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

战争的那几年全都模糊了，斯通纳简直就像穿过一场无比猛烈、几乎无法忍受的暴风雨般走过这几年，他垂着脑袋，下巴紧锁，脑子里只想着下一步，下一步，下一步。然而，即便他拿出全部坚强的忍耐力和坚韧不拔的行动，度过几天、几星期，自己仍然是一个严重分裂的人。他的一部分在对每天浪费的本能恐惧中，以及毁灭和不可阻挡地袭击头脑和心灵的死亡的泛滥中畏缩着。他再次看到教员队伍消耗殆尽，看到教室空空荡荡，没有了年轻人，看到各种焦虑不安的表情，出现在行动仍然滞后的人的脸上，从这些表情中看到心灵在慢慢死亡，看到情感与牵挂的痛苦损耗。

然而，斯通纳的另外一部分被剧烈地拽向那场他畏缩的大屠杀。他发现内心有种自己以前还不知道的施暴能力：他渴望介入，他想品尝死亡的滋味，毁灭的苦涩快感，流血的感觉。他既感觉可耻，又感觉自豪。在这之上则是苦涩的失望，对自己，对这个时代和让他变得如此的环境。

一个星期接一个星期，一个月又一个月，死者的名字在他面前滚滚而来。有时，它们仅仅是些名字，在他的记忆中好像来自遥远的过去；有时他会想起一张脸与某个名字相配；有时他会想起一个声音，一句话。

经历过这一切后，他继续教书、研究，虽然有时感觉徒劳地弓起脊背顶着逼迫而来的暴风雨，无用地像杯子般圈住手，保护着自己最后一根可怜的火柴发出的昏暗的光。

格蕾斯偶尔回趟哥伦比亚看看父母。她第一次带着儿子过来时，孩子已经快一岁了，可是小孩的存在却隐隐约约让伊迪丝有些烦躁，从那以后，她每次来就把孩子留在圣路易斯交给爷爷奶奶管着。斯通纳倒是很想多见见外孙，但他从没提过这个愿望。他开始意识到，格蕾斯离开哥伦比亚——也许甚至包括她怀孕——其实是想逃离一座监狱，她现在是出于难以抹去的仁慈和温柔的善心才回来看看。

虽然伊迪丝没有怀疑，或者不愿意承认这点，斯通纳知道，格蕾斯开始贪杯喝酒了。他是在战争结束的那年夏天第一次知道的。格蕾斯过来看望他们几天，她好像显得格外憔悴。眼睛有了黑影，脸绷得紧紧的，很苍白。一天晚饭后，伊迪丝早早上了床，格蕾斯和斯通纳坐在厨房里喝着咖啡。斯通纳试图跟女儿谈谈，可是她却烦躁不安、心神不宁。他们默默无语坐了很长时间，最后格蕾斯关切地看着他，耸了下肩膀，忽然叹了口气。

“你瞧，”她说，“你在家里放着什么酒吗？”

“没有，”斯通纳说，“我想没有吧。橱柜里也许有瓶雪利酒，可是——”

“我太想喝上一杯了。我给商店打电话，让他们送瓶过来，你介意吗？”

“当然不，”斯通纳说，“只是你妈妈和我通常都不——”

但是格蕾斯已起身走进起居室。她翻了遍电话本，焦急地拨起来。她再次回到厨房后，绕过桌边来到橱柜前，取出半瓶雪利。她从碗柜里拿出一只杯子，满到淡红色的葡萄酒差不多上了杯子边沿。她站着一饮而尽，然后抹了把嘴唇，轻轻地打了个寒战。“已经酸了，”她说，“我讨厌雪利酒。”

她拿着瓶子和杯子回到桌边坐下，把这两样东西恰到好处地放在自己前面。她倒了半杯，带着一种怪怪的微笑看着父亲。

“我喝得有点多了，”她说，“可怜的爸爸，你不知道这个吧？”

“不知道。”他说。

“每星期我都告诫自己，下个星期绝对不能喝这么多。可总是还要喝得更多。我不知道为什么。”

“你不开心吗？”斯通纳问。

“不是，”她说，“我觉得自己挺开心的。或者差不多是开心的吧。不是这个原因。是——”她没有把话说完。

等她喝完最后一点雪利时，商店配送的伙计拿着她要的威士忌来了。她把酒瓶带到厨房，手法老练地打开瓶子，把一小部分烈酒倒进雪利酒杯中。

他们坐到很晚，直到第一缕灰白的光线爬到窗户上。格蕾斯持续不断小口小口抿着喝。夜色越来越稀薄，她脸上的皱纹也舒展了，显得越来越镇定，更加年轻。两个人聊着，好像好多年不曾聊过般。

