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羞对后生

在马关，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的见面是第二次了。

这对同时被称为“东方俾斯麦”的传奇人物一生中见过三次面。一次是1885年在天津会谈朝鲜问题；一次是1895年在日本马关谈判；另一次则是戊戌变法失败前夕在北京，当时伊藤已辞去了首相职位，以私人身份来到清国。第一次见面时，心高气傲的李鸿章哪里会把伊藤博文这个小字辈放在眼中呢，对于日方的无理要求，李鸿章当然不买他的账，很是说了一段硬话给日本人听。日本人是很懂得隐忍的，伊藤博文态度异常谦恭，看起来似乎一直在聆听李中堂的训导。但李鸿章还是上了这个小字辈的套，在朝鲜的宗主国问题上，承认了日本对于朝鲜的优先监管权，签订了“授人以柄”的《中日天津条约》。这一次李鸿章给伊藤博文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对这个孜孜不倦推进古老帝国改革的老人，伊藤博文也非常崇敬。甲午战争爆发后，李鸿章与伊藤博文在日本马关相见时，双方的地位和情况有了很大改变。李鸿章是战败国的代表，也是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伊藤博文却是战胜国的总理大臣，在年龄上也是如日中天。李鸿章是以赔款乞和的身份来的，在他的身上，已远没有当年长者的傲慢了，有的只是内心当中的屈辱和悲愤。甲午战争可以看作是李鸿章与伊藤博文彼此倡导本国近代化的试金石，现在检验结果出来了，伊藤博文大获全胜，李鸿章则一败涂地。对于李鸿章来说，这一场战争不仅仅输光了他的全部家当，也使得他关于清国中兴的希望彻底破灭。这样的结局，就如同当年的诸葛亮与司马懿，诸葛亮殒命百丈原，而司马氏最后却取得了天下。历史总是在不经意间老戏新唱，而每一次历史的重演，总是让人徒生感叹。

纵观伊藤博文的一生，这个为日本维新做出巨大贡献的“中兴之臣”，在思想上同样也经历了一个巨大的转变过程。年轻时的伊藤博文是一个革命者，20多岁时，冲动而排外的伊藤博文曾亲自参加了焚烧英国驻日本大使馆的极端行动。但很快，伊藤博文完成了他思想上的巨大转变，经过深入思考，伊藤博文认识到靠驱逐和排斥是振兴不了日本的，只有向西方学习，强大自己，才能使日本走上一条复兴之路。

青年时期的伊藤博文

实际上伊藤博文只是日本第二轮明治维新的领导人。第一轮明治维新领导日本工业化进程的，是大久保利通。大久保利通当时的身份是参议兼内务卿，是他领导了日本最初的西化运动。大久保利通在遭遇国内各种复杂的矛盾遇刺身亡后，伊藤博文接替了他的位置。上任伊始，激进的伊藤博文很快遇到了一件棘手的事情：一位名叫高砂的相扑高手宣称要在东京举办公开的相扑表演。这种行为完全可以看作是对于政府禁令的挑战，因为在此之前，明治政府曾明令禁止相扑这一日本的传统运动，理由是相扑丑陋而愚昧。没有想到的是，高砂的这一挑战政府权威的行动竟然得到很多日本人的支持。虽然警察出面干涉，但高砂和他的支持者们仍旧坚持比赛。最后，只好由天皇出面，亲自举办并出席了一个相扑表演会，算是恢复了这场运动。

相扑手的挑战和民众的不满，让伊藤博文不得不仔细思考国家的发展方向，也反思了改革的方式。伊藤博文从这样的事件中看到了日本国内存在的日益高涨的民权运动的威胁。当时的日本，情势错综复杂，由改革引起的矛盾已凸现在社会的方方面面，在西风东进中睁眼看世界的日本民众开始有意识地捍卫着自己的权利了。在复杂的各种势力中，自由民权运动算是日本推进改革的最大的民间力量，作为一个新兴的资产阶级组织，这个运动呼唤宪法，要求开设议会和国会。除此之外，政府还不光面对自由民权运动的力量，还要面对以天皇为首的宫廷派势力。宫廷派的要求与自由民权运动又不一样，他们要求宪法必须是一部钦定宪法，必须由天皇总揽统治权。在政府内部，激进派的大隈重信反对天皇总揽大权，建议采用英国政党内阁体制，由国会取得多数席位的政党组阁，在两年后选举议员，第三年召开国会。对于伊藤博文来说，他是不赞成这种自由主义方式的，在伊藤看来，日本有着日本的国情，改革不能忽略历史和文化，天皇的最高权力是不容置疑的。伊藤的改革思想与大隈重信发生了很大的矛盾。伊藤博文把制宪过程中的有关情况向明治天皇汇报之后，天皇罢免了大隈重信，宣布将召开国会的日期定为明治23年。

