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八章 名义税率与实际税率

一

上一章我们讲的，是历代王朝为什么要收那么多税。

那么，这些税是怎么收上去的呢？国家规定的名义税率那么低，这些超过名义税率的部分，都是什么内容呢？

第一部分是隐性加税，最典型的是明代。明代的税率看起来虽低，却从宋代的“货币化税收”恢复到了“实物征收制”，农民要给国家交粮食，而且最要命的是要求百姓自己把粮食送到官仓去。这样一来，实际税率就翻了很多倍，因为运费很高。正统四年（1439年），于谦曾经上奏，说山西每年运往大同、宣府、偏头关三边的税粮，道途之费“率六七石而致一石”。交一石粮食，运费要花六七石，相当于税率一下子翻了六七倍。

最夸张的还是明代的白粮。明初定都南京，京官所吃的大米由附近江南五府（苏州、松江、常州、嘉兴、湖州）农民交纳。这五府离南京很近，问题还不大。但传统时代的政策改革有一个规律，是“只改其不便君者，不改不便民者”，改革只改不利于统治者的，不改不利于百姓的。明成祖把首都从南京迁到北京后，仍然由江南五府负担京官大米。这五府的民众要千里迢迢自己把粮食运到北京，运费就远远超过粮食本身。李俊丽研究明代北方赋役情况的结论是：“明朝初年朱元璋制定的轻徭薄赋政策并没有被其后代君主坚持下去，到明太宗朱棣时期，各种赋役负担逐渐增加。……北方地区交纳的税粮不但数额大，运输费用也高，最低为所运粮食的1/2，最高能达到六七倍。” [15]

第二部分是交税过程中的索贿受贿。

明代运费还不是农民最主要的负担，更可怕的是官吏克扣，因为是实物税，农民在把粮食交到官府的时候，官府的工作人员往往千方百计挑剔，说粮食质量不达标，太湿了，或者品质不好，要农民回家换新的来。上千里的路途，不可能重新换，怎么办？贿赂他，因为他实际上就靠这个活着。所谓“厂基之典赁，芦苇之搜求，人工之费用，旗甲之盘剥，门吏皂快之需索，诸弊难以屡数”，里面的门道太多了，各种克扣，往往致使纳粮者十户而九都要“破家荡产，鬻妻卖子”。连明代皇帝都对此种情况心知肚明，在圣旨中说过：“公家所用十不二三，民间费耗常十数倍，加以郡邑官鲜得人，吏肆为奸，征收不时，科敛无度，假公营私，弊不胜纪。”意思是说各地官员素质不高，吏员更都是坏蛋，拼命多收税，结果收上来的到国家这里不过20%~30%，而百姓的负担却比国家规定的多了十几倍。名义上三十税一，实际上却超过了50%。

这种腐败还是比较低层次的腐败，更高层次的腐败是修改税基。官员和吏员们利用信息不对等的优势，帮助官员家族和地方大户通过“洗抹涂改或者故意毁灭”的方式，修改税收底册，把豪强士绅负担的部分分摊给平民百姓。 [16] 更为普遍的操作方式是由于明代官员有免税免役权，就是说官员的家庭不用交税，也不必服劳役，所以大量百姓就投靠到官员之家，把土地投献给官员，以求少交赋税，这样，又有很多负担就转移到剩下的百姓身上。

官府增加民众负担的第三个办法是通过“附加税”，税外收税。

古代中国和全世界其他国家比，有一个很鲜明的特点，那就是政府直接面向每一个农民收税。而其他国家在前现代化时代绝大部分实行的是“包税制”和“纳贡制”。“包税人”和“头人”管理一个地区，具体如何征税国家并不管。中国却是通过国家机器直接到每家每户收税。

这看起来比较“现代”。但问题是，在传统时代，技术上无法建立起现代税收体系，税收管理极为粗放，县令收多少税是有非常大的弹性的。由于传统中央政府在制定税收政策时，通常只顾保中央的收入，不顾地方利益，给地方政府分的比例太低，因此地方政府通常会以地方办公经费的名义额外征收各种附加费。对这种情况，中央政府也只能默许。但问题是，多收多少，国家并没有固定的标准。黄仁宇说，传统中国的一大弊病是“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征收多少，实际上是地方官的“良心账”。

