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8）
三十六
连队的掩蔽所里很暖和。有的坐着，有的躺着，朝低矮的天花板跷着腿，有几个人睡着，用军大衣蒙着头，露着黄黄的光脚板。一名特别瘦的士兵扯着领口，用世界上所有的士兵观察自己的衬衣缝和衬裤缝都会用的仔细而又凶狠的目光打量着衣缝，说：
“你们可记得去年九月咱们住过的那个地下室？”
另一个躺着的士兵说：
“我见到你们，已经是在这儿了。”
有几个人回答说：
“可以说，那个地下室真好……那儿还有床，就像是很讲究的房间……”
“也有人在莫斯科郊外就灰心丧气了。我们却一直打到伏尔加河边。”
有一名士兵在用刺刀劈一块木板，这时他打开炉门，往火里添小木片儿。炉火照亮了他胡子拉碴的大脸，那张脸由灰灰的石头颜色变成红红的古铜色。他说：
“哼，你要知道，用不着得意，咱们是从莫斯科郊外的泥坑来到更臭的泥坑。”
放背包的黑暗的角落里响起一个快活的声音：
“现在倒是很清楚，没有更好的办法过圣诞节啦：吃马肉。”
一谈起吃，大家都活跃起来。大家争论起煮马肉怎样去掉马肉的汗臭味儿。有的说要撇掉滚汤上面的黑沫，有的说不能用大火煮，有的说要把马屁股上的肉去掉，还不能把冻肉放到冷水里，要一下子放进滚水里。
“侦察兵日子过得顶快活，”一名年轻士兵说，“他们可以搞到俄罗斯人的东西，又拿这些东西在地下室里养活自己的俄罗斯娘们儿。可是有的傻瓜还觉得奇怪，不知道为什么有些年轻漂亮的娘们儿就喜欢侦察兵。”
“我现在已经不想那种事儿了，”在生炉子的士兵说，“不知道是情绪问题，还是伙食问题。倒是希望在临死前看看孩子。哪怕看一眼也好……”
“军官们可是在想！我在住着老百姓的一个地下室里见到过连长。他在那儿就像自家人，一家人。”
“你到那个地下室里去干什么的？”
“我吗，我是送衣服去洗。”
“我曾经在集中营里当过看守。常常看到俘虏们捡土豆皮吃，还为烂白菜叶子打架。我那时候想，哼，这简直不是人。谁知我们现在也成了猪。”
堆放背包的黑暗处有一个声音像唱歌一样地说：
“从抢母鸡开的头！”
门突然开了，随着一团团潮湿的热气，出现了浑厚而响亮的声音。
“起立！立正！”
在雾气中闪过巴赫的脸，接着响起陌生的皮靴声，于是掩蔽所里的人看到了师长浅蓝色的军大衣，眯着的近视眼，戴着金戒指、用绒布擦着眼镜的苍老的白手。
他用他那不太用劲就能在练兵场上既让团长们听见又让站在左翼的普通士兵们听见的声音说：
“你们好。稍息。”
士兵们很不整齐地向他问好。将军坐到一个木箱子上，炉火黄黄的光在他胸前的黑色铁十字上掠过。
“平安夜到了，我向你们祝贺。”老将军说。
陪他来的几名士兵把一个箱子抬到炉子旁边，用刺刀把箱盖撬开，从里面拿出一株株用玻璃纸包着的巴掌大小的圣诞枞树。每一株枞树上都装饰着金线、珠子、小小的水果糖。
将军看着士兵们把玻璃纸包解开，招手把上尉叫到跟前，对他小声说了几句话，于是巴赫大声说：
“中将要我告诉你们，圣诞礼物是用飞机从德国送来的，飞行员在斯大林格勒上空受了致命伤，在皮托姆尼卡降落。等到把他从驾驶舱里抬出来，他已经死了。”
三十七
大家用手掌托着小小的枞树。小枞树到了暖和的空气里，挂起许多小小的露珠儿，顿时使地下室里充满枞针气味，驱走了那种难闻的停尸间和铁匠铺的气味—前沿阵地的气味。
坐在炉前的老将军的白头上似乎散发出圣诞节的气味。
巴赫敏感的心感觉出此时此刻的可悲与美妙。这些曾经瞧不起苏军重炮火力的人，这些凶狠、粗暴、挨够了饥饿和虱子咬、苦于弹药不足的人，不用说话一下子就明白了：他们需要的不是绷带、不是面包、不是弹药，而是这些装饰着无用的玩意儿的枞树枝儿，这些孤儿院的小小糖果。