在形势的压迫下，伊藤博文清楚地意料到，简单的拿来主义已不能推动日本社会的进一步变革了，必须制定宪法设立议会，从根本上确定日本的国家性质和政权结构，界定天皇、各派之间、基层平民的权力和责任，从而避免各方之间的矛盾，化解尖锐对抗，让各方面在宪法之下形成合力。否则，以这样混乱的局面，政府本身很可能被暴力推翻。

也就是从那天起，伊藤在忙于各种事务的同时，将工作重心转向宪法的制定，全身心地为日本宪法的制定做着准备。伊藤博文为日本制定宪法的过程，是一个苦心孤诣走钢丝的过程。

在得到明治天皇的支持后，伊藤博文独揽了制宪大权，随后，开始了一步步实现其渐进改革的制宪计划。

如日中天的伊藤博文

伊藤博文选择德国作为制定宪法的样板国。1882年，伊藤博文来到了德国，花了一年多时间学习德国的宪法制定经验。伊藤博文先是向宪法权威学者格奈斯学习，格奈斯特派助手毛斯每周为他讲解3次宪法。然后，在维也纳大学，斯坦因教授为他讲解了英、法、德政体的沿革。伊藤博文甚至为宪法问题向德皇威廉一世请教。回到日本之后，伊藤博文建议成立了起草宪法的专门机构，任命同样崇尚德国宪法的井上毅为起草人。这是一个分步骤落实君主权力、限制政党权力的国家体制的设计过程。在宪法实施之前，伊藤先期实行了一系列的体制改革，对于宪法的实施进行预热，以适应制定宪法的需要。

确保绝对的皇权是伊藤博文立宪的指导思想。在伊藤博文看来，日本数千年的封建性不可能在一朝一夕就可以推翻，历史必须延续，如果强行割裂历史，必定要引起动乱和人心的不安。在这一点上，伊藤博文与李鸿章的思想如出一辙。伊藤博文感慨日本没有基督教那样的宗教凝聚人心，只有皇室，才能成为社会运转的机轴。为此，在伊藤博文设计的宪法中，天皇的大权是体制的核心。除宪法规定之外，伊藤博文还专门制定了皇位继承、皇族名分和皇室财产的《皇家典范》，皇家事务超然于宪法、国务和议会之上。为制衡由政党组成的众议院，他设计了主要由天皇任命、不经民选的贵族院，权力凌驾于众议院之上。这个7部76条组成的宪法，在第一章的17条中就规定了天皇的绝对权力，确认天皇神圣不可侵犯，并拥有统帅军队以及对外宣战等一切大权。与此同时，在臣民之权利和义务的规定中，《宪法》宣布日本人民有各种权利和自由。同时在贵族院里强化维护皇权的屏障，发布《华族令》，将维新以来的公卿、大名、神官、在朝的维新的大臣，按照公、侯、伯、子、男分为五等爵位，使他们成为新华族。

