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 关于“封建”与“郡县”的2000年争论
一
中国历史上，一直存在一个激烈的争论。那就是到底是先秦的那种“封建”制度好，还是秦始皇之后的郡县制度好。
这个争论在中国历史上是很有名的，争论了差不多2000年。西晋著名学者陆机是支持封建制的，他认为三代时期的封建制好。好在哪儿呢？在封建制时代，“民有定主，诸侯各务其治”，民众各自有稳定的统治者，这些诸侯对民众不会像地方官那样残暴，因为这是他们的世袭领地，他们要追求长远利益。“为上无苟且之心，群下知胶固之义。”在上者没有苟且之心，百姓也很团结。而相比之下，郡县制下的长官的眼睛只盯着上面，他们的利益只在于升迁，反正我三五年就走人了，因此很急于出成绩，很容易干出暴虐百姓的事。用陆机的话来说就是“五等之君，为己思治；郡县之长，为利图物”。五等之君就是诸侯，他们的治理是为了自己。而地方官则是为了皇上，很容易贪污腐败，“百度自悖”。而且，在封建制下，如果一两个小国出现问题，也不会蔓延到全天下，即使出现内乱，受害的只是局部。而大一统的郡县制时代，一处有乱，则天下大乱，无处能免。
这是一派。
当然还有另一派，赞同郡县制。比如柳宗元曾经专门写过一篇著名的文章，叫《封建论》。他的看法和陆机截然相反。他认为，大一统专制的郡县制度下，可以更公平地选拔人才，因为人才是流动的、竞争的。有能力的人容易脱颖而出，被任命为官员。而封建制下，诸侯都是世袭的，不管你有没有能力，你都是统治者。柳宗元的话是“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后可以理安”。只有让有能力的人当官，没能力的人被管理，这个社会才能平安。
另一点，柳宗元认为即使从防止叛乱的角度来考虑，郡县制也要比封建制好。秦、汉、唐三代，“有叛民无叛吏”“有叛国无叛郡”“有叛将无叛州”，就是说，官员都是向着皇帝的，即使天下大乱，官员也基本不会叛变。而在封建制时代，周代后期，各地诸侯都不听天子的，天子对此什么办法都没有。
那么，这两种制度到底各有什么长处和短处呢？
二
我们来比较一下秦以前王朝的寿命和秦以后王朝的寿命。
从秦始皇建立皇帝制度后，中国历史上，每个王朝建立之初，都梦想着自己一家一姓永远统治下去，所以秦始皇规定自己以下的皇帝依次称二世、三世……梦想能传至万世而无穷。到了最后一个王朝，统治者更是动不动就称，“我大清亿万年无疆之运”，如果非要给我们爱新觉罗家的统治加一个期限的话，我希望是一亿年。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历代皇帝都进行了不懈的努力。我们上几章讲过，皇帝们如何从制度上防范威胁皇权的因素，让天下永远在自己一家人手里。
然而，很不幸的是，秦制下没有一个王朝能达到这个目标。秦朝统一之前，中国王朝寿命都不短。夏、商各500年左右，周朝约800年。
然而，秦代之后，王朝的寿命明显变短。从秦到清，中国历代统一王朝的寿命都远低于三代。我们来直线数一下，秦朝的寿命是15年，西汉是215年，新莽也就是王莽建立的新朝14年，东汉195年，曹操建立的曹魏是53年，西晋是52年，十六国（从西晋灭亡算到北魏统一北方）122年，北朝包括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和北周五朝加起来142年，南朝东晋103年，宋、齐、梁、陈加起来169年，隋37年，唐289年，五代的五个朝代加起来53年，北宋167年，南宋152年，元97年，明276年，清267年。如果我们按传统算法，南北朝时期以东晋和南朝为正统，五代时以北方王朝为正统，则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23次，从秦到清2132年，每个王朝平均存在92年。
因此，王夫之认为，“郡县之制”实际上是不利于皇帝的。“秦、汉以降，祚不永于商、周；……郡县者，非天子之利也，国祚所以不长也。”（《读通鉴论·卷一》）秦汉以后，王朝的寿命远不如商周。看来郡县制这个事，其实是不利于最高统治者的，导致他们享国时间大大缩短。
