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声

世间的事情总是如此，只有死神方能解开一个人的存在价值。只有当一个人远去之时，内心世界才在烟消云散的同时昭然若揭。对于曾国藩，同样也是如此。只有当曾国藩远去之后，人们才意识到一个时代的远去，才慢慢领略到这个人内心的悲凉和无助。在这个人的一生中，自始至终，命运对他一直有着阴差阳错的垂青：赋予他使命，却不允许他去享受个人的喜悦；赋予他重担，却不给他健康的身体；让他壮怀激越，却将他放置在那样一个时代……命运从芸芸众生中遴选出这个貌不惊人的、缄默内向的书生时，显然一如既往地怀有某种恶作剧的幽默，让他勇于任事，承担责任，而他也是百折不挠，以一种使命感去贡献一切，乃至生命。命运召唤他，只为让他服徭役，而不是让他享受甘露；而当他进入死局之后，命运便弃子放逐，像垂手掷掉一枚废弃的棋子，没有感激，没有恩惠，更没有丝毫犹豫。当然，更让人感到悲壮的是，命运偏偏将他放置在一个江河日下的时代里，让他去力挽狂澜，让他去逆水行舟……也许，所有的一切，都如老子所说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天地就是如此不仁，如此别有用心——它想摧残的，不仅仅是人拥有的财富和所得，还有力量和信念，甚至，是人拥有的这个世界的所有一切——它就是要让芸芸众生产生一种无助的荒诞感——也许，这就是命运对于人类的提醒和启迪。

历史总是有着宿命意味的。这样的宿命意味是指，历史从来就是无法复制，也无法克隆的，它永远只有一个结果，也只有一种可能性。就历史本身来说，它掌控不了自己；与历史依附在一块的人物也是如此。从绝对意义上说，历史与人类是没有关系的。历史本身的进退维谷，千变万化，与所携带的人类几乎无关。历史与人类的关系，更像是滔滔河水所携带的沙子，那些细微渺小的沙子，与河水是无法融为一体的。人类无法改变历史的进程，甚至无法左右历史的细节。历史的宿命还意味着，人们在重温过去的历史事件时，一方面有着时间上的距离感；另一方面，又会因为自己的无力和渺小，顿生浓烈的羞赧和自悲。

就曾国藩来说，这个世界真正赏赐给他的只有一项内容，那不是业绩本身，而是由业绩赢得的声名鹊起。当然，这样的声名，在乱世当中显得短暂而落拓。以旧的标准来看，曾国藩所做的一切，都显得那样的完美，完全在道德律中——在道德中循规蹈矩，也在道德中熠熠生辉。这一点附带的困惑是：如果一个人一辈子所有的行动与言语都在道德之中的话，那么，该需要一种什么样的天赋和定力呢？溯本求源的是，如果说道德律来自于上苍的话，那么，这样的人就是上苍赐给人类的一座山峰；而如果道德律来自于人类的自欺的话，那么，这个人本身就是对于人类自身的欺骗——一切问题归根到底都是一个深不可测的哲学问题，当我们面对曾国藩时，所思同样如此。

在很多人眼中，曾国藩是一个“以理学为核心、儒学为主体，集古今思想之大成的杂家”，“他吸收各家之长杂糅一体，以加强自身的修养，提高治国的本领”。这样的判断，当然符合对曾国藩粗线条的勾勒。更进一步说，曾国藩应该是复杂的，他就像一幅油画一样，展示出的，应该有属于他的立体和阴影——他的主体思想，可以说是入世的，是匡时济世的，是儒的，是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但另一方面，在曾国藩身上，还有着道家的出世成分，在他身上，一直有一种阴鸷的气韵，明哲保身的技巧和韬光养晦的智慧。曾国藩一直奉行“盛时常作衰时想，上场当念下场时”，这使得他从人生的态势上，一直有伸缩的空间，也有巨大的内心力量。也因此，他才能够一直审时度势，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曾国藩的朋友欧阳兆熊曾经评价其思想体系的“一生三变”，即：在京官时，以程朱理学为依归；及出而办团练，又变而为申韩；至（咸丰）八年重新出山后，则有很浓烈的道家成分了，世事洞明，智慧而阴柔，本人也变得更狡猾。曾国藩也曾对自己的思想体系有较清楚的总结，他自己认为，在自己的身上，立身之道，是大禹和墨子的“勤俭”，兼老、庄之“静虚”。他是说到骨子里了。

曾国藩

应该说，就曾国藩本身的思想和行动来说，这个人对于中国文化的精髓是有继承和发展的。在某种程度上，曾国藩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浓缩版，是为了检测中国文化本身而塑造的。曾国藩的存在，就是为了成就中国文化所赋予和包含的那些特质，让它们像羽毛或者鳞甲一样，从自己身上长出——在他身上，有明显的匡时济世的情怀，有以修齐治平为目标、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有自我完善的道德追求。这些，无疑承传了孔孟衣钵。同时，在曾国藩身上，还有意识地吸收了老庄哲学的营养。这使得在曾国藩身上，自始至终，体现了一种极其美妙的包容性，这一点，也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至高境界——他能够将很多看起来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让他们和谐相处，以至于我们完全看不出它们之间的争斗。在曾国藩身上，儒、道、释几乎达到了三位一体，道德的严谨和人格的生动从不矛盾，坚守和开放也相得益彰；甚至宿命和唯物，也能携手同行……那些看似绝不相融的东西，到了曾国藩这里，却始终能够以一种紧密而完美的方式结合，它们从不咬牙切齿，却能微笑相对。这一点，可以说是曾国藩最成功的地方。这样的和谐相处，是需要一种博大的气场的。一个人，只有当他拥有强大的内心力量，并且以一种无私的态度对待这个世界时，他才会拥有这样的气场。