“我想，”她说，“我想我是故意怀孕的，虽然那时我并不知道。我想我甚至都不知道多么想，多么想离开这里。我很清楚，可以不怀孕，除非我愿意，只有天知道。所有那些高中时的男孩，还有——”她冲着父亲不自然地笑了，“你和妈妈，你们不知道，对吧？”

“我想不知道。”斯通纳说。

“妈妈想让我处处受欢迎，而且——唉，我是很受欢迎，没错。这并不意味着什么，什么都算不了。”

“我知道你不开心，”斯通纳费劲地说，“但我没有想到——我不知道——”

“我想我也不知道，”格蕾斯说，“我不会。可怜的埃德。他真是个倒霉蛋。我利用了他，你知道。噢，他是当了父亲，没错——可我利用了他。他是个不错的小伙子，总是那么难为情——他受不了这个。他参军才六个月就走了，就脱离了干系。我想，是我害了他。他是个多好的男孩，我们甚至都不怎么喜欢对方。”

他们谈到深夜，就像两个老朋友。斯通纳开始意识到，像她自己说的那样，她虽然很绝望，但却算得上幸福开心了。她可以安安静静地过日子。少喝点酒，年复一年，自我麻痹，来对抗自己那已经变得虚无的生活。至少，他很高兴女儿能够这样。他很欣慰，女儿还能喝酒。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的那几年，是他教书教得最好的几年。在某种意义上，这几年也是他平生最幸福的几年。战后的退伍军人下到了校园，改变了校园，给校园带来以前没有的生命品质。一种激情和震荡，这些东西积累到某种程度后带来了一种变化。他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辛勤工作，学生们成熟中还带着生疏，都非常严肃，而且瞧不起凡俗琐事。由于对风尚或者习俗的天真无知，他们开始自觉地学习研究，这正是斯通纳梦想学生应该做的——好像这些学习研究就是生活本身，而不是作为特定的工具来实现特定的目标。经过这些年，他知道，教学绝对不要重样。他经常自娱自乐，达到一种精疲力竭的愉快状态，他希望这种状态永远不要结束。他很少考虑过去或者未来，也不考虑失望和欢乐，他把自己能有的全副精力都集中在工作的时刻，希望自己最终由自己的作为来作定论。

这些年，鲜见他从这种对工作的奉献状态中转移出来。有时女儿回哥伦比亚看看，好像漫无目标地从这个房间溜达到另一个房间，让他有种很难承受的失落感。二十五岁的年纪，她显得老了十岁。她继续喝酒，那种不变的冷漠就像一个彻底失去希望的人。显然，她越来越频繁地把孩子交给圣路易斯的爷爷奶奶看管。

他只听到过一次凯瑟琳·德里斯科尔的消息。1949年初春，他收到东部一所大型大学出版社的图书订单，上面说有凯瑟琳的著作出版，而且还简单介绍了下作者。她在马萨诸塞一所不错的文科学院教书，未婚。他尽快买了本她的书。当他双手拿着书时，手指似乎都活了起来，颤抖得那么厉害，都几乎打不开书。他翻了翻前面的几页，看见这样一句献辞：“献给威·斯。”

他的眼睛模糊了，一动不动坐了很长时间，接着又摇摇头，继续看着书，直到读完后才放下。

这本书跟他想象的一样好。文字优美，激情掩藏在某种冷静和智性的明晰背后。他从阅读的内容中看到了她本人，他想。斯通纳很惊讶，此刻看着她竟如此逼真。忽然，好像她就在隔壁房间，他把她的样子定了好一会儿才消失。他双手刺痒，好像刚刚触摸过她。他的失落感，内心藏了很久的失落感，喷涌而出，彻底将他吞没，他任由这股洪流裹挟着，意志已失去控制。他不想搭救自己。接着他又亲切地笑了，好像是冲着某个记忆而笑。他忽然想到，他都快到六十岁了，应该能够不受这种激情和这种爱的力量左右。

可他还是难以超越，他知道，而且永远超越不了。在麻木、冷漠、孤绝的背后，这种力量还在，强烈而稳定，它永远都在那里。年轻时他不假思索自由地释放这种力量，他曾经把这种力量投到阿切尔·斯隆展示给他的知识中——那是多少年前？在求爱和婚后的最初那段盲目、愚蠢的日子里，他曾把这种力量投放给伊迪丝。他曾把这种力量投给凯瑟琳，好像以前从未投放过。他还以古怪的方式，而且在自己完全意识不到的时候，把这种力量投到生活的某些关键时刻，也许投入得最充分。这是一种激情，既非心灵也不是肉体的激情，它就是一种综合了二者的力量，好像它们不过是爱情的材料，它的具体内容。对一个女人或者一首诗，它只是说：看哪！我活着。