从总体上来说，伊藤的做法是相当智慧稳妥的，他是以一种平衡和妥协的方式，从法律上确立那些新兴阶层合法的政治地位，让这个代表着活力的阶层合法化。

1885年，伊藤博文提出官制改革，他提出，应该有一位总理大臣统领所有专任大臣，执掌政务，制衡议会。伊藤博文获得了天皇的认可，出任日本历史上第一任内阁总理大臣。

1889年2月11日，是明治天皇改国号的第20个纪元节，东京飞降大雪，在大雪中，日本皇宫里举行了隆重的颁布宪法的仪式。这一天，距伊藤博文酝酿制定宪法那一年，已近10年，也就是说，伊藤博文整整用了10年的时间来打造国家的根本大法。伊藤的行为，真是名副其实的“十年磨一剑”。《大日本帝国宪法》是亚洲第一部宪法，它是对各种势力的规范，也是对明治维新的一次总结。由于在此后的诸多事宜中，有一部《宪法》作为准则，日本政治既减少了皇室中个人的“随意性”，也减少了来自民间各种势力的干扰，并且赋予了伊藤放开手脚工作的权力，这也使宪法成为伊藤的“护法大神”。

《大日本帝国宪法》的颁布，化解了日本尖锐的社会矛盾。自此之后，日本经济快速发展，极端西化的做法被慢慢遏制。日本社会生活中经常出现这样一些场景：西服流行的同时，和服被当作最华丽的礼服保留了下来；酒吧多起来了，茶室依然是人们的精神净地；西洋歌剧开始唱响，能剧和歌舞伎仍旧余音袅袅；油画开始绚丽夺目时，浮世绘照样受人欢迎，并且很快发展成世界绘画中的一大流派。

显然，与李鸿章相比，伊藤全力架构的“根本大法”，是他的过人之处。日本社会的平稳过渡，应该归功于伊藤博文这个舵手。从伊藤的理解力和知识结构来看，要比李鸿章高好几个层次。伊藤博文可以算得上是一个思想宏伟、视野宽广、性格开放的政治家，他的远见卓识、料事如神都是旧知识系统的李鸿章所远远不及的。伊藤博文不仅对于西方的政治体制的架构和理论有着深入了解，而且，对于本国的国情，也有着深入的思考，并且，在某种方面，懂得妥协，懂得减少改革的成本。伊藤博文长期担任日本总理大臣，正是依靠《宪法》赋予的权力，推动了日本的改革步伐。而李鸿章呢，显然就没有这样的好运气了，因为缺乏这样的“根本大法”作为参照，李鸿章的改良有着很大的随意性，并且，行进的步伐经常会受到一些偶然事件的左右，这使得洋务运动更像是“脚踩西瓜皮”一样，滑到哪里是哪里。当伊藤博文驾驶着日本帝国这艘机帆船乘风破浪之际，可怜的李鸿章正身陷各种各样的矛盾泥淖中不能自拔。

当然，联系到清朝复杂的历史和中国文化的背景，也联系到慈禧和光绪身处的权力现状，这样的感慨必定是一声长叹。在这样的背景中，即使是李鸿章对于“根本大法”有着警醒的意识，在当时那样的情形之下，要做成那样的事，也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这也难怪李鸿章不具备这样的意识，即使具备，也只有空叹息。

到了1890年左右，明治维新宣告结束。东方的岛国日本，由蚕变蛹，一跃成为一个工业国，但是，与西方工业强国相比，日本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如何用最快的方式实现赶超，是摆在伊藤博文面前的又一艰巨任务，伊藤博文又在苦苦思索。这时候，伊藤博文需要用新理论来论证和辅佐自己的行动了，很快，日本著名思想家福泽谕吉所提出的号召“脱亚入欧”让伊藤博文茅塞顿开——“我国不可犹疑，与其坐待邻国之进步而与之共同复兴东亚，不如脱其行伍，而与西洋各文明国家共进退。”伊藤博文公开了这样的思想，这种想法，实际上就是针对当时孱弱的东方巨人中国而言。伊藤博文知道，要快速提升日本的实力，只有趁中国被西方列强瓜分得奄奄一息的时候，趁火打劫，与西洋列强共进退，加入到武力掠夺的行列——1890年前，是通过改革来促发展，从1890年以后，伊藤的主要思想变成了通过战争来促发展了。

甲午战争进行过程中，当德国人德璀琳拿着清廷给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的信函刚踏上日本土地之时，就被日本政府下令“限期离开”。在战场上节节胜利之时，日本政府当然不愿意跟一个“没有资格代表中国政府的人”谈判的。同样，当清廷又改派的总理衙门大臣兼户部尚书张荫桓以及兵部右侍郎湖南巡抚邵友濂到达日本之后，同样也被日本政府拒绝。也许伊藤考虑的是，他该会会李鸿章了。