士兵们把坐在箱子上的老将军围住。是他在夏天带领摩托化师的先头部队来到伏尔加河边。他一生时时处处都在做演员。他不仅在队列前演戏，在和司令谈话时演戏，就是在家里，和妻子在一起，在公园里散步的时候，和儿媳妇、和孙子在一起的时候，他都在演戏。夜里他一个人睡在被窝里，他的将军裤放在旁边安乐椅上的时候，他也在演戏。当然，他在士兵们面前也要演戏，当他问起他们的母亲，当他皱起眉头，当他听到士兵们的风流事儿说起粗俗的笑话，当他问到士兵们的伙食而且故作关心地舀起汤尝尝的时候，当他在尚未埋上的士兵坟前垂下严肃的头的时候，当他在新兵队列前发表格外语重心长的、慈父般的讲话的时候，他都是演戏。这种表演不仅在外部，而且发自内心，溶化在思想中、在心中。他不知道他在表演，要把他和他的表演分开是不可能的，就好比无法把盐从盐水中滤出来。他带着他的表演来到连队掩蔽所，他敞开大衣，坐在炉旁的箱子上，都是表演。他镇定而忧伤地看了看士兵们，并且向他们祝贺，也是表演。老将军从来不觉得自己在表演，一旦明白了自己在表演，就表演不成了，就从他身上脱落了，就好比冻结的盐从冷冻的水中分离了出来，剩下淡水，剩下了老年人对挨饿、受罪的人的怜悯心。坐在束手无策的不幸者中间的是一个束手无策、软弱无力的老人。
一名士兵轻轻地唱起一支歌儿：
枞树呀，枞树，
你的针叶多么绿……
有几个人跟着唱起来。针叶的气味使人心醉，儿歌的声音好像圣者的喇叭声：
枞树呀，枞树……
一股股被忘却、被抛弃的感情从海底、从冷冻的深处漂浮出来，早已不再想起的一些念头挣脱出来……
这些念头既不使人愉快，又不使人轻松。但是它们的力量是人的力量，也就是世界上最大的力量。
大口径的苏军炮弹一个接一个沉雷般地爆炸。俄国佬有些生气，显然是猜到被包围的人在过圣诞节。谁也没有注意顶上掉下来的碎土，没有注意炉子里冒出一阵红红的火星。
急促的铁鼓声撞击着大地，大地吼叫着—是俄国佬打起了他们心爱的火箭炮。接着重机枪又嗒嗒响了起来。
老将军坐着，垂着头—这是长期生活劳累了的人常有的姿势。舞台上的灯光熄了，卸了妆的人来到灰色的白日亮光下。现在各种不同的人都一样了。不论是率领摩托化部队进行过闪电式突击的传奇式的将军，微不足道的士官，还是被怀疑有反对国家的不良思想的士兵施密特，全都一样了。巴赫心想，列纳尔德此时此刻是不会受什么影响的，他已经不可能有什么变化，他的德国的、国家的观念不可能变为人的观念了。
他转过头朝门口看了看，却看到列纳尔德来了。
三十八
连里最出色的士兵什通普弗，常常使新兵又怕又敬佩的，现在变了。他那长着一双明亮的眼睛的大脸消瘦了。军服和大衣变成了保护身体、抵挡俄罗斯寒风的皱皱巴巴的旧衣服。他不再说俏皮话，他说的笑话也不使人觉得好笑。
他比别人饿得更难受，因为他的块头大，需要量也大。
因为他天天饿得难受，所以早晨一起来就出去找东西吃。他在瓦砾堆中翻来翻去地寻找，向人讨东西吃，捡面包渣子吃，上厨房里值班。巴赫总是看到他那留神而紧张的脸色。他不仅在空闲时间，而且在作战时间也在想吃的东西，找吃的东西。
巴赫有一次朝居民的地下室走去的时候，看到一名饥饿的士兵宽宽的脊背和宽宽的肩膀。这名士兵在一块空地上翻来翻去地寻找着，这地方在被包围之前是厨房和本团供应科的仓库。他在地上捡白菜叶子，寻找和橡子一样大的冻土豆，当时因为太小没有下锅的。从石头墙后面走出一个高高的老婆子，穿着破烂的男军大衣，腰里扎着绳子，脚上穿的是穿坏了的男式足球鞋。她迎着士兵走来，凝神注视着地面，用一个粗铁丝做成的钩子在雪地上扒拉着。
