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重归自由

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

——毛泽东

至于中文读书写之法，在曾公家训与家书中言之甚详。你们如能详看其家训与家书，不特于国学有心得，必于精神道德皆可成为中国之政治家，不可以其时代已过而忽之也。

——蒋介石

曾文正者，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

——梁启超

1872年3月2日，初春的金陵城天气阴霾。从前一天的半夜天始，天气似乎就变了，先是有点闷热，然后，那种绵密的春雨说来就来了，而且还是携带着雾霭来的。天阴阴地，总像有一层薄雾似的，一点也看不真切，即使是对面之人，也看不清个所以然，只能稍稍地见着一个轮廓。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天气。两江总督府前的街道，平日里人总是熙熙攘攘的，现在，行人也变得很少了，也可能是因为阴冷吧，人们都躲在屋里去挨春寒了。几个在外急匆匆赶路的人，这会知晓淫雨的厉害了，他们的全身都是湿漉漉的，尤其是头发，滴着的水仿佛成晶了。雨是什么时候下的呢？伸出手，却感觉不到雨的存在。真是怪事！雨，可以说是雪的尸体吧，跟前些日子的雪比较起来，雨真是阴鸷无比，或者说难以把握。它们哪里比得上雪呢！雪像天上的精灵，只要它一出现，整个世界仿佛像雀跃舞蹈似的，然后，就是云破日出——但现在，雪死了，雪的游魂却出现了。

上午，一直在两江总督府的曾国藩感到心中还是有点堵塞，连呼吸也变得有点困难了。这一段时间，曾国藩的身体一直不太好，不，不是不太好，简直可以说太差了。尤其是这样阴湿的天气，曾国藩甚至不得不张开嘴，像一条上岸的鱼一样，大口大口地呼吸。

曾国藩是1870年12月12日到达金陵的，在此之前，他在直隶总督的任上。从直隶总督的位置调任到两江总督，里面的原委人们都知道，那是因为朝廷对于曾国藩领办“天津教案”一事的不满，加上两江总督马新贻遇刺身亡，朝廷只好让更熟悉两江情况的曾国藩重回金陵，这也许是个不错的主意。

曾国藩当然也清楚朝廷的想法。虽然曾国藩在“天津教案”中所做的一切都是经过慈禧首肯的，甚至有很多，就是慈禧本人的主意。但对于此事所造成的纷争，朝廷还是习惯找一个替罪羊。这一回的替罪羊，变成了曾国藩。属羊的曾国藩，这回真成了一头任人宰割的羊了。从1870年6月24日曾国藩由保定到天津处理教案，到8月28日曾国藩接到朝廷的圣旨——安排他重归两江总督之位，只有两个月。但就是这短短的两个月，让曾国藩的一世英名毁于一旦，曾国藩是真切地感受到人生的灰凉无趣了。

在金陵和两江一带的很多官员，都可以说是曾国藩的老部下。有些，即使不是当年的湘军，对于曾国藩，在骨子里，也是相当尊重的。他们知道大帅在北方过得不开心，所以，自从曾国藩要回金陵的消息传出后，这些老部下就开始张罗修缮两江总督府，想让大帅各方面舒心一点。此次重回金陵，曾国藩可谓是百感交集。对曾国藩来说，他一直喜欢金陵，这座城市气韵鸿蒙，一看，就是虎踞龙盘之地。尤其是乘船从长江上看过来，最能领略这个地方的苍劲和雍容。曾国藩到了金陵之后，由于两江总督府正在修缮，曾国藩暂住在江宁盐巡道衙门。下车伊始，按说曾国藩最应该紧锣密鼓的就是马新贻案了，但令人奇怪的是，曾国藩并没有对马新贻的案件持积极态度，相反，案犯张汶祥押在牢中，曾国藩一直没有抽时间审讯他，有关档案也封存了起来。一直到一个月后刑部尚书郑敦谨来到江宁，曾国藩才出面会审这一案件。郑敦谨也是湖南人，不过他是道光十五年的翰林，算起来，比曾国藩还要早几年。郑敦谨在仕途上一直不是太顺，在京堂当上刑部主事外放以后，一直调来调去当藩司，虽然颇有政绩，却一直没有得到提升，到了同治元年，才内调为京堂，升侍郎，升尚书。不过在查案方面，这个颇有资历的内臣却有着丰富的经验，办案铁面无私，在朝廷很有名气。曾国藩之所以在马新贻案件上表现得磨磨蹭蹭，也许，是他多了一份心眼，毕竟，这是在两江地盘上发生的案子，得由京师的人亲署才行。也许，曾国藩的小心翼翼，正是想避一避自己的嫌疑。