三
中国会频繁地改朝换代，一个重要因素是频繁的农民起义。自秦始皇以来，每隔百十年，华夏大地上就会有一次大的农民起义来“沉重打击地主阶级的统治，部分地调整生产关系，迫使后继王朝调整统治政策，推动历史前进”。那些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我们耳熟能详：陈胜吴广、红巾黄巾、黄巢赤眉、瓦岗寨梁山泊、李自成洪秀全……除去这些大型起义之外，地区性、局部性的起义更是遍布中国历史的每一页。据学者们统计，仅清代，清初以后200多年间，《清实录》记载的农民起义在300次以上，平均每年一次还多。
中国历史还有一个规律，就是建立在大规模农民起义基础上的王朝一般都十分长寿。我们前面提到，秦、隋和元都在漫长的分裂后实现了统一。但秦朝只存在了15年。而接下来建立在秦末农民大起义基础上的西汉王朝却活了200多年。隋37年而亡，而接下来建立在隋末农民大起义基础上的唐朝也是200多年。元只存在了不到100年，而分别建立在元末农民大起义和明末农民大起义基础上的明朝和清朝存续时间都超过200年。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在秦、隋、元前面，没有一个农民大起义来彻底打碎旧的社会结构。而接下来的长寿王朝，都是在农民大起义的基础上建立的，这些农民起义把原来的社会破坏得很彻底。这就是所谓“大乱达到大治”。 [1]
而全国范围内的大型农民起义也是郡县制下的独有现象。封建制下从来没有发生过全国规模的农民起义。夏商周三代，只有一个小规模的“国人暴动”，而且暴动的目的不是推翻周朝，实际上是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夏商周三朝的政权变化，包括西周变为东周，都与农民起义无关。而大一统郡县制建立不过15年，中国历史上第一场大的农民起义，以陈胜、吴广为代表的秦末农民大起义就轰轰烈烈地发动起来了。
四
在古代，中国学者热衷对比封建制和郡县制。近代以来，西方学者则喜欢探讨中国的大一统与欧洲式的分裂各有什么优缺点。
在启蒙时代之后，欧洲学者关于这一点就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随着环球航道的开通，一些传教士来到了中国，在这里的所闻所见带给他们很大震撼。当时欧洲四分五裂，战争连绵，中国却是个统一的大帝国，几千年来一直延续着一种文明。在传教士看来，中国有贤明的君主、良好的法律、健全的行政机构，比欧洲强太多了。传教士在发往欧洲的信中，对中国大加赞赏，还把中国的“四书五经”翻译到了欧洲。因此，欧洲文化界的许多著名学者都对中国文化大感兴趣，在欧洲掀起了“中国热”。
当然，还有一类学者认为欧洲模式更好，他们认为，中国大一统有利于稳定，但是容易造成文明的“僵化”。而欧洲的动荡纷争，有利于保持文明的活力。因此，这些学者对中国有一种听起来让人很不舒服的评价。孟德斯鸠说：“中国是一个专制的国家，专制的原则是恐怖，专制的目的是平静。”英国历史学家麦考莱（Macaulay）将中国文明比拟为《格列佛游记》里的“斯特鲁布鲁格人”，也就是一种奇特的长生不老之人。他们虽然垂垂老矣，但是永远无法死去，深陷在痛苦中不得解脱。麦考莱在论文中说：“为了避免中国的命运，欧洲付出了1000年野蛮生活的代价。”这个代价在他们看来是值得的。毫无疑问，这些说法都带有明显的“西方中心论”的色彩。
五
其实，我们提到的这两个争论，封建制好还是郡县制好，中国式的大一统好还是欧洲式的分裂好，本质上是一样的。因为欧洲分裂时代，也就是封建制时代。从罗马帝国崩溃后，欧洲就是贵族分封、小国林立，和中国周代一样。因此，这两个争论实际是一个争论，那就是封建制和大一统郡县制各有什么优劣。
我们在前面对比了中国历史内部的周制和秦制下王朝的寿命。接下来我们不妨放眼世界史，对比一下大一统郡县时代的中国与中世纪的欧洲以及明治维新前的日本。我们会看到，中国历史上很多现象是其他国家没有或者罕见的。