既然如此，地方官员自然就“不讲良心”，尽可能多收。本来应该在正税之外多收10%就能满足办公需要了，但最后可能变成20%~100%，甚至更多。多的部分除落入了自己的腰包外，再层层上供上级，叫作“陋规”。因此才有“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说法。

二

当然，我们以上说的都是常态下的办法。在非常态下，传统官僚体系还有很多新花样。

我们前面讲了，汉武帝大笔花钱，府库为之一空。于是汉武帝决定向民间收割财富。最肥的一茬是谁？当然是商人。

武帝初年，随着经济发展，一大批大工商业主崛起，家业万贯，实力相当雄厚。汉武帝对这些巨商非常反感，认为他们虽然如此有钱，却对国家没什么用，因为他们“不佐国家之急，黎民重困”，指责他们不帮助国家的急难，导致黎民百姓陷于重困之中。

那么，怎么搞到他们的钱呢？

汉武帝的第一步是“卖爵”。挂起一批诱人的诱饵，把他们的钱钓出来。“诏令民得买爵及赎禁锢，免减罪。”

买了爵位有什么好处呢？打仗不会征发你去当兵，也不再征用你当劳力，免除终身的徭役。买了武功爵的人，还可以当官，可以免罪。

此项政策一出，商人们纷纷踊跃出资，国家获取了巨额的财富。

然而汉武帝花起钱来如同漏斗一样，这笔钱不长时间就花光了，怎么办？

汉武帝还有第二步，“加税”。钓不出来，就直接加税。汉代对商人本来征1.27%的商税。汉武帝发布了一道“算缗”令，要求商人主动向政府呈报财产，老实交代家里有多少房子、多少马匹、多少钱财，税率由1.27%提升为6%，提高了4倍多。

6%的税率，今天看起来并不能算高。而且官府的规定是你主动申报，并不主动上门来查。听起来很宽松，汉武帝很仁慈啊。

所以“富豪皆争匿财”，人性古今相同，几乎所有商人都心存侥幸，多多少少有所瞒报，也就是说，普遍违法。但要命的是汉武帝有后手跟着，等商人都申报后，又下发了一个“告缗”令，这个厉害了：谁隐瞒不报，或呈报不实，其他人可以向官府告发，告了以后，官府就查抄没收他的全部财产，分给告发者一半。这叫作“告缗”。

这一下，几乎所有商人都掉进陷阱了，而且掉得还没法抱怨：谁叫你不老实，想占国家的便宜？这回报应了吧？

为了将“告缗令”落到实处，汉武帝任用了一批残酷无情的酷吏，去各地审理告缗专案。一时间人们为了发财纷纷告发，“告缗”成了穷人的生财之道，国家和底层百姓都发了财。

这还没有完。等大量普通百姓通过“告缗”发了财之后，汉武帝又搞了一个扩大化，下令无论城乡一概实行“告缗”，普通百姓也列入范围。“其初亦只为商贾居货设，后告缗遍天下，则不商贾而有积蓄者，皆被告也。”一开始“告缗”针对的是商人阶层，接着全国所有人都被纳入其中。

穷人通过告人得来的不义之财，转眼也因为被别人告而被剥夺。“告缗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中家”就是中等富裕的人家，在当时的财产是10万钱左右，也就是说，家里的财富达10万钱的都被告了。天下所有中产阶级以上的人都破产了。

这套组合拳打得如此漂亮，全天下人毫无招架之力。国家得到多少钱呢？《汉书·食货志》说，朝廷“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单“告缗”一项，朝廷得民财数以亿计，老百姓因为交不起钱被没入官府为奴婢的以千万数，武帝时期的全国总人口大约为4000万，因告缗成为奴婢的居然达到1000万。其他没收入官的土地、住宅更是不可胜数。国家财政得到极大改善，“县官有盐铁缗钱之故，用益饶矣”。地方财政也有钱了。