他们都没有抬头，从雪地上碰到一起的影子互相看到了。
大块头德国兵抬起眼睛看着高大的老婆子，带着信赖的神气在她面前拿着一片烂了不少窟窿的云母色的白菜叶子，慢慢地，因此显得很庄重地说：
“您好，老太太。”
老婆子慢慢撩开溜到额头上的头发，用善良而聪明的黑眼睛看了一眼，很庄重地慢慢回答说：
“你好，先生。”
这是两个伟大民族的代表最高水平的会见。除了巴赫，谁也没看到这次会见，士兵和老婆子也很快忘记了这次会见。
天气暖和一些了，大片大片的雪花落到地上，落到红红的碎砖上，落到坟前十字架的横木上，落到被打坏的坦克上面，落进未掩埋的死者的耳朵眼儿里。
暖和的雪雾呈现出青灰色。大雪把空中填塞得满满的，把风挡住，把枪炮声淹没，把大地与天空连接混合成一个模模糊糊、轻轻颤动的、柔和的、灰色的整体。
雪花一片一片地落在巴赫的肩膀上，似乎是一片一片的寂静落在安静的伏尔加河上，落向死寂的城市，落向一匹匹马的骨架；到处都在下雪，不仅是在大地上，而且在星星上，整个寰宇到处都是雪。死者的尸体、武器、带脓血的破布、碎砖碎石、炸得弯弯扭扭的钢铁，全都被埋到雪底下。
这不是雪，这是时间，柔软而洁白的时间，落向人类争夺城市的战场，一层一层地往上铺，于是今天渐渐变成过去，而且在慢慢闪动的毛茸茸的雪中没有未来。
三十九
巴赫躺在印花布幔后面的一张床上，在地下室的一个很小的隔间里。一个睡着了的女人的头枕在他的肩上。她的脸因为太瘦，很像一张孩子脸，同时又像一张衰老的脸。巴赫看着她那细细的脖子和肮脏的灰色衬衣里露出来的白白的胸脯。他为了不把女子弄醒，轻轻地、慢慢地把她的松开的辫子拉到嘴唇上。头发有一股香气，有一股生气，带有弹性，而且热热乎乎的，好像有血在头发里流着。
女子睁开了眼睛。
这个讲求实际的女人有时无忧无虑，又可爱又滑头，又能忍耐又有心计，又驯顺又爱发脾气。有时她似乎很傻，很消沉，常常愁眉苦脸。有时她唱唱歌儿，她唱的俄语歌儿有时带有德国歌曲的调儿。
他没有问过她在战前是干什么的。他想来找她，就来找她。他不想和她睡觉的时候，就想不起她来，不操心她是不是能吃饱，苏联狙击手是不是把她打死了。有一次他从口袋里掏出他偶然得到的一块干饼，给了她，她十分高兴，可是后来她把这块干饼给了和她住在一起的一个老婆子。这使他非常感动。不过，他每次来找她，差不多总是忘记带点儿什么吃的东西。
她的名字很奇怪，叫季娜，不像欧洲人的名字。
季娜显然在战前并不认识那个和她住在一起的老婆子。是一个令人讨厌的老婆子，又爱说奉承话，心眼儿又坏，虚伪得不得了，酒瘾也大得不得了。这会儿她正在很有节奏地拿一根原始的木杵在木臼里捣着，在舂烧糊而且洒过煤油的黑黑的小麦。
在被包围以后，士兵们就开始常常到一些地下室里去找老百姓。以前士兵们从来不理会老百姓，现在有很多事情要到那些地下室里去办：不用肥皂而用草木灰洗衣服，把一些废渣做成吃的东西，缝补衣服。地下室里的人主要是一些老婆子。但是士兵们不光是去找老婆子。
巴赫以为，谁也不知道他上这个地下室里来。但是有一次，他正坐在季娜的床上，握着她的手，却听见布幔外面有人说德语，有一个似乎很熟悉的声音说：
“别上这布幔里面去，上尉先生在里面。”