1895年李鸿章来到马关求和，正式谈判之前，曾和伊藤博文有一段寒暄，有英文记录。李鸿章说：“中日是最近的邻邦，而且使用同一种文字。怎么成为敌人呢？我们应建立永久的和平与协调，不使我们亚洲的黄种人受到欧洲白种人的侵略。”

伊藤说：“10年前我告诉过你，要改革。怎么到现在还没有一点变化或改革？”

李鸿章只能回答说：“我国的事样样都囿于传统，我不能按我希望的事去做，……我希望的过分了，而没有实行的能力，自己深以为耻。”

从谈话来看，李鸿章已没有10年前的倨傲了，此时此地，李鸿章的精、气、神尽失，剩下的，只有无边的悔意和懊恼，然后，仿佛一个小贩一样，不断地讨价还价，甚至连据理力争的资格都没有。在伊藤这样的小字辈面前，已逾古稀的李鸿章的所作所为，悲壮而可怜。

李鸿章与伊藤博文最后一次见面，是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这时候李鸿章垂垂欲老，仍坚守在历史舞台，与另一个铁腕人物慈禧一同抱残守缺。伊藤博文此次来华，是康梁向光绪密荐，拟聘请伊藤博文和另一个外国人李提摩太出任洋客卿。这是一个大胆无比的想法。光绪听从了这个意见，想召见一下伊藤博文，初步了解他的思想和建议。伊藤博文来到了北京，李鸿章接见了他。双方推心置腹地谈了一次心。可惜的是，除了议论刚刚平息的戊戌变法以及康梁之外，其他的谈话内容已无人知晓了。想必，暮年的李鸿章肯定会感慨良多，他已知道命运不可违，知道自己的失败已是天意了。

还是惺惺惜惺惺。李鸿章去世之后，伊藤博文对这个老朋友和老对手倒有着高度评价，伊藤博文这样说：“知西来大势，识外国文明，想效法自强，有卓越的眼光和敏捷的手腕。他的事业充满着开拓者的精神。他建设国家的努力，不但包括军事措施方面，也包括经济政策方面……所有关于李鸿章这个远东大国的没落时期独力支撑富国强兵的理想与实践的研究与评价，也只是开始而已。”

从这一点来看，伊藤博文对李鸿章与他的国家所处的时空状态有着清晰的认识。他知道李鸿章的努力，也知道李鸿章的困窘。他明知一个人在一个大国中传统的力量以及面临的阻力，他也知道一个小国所具有的速度优势，知道如何用速度来弥补自己的单薄，也深知自己国家的底气不足……

把伊藤博文与李鸿章放在一起比较，梁启超似乎是第一人。从梁启超的著作来看，梁启超已经清晰地明白中国近代化进程缓慢的原因，也明白李鸿章失败的原因。1901年12月26日，即李鸿章死后的第40天，梁启超写成《李鸿章传》一书，开始为李鸿章“盖棺论定”。梁启超认为，在早年的“栉风沐雨之阅历”方面，伊藤不如李鸿章；而李在政治识见和政治处境方面，明显地不如伊藤。梁启超还把李鸿章放在近代“国民国家”的政治理性标准下进行评判，指出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体之本原”；“知有洋务而不知有国务”，“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事，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内治，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指出“殊不知今日世界之竞争不在国家而在国民”。梁启超是说到点子上了，对于李鸿章们来说，既缺乏近代国家思想，更没有近代国民观念，这的确是19世纪中国洋务派官僚的政治通病。在这一点上，梁启超可以说是看得相当准确，他的论断，可以说是触及了问题的本质。

现象总与根本相连。溯本求源，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的个人背景、知识结构以及文化背景可以说决定了两人根本的区别。

从本质上说，李鸿章应该是一个传统之“士”。一方面，环绕李鸿章左右的，是中国文化尤其是专制制度形成的阴影；另一方面，李鸿章自身的血液里，也流淌着这样的因子。可以这样说，无论李鸿章走多远，在他的身上，自始至终牢牢套着一根无形的绳索。李鸿章无力，也无法挣脱这样的绳索。