正式介入案情之后，曾国藩印证了当初自己的猜测——这件案子果然扑朔迷离——同治九年七月二十六日（1870年8月22日）卯时，两江总督马新贻光临校场检阅武员操练。马新贻饶有兴致地观看武员们的骑射，三个时辰之后，马新贻自箭道回署，护卫紧紧追随左右。这时，突见一短衣清兵模样的人快步走到总督面前，躬身请安。护卫未及拦问，短衣人已从靴筒中拔出短刀，接连向马新贻猛刺。护卫一下子怔住了，刺客本可以乘乱逃走，但见马新贻奄奄一息，丢下刀束手就擒。马新贻由于伤情太重，次日身亡。刺客自称，他名叫张汶祥，四十六岁，河南汝阳人，曾经是太平军将领李侍贤的随从，之所以要杀马新贻，动机有三点：

一是马新贻在浙江当巡抚时执法不公，导致张汶祥老婆自杀身亡。据张汶祥自己说，他从太平军回到宁波老家后，发现一个叫吴炳燮的人姘居了自己的老婆，也霸占了自己的钱财。人财两空的张汶祥找到时任浙江巡抚的马新贻，想请他公正断案，但马新贻置之不理。张汶祥只好到宁波府告状，后来，虽然妻子重归自己，但钱财却分给了吴炳燮。张汶祥气急之下，狠狠地打了老婆一顿，老婆一气之下吞烟自尽。在家破人亡的张汶祥看来，所有的悲剧都是马新贻造成的。

二是张汶祥曾经有一些海盗朋友被马新贻捕杀。这件事也导致了张汶祥决意杀马新贻复仇。

三是马新贻明令禁止张汶祥私自开“小押”（重利盘剥的典当行）生意，绝了张汶祥的生路，加深了张汶祥对马新贻的愤恨。新仇旧恨累积在一起，使得张汶祥动了杀心。张汶祥化装成一名清兵，完成了对马新贻的刺杀。

自此，似乎案件可以下结论——马新贻是被寻仇遭杀的，马新贻在任两江总督的位置上，得罪了不少人，因此遭到了袭击。曾国藩和郑敦谨将此事的前因后果以及处理方案向朝廷进行了报告，但朝廷一直拖延着没有表明态度，反而一再要求曾国藩与郑敦谨再细细盘查。因为案件结果迟迟不公布，民间的传闻越来越多，甚至有很多传言把马新贻的死与桃色事件联系起来，说马新贻跟张汶祥曾经是结拜兄弟，因为马新贻强占了张汶祥的妻子，所以导致了情杀。对这一类传说，曾国藩一开始并没有在意，中国市井文化就是这样，总习惯于把一些寻常之事引向传奇，民间的创造力往往在这些地方得到充分释放。但不久，曾国藩发现传闻变得越来越政治化了，马新贻的死竟然跟湘军联系上了——有一种说法是马新贻因审理江苏巡抚丁日昌之子丁慧衡的随从丁炳殴人致死一案，造成督抚不和，从而招致杀身之祸的。也就是说，是湘军杀了马新贻。传言到了如此地步，曾国藩变得忐忑不安了，他很担心传闻背后暗藏某种阴谋，甚至，有某种人在背后操纵……终于，朝廷的批复下来了，认定张汶祥“听受海盗指使并挟私怨行刺”，“实无另有主使及知情同谋之人”。有了这样的定论，曾国藩的一颗心才落了下来。1871年4月，张汶祥被凌迟处决，以祭奠马新贻。