这会儿他们在一块儿躺着，没有说话。他的一生—朋友、书籍、他和玛利亚的恋爱、他的童年、他出生的城市里的一切、他上的中学和大学、轰轰隆隆地远征俄罗斯，这一切都已失去意义……这一切成为一条道路，通向这张用烧糊的木板拼成的板床……他一想到他可能失去这个女子，就觉得十分害怕。他找到了她，他上她这儿来了，在德国、在欧洲发生的一切，都是为了他能遇到她……以前他不懂得这一点，他常常把她忘了，他觉得她可爱，正因为他和她的关系丝毫没有什么认真的成分。现在除了她，在这世界上什么都没有了，一切都沉没在雪里……只有这张很美的脸、这微微向上翻的鼻孔、奇怪的眼睛和这使人着魔的、孩子般的可怜而又慵懒的神情。她在十月间在战地医院里找到了他，步行去看他，可是他不愿意见她，没有出来和她见面。
她看到他没有喝醉。他跪下来，吻起她的手，又吻起她的脚，然后抬起头来，把额头和脸颊贴到她的膝盖上，他很快、很急切地说起话来，可是她不懂他的话，他也知道她不懂他的话，因为她只懂保卫斯大林格勒的士兵说的那种可怕的话。
他知道，这场战争使他遇到这个女子，现在这场战争就要使她和他分手，使他们永远分开。他跪着，搂住她的腿，看着她的眼睛，她听着他说得很快的话，很想明白、很想猜出他说的是什么，他是怎么一回事儿。
她从来没见过德国人的脸上有这样的表情，她原来以为，只有俄罗斯人才会有这样痛苦、这样恳求、这样可爱、这样失魂丧魄的眼神。
他在对她说，他在这地下室里，吻着她的脚，第一次不是从别人的话里，而是凭自己的心灵懂得了爱情。他觉得她比他过去的一切都可贵，比母亲、比德国、比他今后将和玛利亚过的生活更可贵……他爱上了她。国家筑起的高墙、民族仇恨、重炮的弹幕射击都算不了什么，都抵不过爱情的力量……
他感谢命运，是命运让他在死亡的前夕懂得了这一点。
她不懂他的话，只懂得德国人常说的一些要东西和骂人的话。
但是她猜到他是怎么一回事儿，她看出他的慌乱神情。这个德国军官的饥饿而轻浮的恋人带着宽容而爱怜的心情看出他的软弱。她明白，命运就要使他们分手了，她比他要平静些。这会儿她看着他的绝望神情，感觉到她和这个人的关系正在变为感情，这感情的强烈与深厚使她十分吃惊。这是她在他的声音中听出来，在他的狂吻中感觉出来，在他的眼睛里看出来的。
她带着沉思的神情抚摩着巴赫的头发。在她的机灵的头脑里却出现了一种担心的想法：这股模模糊糊的力量可别把她抓住，把她捆起来，把她害死……她的心紧张地跳着，跳着，她不想听那狡猾的、使她觉得有危险、使她害怕的声音了。
四 十
叶尼娅认识了一些新朋友，都是在监狱接待室排队的人。他们常常问她：
“您怎么样，有什么消息吗？”
她已经有了经验，所以不光是听别人劝吿，自己也说说：
“您不要担心。也许，他在医院里呢。在医院里挺好，都想离开牢房上医院里去呢。”
她已经打听到克雷莫夫就在内部监狱里。他们不肯收她送的东西，不过她没有灰心丧气，因为在库兹涅茨桥常常是这样，一次不收，两次不收，到后来他们突然会自己提出来：
“把东西交给我吧。”
她上克雷莫夫原来的房子里去过，女邻居对她说，两个多月前有两名军人和房屋管理员来过，把房门打开，拿走了很多文件和书，把门封起来，就走了。叶尼娅看着带有绳子状小尾巴的火漆印，站在旁边的女邻居说：
“不过，您行行好，千万不要说是我说的。”
等她把叶尼娅送到门口，又鼓了鼓勇气，小声说：
“他可真是一个好人呀，他是自愿上前方的。”
她在莫斯科没有给诺维科夫写信。她的心里很乱！又是怜惜，又是爱，又是后悔，又为前方的胜利高兴，又为诺维科夫担心，觉得对不起他，怕永远失掉他，又因为无可奈何感到痛苦……不久之前她还在古比雪夫，准备到前方去找诺维科夫，她觉得她和他的关系是理所当然的，是无法拆散的，就像命中注定了的。但叶尼娅怕的是，永远和诺维科夫联系在一起，就将永远和克雷莫夫分开。诺维科夫的一切有时使她觉得很陌生。她觉得他所操心的事、指望的事、他的朋友圈子全是陌生的。她觉得为他招待客人，接待朋友，和将军夫人、上校夫人们交往，是不可思议的。