他无法想象自己老了。有时，早晨刮胡子的时候，他盯着镜子里的影子，感觉这张吃惊地回望自己的脸上并没有身份标记，那双眼睛在一副古怪的面具上显得很清澈。好像他为了某种隐晦的原因，穿了副怒气冲冲的伪装，好像如果他愿意，就可以撤掉那茂盛的白眉毛，那乱蓬蓬的白头发，那塌陷在尖削的骨头上的皮肉，那假装老去的深深的皱纹。

然而，他知道，他的衰老并不是假装的。在这场大战后的几年里，他看到这个世界和国家已病入膏肓。他看到憎恨和怀疑变成一种疯狂，像急速传播的瘟疫般横扫大地。他看到年轻人再次上了战场，好像在一场噩梦的回荡中，充满渴望地奔向毫无意义的毁灭。他所感觉的同情、悲伤是如此老迈，是他衰老不可分割的部分，乃至在他本人看来，自己似乎还没有被碰过。

岁月在疾驰，而他几乎意识不到它们的流逝。1954年春天，他已经六十三岁了，忽然意识到自己顶多只剩四年的教学时间。他试图看到比这个时间更远的前方，但看不到，而且也不愿去看。

那年秋季，他收到戈登·费奇的秘书的一个通知，请他在方便的时候去院长那里坐坐。他很忙，三天后他才找出一个下午的空闲时间。

每次看到戈登·费奇，斯通纳都不由自主地小有吃惊，他老得怎么那么慢。他只比斯通纳年轻一岁，看上去不超过五十岁。他已经完全谢顶，脸盘粗壮，没有什么皱纹，散发着几乎是天使般的健康光泽。他步履轻快，最近这些年，开始在穿衣方面经常选择一种随意不拘的效果，经常穿些鲜艳的衬衣和怪里怪气的夹克。

那天下午，斯通纳进去看见他时，他好像很不好意思。有那么一阵子，两人谈得很投机。费奇问了问伊迪丝的健康情况，还提到自己的老婆卡罗琳，还谈到改天应该再聚聚。接着他说：“时间啊。老天，时间在飞逝！”

斯通纳点点头。

费奇忽然出了口气。“唉，”他说，“我想我们得谈谈这事了。你就要——明年就要六十五岁了。我想我们得早作打算。”

斯通纳摇摇头。“现在不急，我还想好好利用下两年的选择余地呢。”

“我料到你就会这样。”费奇说着在椅子里往后一靠，“我不行。我还有三年就退了，我要出局了。我有时会想自己都错失了什么，哪些地方我没去过，还有——见鬼，比尔，生命太短暂。你干吗也不退了？想想时间——”

“我不知道拿这些时间干吗用，”斯通纳说，“我还没学会。”

“好吧，见鬼，”费奇说，“这个年代，六十五岁还很年轻。有了时间可以学些东西——”

“是劳曼克思的原因吧，对吗？他一直给你施压。”

费奇咧嘴笑了。“没错。你怎么想的？”

斯通纳沉默片刻，接着说：“你告诉劳曼克思，我不想跟你谈这事。告诉他，我老迈成这样，变得特别爱争吵和执拗，你都没法跟我说成一件事。这事让他自己来处理。”

费奇大笑着摇摇头。“看在上帝的分上，我会这样去说。过了这么多年了，也许你们两个老混账该放低身段了。”

但是那种正面相迎的交锋并没有立刻发生，等真发生的时候——三月份，第二学期中——并没有采取斯通纳期望的方式。他再次被请求去趟院长的办公室，时间定好了，暗示情况很急迫。

斯通纳晚到了几分钟。劳曼克思已经在里面了。他僵直地坐在费奇办公桌前面，旁边有把空椅子。斯通纳慢慢走过屋子，坐了下来。他转过头看着劳曼克思。劳曼克思在他前面冷冰冰地盯着，一道眉毛挑起来，浑身透着蔑视劲儿。

费奇同时盯着两人打量了会儿，脸上浮出一丝好玩的微笑。

“好吧，”他说，“我们都知道摆在我们前面的问题。就是斯通纳教授的退休问题。”他简略地讲了下管理规定——六十五岁可以自愿退休，不到这个年龄可以自己选择。如果本人愿意，斯通纳要么在目前这个学年结束时，要么在下一年两个学期结束时退休。如果系主任、学院院长同意，这位相关教授愿意，他也可以把退休年龄延迟到六十七岁，到了这个年龄，就要强制退休。当然，除非本人获得过杰出教授称号，得过首席奖，如果情况是这样——

“那种可能性非常渺茫，我相信我们会同意。”劳曼克思干巴巴地说。

斯通纳向费奇点点头。“非常渺茫。”

“恕我坦率地认为，”劳曼克思对费奇说，“如果斯通纳教授能够抓住机会退休了，对系里和学院都是最有利的。有些课程和人员变化，我琢磨了很久，这次退休也便于这些变化的实施。”