也许对于李鸿章而言，数千年的习惯和传统是他面前厚厚的城墙。传统与习惯的无所不在，使得李鸿章在这场前无古人的变革中陷入重重的漩涡之中。在中国传统文化看来，所有的学问都应该是关于人伦道德的，这是“本”，是雕龙之术；至于有关自然的知识，那是下里巴人的事情，是“末”，是雕虫小技。况且，清朝选拔官员的考试从来没有这些内容。中国文化从来就相信道德伦理才是千秋万代，至于其他的，则是可有可无。在这样的世界观下，数千年中他们从未对自己的教育和考试制度加以实质性改变。在中华文化当中，非竞争性的“仁”以及“王道”深受推崇。孔子被神化，他与他的门徒们的言论被教授了数千年，成为支撑整个国家运转和生存的唯一的思想基础。这些思想基础包含了中华民族关于道德理想的最高境界，包含了关于人生动机的疏导和关于社会和谐的终极目标。道德说教甚至取代了宗教，成为了“万世师表”的道德准则。

就这样，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因为出发点的不同而分道扬镳。中国文化走上了一条重经验，轻逻辑，贵领悟，轻理性，重视人际关系，反对冒险轻视创新的中庸之路。对于中国文化来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古之欲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这样的体系，虽说是一种“王道”，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但在具体方式上，缺乏落实的手段，完全可以说是美好的一厢情愿。比如说，假如没有科学，社会如何能发展？没有深入的数学知识，科学体系又如何能立住脚？只有通过社会的进步，才能实现国力的增强，只有国力增强了，才是“王道”的基础。——这一切，在中国文化中，都没有具体的论述。所有这些相关的理论与联系，中国文化都视而不见，只是含含糊糊地大肆宣扬着使命感，而对于这种使命感的落实和生根，显然缺乏最有效的手段，也缺乏坚实的基础。

从清国当时政治精英的构成情况来看，撇开八旗弟子，可以说朝廷所有的汉族官员，都是先通过科举，然后一步步升迁的。因为熟读圣贤书，又写得一手好文章，他们可以说是文豪和诗人。这些文豪和诗人自小耳濡目染的，都是文学、道德说教以及历史。他们所有的学问都关于人伦社会，几乎从不涉及自然、地理等任何一门科学。他们对于自然，对于经济，对于生活本身所需要的技术几乎缺乏了解。在洋人们眼中，中国文化奇怪之极，这种文化缺乏足够的实用性，从没有对人们心中所产生的重大问题提出探讨，提出解决的办法，也从不对人类未来将遇到的重大问题进行预示。它们缺乏足够的理性和缜密性，只是一堆“指导”得模棱两可的枯燥说教。在西方人看来，中华文化过于自省，也太过于内向。他们对于社会的约束和管制，竟然通过约束个人行动来达到目的，而不注重公众契约。这真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这样的文化极容易陷入自欺欺人的格局，一方面是无力对外界加以干涉，另外一方面又给自己营造出美妙的虚幻光环，并据此认为达到了人生最高境界。

对于这种文化推崇的道德，西方文化也表现出疑问。在对于这个古老帝国足够了解之后，在洋人眼中，这个名义上非常推崇道德的国家，贯穿始终的却是层出不穷的政权斗争，历史上几乎所有的政治人物各自心怀鬼胎，阴谋和杀戮贯穿了数千年的历史。尽管不断地改朝换代，但这个国家在很多方面并没有实质性的进步，政治等同于权力，等同于阴谋，等同于杀戮。

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特殊的文化背景与历史背景，所以当东西方文化直接撞击之后，大中国的文化一下子变得七零八落了。在此之后，在这样的背景中出现的人物显得特别复杂，尤其是这当中的代表人物更是如此。社会解体的迅速，中西文化的强烈撞击，对于西方文化的生吞活剥以及政治斗争的剧烈、新旧观念的交错，使得这段时间人们的思想经常处于动荡、变化和不稳定当中，他们几乎没有时间将思想细细地梳理，认真地想一想一种主张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他们只是像小贩一样随波逐流地乱叫一气——先进者已接受或迈向乌托邦，落后者仍抱住“子曰诗云”、“正心诚意”不放。同一人物，思想或行为的这一部分已经很开通很进步了，另一方面或另一部分却很保守很落后。而同时，一个人的政治思想可能是先进的，世界观却可能是落后的；意识这一块可能是超前的，生活习性这一块却完全跟不上趟。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构成了那一段时间一幅极其错综复杂的风景。