虚惊一场之后，曾国藩庆幸这一次的麻烦事没有跟湘军联系在一起。但不久，另外一起突发事件，又让曾国藩烦透了心思——1871年6月1日，两个曾经的太平天国叛将、朝廷命官李世忠与陈国瑞在扬州火并，先是大打出手，数人丧命，接着，陈国瑞被李世忠也即李昭寿绑架，差一点死掉。这一官场丑闻闹得沸沸扬扬，让两江总督曾国藩很没面子。提起陈国瑞这个“烂人”，话就长了——这个人真是曾国藩的“老冤家”，他曾三次给曾国藩带来很大麻烦：第一次，是北上剿捻之时，陈国瑞带着手下跟刘铭传的“铭”字营火并，结果让曾国藩劳神费心处理了很长一段时间；第二次，则跟“天津教案”有关，教案发生那一天，哪有陈国瑞什么事呢，偏偏这个家伙路过天津，听到有人闹事，不甘寂寞地赶到案发现场，大肆煽风点火。结果英法方面竭力要求给陈国瑞治罪，曾国藩据理力争，才算保住了陈国瑞。这一次，陈国瑞又是因为与同样无赖的李世忠的宿怨，被李世忠绑架四天，水米未进。

6月28日，在处理完这起乱七八糟的事情之后，曾国藩向朝廷上了《李世忠陈国瑞寻仇构衅据实参奏折》，陈述了事情的原委，并建议说，这两个人都是心术相近的垃圾，而李世忠尤为阴狠，这次软禁陈国瑞，情同掳人勒赎行径，应照例严办，罪行不赦；但朝廷既已保全于前，这次仍从轻发落。曾国藩建议：将前任江南提督李世忠即行革职，免治其罪，勒令回籍，交地方官严加管束，如再出外滋事，一经查实，即行奏明严惩；对于记名提督前任浙江处州镇总兵陈国瑞，则以都司降补，勒令速回湖北原籍，不准再在扬州逗留，以免滋生事端。朝廷同意了曾国藩的意见。

事情平息下来之后，曾国藩终于有时间开始读书了，在那段时间，曾国藩经常重温的书籍有：《四书》、《五经》、《资治通鉴》、《朱子年谱》、《二程全书》、《二程遗书》、《宋元学案》、《理学宗传》、《王船山年谱》等。读书之外，就是作文，曾国藩永远有还不清的文债，在1871年这一年中，曾国藩先后作《赠李眉生》、《丁君墓志铭》、《罗伯宜墓志铭》、《湖南文征序》、《张君树程墓志铭》、《重刻茗柯文编序》、《黎君墓志铭》、《钱君墓表》、《酬王壬秋》、《题俞荫群经平议诸子平议后》、《仪宋堂文集序》、《书何母陈恭人事》等。一直以来，曾国藩很少有时间安安静静地梳理一下自己的心情，他一直想为自己的父母和祖父写点文章来祭奠一下。这一年，曾国藩终于忙里偷闲完成了《台州墓表》以及《王考星冈公墓表》。当曾国藩写作这些祭文时，仿佛看到自己的祖父和父母的影子。曾国藩又一次感觉到文字的留存和昭示作用，以及它背后的神灵意义。

读书写作之时，曾国藩的心情仍旧好不起来，他的心绪经常像一个不敬业的伙计一样，从读书和作文的间隙处不由自主地溜出来，以至于走了很长时间的神自己总没有觉察到。曾国藩知道这是由于心力不济的缘故。先前的日子里，由于定力充沛，曾国藩很少会出现这样的情形。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心血全枯，无水可汲，故作文艰窘异常耳。”回到两江之后，曾国藩先后给朝廷连续打了两次辞职报告，在报告中，曾国藩一再阐述自己的力不从心，想告老还乡，回湖南老家休养。每次朝廷的批复都是冷冰冰的：不予同意。这样的批复，让曾国藩非常郁闷，因为它甚至连一个理由，或者一句宽慰的话都不给。曾国藩给在湖南湘乡老家养病的曾国荃写了一封家信，在家信中，曾国藩吐露了他目前的心境：我两次在京，不善应酬，遭到了众多朝廷高官的白眼；加以“天津教案”处理结果引起广泛的议论，以后大事小事，朝中有人都有意对我吹毛求疵，那是故意与我为敌啊！节外生枝的是，陈国瑞被发配，他的妻子进京告状，也说我办事不公，还欠薪水四千不发等话。我的心情哪里好得起来呢！