她想起诺维科夫对契诃夫的《主教》和《没意思的故事》都不感兴趣。他倒是更喜欢德莱塞和福伊希特万格那些带有倾向性的小说。可是现在，当她明白她和诺维科夫的分手已成定局，她再也不会回到他身边的时候，她却觉得她在爱着他，常常想起他是怎样百依百顺，不论她说什么，他都连忙表示赞同。叶尼娅感到很痛苦：难道他的手永远不再抚摩她的肩膀，她再也看不到他的脸了吗？
她从来没遇到过刚强、决绝与人性、胆怯这样奇怪地结合到一起。她是那样爱他，他一点也没有那种残酷的狂热，他有一种特别的、通情达理和朴素的男子汉的善良。她一想到她和亲人的关系中出现了阴暗的、不纯洁的成分，马上就觉得惶惶不安。保安机关怎么知道克雷莫夫对她说的话呢？……她和克雷莫夫的关系是不可轻视的，她和他过的一段生活无法一笔勾销。
她要跟克雷莫夫一起走。就算他不原谅她，她该当永远受他的责备，但是他是需要她的，他在监狱里一直想着她。
诺维科夫和她分离会感到痛苦，但是他能撑得住。可是她却不明白，究竟怎样她心里才能平静。要是知道他已经不再爱她，已经安下心来，已经原谅了她，她心里就平静了吗？还是相反，知道他还爱她，还十分苦恼，还不原谅她，她心里就平静吗？而且对她自己来说，究竟怎样更好呢？是知道他们已永远分手，还是在内心深处相信他们还会在一起？
她给亲人造成多大的痛苦呀。难道这一切她不是为了别人幸福，而是因为自己古怪，是为了自己吗？真是个精神变态的疯子！
晚上，当维克托、柳德米拉、娜佳坐下来吃饭的时候，叶尼娅看着姐姐，忽然问道：
“你可知道，我是什么人？”
“你吗？”柳德米拉惊讶地问。
“是的，是的，我。”叶尼娅说。并且自己声明说：“我是一条小狗，女性的。”
“是小母狗吗？”娜佳快活地说。
“是的，是的，就是的。”叶尼娅回答说。
忽然大家一齐哈哈大笑起来，虽然知道叶尼娅没有心思笑。
“你们听我说，”叶尼娅说，“在古比雪夫有一回里蒙诺夫到我那儿来，对我说过婚外情是怎么一回事儿。他说，这是一种精神上的维生素缺乏症。比如说，丈夫和妻子在一起过长久了，他就会发生精神饥饿，就像老牛缺乏盐，或者像极地工作人员几年见不到蔬菜。妻子成了一个为所欲为的、专横、强硬的人，于是丈夫就开始盼望有―个亲切、温柔、百依百顺、羞涩的女子。”
“你那个里蒙诺夫是浑蛋。”柳德米拉说。
“要是一个人缺乏A、B、C、D这几种维生素，又会怎样呢？”娜佳问道。
后来，等大家都已经准备睡觉的时候，维克托说：
“叶尼娅，我们常常讥笑知识分子像哈姆雷特一样充满矛盾，讥笑知识分子多疑，不坚定。我在年轻时也很鄙视这些特点。可是现在我的看法不同了：有些人之所以能有伟大的发明，能写出伟大的作品，就因为他们不坚定和怀疑，他们做的事情不比那些宁折不弯的人少。如果有必要，他们也会赴汤蹈火，也会到枪林弹雨之下，一点也不比那些刚强的、宁折不弯的人差。”
叶尼娅说：
“谢谢，维克托，你这是说的小母狗吗？”
“就是。”维克托说。他很想对叶尼娅说一些开心的话。
“叶尼娅，我又看了看你的画，”他说，“我喜欢的是，画里有感情，要不然就会像那些左派画家一样，画里只有勇敢和革新，而没有灵魂了。”
“哦，还感情呢，”柳德米拉说，“绿色的男子，蓝色的房子。完全脱离了实际。”
“你可知道，”叶尼娅说，“马蒂斯说：‘我用绿颜色的时候，并不意味着我要画青草；我用蓝颜色的时候，并不意味着我要画天空。’颜色表现的是画家的内心感情。”
尽管维克托一心想对叶尼娅说说开心的话，可是他还是忍不住用取笑的口吻插话说：