相对于李鸿章，伊藤博文的知识结构以及他的理解力要比李鸿章高出一筹。伊藤博文的知识结构和文化观念要比李鸿章开阔和新颖得多。他学过汉语，受过儒学影响；在倒幕运动中又学会了英语，从西方文化当中学到了很多东西。1863至1864年间，伊藤博文曾经留学英国，时间虽然不长，但所见所闻所学，尤其是对于西方社会和文化的亲身接触，已使得他对西方社会有一种直观的感受，思维方式也有很大改变。在英国，伊藤博文亲眼目睹了“统一”和“隆盛”，决意要走一条西方列强的强国路，并下定决心要从改革政治制度入手，“非撤废封建制度不可”。与李鸿章的“盛年不学”不同，伊藤博文在日本政要中一向以“勤学家”和“读书癖”著称，他勤于学习，即使是做了总理大臣后，仍经常驱车至习惯去的丸善书店看书，即使再忙，也经常手不释卷。伊藤博文最爱看西方政治家的传记，《拿破仑传》、《彼得大帝传》等外国“历史传记之类”的书籍，他基本都涉猎过，并且，从此类书中得到很深的启示。后来，伊藤博文承认，“以前实施了的海防献金和保安条令，均是取法于《加富尔传》和《俾斯麦传》”。正因为如此，伊藤博文对西方政治、经济、哲学、历史、军事等都比较熟悉，也有着深入的理解，并且形成了切合实际的看法和主张。伊藤博文比李鸿章小18岁，但他第一次踏上欧洲国土却比李早33年。伊藤博文留英归国后，40多年间，又4次下西洋，4次来中国，在欧美考察的时间一共达5年半之久。丰富的西洋阅历，使他更了解世界的大势和各国的情形。显然，按近代文化标准，伊藤博文要比李鸿章“文明开化”得多，在对西方文化以及东西方文化的比较研究上，也深入得多，这使得他对于事物的看法，对于世界的理解以及在入世的洞察力和掌控力方面更胜一筹。

反观李鸿章，他有着好学的精神，有着改进的欲望，对于中国文化的理解力也可谓深入。但李鸿章对于西方的了解，显然要比伊藤博文差很多。在深入理解上的薄弱，使得李鸿章在遇到事情时，便有些薄弱和力不从心，那往往表现为就事论事，在做事时缺乏高妙的手段和策略，也表现在对于事物的核心往往缺乏敏感力和觉察能力。以李鸿章的外交为例，李鸿章的外交思想的核心是以夷制夷，辅之以息事宁人韬光养晦的原则。中法之战，李鸿章希望利用英德以制法，被证明不成功；中日之战，李鸿章又打算利用俄、英以制日，同样被证明不成功；德国强占胶州湾时，李鸿章又希望利用英、法以制德，还是没有成功。不仅仅都没有成功，反而屡失良机，频频受骗。这些，都由于李鸿章缺乏对于列强本质的认识，缺乏对于世界大势的判断。1896年李鸿章访俄时，俄国财政大臣维特谈及对李的印象说：“从中国文明的角度看”，他是“高度文明的”，但“从我们欧洲的观点看，他是没有享受什么教育，也并不文明”。