曾国藩的确感到悒郁极了。虽然一直以来，曾国藩做事只求过程，不求结果，但在骨子里，那种不知来自何处的忧郁仍旧让他心绪不佳。忧郁真是一个怪东西，它仿佛可以暗藏在一切地方，在萧瑟的风中，在冷湿的空气里，在飒飒的落叶之中，在天气的变幻之中……它就像一种气味一样，悄无声息地散发开来，无所在，又无所不在。除了莫名的忧郁，曾国藩还有伤心和无奈，那是一种透心的凉，仿佛从脚，一直沿着脊梁徐徐向上攀升，直到凉遍全身。来到金陵后不久，天气就转凉了，曾国藩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原来这个滨江城市是如此之冷，有一种阴寒之气，直往人的骨缝里钻。阳光下金陵的融融景象只是一种伪装，其实骨子里，还是阴冷萧瑟的。待在偌大的官邸里，有时候会让人不由自主打起寒噤。这个时候，曾国藩真有点后悔先前的过于勤劳，年轻时过于透支了体力和心力，这使得他的身体，就像是一炷行将燃尽的蜡烛一样。

1871年秋天，重回两江总督任的曾国藩又开始巡视了。曾国藩登舟启行，沿江而下，先后巡视了扬州、清江浦、徐州、丹阳、常州、常熟、苏州、松江等地。一路巡行中，曾国藩总体感觉还是不错的，这些地方，在兵燹停息之后，各方面都得到了有效的恢复，有些地方，甚至可以称得上繁荣了。那些地方官谈起当地发展，尽管一个个忧心忡忡、唉声叹气，但毕竟，相比前些年来说，他们懂得了不少东西，有了些思路，也开始做些经世之事了。尤其是到上海之后，曾国藩看到江南制造总局所属的各厂发展迅猛，竟可以生产自己的铁甲战舰，很是高兴。这些，可以说是他大力提倡的“洋务运动”结出的硕果。曾国藩检阅了已建成的“恬吉”、“威靖”、“测海”等各船操演枪炮，又细细地察看了在建的第五号轮船。在上海，曾国藩还知晓，朝廷批准了自己和李鸿章的建议，由他们负责组织在全国招考一些聪慧少年准备赴美。朝廷的这一举动让曾国藩格外开心，此事的实施，说明清廷在很多方面有了进步。看来，同治中兴还是很有效果的。这是一个很好的信号，如果这一步能走成功，那么，往后的很多事情，就可以大张旗鼓进行了。

江南机器制造局

在上海，曾国藩度过了自己的六十一岁生日。当部下们轮流向曾国藩敬酒祝寿时，曾国藩算是暂时忘了眼前的一些不快，他像一个真正的老人那样慈祥地开怀大笑起来。曾国藩的笑脸让随从和手下特别开心，毕竟，很长一段时间了，大帅还是第一次如此开怀呢！

1872年1月2日，曾国藩搬进修缮一新的两江总督府。对于这一处住所，曾国藩感到特别亲切，先前曾国藩入主两江之后，就一直住在这里。在此之前，这里曾经是太平天国的天王府。当年攻下金陵之后，曾国藩搬进天王府，还有人向朝廷打报告，说曾国藩之所以住进天王府，是有非分之想。结果朝廷派人问询，曾国藩的回答是，正因为天王府里有“妖气”，自己想住进去，来镇一镇“妖气”。这样的回答，使得一些说闲话的人没了下文。这一次重归故宅，属下们知道曾国藩喜欢竹子，还特意在总督府内开辟竹园，种植了一大片竹子。曾国藩住进了新两江总督府后，一开始，因为事务缠身，倒也过得充实。大部分时候，曾国藩表现得相当平静，但在内心里，他的确是一点也高兴不起来——是啊，晚年栽了如此一个大跟头，对于一直自省自尊的曾国藩来说，心中当然有一个难以解开的结。

两江总督府

曾国藩当然知道自己所处的位置。身处末世，无可奈何。这是一个时代的末世，也是一种文化的末世。虽然曾国藩从不公开承认中国传统的没落，但在私里，对于外部世界所发生的一切，曾国藩还是感到相当心虚的。虽然曾国藩给人的感觉是背后永远有庞大的体系和传统支撑，但实际上，在这种从未遇见过的板块撞击面前，他只能算是穷于应付。曾国藩一辈子都在坚毅而自觉地寻找、校正自己在这个传统大厦中的位置，当他终于有一天感觉到自己在这个大厦中有了一席之地时，一个令人绝望的事实就是，眼前突然横亘出一座新的山峰，不，不仅仅是一座山，而是连绵巍峨的山峰。这样的情景，让曾国藩震惊无比。曾国藩知道自己努力一辈子所攀登的山峰，就如同垂垂老矣的庙堂一样，看似堂皇伟岸，其实，随时都可以坍塌下来。