“可是埃克尔曼却说：‘如果歌德像上帝一样创造世界，他还是把草创造成绿的，把天空创造成蓝的。’这话我听说过很多遍了，可是我对我用来创造世界的物质另有一种态度……是的，所以我知道，既没有颜色，又没有颜料，只有原子和原子之间的空间。”
但是这一类的谈话是不多的，大部分谈的是战争、检察机关……
这是很难过的日子。叶尼娅准备回古比雪夫。她的假期快完了。
她很怕向领导解释。因为她是擅自上莫斯科来的，接连好几天她天天上监狱去，而且向检察机关和内务人民委员部写了申诉书。
她一生害怕官场，害怕写呈文，每次在换身份证之前她都睡不好觉，提心吊胆。可是近来似乎命运强迫她只能和公安局、检察机关打交道，只能和户口簿、身份证、传票、申诉书打交道。
姐姐家里有一种很不自然的安静气氛。
维克托不去上班了，经常一个人坐在自己的房间里。柳德米拉从配给商店回来，总是心情很坏，很难过，说一些熟人的家属不和她打招呼了。
叶尼娅看出来，维克托的神经十分紧张。他一听到电话铃声就哆嗦，急忙抓起话筒。在吃午饭或吃晚饭的时候常常突然打断别人的话，说：“别作声，别作声，我好像听到有人按门铃。”他便去开门，回来时很不自然地笑着。姐妹俩心里明白，为什么他总是紧张地等待着门铃响—他是怕逮捕。
“迫害恐惧症就是这样害起来的，”柳德米拉说，“在一九三七年精神病医院里住满了这样的人。”
叶尼娅看到维克托天天这样提心吊胆，所以他对她的态度就特别使她感动。有一次他说：
“叶尼娅，你记住，你住在我家，为被捕的人操心，不管人家怎么想，我一点也不在乎。你明白吗？这就是你的家！”
晚上，叶尼娅很喜欢和娜佳谈谈。
“你太聪明了，”叶尼娅对娜佳说，“你不像一个小姑娘，倒是像以前的苦役政治犯秘密团体的一名成员。”
“不是以前，而是未来的，”维克托说，“你大概常常和你那位中尉谈政治了。”
“谈又怎样？”娜佳说。
“顶好还是光接接吻。”叶尼娅说。
“我也是这样说，”维克托说，“这样总要安全些。”
娜佳确实老是想谈谈一些尖锐的问题。有时她忽然问起布哈林，有时问，列宁是不是真的很看重托洛茨基，列宁在生前最后几个月是不是很不愿意见斯大林，是不是列宁有一份遗嘱被斯大林隐藏起来，不让人民知道。当叶尼娅单独和她在一起的时候，并没有向她问起洛莫夫中尉的事。
但是，从娜佳谈政治、谈战争、谈曼德尔施塔姆和阿赫玛托娃的诗、谈自己和同伴们的聚会和谈话，叶尼娅了解了洛莫夫以及娜佳和他的关系，比柳德米拉了解的还多。
洛莫夫显然是一个很尖刻的小伙子，性格孤僻，对一切公认的、有定论的事抱嘲笑态度。他显然自己在写诗，所以娜佳受他的影响，嘲讽和蔑视别德内依和特瓦尔多夫斯基，对肖洛霍夫和奥斯特洛夫斯基不感兴趣。显然，有时娜佳耸着肩膀说的就是他的话：“革命者要么是愚蠢，要么是欺骗人。不能为虚构的未来的幸福，牺牲整个一代人的生命嘛……”
有一次娜佳对叶尼娅说：
“小姨，你可知道，老一代的人一定需要信仰一点儿什么：克雷莫夫信仰列宁和共产主义，爸爸信仰自由，外婆相信人民和干活儿的人，可是我们新一代认为这都是愚蠢的。总的说，信仰就是愚蠢。应当过没有信仰的生活。”
叶尼娅突然问道：
“这是你的中尉的哲学吗？”
娜佳的回答使她吃了一惊：
“再过三个星期，他就上前线了。从生到死—这就是他的全部哲学。”
叶尼娅和娜佳谈着谈着，不觉想起了斯大林格勒。薇拉就是这样和她谈心，薇拉就是这样谈起恋爱。可是薇拉那种单纯而分明的感情和娜佳的怅惘多么不同啊。叶尼娅那时候的生活和她今天的情形多么不同啊。那时候关于战争的一些想法和今天在胜利的日子里的一些想法多么不同啊。可是，战局变化了，娜佳说的“从生到死”并没有变化。至于一个人以前是不是喜欢弹着吉他唱歌，是不是志愿参加过伟大的建设，相信共产主义的远景，是不是读过阿年斯基的诗，不相信虚幻的后代的幸福，对于战争都无关紧要。
