则是一场重大的升级换代,这种方式改变了世界的面貌。

我们必须要反复强调,不论何种方式的殖民,背后的基本动机都是自私的、贪婪的。哥伦布本人就曾经屠杀和抢掠印第安人。西班牙人在殖民过程中,造成上千万印第安人的死亡,造成玛雅文明、印加文明的毁灭,英帝国在殖民过程中,同样干了很多血腥和残酷的事,他们同样参与了大规模的黑奴贸易,同样进行了对印第安人的屠杀。大规模的奴隶贸易,造成了上千万奴隶的死亡,而英国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奴隶贸易的主力。 [27]

然而和西班牙式的殖民比起来,以公司的方式经营殖民地,毕竟还有不一样的一面。西班牙式的第一代殖民者对殖民地的控制是严厉而死板的。宗主国规定殖民地种植什么、经营什么,丝毫不得违背。而英属殖民地经济上比较自由。“(北美洲的殖民者)具有企业主的开拓和进取的精神……他们并不按照英国政府的意图行事,不愿意把自己生存的土地变成一个落后的原料供给地。而英国政府对殖民地的限制也不很严。所以,北美洲的移民很快开创了北美、非洲、南美洲的三角贸易,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属地上大做买卖;他们还违背英国政府的意图,迅速地建立了以铸铁、毛纺、小五金等为主的工业基础。” [28]

在政治上,西班牙把本国的封建专制制度直接移入殖民地,建立起与西班牙完全相同的殖民地官僚体系。西班牙国王在各地建立起总督府,总督集民政、军政与司法大权于一身,只对国王负责,唯一的任务是执行国王的命令,并不代表地方利益。

同时,西班牙国王又大展权术,鼓励殖民地其他官员秘密监督总督,向国王秘密汇报总督的一切活动,以使官员互相掣肘,有利于君主独裁。 [29] 因此,我们可以想象,西班牙殖民地政府具有专制政体的一切缺点。“行政效率极差,办事拖拉,贪官污吏层出不穷。”殖民地官员也具有专制政体下官吏的典型性格特征,那就是对上唯命是从,对下蛮狠专横,残酷剥削。 [30]

殖民地时期,拉丁美洲社会是实行严格的等级划分的。第一等人是“半岛人”,即来自西班牙半岛的人,他们担任殖民地的高官,是根红苗正的主子。第二等级是“克里奥尔人”,即美洲出生的纯种西班牙人。他们因为不生在母国,所以只能是二等公民。第三等级是“梅斯提索人”,也就是西班牙人同印第安人混血的后代,只能成为小商贩等普通劳动者。第四等级是印第安人,他们只能提供低级体力劳动。第五等级是黑人。第六个等级是黑奴。这六类人,等级森严,差别分明。因此,从殖民地时期开始,拉丁美洲就存在着北美没有的巨大阶级差别,少数统治者作威作福,大多数人则逆来顺受,生活极为凄惨。

而英国对殖民地的管理则远没这么严密。基于英格兰自治传统,英王对殖民地的管理也是放羊式的。殖民地时代的美国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政治规划。“虽然英王被宣布为所有殖民地的主人,但英国对殖民地的管理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内实际上并无章法。”

所以美洲殖民地一开始是一个又一个分散的殖民点,这些殖民点从一开始就是高度自治的。移民到了地广人稀的荒蛮之地,并没有现成的政府机构可以依靠。他们只能自己组织起来,几乎一切关系大家利益的事,都需要通过市镇大会解决,比如是否修路,在哪儿修建会堂,聘任谁当学校校长,或者“决定猪是否应该关在猪圈里,还是要用栅栏圈在园圃之外”。

乡镇政治因此成为美国政治的基础。“在乡镇内部,居民享受真正的、积极的、完全民主和共和的政治生活。”杜威说:“虽然我们对家庭和社区邻里组织多有不满,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它们永远是培育民众精神的最有效的平台。借助家庭和邻里组织,公民性格得以稳步形成,自我管理的能力得以逐步确立。” [31]

因此,美国的形成,是先出现乡镇,后出现县,然后出现州,最后出现国家:随着移民点越来越多,乡镇越来越密集,彼此需要相互联系并解决一些共同的利益或者冲突,于是乡镇和乡镇通过自治的方式联合起来,形成了县。县和县联合起来之后,又形成州。最后,州和州又联合起来,成为“州的联合体”,也就是美国。因此,整个美国不过是一个村镇的扩大版。

托克维尔说:“在我们法国,是中央政府把它的官员借给了村镇;而在美国,则是乡镇把它的官员借给了州政府。”

就像在美国做的一样,作为一个代议制国家,英国把民选代议制也带到了殖民地。英国的代议制在美国、加拿大、印度、澳大利亚、南非等地都成功运行。

因此,以欧洲移民为主体的英属殖民地今天基本上都是发达国家。而同样以欧洲移民为主体的西班牙(包括葡萄牙)殖民地今天则大都是发展中国家。西班牙对拉丁美洲的数百年旧式殖民统治,决定了拉丁美洲今天的落后面貌。

拉美独立战争之后,虽然几乎每个国家都建立了共和制度,然而历史的惯性是强大的,“共和政体、宪法、议会都成为摆设。在独立后的150年中,各国草拟了总计约180~190部宪法”。但是这些宪法很难落到地面上。玻利瓦尔曾经这样说:“宪法形同废纸,选举是格斗,自由即无政府状态。”“无论何处的宪法都没有这样精致——同时也没有这样不被遵守。”

事实上,独立战争的结果“仅仅是一场政治权力的转移,原来的二等公民克里奥尔人(在拉丁美洲土生的白人)的种植园阶级、商人阶级取代了西班牙人的政治位置” [32] 。也就是说,除了由克里奥尔人取代了半岛人的统治外,其他没有变化。时至今日,拉美大部分高级职务和自由职业均由白人和梅斯提索人,即混血白人担任。殖民地时代的吏制腐败、卖官鬻爵、效率低下,在独立之后,也保留了下来。因此今天南美社会存在着“家长制、裙带关系、办事唯亲和奴隶主义等弊端,使拉美社会缺少公民责任感”。这成为拉丁美洲各国实现现代化的重要障碍,也是拉美国家今天迟迟难以完全现代化的原因。

从发展条件上来说,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的拉美当然远比北美要好。然而西班牙的政治遗产拖了拉美的后腿。阿根廷著名诗人埃斯特万·埃切瓦利亚(Esteban Echeverría)曾写道:“我们是独立的,但我们是不自由的;西班牙的军队不再压迫我们,但她的传统却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