因为两江总督府太大，住下之后，曾国藩总是觉得身边的一切阴森诡谲。这座离玄武湖不远的豪华花园，最初是在明成祖朱棣手上所建。当年，太平军攻克金陵之后，把这里改造成天王府，洪秀全就一直住在这里。洪秀全在这里住下之后，这里一直闹鬼。想必是这里杀人太多，冤魂积郁，一直没有散尽。曾国藩倒不是一个迷信之人，十多年的戎马生涯，他见到了太多的死人，也见过太多的冤魂。两江总督府前面不远，有一个教堂，兴建不久，曾国藩有时候会站在总督府的两层楼上，观看着不远处的教堂。此时的曾国藩只有一只眼睛还管用，大前年在直隶时，因为患上了肝病，右眼完全失明。从此之后，世界在曾国藩面前变得影影憧憧的了。奇怪的是，因为只有一只眼睛，反而使曾国藩看世界更有隔岸观火的冷静。现在，曾国藩目不转睛地看着不远处的教堂，那座教堂的门楼上，有一对圆柱支撑的拱顶，巍峨的屋顶直插云霄。初看起来，这样的建筑真是奇怪。紧靠大路，耸立着一株广玉兰，一位孤孤单单的南国之子，气质高贵，树干粗壮，它那圆形的树冠，柔软地伸展到路的上空，微风吹来，便婆娑摇曳。在树下，每天都有进进出出的人群，有外国人，更有很多中国人。那些中国人为什么如此地热衷教堂呢？那些信徒们，携老扶幼，就像是赶着一场热热闹闹的庙会。经过教堂的门口，他们有时候会向广玉兰树瞥一眼，甚至会驻足仔细观望。曾国藩在很远处看着他们，仿佛能看到他们的微笑。微笑真是一个好东西，那样的笑，总是让人柔软。一个地方，能让人经常性地微笑，让人变得轻松愉快，总有它存在的理由吧。

1872年春节，曾国藩去拜访吴廷栋。在吴府，两人相谈甚欢。这个安徽六安府霍山籍的儒学大师已经八十岁，移居金陵，也已好几年了。吴廷栋是李鸿章父亲李文安的房师，也算是曾国藩的师辈，对曾国藩早期帮助很大，当年曾国藩孤身一人居京城的时候，吴廷栋不仅对曾国藩学业有帮助，在生活上，一直嘘寒问暖。曾国藩生病的时候，多亏了颇懂医术的吴廷栋的悉心照顾，才算渡过了难关。在吴府，两个人谈到从官报上看到的倭仁遗疏，不由交口称赞，都以为只有倭仁，才能写就这样的清癯瘦硬的文字。然后，两人又回忆起了陈年往事，想起当年京城老友们的文韬武略，不禁感慨时光飞逝。曾国藩慢慢地变得激动起来，他的瞳仁变得发亮，声音也随之高亢。突然，曾国藩嘴唇颤抖，咽喉里发不出声音，头晕目眩，差点歪倒在地上。随从慌忙将曾国藩搀扶到一边，又示意吴廷栋不要说话。在那一刹那，曾国藩似乎看到了死亡的容颜，从生的渊薮的另一边探出身来，带着茫然的微笑，妩媚地看着世界，冲着他身边的一切微笑：春花、秋叶、时间、腐朽……虽然曾国藩早就知道死亡是怎么回事，但这一回，他是真正地体验并明白了。原来，死亡竟然如此迷人！一直过了很长时间，曾国藩才平息下来，他的呼吸重新变得平静。这一次突然的失语，让曾国藩领悟到，自己的时日已经不多了。