不过这并不是最后一步。最后一步是什么呢？更绝了。

我们讲过，汉武帝“搞创收”的第一步是卖爵，百姓买了爵，可以不用服徭役，不用去沙场征战了。

不过这样一搞，国家虽然有了收入，但是可以征发的民众减少了。“法既益严，吏多废免。兵革数动，民多买复及五大夫、千夫，征发之士益鲜。”因为国家不停打仗，老百姓拼了家底买爵位，替国家当兵服役的人不够了。

这对汉武帝来说不成问题。把天下人的钱搞得差不多了，汉武帝又开始了“政策调整”，进行爵位贬值，要求“于是除千夫、五大夫为吏，不欲者出马”。原来说的话不算数了，爵位低的，仍然要服劳役。百姓在买爵位上已经花了很多钱，但是并没有带来想象中的“免役”，而是跟往常一样，依然服徭役，“故吏皆适令伐棘上林，作昆明池”，去给他修上林苑和昆明池。

因为这样一次一次地收割财富，到武帝末年，小农普遍破产，流民剧增。几十年征战，50岁以下、16岁以上的壮丁几乎都被征发当兵，青壮年妇女也要戍守边疆。史书说，汉武帝的统治导致“户口减半”，也就是国家掌握的户口比以前少了一半。而今天学者的研究成果证明，汉武帝时期，人口减少了1500万。

汉武帝打击匈奴、安定边疆，这当然是有大功于后世的。然而，一个人做事的时候，必须对成本与收获有一个基本估计，对国家和社会的承受力有一个基本估计。不能一代人非要完成几代人的事。或者说，一顿非要吃下10顿饭的量。这是一个简单的道理。

三

因此汉武帝晚年，中国历史上出现了第一次巨大的流民潮，“元封四年，关东流民二百万口，无名数者四十万”。此后，流民大潮在汉代历史上就经常出现，而且动辄上百万。

流民潮的出现，是民众不堪重负的明显表征。过去历史学对流民的解释通常是由于人多地少，地主兼并了他们的土地，农民失去土地，只好流亡。但是今天的历史研究已经清楚地证明，导致农民流亡的原因是政府的税费太重，农民无法承担，只好有地不种、弃地而逃。

如果说农民流亡是因为人多地少和地主的兼并，那么土地资源应该是越来越稀缺，土地价格在王朝后期应该越来越贵。但事实上，很多王朝后期，土地价格是越来越便宜。“村野愚懦之民以有田为祸”，很多农民是把土地当成一个负担。“至欲以地白付人而莫可推”，想把地白送人没人要。“地之价贱者亩不过一两钱，其无价送人而不受者大半。”

资料表明，明朝确实有很多大贵族大量兼并农民土地，但是如果深入研究，就会发现，这“并不是土地兼并造成了逃民，即农民不是因为田土被官豪势要之家侵占而逃，而是民先逃，而后土地被侵占” [17] 。

农民不断逃亡，就造成一个恶性循环：逃亡农民的负担会加到没逃亡的农民身上，农民负担越来越重，最后不得已，全都逃亡。这就形成了巨大的流民潮。

天启七年（1627年），官员吴应箕在一封信里谈到他途经河南真阳的见闻：“今天走了四十里路，这四十里，都是废耕之田，一望皆黄茅白草，两边的村庄都成了废墟。我问当地人，为什么不耕种。几个人同声说：‘差役太重，承受不了，只好逃亡去了。人走了，地自然就没人种了。’当地人说，一家逃走了，他家的差税就被归到他本家或者亲戚名下，久之，本家或者亲戚也没办法，也逃了。剩的人越少，每家承担的差税越重，一来二去，全村都逃光了，就造成现在的情况。”

自此之后，每到王朝负担加重之时，流民就大量出现，并最终导致大规模农民起义的发生。

事实上在汉武帝活着的时候，天下已经四处起义，“天下骚动”，渐有“亡秦之迹”。天下大乱，起义遍及关东地区，大者数千人，小者数百人，起义烈火几乎葬送大汉王朝。最终，汉武帝在危急关头不得不颁轮台诏，向全国民众承认错误，进行了彻底的政策大调整，这才在灭亡的边缘把大汉王朝又拉了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