可以说，在曾国藩身上，完美地体现了中国传统的精髓所在。曾国藩身上的优点，就是中国文化的优点；而他身上的弱点，同样也是中国文化的弱点。

现在看来，无论从哪方面说，曾国藩都可以说是晚清第一人。曾国藩巨大的内心力量支撑着他的人格和境界，在浩然之气的激荡下，曾国藩对于人生有着大彻大悟的系统看法。虽然曾国藩的一生历经千辛万苦，目睹太多的丑恶，也背负太多妥协，但曾国藩一直坚持自己的观点：即不道德的社会归根到底一定要由有道德之士来纠正，树立正确的道德准则和态度应该成为有志之士的首要目标，而经世致用之术不管多么重要，必须处于从属地位。应该说，曾国藩的一派良苦用心，是值得肯定的。只可惜的是，曾国藩旧式的完美人格与道德，在清末的乱世中，不免“虎落平川”——所有的东西在特定环境下都是可以转化的——诚实变成了迂腐，信用招致欺凌，道德更成了枷锁……一切都是阴差阳错。曾国藩也因此给自己穿上了一层厚厚的铠甲。这使得他总是在某种意义上看起来行动迟缓，不明大局。以曾国藩的知识结构，当他面对欧洲宽广、陌生、富有侵略性的强势文化时，只会剩下力不从心无可奈何。正因如此，在晚清的乱世之中，曾国藩显得“缓慢呆板”，一点也不如李鸿章“如鱼得水”。

值得一提的是，在曾国藩的一生中，这个人一直进行着“一个人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曾国藩一直试图不断超越自己，通过不断肯定自己，也不断否定自己的方式，来达到某种程度的自我完善。在他一辈子当中，他一直手握一把铲刀，在一座山上，用心雕塑自己的塑像。他既是在全力构建自己的宫殿，也是在孜孜不倦地挖掘自己的坟墓。按照曾国藩的理解，世界是具有某种客观性的，它是上苍、神以及道德的同一体，体现的，是整齐一致的道德律。这个物质的世界，是解放被束缚的灵魂与道德的同一体，借助于虔诚、善良以及道德，灵魂便可以解放自己，人也可以感受到自己的最高境界。虽然曾国藩一直不太相信有一个客观的天堂世界，但对于世界万物中随处可见的理，他还是饶有兴趣的。这样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跟康德哲学有着很大的相似。只是，在曾国藩的思想中，包括宋儒的理论体系中，一直缺乏那种强大的思辨精神。这也使得单纯的理论思考很容易偏离滑落。在曾国藩看来，人的最高境界，就是对理的掌握。对于理的皈依，可以让人更高地享受着精神的升华。这样的升华本身，也是一件快乐无比的事情。

现在，这个毕生背负着沉重的思想和使命的人离开了。在此之后，接踵而至的是更多的悲凉：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签订，朝廷割让台湾省；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朝廷赔款四亿五千万两白银，人均一两，以示警示；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清朝灭亡……从悲剧的角度来说，曾国藩所做的一切，完全是一种徒劳无功。这个人不可能有巨大的力量，将那个时代从急剧的下滑中解脱出来，也不可能将民众从水深火热当中解救出来。相反，无论是在他身前还是身后，这个时代继续断裂，然后彻底崩溃。曾国藩所做的，只是依照某种惯性，在做一种单纯的努力。在他的身前身后，一切是那样的迥然不同，就如同不在一个星球上似的。命运如此无情地选择一个人浪费自己的生命去树立某种悲剧的榜样，显然是具有某种暗示的——这样看来，曾国藩毕生所做的，就像命运赐予流星一颗美丽无比的尾巴。让它在华美中消失，以示一种绝情和安慰。

如果曾国藩生在华夏文明的盛世，那么，又会是怎样一种情景呢？在某种程度上，这应该是一个新的孟子吧，或者，是朱子，最起码，可以跟王阳明不分伯仲。如果说一个伟大人物肯定是心怀理想而且意志坚定的话，那么，无助和荒凉就肯定会是他的另一面。当然，痛苦对于智者来说不是一种赎罪，而是一种进化，必须先受尽痛苦，才能汲取力量，到达光亮照进后的平静。曾国藩的不朽之处在于，在那个风雨飘摇的末世，以一种追求内心完美的方式，确定了自己的人格。从某种程度上说，人格与历史，与历史的走向，有时候是可以割裂开的。人格的伟岸，本身就可以成为一面独立的旗帜，成为人们孜孜追求的终极目标。

一个人，只有为他人做出榜样，他才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力；只有为某种理想牺牲，他才会赢得尊重。哪怕是于事无补，也于世无宜，就如同精卫，或者女娲。人们一直是崇尚英雄的，英雄的定义就在于，他并不是一个成功者，而是在以自己的生命捍卫着某种尊严。人类的尊严并不完全指的是自我的尊严、文化的尊严，还应该包括，曾经光辉灿烂、但却要消失的某一个时代的尊严。

也许，曾国藩的意义就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