元宵节的前一天，是道光皇帝的忌辰。一大早起来，曾国藩坐在太师椅上，想起道光皇帝对于自己的种种恩眷，止不住潸然泪下。

3月5日，前河道总督苏廷魁告老回老家广东，路过金陵，派人传过音讯，想拜见一下曾国藩。对于这位素来敢于直谏的同年进士，曾国藩一直颇为敬重。此番见苏廷魁告老还乡，曾国藩破例亲自出城迎接。寒气袭人的天气里，两个同病相怜的垂暮老友，回忆起数十年以来经历的种种，不免感怀唏嘘。曾国藩告诉苏廷魁，来两江的这些日子，虽然身体不是太好，但心情畅达多了，他准备再次向朝廷告老还乡，在家看书作文。为了证明自己一直没有耽误学问，曾国藩从座位上站起来，为苏廷魁背诵《四书》以助兴。只是刚背了几句，曾国藩突然手脚痉挛，口吐白沫，倒在地上。随从们慌忙将他送回府中。这一次中风比上次严重得多，曾国藩从此卧床不起。

现在，曾国藩真正地意识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已不长久了。通过眼前影影绰绰的一切，曾国藩似乎看到自己的末日，末日像一个巨大的黑洞，等待他自投罗网。对于死亡，曾国藩并不觉得可怕，一个人，从哪里来，终究还得回到哪里去。至于那个神秘的出处或者归宿，靠人的智力，是无法揣测的。对于死，曾国藩一直不愿意多想，也懒得去想。曾国藩的生死观跟孔子是一样的，孔子在《论语》中所说“不知生，焉知死”、“敬鬼神而远之”，曾国藩一直也持这样的态度。行动不便的日子里，曾国藩一直坚持写日记，有时候实在写不动了，他就停下来，翻阅以前的笔墨，回忆当时的情景与心绪。时间，真是一个奇怪的东西，它无法捕捉，稍纵即逝，至多，只能让它变成纸上的几行文字，雪泥鸿爪，无从谈起；甚至，连回忆起来，也显得那样吃力。曾国藩无法想象，自己消失后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这个世界会跟自己一同消失吗？

3月7日，曾国藩坚持起身写日记，他在日记中写道：

余病患不能用心。昔道光二十六七年间，每思作文，则身上癣疾大作，彻底不能成寐。近年或欲作诗文，亦觉心中恍惚不能自主，故眩晕、目疾、肝风等症，皆心肝血虚之所致，不能溘先朝露，速归于尽，又不能振作精神，稍治应尽之职责，苟活人间，惭悚何极！二更五点睡。

3月8日，曾国藩在日记中继续写道：

余精神散漫已久，凡遇应了结之件久不能完，应收拾之件久不能检，如败叶满山，全无归宿。通籍三十余年，官至极品，而学业一无所成，德行一无所就，老大徒伤，不胜悚惶惭赦！

这一段日记是曾国藩心理真正的反映。的确，由于身体不佳，心绪不好，曾国藩对于生活，着实有点厌倦了。实际上也不是现在，对于曾国藩来说，从悟彻生命的那一天起，对于人生，曾国藩就有着复杂无比的感受了。其中，当然夹杂着厌倦和疲惫。人生，只不过是一个过程，白驹过隙，匆匆忙忙。生命的偶然在巨大的未知面前，是那样的无力和虚弱。在很多时候，曾国藩只不过是以极度的恭敬心在对待这个巨大的未知。孔子所说的“不成功，便成仁”，这也是一种感悟吧？在曾国藩看来，所谓“仁”，就是核心，就是果核。人的“仁”，也即人最根本的东西，是与天地的核心相同一的。这种本质的东西，就是人的真正由来和归宿。人生一世，真正地找到自己的“仁”，才是最重要的。只有找到自己，才能算是“求仁”。联想到自己，曾国藩感慨万千：不管怎么样，自己这一辈子，鞠躬尽瘁，克己复礼，这一切，可以算是“求仁”了吧？在《论语》中，弟子问孔子，伯夷、叔齐死前有没有悔意，孔子说：“求仁得仁又何怨！”这是说“二圣”的，更是说自己的——现在，在曾国藩看来，这句话同样也可以用在自己身上，是对自己一生的最妥帖的总结。

这时候，曾国藩的身体状况已变得相当糟糕了，人的元气，都是先从脚底下溜走的，这一回，曾国藩真的有切身感受了——他感到自己的脚已不听使唤了，仿佛从小腿肚以下，已不属于自己了；此外，就是舌头变得僵硬，口腔里像有一块坚硬的石头一样，将自己塞得严严实实，都快让人喘不过气来了。好在曾国藩的神志一直都很清醒，他的内心也很平静，所以没有什么失态之举。只是恍惚之间，那些鸟鸣狗吠，听起来已恍如隔世了。自己的身体已成为一间空空无人的老屋，那个一直在里面住的东西已经离开。曾国藩不由为自己的极度敏感而感叹，也许，一个人在最虚弱的时候，自然会生发出数百倍的感受。