斯通纳对费奇说：“在我必须退休前，如果仅仅是为了照顾劳曼克思教授的突发奇想，我不想退。”

费奇转向劳曼克思，后者说：“我相信，有个很大的好处，斯通纳教授没有考虑到。他可以有闲暇时间搞些创作，而他——”劳曼克思巧妙地停顿了下，“在教学上的贡献又妨碍他创作。这个学术团体肯定会获益匪浅，如果他多年的经验果实——”

斯通纳打断说：“我无意在我人生的这个阶段才开始文学事业。”

劳曼克思坐在椅子里没动，似乎在向费奇求助。“我相信我们的同事是相当谦逊的。两年内，我本人就要根据管理规定被迫腾出系主任的位置。我肯定很想把自己的衰暮之年好好利用一番，我很向往退休后的闲暇时光。”

斯通纳说：“我希望自己仍然是系里的一员，至少等到那个吉利的时刻再说。”

劳曼克思沉默了会儿，接着若有所思地对费奇说：“过去几年，我印象中有那么几次，斯通纳教授从大学的利益出发所做的辛勤努力恐怕都没有获得充分的赏识。我想，评升正教授恐怕是他退休之年最合适的人生高潮。到时举办一场庆祝晚宴——也是一种恰当的庆祝仪式。那应该会相当惬意。虽然今年已晚了点，大多数提升已经宣布，我还是相信，只要我坚持，明年的提升还是可以安排的，以庆祝光荣退休。”

忽然，他想跟劳曼克思玩的这场游戏——而且，说来有些奇怪，还挺享受——似乎显得无聊和下作了。一股倦怠感油然而生。他直视着劳曼克思，有气无力地说：“霍利，过了这么多年，我想，你对我的了解要远远超过这个。我从来不在乎你认为可以‘给’我的东西，或者你认为可以为我‘做’的东西，或者别的什么玩意儿。”他停住不说了，觉得实在比自己想象的要疲惫得多。他又努力一把接着说：“关键不是这个，这永远不是关键。你是个好人，我想。你肯定也是个好教师。但在好多方面，你是个无知的杂种。”他又停顿了下。“我不知道你究竟盼着什么。可我不想退休——不会在今年退，也不会在明年退。”他缓缓地站起来，站了会儿，好像在积蓄力量。“两位先生抱歉，我有些累了。我得留待你们去讨论你们不得不讨论的事儿了。”

斯通纳知道这事不会就此结束，但他不在乎。在最近召开的一次全体教职员工年度大会上，劳曼克思在向员工做系里的工作报告时，宣布明年底威廉·斯通纳教授退休，这时，斯通纳站起来告诉教师们，劳曼克思教授弄错了，退休无效，直到劳曼克思宣布的这个时间两年后才会生效。今年秋季学期开始，新任大学校长邀请斯通纳去家里喝下午茶，豪爽地谈到他这些年的服务，谈到报酬不菲的休养，谈到他们大家都感觉得到的感恩之情。斯通纳拿出最怪诞的姿态，管校长叫“年轻人”，而且假装没有听到，所以最后这个年轻人用他能掌握的最具抚慰性的声调大喊着结束了谈话。

但是斯通纳的种种努力显得如此势单力薄，弄得疲惫不堪，超乎自己的想象，到圣诞假期的时候，差不多精疲力竭了。他心里告诉自己，他真的是老了，如果今年剩下的时间还有好多事儿要做的话，就只好任其自然了。圣诞假期的十天，他全都用来休息，好像这样就可以积蓄力量。等为了本学期最后几周重新回来时，他又带着充沛的精力和能量工作起来，连自己都吃了一惊。他的退休问题似乎解决了，不再费神去想了。

一月底的时候，那种疲惫感再次袭来，他好像赶不走了。大多数时候他都待在家里，强撑着坐在小后屋那张白天用的床上，做了很多论文指导工作。三月的时候，他开始感觉两条腿和胳臂出现了全面的钝痛。他跟自己说是太累了，需要好好休息。四月的时候，疼痛开始固定在身体的下半部。他偶尔会错过一堂课。他发现，仅仅从这堂课走到另一堂课的教室，都需要耗去大部分体力。五月初，疼痛开始剧烈，他已经不再当作是个小毛病了。他约了个大学医务室的医生。

经过一系列的化验、检查、问询，其中最关键的部分，斯通纳只是隐隐约约明白些。要求他进行特别的节食，给了些药丸止痛，告知下星期初再过来复查，那时各种化验结果就会出来，然后进行汇总。他感觉好些了，但疲惫仍然不散。