有一天，娜佳拿出一首手抄的劳改营歌曲给叶尼娅看。
歌里说到寒冷的船舱，说到大洋上怒吼的风涛，说到“犯人们在轮船上颠簸，紧紧拥抱，好像亲兄弟”，说到迷雾中出现了马加丹—“科雷马地区首府”。
刚来莫斯科的时候，娜佳一谈起这一类的话题，维克托就很生气，不叫她说下去。
可是在这些日子里，他有很多变化。现在他常常按捺不住，就当着娜佳的面说，看到那些歌功颂德的祝贺信，简直恶心，什么“伟大的导师，体育工作者的好朋友，英明的父亲，雄才巨擘，光辉的天才”，还有那些话，又是谦虚的，又是关心群众的，又是慈祥的，又是体察民情的。造成一种印象，似乎斯大林在耕地，炼钢，在托儿所用羹匙喂小孩子，拿机枪作战，而工人、士兵、学生和学者们只要向他祈祷就行了，并且，假如没有斯大林，整个伟大的民族就会像可怜的牲口一样死掉。
有一天维克托数了数，斯大林的名字在这一天的《真理报》上被提到八十六次，第二天他看到一篇社论中就有十八次提到斯大林的名字。
他抱怨非法的逮捕，抱怨没有自由，抱怨任何一个没有什么文化而有党证的领导人都认为自己有权指挥科学家和作家们，有权评价他们的高低，教导他们。
他产生了一种新的心情。对于国家发怒的歼灭性力量，他越来越害怕，越来越感到孤独、可怜，像小鸡一样软弱无力，感到大祸临头，因而有时产生一种绝望，一种生死由命、听之任之的心情。
早晨，维克托跑到柳德米拉的房间里，柳德米拉看到他脸上那种兴奋和欢喜的表情，简直不知如何是好，因为在他脸上出现这种表情太不平常了。
“柳德米拉，叶尼娅，咱们又踏上乌克兰的土地了，刚才广播的！”
下午，叶尼娅从库兹涅茨桥回来，维克托看了看她的脸，就像早晨柳德米拉问他那样向她问道：“怎么啦？”
“把东西收下了，把东西收下了！”叶尼娅连说了两遍。
就连柳德米拉也明白，转交的东西和叶尼娅附上的信对于克雷莫夫将意味着什么。
“死者要复活了。”她说。接着又说：“恐怕，你还是爱他的，我没见过你这样的眼神。”
“你要知道，我大概是疯了，”叶尼娅小声对姐姐说，“要知道我这样高兴，一方面是因为克雷莫夫能够收到我的东西，另一方面因为今天我明白了：诺维科夫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干卑鄙的事情。你懂吗？”
柳德米拉十分生气，说：
“你不是疯了，你比疯了还坏。”
“维克托，我求求你，给我们弹一支曲子吧。”叶尼娅恳求说。
在这一段时间里，他从来没有弹过钢琴。但是现在他不推却，拿来乐谱，给叶尼娅看了看，问：
“就这一支，好吗？”
柳德米拉和娜佳一向不喜欢听音乐，便上厨房里去了，维克托就弹起来。叶尼娅听着。他弹了很久。弹完一曲，他没有说话，也没有看叶尼娅，后来又弹起另一支乐曲。有时候她觉得，维克托在哭泣，可是她看不到他的脸。门忽然一下子开了，娜佳叫道：
“快打开收音机，有命令！”
钢琴声停了，响起钢铁般洪亮的声音，此刻正是播音员列维坦在播音：“我军发动强攻，收复了这座城市和重要的铁路枢纽站……”然后列举了在战斗中表现特别出色的一些将军和部队，列举的第一个名字是集团军司令托尔布欣。列维坦那兴奋的声音忽然说：“还有诺维科夫上校统率的坦克军……”
叶尼娅轻轻地“啊”了一声，后来，等到播音员用深沉而动情的声音说“为祖国独立和自由而牺牲的英雄永垂不朽”，她已经哭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