第一，世界史上极少出现中国这样频繁的“改朝换代”。如果我们只读中国史，也许会以为改朝换代是人类历史发展之常态和必然。但是你看一下世界史，就会发现并非如此。日本是万世一系，从上古神话时代到现在，日本的天皇始终是一个家族。西罗马（共和加帝国）立国近千年，拜占庭帝国享国近千年。英国自1028年威廉一世诺曼征服后至今，国王都是威廉一世的后人。只不过英国的王位继承不是中国式的严格的父死子继，而是掺杂了父女关系，兄弟关系，外孙、外孙女关系，以及堂兄弟关系。从不严格的意义上说，英国王位也可以说是千年一系了。
有人说，不对，你不懂英国史，英国历史上1000多年一共经历了9个王朝呢，也是频繁改朝换代。其实欧洲史上的这些王朝和中国王朝的意义完全不同。英国的王朝基本上都是由于上一个王朝的末代国王绝嗣，由亲戚入继大统，才导致改朝换代。比如征服者威廉登基后开创了诺曼王朝，王位先后传给他的两个儿子威廉二世和亨利一世。三王之后，“绝嗣断统”，断绝了男性继承人。于是亨利一世的外孙继位，称亨利二世，开创金雀花王朝。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他本是法国的安茹伯爵，纹章以金雀花为图案。金雀花王朝传了8代，最后一位国王理查二世被他的堂弟亨利四世发动宫廷政变夺取王位。新上台的亨利四世是兰开斯特公爵之子，新王朝因此而得名“兰开斯特王朝”。欧洲其他国家的王朝更替，也都属此种情况。但这种王朝更替，只相当于中国一个大王朝内部的纷争，而不是中国式的改朝换代。
中国式的农民起义，也是世界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现象。略略翻一翻世界史，人们就会惊奇地发现，“农民起义是历史前进的动力”这一规律似乎主要在中国有效。西方的农民起义为数甚少。西欧从8世纪起，史书上才出现农民起义的记载，从那时起到16世纪的800年间，几十个国家里数得上的农民起义总共不过七八次。西方没有一个王朝是被农民起义推翻的。西罗马（共和加帝国）一共存在了近千年，内部矛盾也曾十分尖锐，但没有发生一次导致改朝换代的全民族革命。
而且更为关键的是，中西农民起义的性质完全不同。中国的农民起义使命是改朝换代，规模巨大。而西方农民起义则更像是一种社会运动，破坏性远较中国为小。1024年的法国布列塔尼起义，以恢复古老的村社制度为目标。997年，诺曼底农民举行过一次大起义。一位编年史学家记载说，这次起义的原因是农民要“按自己的法规来使用森林附属地和水源”。
中国历史的一个独特现象，叫“皇帝梦”。在中国，成为皇帝没有门槛，谁都可以做，因此有一句话叫“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在中国历史上，乞丐、流民、士兵、权臣、异族，在皇位面前人人平等，都有机会成为“太祖高皇帝”。因此陈胜说出了那句著名的豪言壮语：“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然而在欧洲，王侯将相确实是有“种”的，要做国王有一个基本条件，就是必须是贵族出身。因此欧洲的几十顶王冠，一直是在天潢贵胄间传来传去。在欧洲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中国这样一个农民振臂一呼、揭竿而起，就“杀到东京夺了鸟位”的情况。
日本也是这样。王学泰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说：“一位同事曾向日本学者请教，日本人有没有想当天皇的？那位日本朋友很惊讶，说那怎么可能呢？天皇是神啊。”言下之意普通人怎么能当天皇呢？日本历史基本和欧洲一样，也是封建制，贵族一直是贵族，武士一直是武士，老百姓一直是老百姓。印度更是这样，印度实行种姓制度，各种姓之间不能通婚，低种姓的人做国王是不可想象的。所以，动不动就来场农民起义建立新王朝这个事，全世界范围内只有中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