医生是个名叫贾米森的年轻人，对斯通纳说在开始私人行医之前，他在大学里工作了好几年。他长了副粉红色的圆脸，戴着无边眼镜，举止有些斯通纳信任的神经质的笨拙劲。

斯通纳比约定的时间早来了几分钟，但接待员告诉他，直接进去好了。他走进那条长长的窄窄的医务室的走廊，向贾米森设为办公室的小房间走去。

贾米森正等着他，斯通纳很清楚，他已经等了些时候，夹子、X射线片子和纸条都整洁地摆在他的桌上。贾米森站起来，生硬、神经质地笑了笑，把手伸向他桌子前面的一把椅子。

“斯通纳教授，”他说，“请坐，请坐。”

斯通纳坐下。

贾米森皱着眉头望着桌上的陈设，抚平一张纸，自己坐进椅子里。“是这样，”他说，“肠子下半段有点梗阻，这个很清楚。在X光片上显示得不太明显，但也没什么异常。噢，就是一小块阴影。但这并不见得就怎么样。”他转了下椅子，把一张X光片放在一副架子上，打开灯，含含糊糊地指着。斯通纳看着，但什么都没看见。贾米森关了灯，转过身回到桌边。他开始变得非常公事公办的样子。“你的血量非常低，但是好像也没有什么感染。你的沉降系数超标，血压偏低。有些内脏膨胀，好像不是太好，你的体重减了不少，还有——从表现的症状以及我根据这些东西的判断看——”他在桌边挥了下手——“我要说，只有一件事可做。”他僵硬地笑着，带着克制的幽默说：“我们深入进去看看能发现什么。”

斯通纳点了点头说：“那是癌症了。”

“嗯，”贾米森说，“这个词儿太大了。有多种可能性。我坚信是个肿块，但是——嗯，我们还不能完全肯定是什么，得进去看看。”

“我得这个有多长时间了？”

“噢，这个不好说。但是感觉好像——嗯，挺大的，有些时间了。”

斯通纳沉默了片刻，又接着说：“你估计我还有多长时间？”

贾米森心烦意乱地说：“噢，现在，瞧，斯通纳先生。”他试图大笑。“我们不能跳着下结论。唉，总还是有机会——如果只是个肿块，不是恶性的，总还是有机会，你知道。否则——否则就说不准了。我们拿不准，除非——”

“嗯，”斯通纳说，“你想什么时候动手术？”

“尽快吧！”贾米森释然地说。“两三天内吧。”

“那够快的。”斯通纳说，几乎出了神。接着他定定地望着贾米森。“允许我问你几个问题，大夫。我必须告诉你，我想要你坦率地回答。”

贾米森点点头。

“如果只是个肿块——不是恶性的，像你说的那样——拖几个星期有什么大不了的区别吗？”

“这个，”贾米森为难地说，“会疼痛，而且——没有，没有太大的区别，我想。”

“好吧，”斯通纳说，“如果情况像你想的那样糟糕——几星期又有什么区别吗？”

过了很长一会儿，贾米森才几乎痛苦地说：“没有，我想没有。”

“那么，”斯通纳很理性地说，“我想再等几星期。有些事情需要清理——有些工作需要做。”

“我不主张这样，你知道。”贾米森说。“我绝对不主张这样。”

“当然，”斯通纳说，“还有，大夫——你不要对任何人说，行吗？”

“不说，”贾米森说，然后又加了些微热情说，“当然不会说。”他建议早先提出的节制饮食做些调整，又开了些药片，确定好住院日期。

斯通纳毫无感觉，好像医生告诉他这只是个小小的不便，只是一道他为了完成必需的任务而要与之周旋的障碍。他想，今年才发现，这事来得太晚了。劳曼克思要找个替手恐怕会有些困难。

斯通纳在医生办公室服的药片让他头脑有些轻飘，而且他发现这种感觉有种奇怪的愉悦感。他的时间感错位了，他发现自己站在杰西楼长长的嵌木走廊的一层。一阵低低的嗡鸣声，像鸟儿翅膀在远远地振动，钻进他耳朵。在阴暗的走廊里，一束束来源不明的光好像一明一灭地闪烁着，像他的心脏般在跳动。他的肉体能够贴切地意识到自己的每个动作。当他刻意小心地迈进那团光明与黑暗混合的地方时，皮肉有些刺痛。

他在通向二楼的楼梯旁边上站住。台阶是大理石做的，精致细腻的中心有着柔和的槽线，已经被几十年来上上下下的各种脚步磨光了，以前几乎全新的，那是——多少年前？——他第一次站在这儿向上张望，就像此刻一样，在琢磨它们会把他带向何方。他想到了时间和它的缓缓流动。他小心地把一只脚放进第一块光滑的凹地上，自己提了起来。

然后他就到了戈登·费奇外面的办公室。那女孩说：“费奇院长就要走……”他迷茫地点点头，冲她笑了笑，走进费奇的办公室。

“戈登，”他热情地说，笑容还挂在脸上，“我不会耽误你多久的。”