3月10日，曾国藩挣扎着起来，披衣来到了书桌前坐下，他拿起笔，很想写点东西，不料手颤抖得非常厉害，毛笔在纸上洇了很大一块；曾国藩想说话，但嘴唇嗫嚅着，已发不出声音。家人把他扶上了床，喝了几口水后，曾国藩稍稍缓过神来了，他不住地向身边的曾纪泽叮嘱：我死之后，丧事遵照古礼，不要请僧人、道士。

3月11日一早，曾国藩仍强行起身，然后，披衣端坐在案前，阅读《理学宗传》中的《张子》一卷。这本书，曾国藩已读过很多遍了，但每次读，曾国藩都有一些新感受。宋儒当中，曾国藩最喜欢的，就是张载了。张载学富五车，涣然自信，“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样的情怀，对曾国藩影响很大。更可贵的是，张载的学说摒弃了很多条条框框，以儒为宗，同时又吸取了佛、道的很多成分，不拘泥某种门派，有着广阔的游弋空间。一个人，有如此博大精深的思想，才算得上以天地为师，是一个真正的“通人”。曾国藩看了一会《张子》，又感到手摇心颤。家人忙扶他在榻上躺了一会。当天晚上，金陵的街道上，有很多行人看见一颗大星从上空弧线滑落，不由大惊失色，一时议论纷纷。

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也即1872年3月12日这天，天气阴霾，一大早，就飘着绵密的小雨，淅淅沥沥的，仿佛一心想让人断肠似的。曾国藩早早地起床了，他清晰地记得，这一天是他祖父曾玉屏的祭日。上午，曾国藩在家人的搀扶下，躬身拜过设在家中的祖父的牌位。午后，曾国藩似乎感觉到精神好些，示意要出去走走。儿子曾纪泽搀扶着曾国藩来到总督府西花园，在长廊里散着步。西花园又叫煦园，面积很大，尤其是水景，堪称一绝。水域四周，有东榭西楼隔岸相望，有南舫北阁遥相呼应，花间隐榭，水际安亭，堪称园林中的经典之作。园内还有石舫、鸳鸯亭、夕佳楼、东水榭、桐音馆、印心石屋、诗碑等十余处胜迹。曾国藩在园中蹒跚着，他一边走一边颤颤巍巍地对曾纪泽说：“我这一辈子打了不少仗，打仗是件最害人的事情，造孽，我曾家后世再也不要出带兵打仗的人了。”父子俩说着话，这时候雨已经停了，两人来到了廊外，不知不觉走进一片竹林。忽然，一阵大风吹来，曾国藩连呼“脚麻”，便歪倒在儿子身上。曾纪泽和随从慌乱地把曾国藩扶到书房的椅子上。曾国藩端正了衣服、帽子，然后静静地坐在那儿，一点声音也没有。三刻钟后，曾国藩气绝身亡。

张载

曾纪泽

曾国藩去世的消息传出，朝野震惊。清廷追赠曾国藩为“太傅”，恩赐谥号“文正”，照大学士赐恤，同时赏银三千两治丧。入祀昭忠、闲良二祠，并于湖南湘江、江宁金陵建立专祠。生平政绩事实，宣付国史馆。一等侯爵即着子曾纪泽承袭。

曾国藩的师友亦纷纷表示哀悼，挽联、祭文一时堆积如山。由于人数众多，祭奠活动足足持续了百日才告结束！与很多大人物的情况相似，那些挽联、祭文大都不着边际夸大其词，有的纯粹是敷衍了事的客气话。倒是左宗棠、李鸿章和郭嵩焘各自根据自己与曾国藩之间交往的经历所题写的挽联颇为深情：

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

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

——左宗棠

师事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

威震九万里，安内攘外，旷代难逢天下才。

——李鸿章

论交谊在师友之间，兼亲与长；论事功在宋唐之上，兼德与言，朝野同悲为我最；

考初出以夺情为疑，实赞其行；考战绩以水师为最，实主其议，艰难未预负公多。

——郭嵩焘