在李鸿章的思想中，对于西方真正的精神和思想的理解是浅显的，是支离破碎的。而理解力，往往决定实践水平。比如说在“国家”以及“国民”的理解上，李鸿章们显然就没有这样的意识，而建立“国民国家”却是近代化过程中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相比较而言，日本明治维新就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在国家由封建性转向资本主义的同时，也完成了“臣民”向“国民”的转化。它的课题一分为二：一是创立日本国，二是形成真正的日本人。前者是民族革命的课题，即建立与其他国家对峙的中央集权的国家，而后者则是资产阶级革命的课题，为了利用人民的创造性和全体意见支持这个国家，从而实行改革以形成国民。日本较好地利用了西方的“开明之风”完成了“臣民”向“国民”的转化。这种转化是与近代生产力的发展和西方科技的引进与生产同步完成的。从这一点上来说，日本所进行的明治维新比李鸿章所实行的洋务运动要高妙很多。而李鸿章呢，显然他没有意识到“臣民”向“国民”的转化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过程，在洋务运动中，他只想埋头“就事论事”，“求强求富”只是变成物质甚至只是军事上的单骑突进，这样的结果，势必造成洋务运动的短足，也造成洋务运动缺乏支撑的力量，从而遭受到四周各方的挤压，变得越来越逼仄。最终的结果是，洋务运动不可避免地钻入了死胡同。

漫画马关谈判

或许，将李鸿章与伊藤博文放在一起比较，论述他们的长短是不公平的。因为李鸿章与伊藤面临的环境是不一样的，他们的对手，那种潜在的保守力量也不一样。李鸿章所面临的是中国数千年的集权文化，农业社会在发展了数千年之后，到了清代，已经变得严丝合缝、圆润自欺，新生的勃勃的力量，很难有成长空间了。在这种环境下，培植以自由、发展和竞争为主旨的新兴观念和土壤，所面临的阻力，要远远大于那个偏僻的、弱小的、尚不成体系的岛国。以严复为例，便可以看出中日两国的不同。与伊藤博文一样，严复也曾在英国留学，但伊藤博文回日本当了内阁总理大臣，严复呢，回国后只是在北洋水师学堂当了一名教官。李鸿章没有重用他，只是让他出出点子，教教书，直到甲午战争后，才翻译出一本《天演论》。严复的遭遇，只是在重复无数精英的老路，中国的问题不是没有高人，没有智者，没有思想家，而是成熟过度、自我封闭的制度与环境，毫不留情地把这些高人、智者一代代地闷死、放逐、边缘化。

古老文化也是有拖累的，文化越深厚，负重也就越多；重力最大，行进中所引起的摩擦力也就越大。自然界的有关道理，通用于社会的发展。一个浅显的事实是，一个古老国度负重爬坡时，它所付出的气力，自然要比别人多得多。

从这样的情形出发，也许就比较容易理解，为什么李鸿章会选择一条不彻底的方式了。李鸿章对于中国现实和历史，还是异常熟稔的，在审时度势的基础上，他当然会选择一条最稳妥也最现实的改良之路。这样的改良之路虽然漫长，但是中庸安全，容易为体制和人们所接受，也能为既得利益的自己所接受。在李鸿章看来，中国的改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势必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必须分步实施，他自己所从事的，只是第一个阶段；至于事物发展过程中的风云变幻，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也懒得去管那些身后之事了。李鸿章清楚地明白一点就是，如果中国的转变采取的是激进方式的话，那么，形势肯定会直转而下，会变成一个人在这个世界的孤军奋战——一方是他，一方将会是整个体制；而他，是打不过这个体制的，在当时，也不会有人打得过。

李鸿章所采取的方法，正是他依据“天时，地利，人和”的古训，所选择的一条看似最“聪明”的道路。李鸿章就像一只蜘蛛一样，精心缔造天衣无缝的布局，小心缜密，明察秋毫；也因为太小心了，也太明察了，以至于失去成功最本质的东西——胆略。晚年李鸿章就像一只将要出洞寻食的老鼠一样，瞻前顾后，谨小慎微，从不敢越雷池半步。这样的谨慎，是一种老谋深算呢，还是一种聪明反被聪明误？

李鸿章的“聪明和智慧”终于铸就了他的悲剧；与此同时，伊藤博文的胆大妄为的“愚蠢”却写就了华美的成功。历史就是这样阴差阳错，种瓜得豆，永远上演的是荒诞剧和恶作剧。想想自己，想想伊藤博文，李鸿章必定是一声长叹。这个世界的所有一切，都是因果的藤蔓上结下的瓜果。李鸿章所种下的，同样也不例外。只不过，李鸿章晚年所收获的，全是他中年时想努力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