费奇条件反射般回以微笑。他双眼倦怠。“好的，比尔，坐吧。”

“我不会耽误你多久的，”他又说了遍，感觉自己的声音中出现了一股奇怪的力量，“情况是这样，我改变了主意——我是说关于退休事。我知道这样做很尴尬。对不起这么晚才让你知道，可是——嗯，我琢磨了好久，想这个学期末就退了。”

费奇的脸在他面前飘移着，在惊讶中旋转着。“怎么搞的嘛，”他说，“有人给你施压了吗？”

“没有这回事，”斯通纳说，“是我自己的决定。只是——我发现还有些事要做，我喜欢做的事。”他在理地说，“我也需要休息阵子。”

费奇有些烦躁，斯通纳知道是他造成的。他觉得听到自己又咕咕哝哝地道了一次歉，感觉微笑还傻乎乎地挂在脸上。

“唉，”费奇说，“我想也不太晚。我明天就可以着手做文件。我想你都知道需要知道那些吧，有关年收入、保险和诸如此类的东西？”

“噢，知道，”斯通纳说，“这个我都想过。都没问题。”

费奇看了下手表。“我要迟到了，比尔。一两天后再来聊，我们澄清下有关细节。这期间——嗯，我想，劳曼克思应该让他知道。我今晚就给他打电话。”他咧嘴笑了下。“我想你这次是成功地取悦他了。”

“是，”斯通纳说，“我想是吧。”

赶在住院之前两个星期里还有许多事情要做，但他想这些事儿是能做完的。他取消了后面两天的课，他召集来所有自己负责指导独立研究和论文的学生。他写了详尽的指导意见，那足以指导他们已经开始的工作直到完成，并把这些指导意见的复印件往劳曼克思的邮箱里放了几份。他安抚了被他们认为是嘲讽自己的话打击得惊慌失措的学生，安抚了害怕去转投新导师的学生。他发现正在服的那些药片缓解疼痛的同时，又减弱了他智力的清晰性，所以，他白天跟学生谈话，晚上读那些泛滥成灾，还是半成品的报告、论文时，只是在疼痛剧烈地逼迫他把注意力从工作上移开时才吃上几片。

宣布退休后过了两天，在某天忙碌的中午时分，斯通纳接到戈登·费奇打来的电话。

“比尔吗？戈登，是这样——有个小小问题，我想应该跟你说说。”

“是吗？”他不耐烦地说。

“是劳曼克思。他脑子就是想不通，觉得你不可能为他考虑才做出这个决定。”

“这没什么关系，”斯通纳说，“让他去想自己要做的吧。”

“稍等——事情还没完。他计划要举办个晚宴来做个了却。他说他要信守诺言。”

“你瞧，戈登，我现在特别忙。你就不能把这事给挡了吗？”

“我试了，可他在整个系里都说了。如果你要我说服他，可以，但你也最好到场。他要是喜欢这样，我没法说服的。”

“好吧，这蠢事定在什么时候搞？”

费奇稍停片刻。“从星期五算起再过一个星期吧。上课的最后一天，考试周之前。”

“好吧，”斯通纳无力地说，“到时我的事应该都处理好了，会比现在争论这个要轻松些。那就这样吧。”

“你也应该知道这个。他要我宣布你退休时身份是荣誉退休教授，尽管这个正式头衔得到明年才会真正拿到。”

斯通纳感觉嗓子眼儿里一声大笑快要涌上来。“真是混账，”他说，“那也行吧。”

整个一星期，斯通纳都在工作，完全没有时间意识。他一直工作到星期五结束，从早上八点到晚上十点。他读完最后一页，做完最后一篇笔记，然后在椅子里往后一靠，桌上的灯光弥漫在眼中，霎时间，他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他看看四周，发现自己在办公室。由于书都随意放着，书架都鼓了出来；几个角落放着好几叠稿纸；文件柜都开着，里面放得乱七八糟。我应该把这些东西都清理整齐了，他想，我应该把自己的东西都归置好了。

“下周吧，”他心里说，“下周吧。”

他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回得了家。好像连呼吸都费劲。他打起精神，使劲把神气都运到胳膊和腿上，让它们反应起来。他站起身，尽量别让自己摇晃。他把台灯熄了，站着一直等到借助窗户里透进的月光能看清东西。接着他先迈出一只脚，接着另一只又跟上，穿过黑洞洞的条条走廊，向室外走去，然后又穿过安静的街道向家里走去。

灯还亮着，伊迪丝还没睡。他攒足最后一丝力气，迈上大门的台阶，走进起居室。这时他知道，没法走得更远了，他还能到沙发上，然后坐下来。过了会儿，他使劲把手伸进背心口袋，取出药瓶，往嘴里放了颗药，没有喝水就吞咽下去，接着又服了几颗。很苦，但这种苦几乎接近愉悦了。

他发觉伊迪丝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从这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他希望伊迪丝没有跟他说过话。疼痛平息些，力气恢复了些后，他才意识到她没有说，她脸上表情呆板，鼻孔和嘴撮着，走来走去时动作僵硬，看着气哼哼的。他正要跟她说话，但又信不过自己的声音。他努力琢磨，她为什么气哼哼的。她已经很久没生过气了。

伊迪丝终于不动了，脸对着他。她的手捏成拳头，垂在身体两侧。“嗯？你不是想说什么吗？”

他清了下喉咙，把目光集中起来。“对不起，伊迪丝。”他听到自己的声音平静而沉稳。“我怕是有些累了。”

“你根本就不想说什么，对吗？没脑子。你不觉得我有权利知道吗？”

他一时迷惑不解，接着又点点头。如果多少还有点力气，他准会发火。“你是怎么知道的？”

“别管这个。我想除了我，人人都知道。噢，威利，诚实些。”

“对不起，伊迪丝。我真的，抱歉。我是不想让你担忧。我打算下星期再跟你说，进去前再说，没什么事儿，你别自寻烦恼。”

“没事儿！”她苦涩地大笑起来。“他们说可能是癌症。你难道不知道那意味着什么吗？”

他忽然感觉轻飘飘的，得强迫自己抓住个什么东西。“伊迪丝，”他声音幽远地说，“我们明天再谈这事。求你了。我现在很累。”

伊迪丝盯着看了他会儿。“你要我扶你回房间吗？”她不耐烦地问。“你别装着好像自己能行的样子。”

“我能行。”他说。

可是，他走到自己房间之前，还是希望她能帮帮——并不仅仅因为他发觉自己比想象的还要虚弱。

星期六和星期天，他都在休息，星期一还能去上课。他早早就回家了，躺在起居室的沙发上，兴致很高地盯着天花板，这时门铃响了。他直起身，然后就要站起来，但门已经开了。是戈登·费奇。他脸色憔悴，双手颤抖着。

“进来，戈登。”斯通纳说。

“我的天哪，比尔，”费奇说，“你干吗不告诉我？”

斯通纳急促地大笑一下。“我好像在报上登了广告般。”他说，“我想安静地处理这事，不要打扰任何人。”

“我知道，可是——天哪，我应该知道。”

“也没什么可担忧的。还没有确诊——只是动个手术探查下，我想，他们是这样说的。你是怎么知道的？”

“贾米森，”费奇说，“他也是我的医生。他说，他知道这样做不道德，但我应该知道这事。他做得没错，比尔。”

“我知道，”斯通纳说，“不要紧。消息都传开了吗？”

费奇摇摇头：“还没有。”

“那你就别说出去。拜托了。”

“没问题，比尔，”费奇说，“现在，星期五的晚宴聚会——你不一定要去了，你知道。”

“但我想去，”斯通纳说完咧嘴笑了下，“我寻思不去会亏欠劳曼克思什么的。”

一丝笑意的鬼影从费奇的脸上掠过。“你已经成顽固不化的老混账了，难道不是吗？”

“我想是吧。”斯通纳说。

晚宴是在学生会的一个小小的招待室里举办的。最后一刻，伊迪丝说她没法坐着坚持到底，所以斯通纳就一个人去了。他早早出发，慢慢穿过校园，好像在一个春天的午后随意徜徉。不出所料，房间里一个人都没有。他让服务员移掉妻子的名卡，重新安排了主桌位，这样就不会有个空缺出来。接着他坐下来，等着客人光临。

他坐在戈登·费奇和校长之间。劳曼克思因为要担任仪式主持，坐在隔着三个椅子的距离开外。劳曼克思笑眯眯的，跟坐在身边的人聊着，不看斯通纳。

房间很快就坐满了人，系里有些好多年没有跟他说过话的人，在房间那头朝他挥挥手，斯通纳点点头。费奇不怎么说话，但仔细观察着斯通纳。这位年轻的新校长，斯通纳永远记不住他的名字，带着故作轻松的戒备跟他交谈着。

上菜的是穿着白色外套的年轻学生，斯通纳认出其中几位。他点点头，跟他们说上几句话。客人都伤感地看着自己的菜，开始吃起来。一片放松的交谈的嗡嗡声时而被银质餐具和瓷器欢快的碰撞声打断，在房间里沸腾着。斯通纳知道，自己的存在几乎被人忘记了，所以他还能叉住东西，礼节性地吃几口，打量下周围。如果他眯起眼睛，就看不见别人的面孔。他看到各种颜色和模模糊糊的形状在眼前活动，好像在一个框子里，一刻不停地构筑着不出边界的流动的新花样。这是一幅赏心悦目的景象，如果他特意把注意力再次集中在这幅景象上面，就感觉不到疼痛。

忽然安静下来。斯通纳摇了摇头，好像从梦中出来。靠近这张窄窄的桌子的末端，劳曼克思正站着，用他的刀叉在一只小杯子上敲着。这是一张清秀的脸，斯通纳出神地想，仍然很清秀。岁月让这张瘦瘦的长脸甚至更瘦了，皱纹似乎是不断加剧的敏感的印记，而不是衰老的标志。微笑中仍然带着亲切的讽刺味儿，声音一如既往洪亮、沉稳。

他在讲话，传到斯通纳耳朵里的话句句投中，好像这声音让这些话语从一片沉默中传出隆隆响声，然后又慢慢消失到它的源头，“……漫长岁月的忠诚服务……从这些压力中解脱出来，值得荣休……受到同事们的敬重……”他听出了讽刺味，同时也懂得，过了这么多年，劳曼克思在以自己的方式跟他说话。

爆发出一阵短暂又坚定的鼓掌声，惊醒了他的沉默。他旁边，戈登·费奇正站着讲话。虽然他向上望着，竖起耳朵，还是听不清费奇在说什么。费奇的嘴在动着，定定地注视着前方。然后是一片掌声，他坐了下来。他的另侧，新校长站起来，用一种从劝诱到威胁，从幽默到伤感，从悔恨到欢乐、急速变化的声音讲着。他说希望斯通纳的退休是一种开始而不是结束，他知道大学会因为他的离去而有诸多遗憾，传统很重要，变革也很有必要，未来几年，他的所有学生将心怀感激。斯通纳搞不明白他在讲什么，但校长一说完，屋子里就爆发出响亮的掌声，人人脸带微笑。掌声稀落时，听众里有人声音尖细地说：“讲得好！”另有人接过这喊声，到处是咕咕哝哝的细语声。

费奇对着他的耳朵轻声说：“你要我说出来让你免了，不用讲行吗？”

“不用，”斯通纳说，“没问题！”

斯通纳站起来，这时又意识到没什么可说。他从这个面孔看到另一个面孔，沉默了好长时间。他听到自己的声音单调地发出来了。“我已经教……”他说。他又重新开了个头。“我已经在这个大学教了将近四十年书。我不知道，如果我不做一名教师还能干什么。如果我不教书，我也许——”他停顿了下，好像走神了，接着又决然说：“我要感谢你们所有的人，让我来教书。”

他坐下来。一阵掌声，一片友好的笑声。房里开始散乱起来，人们四处走动。斯通纳感觉自己的手被人握住摇着，感觉自己微笑着，不断地冲不断对他说什么话的人点着头。校长按住他的手，真心实意地微笑着，告诉他一定要来拜访，任何一个午后都行，然后看了看手表，就急匆匆地出去了。房间开始空空荡荡，斯通纳孤单地站在起立的地方，积蓄着气力准备从房间穿过去。他等待着，直到感觉体内的某种东西硬朗了，然后才绕过桌子，走出房间，穿过一小撮好奇地看着他的人，好像他已经是个陌生人。劳曼克思就在这群人中，但是当斯通纳经过时，他并没有转过来。斯通纳发觉自己心里挺感激：这么长时间过后，他们没有必要非得彼此说点什么才好。

第二天斯通纳就住进医院，一直休息到星期一早上，预定这天动手术。那段时间他睡的时间很长，对即将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也没什么特别的兴趣。星期一早上，有人给他胳臂上打了一针，他好像在半昏沉状态被推着穿过走廊，来到一间陌生的房间，里面似乎全是天花板和灯。他看见什么东西降下来对准自己的脸，他闭上眼睛。

他醒来时想呕吐，脑袋很疼，身体下部又出现了新的刺痛，很不舒服。他干呕了几下，感觉好受些了。他把手从厚重的绷带上方摸过去，绷带裹着身体的中段。他睡着了，夜里又醒过来，喝了杯水，又睡到早晨。

他醒来时，贾米森在床铺旁边站着，手指搭在他的左手腕上。

“嗯，”贾米森问，“今天早上感觉怎么样？”

“挺好，我觉得。”他喉咙干燥，伸出手，贾米森递了杯水，他喝了口看着贾米森，在等着。

“好吧，”贾米森终于说，有些不自然，“我们取掉了肿块。挺大的伤口。过一两天你感觉会好很多。”

“我能离开这儿吗？”斯通纳问。

“你还得在这里住上两三天，”贾米森说，“只是，你要是在这里住上一阵子也许更方便些。我们没法治——一次就治好。我们还得用X射线治疗，诸如此类的治疗。当然，你也可以来回跑，不过——”

“不用。”斯通纳说，然后把头向后朝枕头上落下去。他又困了。“尽快吧，”他说，“我想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